【這篇短文以何方為筆名，發表於《中國時報》開卷版，1990年2月5日】
文字簡化是自然的文化過程，為了學術及資訊的自由，簡化字書籍實應開放；而以繁簡體分別處理封面內容的方法，在現階段是值得推廣的可行辦法！
最近市面上可以找到兩本不大起眼的小書，分別是《繁簡由之：漢字簡化五講》及《漢字簡化、拚音手冊》，均由香港三聯書店授權曉園出社出版。
後者其實只是大陸出版的《文字改革簡易手冊》的翻印，係由文字改革出版社所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內容除了繁簡字對照表外，還有拼音與台灣注音符號的對照、常用漢字的拚音對照。此書除了封面是繁體外，內容均係簡冊，這在台灣算是少見。
在大陸這種封面與內容使用不同字體的情形也有。例如孟祥森先生所譯之《禪與心理分析》，於1986年被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出版，除了封面是簡體外，內容則完全翻印台灣新潮文庫的繁體字版。不過對原書的來歷交代得很清楚，非常負責
這種以繁簡體分別處理封面內容的方法，在現階段是處理大量學術書刊流通的可行辦法，值得此間推廣。
至於《繁簡由之》，「五講」部分從肯定簡化字的角度來介紹簡化字，但並沒有深入觸及簡化字的許多論證與爭辯。而後半部的座談紀錄，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對簡化字的發展、政策均有正反兩面的看法，所表現的精神正是「繁簡由之」。
文字簡化應是自然的文化過程，中共一些簡化過度的文字，遭到人民的排斥，即是一例。同理，台灣的文字政策也應解嚴，把文字還給人民。共產黨不可用政治命令強行推銷不為人民所接受的簡化字，國民黨也不應以政治力量阻止人民接受簡化字。
為了學術及資訊的自由，以及讓人民自由選擇文字，簡化字書籍應當開放，這裏基本的原則是「讓自由市場來決定」。
但是執政黨究竟有無魄力做這樣－件簡單的小事，還是繼續以政治干預不該管之事，而招致民怨，就要看大選失利之後的執政黨有無增長一些智慧和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