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台灣立報》男「性」觀點專欄，1993年11月30日】
到目前為止，我們談的婚姻制度與娼妓制度的密切關係都是涉及它們的社會基礎，而沒有談到兩者在心理基礎上的聯繫。從男人角度來說，這個心理基礎就是妻子與妓女在心理上的密切性。這個心理密切性的關鍵當然就是男人的戀母情結。
關於什麼是戀母，我想留待以後再談。這次只談和妻子／娼妓有關的部分。
男人心理中有兩個相對的心理位置：「聖母」與「妓女」。一個成年男子心理中的「聖母」，可能是他實際生活中的妻子、情人、上司或甚至是某個風塵女郎、妓女。換句話說，在男人心理中的「聖母」，不一定指的是成年男人真實生活中的母親。（不過，在他心理的發展史上，養育他的母親必然曾占據過他心理中的聖母位置；事實上，正是由於他母親的影響，才形成了這個聖母的心理位置）。
同理，成年男人心理中的「妓女」，也不一定就指著某個真實的妓女，甚至可能指的是他自己的妻子或甚至母親。
總之，「妻子」和「妓女」是社會的位置，也可以說是兩種職業或社會身分，這兩種社會身份不必然和男人心理中的「聖母」、「妓女」位置相吻合。
但是由於以下兩個主要因素，使得在大部分的情況下，男人的妻子是他心理中的聖母。第一個因素是源自「聖母／妓女」的二分恰好對應著「愛／性」的二分，簡言之，聖母是貞潔、忠實、堅毅而無條件地愛與犧牲，故而是男人的愛所投注的對象，這種愛是和「性」相對立且分離的。在大部分的狀況下，男人在婚姻中選擇的對象必須符合這樣的聖母形象，否則男人不會覺得這個對象「值得他愛」並且「值得娶回家」。
第二個因素則源自核心家庭中的分工，妻子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通常也就是男人幼年時所認識的母親角色，夫妻關係在這方面其實是親子關係，太太像母親一般地照顧先生與操持家務。
這兩個使「妻子／聖母」合一的因素也構成了婚姻制度的特色。不用說，這兩個因素是男女不平等的產物，因為它們均窄化了女人的可能角色，限制女人的可能發展，迫使女人和「性」分開，（「性」則是知識、力量與自我完滿發展的不二法門）。
這個被婚姻制度排斥的「性」必須找到出口，但是不能任其發展而破壞了社會的性壓抑。在這種情況下，娼妓制度恰好可以配合「聖母（愛）／妓女（性）」的心理結構，而和婚姻制度互相呼應。婚姻制度及娼妓制度則以不同的方式成為兩個重要的性壓抑制度。以上未能談清楚的地方，我將在以後詳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