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機器戰警為筆名，發表於《民眾日報》1993年7月5日戰爭機器Ⅱ】
呂正惠何許人也？孟樊先生在今年6月3日聯副的〈消失的邊陲〉一文中提到他時是這樣說的：「……清大的「左派」教授，敢對記者公開宣稱他的統派情結，一副至死不悔的態度，的確令我激賞，這得要有一點道德勇氣吧」。不過呂正惠讓我欣賞的，不只是他的道德勇氣，還有他的文學評論。他委實寫過不少很好的文學評論。
呂正惠最近將他的文學評論集成書，題為《戰後台灣文學經驗》，之中有像〈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這種頗具洞察力且有新意的大作，很值一讀。
不過我這篇文章基本上要批評呂正惠對「後現代」的態度，讓我先從他書的序言引一段話：「我可以感覺到，台灣的大學生越來越傾向於『後現代』的思考模式，而且，也越來越感受到本土派的文化論與文學論的壓力。並不是說，我逐漸相信我的想法錯了，而是說，我越來越感受到我的孤獨。我的一群朋友辦了一種刊物，名之曰：《島嶼邊緣》，他們自認為是台灣的『邊緣』人物。我卻相信，在1980、90年代之交，我更像台灣文化主流的『邊緣人』，有時候甚至感覺到，連『邊緣』都沾不上。」（頁2）
呂正惠這種對「邊緣」說法的感想以及隱含的不滿，其實是「無獨有偶」的。前面提到孟樊的〈消失的邊陲〉一文，他對台灣有關「邊緣」的說法，以及環繞著《島嶼邊緣》的這群人自居「邊緣」的姿態感到不滿。因為呂及孟可能都認為，真正邊緣的知識份子其實大有人在呢。
我所欣賞的另一位詩人簡政珍也發抒過同樣的不滿。他認為今天真正的邊緣文化人是詩人，而那些從西方理論背景來寫文化批評，受到媒體青睞但卻又號稱站在島嶼邊緣的人，根本是假邊緣，真中心。
其實「邊緣」並沒有固定的本質意義，它的意義是相對的，除非呂、孟、簡等人不屑被視為「邊緣」，他們大可以去爭奪對「邊緣」的詮釋。特別是，如果他們覺得「邊緣」這個標誌很方便好用，那他們就更應該合力發展新的「邊緣」說法，把和他們同樣不滿當前「邊緣」說法的人串連起來，製造新的輿論。
不過，新說法的創造並非那麼單純。意義既然是相對的，它就涉及許多他相關事物的意義。今天號稱「邊緣」的文化人主要是和被社會常識視為「邊緣」的事物聯結在一起，才因而取得「邊緣」的意義。換句話說，邊緣或不邊緣，並非由「受不受重視」這類因素來決定，而須視其是否和其他邊緣事物（性變態、大便、社會運動、人渣等）攪和在一起。一個菁英性的東西如果太清高、太有身段、太乾淨，不願和偏差的、不入流的「髒」的邊緣符號並列，那麼充其量只是曲高和寡而已，不可能成為「邊緣」。
（當然，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上述是：呂、孟、簡等人已經初步地在發展有關「邊緣」的新共識，而我則在反駁他們的新說法。）
總之，我想說的重點是：與其不滿「邊緣」的說法，不如自己也把「邊緣」拿來使用一番，反正不拿白不拿。
同樣的，我認為呂正惠對付「後現代」也應該採取同一立場，即，呂所謂的「拿來主義」立場。呂說：「如果為了保持『本土』的純潔性，為了保持『自主』的完整性，以及，為了保持對「敵人」（大陸）的『不兩立性』，我們不『拿』，我們採取『關門主義』，那麼，我們是十足的『勇敢』呢，還是十足的『不敢』呢？」（頁242）這段話其實也可以反過來應用在呂正惠白已對後現代的態度上。既然台灣大學生傾向於後現代，那麼何不利用後現代的符號資源來強化呂自己的立場呢？就呂利用現實主義的符號資源來倡言自己的立場一樣。
後現代主義這類東西正如呂正惠指出的，都是從西方移植進來的，而引介西方思潮的文化買辦們（也正如呂所說的）可能只是「耍弄一些術語」，而且由於買辦「浮面的、口號的、趕時髦的」「販賣」，因而並未「植根於本土」，「沒有跟自己的人民和土地有真正的關聯」（頁143-144）。
既然如此，台灣的後現代主義和其所聯結的政治立場或世界觀，其實沒有必然或根深蒂固的關係；換句話說，台灣的後現代主義既可能為統派或獨派所用，也可能為自由派、保守派或人民民主派所用。所以與其從現實主義觀點或站在外面去反駁後現代，不如成為後現代信徒，並以後現代理論來為自己的立場或實踐辯護。
後現代主義在西方形成的過程中，也許和某種取治立場、社會集團或世界觀較深刻地、密切地聯結在一起，但是移植到另一個文化社會環境時，卻不一定會自動地去聯結哪個特定的政治立場或集團。例如，西方許多不同的馬克思理論流派往往是許多不同馬克思主義團體彼此鬥爭的產物，但是台灣可能連一個馬派團體都不存在，所以當那些不同的理論流派植進來時，倘若我們只拿其中的一派（我們認為比較正確或有用的那一派），而置其他流派不顧，實在是一種符號資源的浪費，故而我們應當盡可能地全部都拿來，反正不拿白不拿。即使對自己沒有用的也要拿過來霸占、壟斷，以免被對手拿去利用。所以，對西方各種思潮我們不但要「拿來主義」而且還要有「不拿白不拿主義」的態度。
這種「不拿白不拿主義」基本是從拉克勞（Ernest Laclau）、韓德斯（Barry Hindess）等人之學說「拿來」並加以轉化的。在拙著《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中也曾對這一理論的一些假設用本土的例子加以闡釋。照我的看法，一個社會集團或政治立場最好是能將各種符號資源都拿來為己所用，既搞後現代又搞現實主義，既用克思主義又用反馬克思主義，不但接合激進思潮也吸取保守理論，此不拿白不拿的態度占用各類流行思潮，必有利於知識領導權的爭奪。
或許有人質疑：使用在西方互相矛盾的理論豈不造成精神分裂嗎？其實任何矛盾的呈現都須要建構，在西方矛盾的事物可以透過移植過程而不再矛盾。更何況如果真的造成精神分裂，還可以將西方讚揚擁護精神分裂的理論拿來使用。
總之，就像路況在《後／現代及其不滿》的序中所說：「我們必須多方援引各種理論資源，因而生產出具有『拚貼』性格的批評論述……能成為一『歡愉的科學』，在目眩神馳中使思想躍入狂喜饗宴的嘉年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