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無向為筆名，發表於《當代》雜誌56期，1990年12月1日，88-95頁。後收入《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台北：唐山，1991年，178-188頁】
台灣有關社運的論述除了在學術或學院中進行，一般的大小眾媒體像電視報紙雜誌上也很常見。關於社運的學術論述是建立在學院制度和學術論述的規則之上，一般而言和社運的關係並不密切。而媒體中關於社運的論述是建立在媒體與文化工業相關的制度、組織及文化界知識分子的實踐及物質條件上，一般而言，這種論述具有半（非）學術性及半（非）運動性的物質，比學術論述和社運的關係要來得密切。
雖然大小眾媒體中有關社運的論述之影響力不算小，但是本身卻很少成為學術論述的對象，即使在媒體中也很少談及自身——例如，談媒體中關於社論之論述究竟和社運有什麼關連？和社運的學術論述有無互動？媒體對這種社運論述的影響？社運論述所建構出知識分子之角色、傾向與知識風氣為何？等等。
（學術界不重視媒體中有關社運的論述，可能是因為社會學的研究典範尚在pre-poststructuralist階段，以為有一個original（原本）、directly-accessible（無須中介）的「社運」，這個「社運」不由任何論述所構成，而且獨立存在於任何論述之外。故而對學術論述本身也缺乏反省考察，忽略其知識／權力的構成。）
知識分子及媒體從業人員在媒體上所談的「社運」，當然不見得和社運群眾或運動者的「社運」有相同的意義（這兩者的關係有時稱之為「理論與實踐」），但這兩種「社運」均是同樣真實具體存在著，並沒有哪一個更基本或更真實的問題，都是實在世界的一部份，都在每日的實踐中及物質環境裏被利用著、運作著、談論著、改變著等等。
作為實在世界一部份的社運論述（在媒體上的）當然有很多值得考察的地方，無論是這個論述所生產的知識，其族譜學、對主體的管制（主體不是論述的決定力量，論述不是自由／自主之主體的產物，相反的，論述會紀律／管制／召喚／構成主體），或者，由於什麼權力關係使之未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等等。不過本文以下所要談的，是近來在媒體上（特別是較邊緣的媒體）有關社運的論述中所出現的一種觀點，筆者稱之為「社運觀點」。本文想敘述這一觀點的出現、發展及其問題意識。這一敘述分析或許有助於對台灣社會某一部分的了解。
這裏所謂的「社運觀點」，也就是以社運為本位為主體的分析觀點。不過這個社運觀點不必然與政運觀點相左，但也不必然相同 （「政運觀點」自然指的是以政運為本位的分析觀點）。蕭新煌（1989：63）引述西方學者的觀點認為，社運「或許會與旨在轉變國家權力的行動掛勾或聯盟，但永不可能合而為一」。
「永不」或許過於強烈，不過至少我們必須承認社運與政運不是同一的，而是有差異的。但是「差異」並不邏輯地蘊涵「對抗」、「零和遊戲」或「敵意」，換句話說，社運與政運的關係是偶然的（但不是純粹地偶然）而非必然的，因此二者既不必然對抗或不對抗，也不必然結盟或不結盟（參見陳光興1990）。在不同的議題及狀況中，兩者可能互相對立，也可能結盟在一起；兩者的意義不是固定地一成不變。
還有一種社運觀點認為，各種各樣的社運是不同的，彼此有差異，突顯社運之間、或社運與其他力量之間的可能差異，以便鼓勵弱勢者自主的發展，促進自下而上、無支配、平等權力關係的人民結盟或人民領導權（hegemony）。所以這種社運觀點認為，各種運動是平等的，沒有任何一種有特權優先的地位，它歡迎新的人民主體或新的自主團體出現，發掘潛存的敵意及宰制關係，不斷在整體中尋找並顯示差異，而且促進有差異的團體在平等的原則下結盟。
除了上述觀點外，還有從促進社運利益及自主意識為出發點，對社會、文學藝術、思想學術、政治、經濟、文化等現象或事件進行分析及解釋，或提出策略及理論體系等等，均係「社運觀點」。這之中包括了一般所熟知的（相對於特定社運的）女性主義、社會主義、 環保主義、消費權利理論、新左理論、都市運動理論、邊緣戰鬥、人 民民主、和平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但是這些意識型態或理論體系如其現狀as such，不必然是社運觀點，還須要在社運抗爭及自主平等結盟實踐中才成為社運觀點，這些理論體系才有共通的意涵。（註））。
在過去的一年多來，台灣出現愈來愈多社運觀點的論述，雖然比起政運觀點來（如國民黨主流及非主流的觀點，民主運動的觀點，統獨運動的觀點），相差甚遠，許多知識分子關心的仍然是「治國平天下」；但是真正具有自主意識的社運觀點，不論是關於教育學術、文 化批評、婦運、無住屋⋯⋯已漸漸在媒體的夾縫中出現，甚至還形成一股熱潮。陳宜中（1990）稱之為「人民民主流行思潮」，不過「人民民主論」也只是社運觀點的一種。因此，以下將開始檢視這股社運觀點風潮。
