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0年10月31日（原題為〈台灣人民與認同：從呂秀蓮「進鄉何必情怯」談起〉】
在過去談到「認同台灣」時，常把「台灣」當作「土地」而非「人民」。可是「土地至上」的提法很容易使台灣成為一種圖騰崇拜的對象，「台灣／人民」的提法亦復如此，因此，我們不能滿意於一個空洞的「人民」。可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民之所以空洞，是因為我們還沒舉出人民多種不同的社會身份，一旦我們考察這些社會身份，就會發現「人民」的三個特點，而台灣生命力的來源其實正涵育其中。
人民的第一個特點是「多」——多種多樣與多采多姿的人民：台灣住民、家庭主婦、殘障者、有車階級、貿易商、市民、中華（或台灣）民族主義者、動物保護者⋯⋯等。
第二個特點則是「異」——不同且有差異的人民：台灣國民不同於公民、消費者不同於女性消費者、婦運人士不同於政運人士等等。（同一個人固可以既是婦運人士，又是政運人士，但這兩種身份是不同的。）
第三個特點是「變」——人民多種不同的身份不是固定的，其意義會改變。例如，「大學生」的意義原來包括「不看國片」，但如果大學生都開始看國片，「大學生」的意義便改變了。還有，如果女性的消費意識和行為和男性完全相同，那麼「女性消費者」的社會意義便和「男 性消費者」沒什麼不同。主婦聯盟的運動實踐則使「家庭主婦」有了「環保／消費意識者」的意義。事實上，社會運動很重要的一個可能後果即是身份意義的改變。（想想「無住屋者」的意義怎樣被無住屋運動所改變。）總之，社會身分的意義可經由人的社會實踐所改變，也會因其他相關身分意義的改變而改變。
這樣看來，人民就是不斷變化、彼此相關卻又多種不同的社會集團。而台灣的生命力正源因於人民的多、異、變。就以不同的族群為例，一般把台灣族群分為閩、客、原住民及外省人，其實台灣的族群型態遠比這個分法複雜，每一種之中都還可分化為許多有差異的次族群，還有混合這些不同族群文化特性的新生族群，以及受外來文化影響或有國際經驗的族群，（兩岸開放後又有新的族群變數），它們彼此互動（模仿、衝突、刺激、混合等），許多新的可能性因而朝我們 開放了。多種不同的族群可以成為文化創造的資源（台灣吃的文化之豐富可為證明），這些族群的異中求同、同中求異的不斷變化，則可造成盎然生機。因此，如果有一天，原住民被漢人完全同化了，台灣只剩下閩客外省三族群，而不是更多奇怪複雜的族群，那麼這將是對台灣生命力的斲傷。
所以，從「多樣異質之變化即生機」來看，我們似乎應當珍惜多樣、尊重異類。可是，這些多種不同的集團如果彼此無關、沒有互動，那就不會產生變化。但是，如果集團在不平等的基礎上互動，有的集團便會在不自主或被支配的情況下，被強勢集團定於一尊或被同質化。然而矛盾的是，在某些情況中，不平等關係反而表現為多與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