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施工中為筆名，發表於《自立早報》副刊，1990年12月13日。後收入《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台北：唐山，1991，111-116】
工人失業了，或者受裁員減薪的威脅，日子不好過，資本家的宰制加強了，不斷榨取勞力⋯⋯，在這個時候，如果你以為工人要開始反政府、反資本家，那你就錯了！佘契爾現象告訴我們，工人可能在此時反工會、反工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宰制不見得帶來對宰制者的反抗
原來壓抑也好，宰制（支配）也好，都不見得會讓被宰制或被壓抑者產生被壓迫的認識。例如，太太被先生宰制，但不一定覺得被先生壓迫。有的子女被父母支配，但覺得父母是在愛她。在性壓迫的情形中也是如此，想要反抗性壓抑的人並不十分多。
換言之，壓抑或宰制不見得帶來對壓抑者或宰制者的反抗。關鍵正在於：人的敵意可以被壓抑，且轉移到其他地方去，敵意不一定指向宰制者。例如，中下層的外省人被剝奪政經權力後的敵意，不一定導向政經民主化，而可能指向其他地方。再例如，一個人在工作場所因被宰制而產生的潛在敵意，可以轉移為他對社會治安破壞者的痛恨；因為一個人既是工人，也可能同時是良民，做為一個良民，固然對歹徒有敵意，但是在工人的敵意被壓抑的情形下，他只好把工人的敵意附加到良民的敵意上去，一起出現。
什麼是權威式人民主義
從權威式人民主義的角度來解釋佘契爾現象的人，正是注意到上述情況。英國文化理論家霍爾（Stuart Hall）提出「權威式人民主義」來解釋佘契爾主義的崛起及其操作的方法。
所謂「權威式人民主義」與傳統的保守主義有別。後者重視從上往下的帶動，前者雖然不是從下往上，但卻是上下齊手，從上發動，從下主動積極的爭取民眾的支持與認可。「權威式人民主義」徹底認識到，要改造社會就必須在每一條戰線上從事改造。過去高壓式的統治已經不能在現代民主社會中運作，必須要深入群眾，將不同的社會利益納入改造的藍圖中。必須使用最簡單的街巷語言，讓民眾認為你的政策代表他們的利益；必須讓群眾認識到除了追隨你的領導外（如大有為政府），別無選擇；必須提供人民一個確切、美好的藍圖方案，要人民相信：只要他們能讓你繼續執政，個人、國家都將獲得最大的利益。
佘契爾在1970年代末期得以執政，是確切掌握了英國社會浮現的矛盾。在經濟蕭條、失業率上漲的狀態中，社會秩序逐漸失調，佘契爾認識到民眾恐懼不安定的社會心理，她以恢復法律及秩序為號召，主動積極的爭取民眾的支持。佘契爾主義的成功在於解構、置換既有的意識型態（全面就業、福利國家、機會均等、凱因斯式的經濟管理⋯⋯），發展出新的社會「常識」（如「自由市場價值」及「維多利亞」的社會價值觀：像父權主義、人種歧視、帝國主義⋯⋯），以畫出未來的美好遠景。根據這些基本認識，她首先攻擊工黨的國家主義、官僚體制、集體主義、階級利益、工會主義，以及所引致的動亂與犯罪；令一方面則積極形塑個人主義、政府威權、法治、安定、自由競爭、家庭主義、傳統主義的價值觀。透過論述策略的包裝，佘契爾以貼近於大眾經驗的語言，組合成一套能夠多元吸納不同社會主體的意識型態系統。
權威式人民主義在台灣
從1991年前後開始台灣政府一連串的整頓治安、反對刮刮樂賭風、反安非他命或反毒運動等來看，權威式人民主義運作已經隱約可見。政府的上述運動可能只是「暖身」或「試車」而已，等到台灣的選舉熱季開始後（改選國會、省長，進行權力重分配），可能全套的權威式人民主義即將上場。
在權威式人民主義的運作中，一共有三個環節，即壓抑（repression）、凝聚（condensation）、與置換（displacement）：壓抑各種敵意，將其能源凝聚並置換於某一目標上。
任何人民主義，不論是執政黨或在野黨發動，只要有上述三個特徵，就都是權威式人民主義。英國保守黨以權威式人民主義執政，英國工黨也可能以同樣的權威式人民主義取而代之。
那麼有沒有一種非權威式的人民主義呢？如何可能？
權威式人民主義之所以能運作，是因為有一個集中的權力中心，所以才能使壓抑、凝聚與置換三者運作。因此，如果我們要尋求一種非權威的、民主式人民主義，就必須看到反抗「壓抑、凝聚與置換」這三重運作，和反對權力的集中是同一回事。
反對任何形式權力的集中
更具體地來說，民主式人民主義必須反對任何形式權力的集中，反對突出任何一種人民主體的特權重要性；不論是農人、婦女、學生、知識界、老兵、無住屋者、工人、環保者、公民、國民⋯⋯這些由性別、階級、族群、文化、政治、社會等因素而產生的人民主體都具有平等的地位，沒有哪一種具有階段的或結構的優先首要性。
過去自由主義者經常認為「公民」身分具有一種特殊的優先地位，公民政治（即爭取政治民主的政治）變成其他各種身分競逐權力的基礎，是公平競逐權力的規則。民主式人民主義則以為「建立公平競爭規則」本身也是一種權力競逐的方式，公民身分因此和其他身分是平等的。
我們身處的社會是宰制性的，宰制社會的特色，就是需要各種權力的集中以維持宰制秩序，而集中的權力自然就有壓抑新敵意的效果。因為舊有權力秩序不知如何或不知能否控制新敵意，權力中心害怕新敵意會危害既定秩序，所以對新敵意的態度就是壓抑，想將之納入原有秩序中，以現成的範疇去定位它、談論它，進而控制它。（1990年底的一個例子便是，基督教「曠野」社舉辦平安禮拜引起注目，人們就立刻要從省籍、統獨立場、政黨傾向來給曠野社定位。）
民主式人民主義重視各種自發集結的大小團體，並強調在自主的基礎上平等結盟（亦即，結盟不是建立在結構上的必然，而是權力上的必須）。像民主式人民主義這種強調「就地」的民主、各個脈絡中分散的自主團體之人民民主結盟，才是真正的「草根民主」。換句話說，第一，「草根」不是固定地意味鄉村、工廠或基層，而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例如藝術圈中的草根可能指的是一般的藝術工作者或愛好藝術的人口。第二，草根民主的「民主」不是一個普遍的概念，所以不 同「草根」就有不同的「民主」，有的「草根」要求親子民主，有的草根民主則是性解放或經濟民主，等等。這些不同的草根民主則在民主式人民主義的召喚下，彼此相等。但是不同於權威式人民主義的是，這些不同的草根民主彼此平等，也不是從一個權力中心（如某一 個運動、某一種民主）分化出來，同時也不是先驗地要歸結或重組為某一種民主或運動。這樣說來，草根民主的真意和所謂「政治運動社會化」剛好背道而馳。
今天台灣社會若要出現真正的改變，就必須在自主平等結盟的召喚下，鼓勵各種各樣的敵意在不同領域、沒有預定方向及路線發展著，打破舊有範疇及遊戲規則，使一切二分法失效、一切疆界越過、一切預言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