社運觀點的乍現
社運觀點初次引人注目是在1989年大陸學潮及六四事件中。當時台灣籠罩在統獨之爭的架構中，統獨雙方吸納著因巨大歷史事件所激發的各種人民能量。台灣本來有一種不滿統獨架構的觀點，這就是稍早提出「超越統獨，（政治）民主優先」的民間哲學觀點，但這觀點仍是政運觀點的一種，而非社運觀點；而且許多傾向民間哲學的人已經從「超越統獨」變成「以民主來達到獨立」。
我們可以想像：一種新生事物要出現時是多麼的困難：它要自我表達，表達那尚無以名之的、被壓抑的「自己」。至於自己究竟是什麼，確切地要什麼，還不那麼清楚，它只能暫時靠否定來證實自己，或者給自己取個名字。社運觀點在六四期間就是面臨上述的情況，所以陳春滿逕將其觀點取名為「人民民主」（戰爭機器搜索群1990：127- 162），陳昭瑛則期待「新意識型態」（戰爭機器搜索群1990：11-15）。而陳昭瑛與南天門（戰爭機器搜索群1990：3-10）都沒有使用（民間哲學政運觀點的）「超越統獨」一詞，南天門則提出「人民民主」而非 「（政治）民主」，這都是非常有癥兆意義的（symptomatic），都在表明一個社運（而非政運）觀點的誕生。南天門說：「如果，『統』、『獨』都是知識分子的包袱；如果反對運動的當務之急不在內鬥，而是與〔被〕壓迫群體站在一起；如果，知識分子無權主導社會運動主體（婦 女、勞工、原住民、市民、學生）的意識型態，而應該他們有『自決』的權力，那麼持有統獨立場的人士都應丟開意識型態⋯⋯而誠心走向人民民主反對運動的道路」（戰爭機器搜索群1990：10）。
在這段話中，「（被）壓迫群體」就是社運主體，「反對運動」指的是統獨政運，而「知識分子」則是政運知識分子。所謂讓社運有自決的權力（而不只是權利）則是社運的壯大自主（而不是形式上平等）。另外，南天門也把「反對運動」（即統獨政運）和「人民民主反對運動」區分開來。這裏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一個社運觀點的出現。
此外，潘光哲（戰爭機器搜索群，1990：48）也說：「人民雖然用各種形式反抗著各式權威的支配，然而人民釋放出來的動源，卻由此成為支配階級依其自由意志予以變形加接受的資源，以及，塑造新的支配關係之基礎」。（此文寫成一年後，何方〔1990b〕重述了這個觀點，但進一步要求人民有權決定如何運用自己釋放之動源。）潘光哲還說「除非，我們人民的力量，是用來反抗存在於生活世界裏的各 種支配形式⋯⋯肯定自由與民主的意義不是『更換統治者』，而是為 了從支配關係之中解放出來；否則任何的反抗／抗議／聲援行動到頭來只是讓另一批支配階級青雲直上的踏腳石」（戰爭機器搜索群， 1990：50）。
潘光哲注意到「各種」支配形式與關係，而不單單只是政治支配形式與關係，他認為單單反抗政治支配的結果往往只是更換統治者而已。因此，反抗政治支配以外的支配關係就得到了肯定，同時，人民還要注意「統治者與在野派各自有選擇性開放了對其最有利的活動空間，並而擴大了他們各自所能攫取最大利益的空間」（戰爭機器搜索群，1990：49）。
與潘光哲說法相呼應的杜沛倫則指出政治的支配者（或宰制者）必須聯合其他社會關係的宰制者，才能進行統治。杜沛倫還說：台灣主流反對派雖然屬於被統治集團，但是否因為他們「在其他社會關係 中卻占據了支配者的地位，因此強調反政治支配的首要性與優先性呢？」（戰爭機器搜索群，1990：195）
我們必須小心評估杜沛倫最後這個有待釐清的說法。那些強調反政治支配的首要優先性的人雖然可能在其他社會位置上占據優勢位置（如男人、非殘障、異性戀、中產等），但並非必然如此。問題的重點不在於政治（反對）運動分子的出身，而在於各種宰制關係的克服，亦即，各種反宰制社運的強大才能保證政治不為宰制關係服務。換句話說，即使統治者全都是（各種宰制關係中的）被支配者出身，他們統治時也可能為了統治成功而聯合其他支配者。由於這個緣故，在個別的反宰制戰線上的反支配社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個別反宰制戰線的特殊性及局部的權力部署是不能只靠政運來改變的，同時，個別的反宰制戰線本身都在不斷變化與形成中，它和其他反宰制戰線的關係是不確定的，也不是事先預定或現成的，因此，各條反宰制的戰線不構成什麼「總體戰」，它們之間的關係也只是偶然性的。（我猜這也是傅大為〔1990a：49-52〕的意思。傅大為〔1990b：196〕還說：「從我們以前讀官方標準本的時候，就一直強調⋯⋯在一個目標之下，要求作整體戰。在這個整體戰之下，參加整體戰的人或小團體就失掉他的自主性。很多人常常提出階段性：現階段是這樣做，以後成功以後再解散。我是相當懷疑這一點⋯⋯。我⋯⋯不反對可以有聯合戰線，但它是一種case by case的聯合陣線。」）
