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中國時報》1992年3月19日】
近年來台灣書市出現了不少笑話書，這之中有和政治社會相關者，像苦苓與李濤的政治時事或社會文化嘲諷，也有非關政治的軍中笑話或日常生活的笑話，這之中則包含不少黃色笑話。根據心理分析家弗洛依德的看法，笑話和夢一樣都和我們的無意識之深層心理有關，例如在黃色笑話中，原本不可明說的性事被公開了，聽者的本能衝動因此不再受到抑制，而且也不必付出代價即可得到滿足，所以感到了樂趣。至於在嘲諷政治或社會的笑話中，通常是道貌岸然的正經大事或有權勢的大官被譏笑。因為它們代表了社會規範，所以嘲諷笑話使人逃避社會規範的強制，而享受不受管束的樂趣。
總之，在弗洛依德的看法中，笑話是壓抑的解除，在笑話的背後有另一個源頭。這個源頭透過濃縮改裝替換等技巧（正如夢的形成一樣）而顯現為笑話。
台灣的笑話書似乎頗吻合弗洛依德式的分析，它們不外乎是在反抗或逃避台灣種種政治社會的壓抑或性壓抑。
值得注意的是，嘲諷台灣政治社會的笑話書往往在反抗壓抑的同時，假設了另一個更「合理」更正義的理想，儼然是另一種更超越的規範。而從笑話所反映出來的作者則是一個幽默而不滑稽、具有某種理念的人格，是有格調但能引起哄堂大笑的政治演說家而非小丑。
但是最近出版的《給我報報》一書（時報出版公司，李巨源、馮光遠合著），卻完全跳開了過去台灣嘲諷政治社會笑話書的窠臼，獨樹一幟地開創出台灣笑話書的新紀元。很多時候，它不再假設任何更合理正義的理想，它只是純粹的「玩耍」，是一種文字的胡鬧。它沒有深刻的寓意，因為它沒有意義，沒有道德教訓，只是讓人從具有創造力的語言想像中得到快感。《給我報報》所反映出來的作者再社會上位置接近「人渣」，在心態上接近瘋漢或瘋婆。
《給我報報》可以說是瘋狂地好笑，而像這樣的笑話是無法被弗洛依德分析的，這是因為弗洛依德雖然分析了瘋言瘋語，也分析了笑話，卻未曾對狂言譫語或瘋言瘋語式的笑話提出合理的解釋。這類「無厘頭」式笑話的特色式沒法將之分析到一個源頭上，就像是一個具有多重分裂人格者的笑話。（《給》用了好幾個筆名來代替數個不同性格的記者。）
更具體地說，在《給我報報》中雖然也會有一部份傳統政治笑話或時事嘲諷，在這個部份中我們可以分析它好笑的成份，將它嘲諷的人事物以一對一或對號入座的方式明指出來，彷彿它背後也假設了特定政治立場與社會理想，但是在這個「笑話正文」與「笑話背後的理想」（即，笑話的潛在正文Sub-text）之外，還有另一類完全離題的笑話，是正經笑話中的胡扯，是政治嘲諷中的胡說八道。一般政治嘲諷總企圖建立嘲諷者本身的道德或智識上的可信度，《給》則完全不要可信度，它只追求可笑度。
「瘋話式」表達的媒介並不限於文字，影像也可以一樣表現。近年來美國也有表達人渣及瘋漢（moron）精神的電視劇出現，前者像「已婚有子女」台譯：夫妻妙寶貝（Married with Children），後者像「死賴不如好活」（Get a Life）。至於在大家所熟習的港片像「賭聖」這種周星馳無厘頭電影中，我們也看到類似人渣瘋漢對現有價值體系的「脫線」反抗。台灣本地由綠色小組、都改派等為？諷刺國代選舉而製作的「選舉連環泡」短片也多少具有「瘋笑話」的特色。
像《給》這種在笑話「正文／潛在正文」的一統結構中有「脫逃路線」（簡稱「脫線稱」）情形，也在最近創刊的文化雜誌《島嶼邊緣》出現過，在該雜誌中嚴肅的學術論文和風馬牛不相及的圖片笑話並列，因而顛覆了本身複製另一個學術權力中心的可能性。凡此種種，都是使正文不能縫合成統一的整體，使正文不能有構成的原則，因而成為「後正文」。
《給我報報》這類文化產品可能會對台灣文化有什麼貢獻呢？或者說，這類產品徵兆了什麼樣的文化趨勢呢？
比較可能的情形是，這類反主流的文化產品成為次文化或邊緣社運的資源，或者本身就成為一種次文化。
當然，那些想要晉身主流、進佔權力中心的人是不屑使用這類資源的，因為他們認為笑話太邊緣、太沒「建設性」、沒有提供「藍圖」，而且無意義的胡鬧是一種逃避政治的表現。
不過，「藍圖」對沒有未來的弱勢者是無用的，在眾強勢建構各自藍圖的時刻，無意義的胡鬧就可能是最政治性的實踐。有時候，連沈默都可能是一種聲明（「於無聲處聽驚雷」），更何況是笑話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