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套用何春蕤為筆名，發表於《中國時報》文化觀察版，1990年6月18日。後收入《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台北：唐山，1991年，191-193】
台灣1990年的六四，雖然不能說沒有紀念活動，但是我們都可以感到一種冷漠，連民主女神號的入港也點不燃火花。與比對比的是世界各地人民（非官方）早在半個多月以前就開始暖身的六四紀念活動，從香港到蘇聯、捷克等地的人士持續地以小型靜坐示威或大型群眾集會為六四製造高潮。相似的，1991年的六四，台灣與國際的反應也相差甚多。相較之下，1989年台灣的「六四熱」異乎尋常的退燒了。
任何一種「熱」或社會情緒都需要被建構才可能出現，而建構的形式則很大程度地決定了這個情緒的進一步發展。
1989年六四期間台灣社會大眾的情緒基本上被建構成兩種態度。一種是把六四看作「愛國反共」事件；這種態度將六四拋入一個抽象的「爭自由民主人權」的口號中，而窄化了六四在中國大陸社會特殊的歷史政經脈絡中的意義。
另一種態度則出於「連自己的民主都不關心，怎麼有資格聲援別人追求民主的活動」這種心理，認為聲援六四雖是「好事」但畢竟是「別人家的事」。這種態度不一定能激勵眾人關心本地的活動（因為人們經常被各種力量建構，去關心切身問題以外的事，如中下層民眾有時熱衷高層政治，卻不太在意身邊各種立即的宰制關係），有時更可能拒斥將六四的意義積極轉化並落實在現實中的努力。
這兩種在1989年六四期間算是主流的態度，儘管政治立場不同，卻都未能把大陸的六四與此間人民抗爭的現實接合起來，未能使六四的意義落實在此間人民每日的抗爭實踐中，因而也未能防止此間對六四感受變成媒體炒作下的情緒消費。
由於這兩種主流態度的影響，1989年的六四所表現的社會情緒只是蹈空的、未落實的，一旦失去媒體的青睞及當局的支持，就當然只剩下冷漠與無力的感懷而已。
同時，所謂「六四」常簡化為發生於六四當天的屠殺事件，而不提六四之前的五月風暴及其社會政經背景，這種簡化聚焦於媒體偏好的戲劇性大災難，缺乏對整個事件的各種社會力量的了解，進而也無法看到相似的社會力量在本土運作的狀況，自然很難將天安門人民抗爭與此間的人民抗爭接合。
唐山出版社在六四周年出版《歷史如何成為傷口：六四的非官方說法》一書，則收集了去年五月迄今散見於報章雜誌，有關六四的非主流說法的文章，不但為台灣人民對六四的反應作了歷史見證，更因透過對主流說法的反省和批評，而在某種程度上落實天安門抗爭於台灣本地現實的脈絡裡。
在天安門民主抗爭這一標籤之下，其實接合了許多不同的反抗權力的形式：反抗父權的、反抗商品經濟的、反抗紀律化教育的、反抗指令（計劃）經濟的、反抗性壓抑的、反抗個性壓抑的⋯⋯等等。同樣的，在台灣聲援天安門民主抗爭的運動中，也可以接合許許多多反抗此間各種權力形式的抗爭，而台灣這些反抗各類宰制的抗爭與天安門所代表的各類反宰制抗爭會有相當的匯通之處，這便是將天安門事件本土化（localize）。
易言之，「本土化」就是對現實中各種權力宰制關係的介入與接合，而不是對土地或任何抽象集合體的崇拜。
附記：關於「本土」
這篇文章的「本土」（local）概念，也在本書其他地方出現，無論是「本土」、「本地」、「局部」、「在地」、「現實」、「區域」、「就地」或「當場」等名詞，其實均指涉同一概念。「本土」是和「全面」（global）相對的一個概念。
「本土」或「在地」等等就是從我們的視角，指出我們與周遭的關係或相對位置，亦即，指出「我們」現在所在的脈絡，故而，「本土」即是以「我們」（現在）為中心的脈絡。
故而本土或在地的觀念，是和自我肯定不可分的（關於「自我肯定」，詳參第四章〈實踐策略自主化〉第六小節），這個本土／在地不會是一個異己的圖騰，因為本土／在地不是一個外在於「我們」的東西（亦可參考第五章第三節的〈台灣˙人民與認同〉）。或者，用比較文學一點的說法：「本土」是一個只要你抵抗，就立足其上的地方，不是一個遙遠的聖地。
有關類似概念的討論，可參看〈期待我們的「在地歌手」〉張南生，《自立早報》，1991年1月30日，副刊。〈自己的媽祖〉，陳板，《自立早報》副刊，1991年7月5日。
還有傅大為對波斯灣戰爭本土化、弱勢團體以「反戰」為議題的結盟的討論：〈弱勢者為什麼不結盟反戰〉一文，轉載於《婦女新知》，106期，1991年3月，頁22。現收於《戰爭˙文化˙國家機器》，成令方編，台北唐山，這是台灣第一本關於戰爭的文化評論集。探討了反戰和平主義、國家機器、戰爭文化等主題。
坊間的「本土」概念常變成在主體之外的另一個現實或鄉土、「土地」，這種本土／鄉土、土地概念很容易被商業體制利用，變成一種「懷舊」。例如，在1991年初的麥斯威爾咖啡電視廣告，以及郭元益喜餅電視廣告，後者以鄉土懷舊重新肯定／強化傳統女性的刻板角色及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