總之，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後，社運觀點曾在此非常時刻較多地出現（這裏所引者只是作者隨手拈來而已）。在這些社運觀點中，不同於政運的社運主體已經在思維中出現，也使用統獨、反 共、愛國、民主以外的分析架構去解讀事件。
同時也在這一年，學術界開始對社運進行解釋，這些解釋多少均受到「民間社會論」的影響，也因此使「民間社會／市民社會」的理論討論多了起來（可參考何方1990a中的書目）。張茂桂（1989）從社運觀點出發，觀察到社運多是依附著政運或政治資源發展的（這在寫作當時誠然是事實），正是由於缺乏一個相當相對獨立自主的社運在現實（而非思維）中存在，也由於學術著作體裁及主體的限制，所以該書並未將「平等、獨立、自主」寫在社運的旗幟上，故而給人一種悲觀的印象。
社運發展的轉折
到了這一年的826無住屋團結組織引起了人們的注目，其策略及理念被捧為「社運典範」（卡維波1990）。這並不是說當時沒有其他相對獨立自主的社運，而是因為無住屋團結組織清楚而明白地表明自身與政運或其他運動的差異：不必然對抗國家，也不必然與政治或特 定階級力量結盟（參考徐進鈺1989）。無住屋運動此舉有示範作用，也給了其他社運相當啟示，亦即，社運雖然樂於和其他主體對話或結盟，但是別的主體不能預設社運實踐的底線，社運自己便可以肯定其認識及其實踐之正當性（這個肯定不必然是對其他力量的否定，而可以是在平等結盟基礎上的自我肯定，即，是一種不被支配，亦不去支配的自主）。未幾，我們就看到教權會「case by case」式地頒給毛高文銀盾；政治傾向不再是社運唯一參考的架構，社運與政運的非必然關係於焉確立。此外，無住屋團結組織等試圖搞弱勢社運在選舉期間的聯合，而得到「先戀愛再結婚」的結論，還有軍人干政的結盟都實踐了case by case的初步結盟原則。（之所以是「初步」，因為沒有由此議題深入發展 論述，進行串謰，故此次結盟比較接近「短暫脆弱式」。）
民間哲學或民間社會論在1986年前後出現時，本不必然是一個妨害社運觀點的論述，而1989年開始以民間哲學觀點對社運作學術的解釋，可能還是學術界中的一股進步的力量。此外，社運對政運的依附發展，是許多現實的資源分配問題，同樣主張「人民民主」的民間哲學不見得助長這種依附發展。但是在1989年，美麗島系又以新版本的民間哲學作為組織動員的意識型態標籤，突出「民主優先」，以及國營事業民營化的重要（張俊宏1989ab）。這使得社運觀點不得不開始批判民間社會論（詳參何方1989a）。
1990年3月學運到來，雖然基本上一般人仍以政運觀點來詮釋這次學運，但是由於兩黨主流派政運有互相呼應的態勢，使舊有的反對政運觀點常難以自圓，社運觀點因而大量湧現。接著是國是會議與軍人干政均造成社運觀點頻頻出現的時機。在這一段歷史動盪時期，大約有百篇左右社運觀點的文字（均尚待有心人整理編輯書目），同時六四事件的非官方說法也由新興邊緣文化團體「戰爭機器」彙編出版（戰爭機器搜索群，1990），內中亦收集了許多社運觀點的文字，因此造成了一股社運觀點熱潮：無論是女性主義、環保主義、社會主義、邊緣戰鬥、人民民主、反戰的和平主義、新左派、都 市運動、知識民主學術自由⋯⋯一時之間響澈島嶼邊緣。當然追究起來，這股熱潮靠的還是不同領域中不同各支配社運團體之實踐。
邊緣戰鬥中的社運觀點
然而這些社運觀點中引人注目的是和政治相關的文章——不論是直接評論統獨政治或民主政治，或者社運的政治面等。就連剛才社運觀點的敘述也都是以政治事件為歷史的界碑（如三月學運、國是會議、軍人干政等）。這其實顯示了社運議題的正當性還不如政治議題，也顯示社運的實力尚不如人。許多人仍然認為：政治是「公」的事、正當的事，廚房則是「婆婆媽媽」的事，臥房則是「見不得人」 的事，新公園則是「變態」的事，學校不是「主戰場」，社運目標的實現不是「現階段」的事，等等。
從政治觀點來看，社運是「民間的」、「私領域的」，整個社運問題只 被化約為「公共政策」！更有懷著「人道恩賜」態度者宣稱：「倘若不是政治解嚴，你們哪來的言論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好一個言論自由！好一個免於恐懼！這讓不敢和丈夫（師長、父母、上級⋯⋯）頂嘴的妻子（晚 輩、子女、下屬⋯⋯）為其所獲之言論自由錯愕。也讓受威脅（性騷擾、恐嚇、勒索、歧視⋯⋯）的人們（羞於啟齒的女孩、害怕黑道的市民、受不良少年欺侮的學生、處處不便的殘障者⋯⋯）為其享有的免於恐懼之自由納悶。然而上述這些「私」事或「難以克服避免之現象」，根本就排除在政治的論說領域（discourse）之外，被當作虛幻烏托邦中才能解決的事，或者，必須等中心政治之事告一段落再說，或者，更乾脆地，政治層面是更（最）需要或更有效解決問題的地方——卻從未質疑為什麼會更有 效、更重要（如果真的是更有效及更重要的話）：這難道是自然而然，而非支配權力關係所致嗎？
幸而在這段時間內，我們還是看到一些政治邊緣或之外的社運觀點。我們特別集中注意那些顯示社運差異，以及大聲宣示「私人的即是政治的」之社運觀點。就記憶所及的有像孫瑞穗（1989）指出婦解並非僅以唯一的政治途徑方可達成。楊照（1990）反省男人的中心戰鬥，如何建立在女人後勤補給之上，他以實例鮮活地寫出男女支配關係。呂正惠（1990）分析薪水階級市民的社會心理，也指出這集團在兩黨意識型態下的相對弱勢。何春蕤（1990）注意到都市中產職業婦女的新女性進步價值觀，怎樣透過大眾傳播形成對「舊女性、鄉村、下層」女性的可能壓迫，突顯了後者的差異，及不同女人集團間的權力關係。迷走（1991）簡短的點出關心現實之前衛藝術，其邊緣困境及可能出路。成令方（1990）批判政治反對運動與弱勢團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並在成令方（1991）中指出，兩者議題雖然相似，但正當性卻有差別待遇。海若（1989）則指出原住民不能依賴政治勢力，而須自力建立自尊。廖咸浩（1990）則從一個接近邊緣戰鬥之觀點考察方言的生命力及可能陷阱。
凡此種種都給予人一種社運觀點熱潮的印象。這股熱潮顯然也開始對現實或現存的權力結構產生衝擊，各種反應及批評也跟著出現，由近日一些環繞著社運及政運之關係的辯論來看，論戰或討論是 在所難免的。（編按：在此文初次發表時，果然發生了人民民主大論戰的第一波。）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社運觀點之所以成為熱潮，也表明這種觀點還算少見、不平常，所以人們會對這些觀點的文字側目。當社運觀點能和政運觀點在形式上平等（至於取得實質上的平等及正當性，似乎尚不太可能，因為這須要社運觀點能和政運觀點有相等權力及資源來呈現自己，例如，掌握媒體，以及建構接受自己觀點的群眾等）。那麼人們就不會注意到社運觀點有什麼特別，再多的文字也不會形成任何熱潮。因此，如果社運觀點熱會促成社運的壯大，那麼，也終會在未來促成這股熱潮的冷卻及平息。
在歷史中興起的，也自然要在歷史中衰落。
讓我們因此期望這股社運觀點熱繼續燒下去吧！
（註）所以在自主平等的結盟及反支配抗爭中，和平主義＝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女性主義＝邊緣戰鬥＝環保主義＝知識民主＝都市運動理論＝⋯⋯，這些都是相等的社運觀點。所以，從事和平主義抗爭的新左理論才是社運觀點，或者進行邊緣戰鬥的都市運動理論才是社運觀點，或者進行社會主義抗爭的人民民主論才是社運觀點，或者在人民民主抗爭中的女性主義才是社運觀點，或者女性主義實踐的邊緣戰鬥觀才是社運觀點⋯⋯等等，依此類推。這些思想之所以相等，並非必然的，而是自主平等結盟的抗爭這一特定脈絡中才重 新定義並彼此相等。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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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b），《台灣工商人：「不落日工商帝國」的締造者》，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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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b），《知識與權力的空間：對文化、學術、教育的基進反省》，台北，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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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機器搜索群（編）（1990），《歷史如何成為傷口：六四的非官方說法》，台北，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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