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自立早報》讀書生活版，1994年1月2日】
即將來台訪問講學的羅逖（Richard Rorty）被公認為當今美國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於1931年出生於紐約市，1956年獲耶魯犬學哲學博士，1961年開始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聲望日增，而於1979年當選美國哲學協會東部分會的主席，他的當選被認為是分析哲學體質變化的重要里程碑之一。1982年羅逖離開普林斯頓（據聞是因抨擊分析哲學而受排擠），轉往學風比較開放的維吉尼亞大學擔任人文學科教授。羅逖成為世界級的哲學家之後曾於1985年訪問中國大陸，1993年初也曾到香港講學，1994年元月則將應中研院歐美所之邀訪台作哲學及文學方面的演講。
羅逖在進入學術界後，從1960年代開始便陸續地發表一些論文及書評，大都是屬於形上學、哲學分析、知識論或心靈哲學等標準的分析哲學問題。學院的分析哲學家並不時興出書，羅逖在這個階段比較引人注目的是編選了一本很重要的論文集《語言的轉向》，並且為之寫了一篇導論，此書出版於1967年（二十多年後，羅逖又為此書之重印再版新寫了一個導言）。
1972年羅逖發表了題為〈實在世界的完全落空〉的論文，標誌著他以屬於美國傳統的實用主義立場進入新哲學思考的階段來臨。1979年他出版了後來成為經典的成名作《哲學與自然之鏡》，稍後出版的《實用主義的後果》（1982）和《偶然、反諷與團結》（1989）雖然仍是哲學性質，但由於內容比前書易讀，也受到哲學系以外許多人文學科的歡迎。1991年他又結集出版了兩本論文集，大抵都是他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發表的專業論文。
在非英語的世界中，羅逖也有《團結與客觀》（德文）、《哲學的終結及新希望》（日文），還有《後哲學文化》（中文，上海譯文出版）等由他本人參與編選但在當地進行翻譯之選集。
「後哲學」？
個人認為羅逖可說是當今仍活躍在美國哲學界中最具影響力也是最重要的哲學家。首先可就他學術的廣度及深度來談。
羅逖學術的廣度及深度乃是相對於他學術的基調或定位。一般人將他定位為「後分析哲學」，這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後分析哲學」不能被理解為和分析哲學絕裂的某種歐陸風格的、文學理論性質的思想，而必須被理解為寄生於主流分析哲學的一種哲學。事實上，如果不從主流分析哲學的問題框架入手，許多羅逖的論點將變得難以理解，在這個意義上，羅逖還是或者根本就是一個分析哲學家。
說羅逖還是分析哲學家的意思，就是說他做學術所本的書目大抵上仍是分析哲學的共同書目，只是羅逖可能再加進一些對分析哲學家相當陌生的其他書目。因此羅逖學術的廣度乃是他觸及了分析哲學中許多領域，而不是「大師」式的海闊天空、包羅萬象，而他的深度乃是他處理分析哲學一些問題時論證的細緻程度，而不是他處理了什麼特別深刻或深奧的問題。另一位著名哲學家Alvin Goldman在評論羅逖的《哲學與自然之鏡》一書中，對於書中有關知識論及語言哲學這一章（其實是羅逖書中較次要的一部分）也感到羅逖對此領域最新材料及問題的掌握甚佳。
一般人在看羅逖時津津樂道的是他「後哲學」的說法，他和歐陸哲學的對話、和解構的論辯，或者關心羅逖的新實用主義和「老」實用主義的異同等等熱鬧話題。這些確實是羅逖的一個面向，但是不能因此而忽略了羅逖的分析哲學環節，這個環節可說是由一些專技內容的論證所構成，是羅逖作為專業（後）分析哲學家的一面。
眾所周知，分析哲學在眾人文學科中是相當隔絕孤立的，分析哲學對其他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幾乎毫無影響，彼此甚少對話。傳統上哲學系對人文社會學科提供哲學教育的角色已經被文學理論所取代了，這些由文學相關科系提供的文學理論或批評理論多源自歐洲，之中又以所謂「後現代主義」（或「後結構主義」、「後尼采哲學」等）為大宗。
不是「革命性」的哲學家
羅逖則在這股後現代激進思維（有時和左翼批判理論、女性主義等合流）衝擊人文領域的關頭，以實用主義的立場應和／收編這股後現代思潮。簡單地說，羅逖以分析哲學的書目為本，利用傳統實用主義及新實用主義的資源，將原來一些對分析哲學中個別主張的批判推到較激進的詮釋，從中導出頗為「後現代」的結論：例如，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反表象主義（anti-representationalism）、脈絡思考（Contextualism）等。
羅逖這種應和／收編的策略產生了多重效果與意義。首先，羅逖在外來（歐陸）思潮席捲美國的情況下，以本土的傳統民族哲學（實用主義）吸納這股後現代思潮，保持了美國認同，彰顯了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在以實用主義收編後現代思維的同時，羅逖以美式憲政民主文化去接納及批評後現代的激進文化及政治態度。
其次，由於羅逖和後現代思潮的對話，他評論了不少批判理論作者或歐陸哲學家，像海德格、傅柯、李歐大、德希達、哈伯瑪斯等，也和美國本土的左翼批判理論家（文化左派）論戰，這些作者對人文學科頗有影響，因而羅逖不但因為涉及歐陸思想家而有國際影響力，也在其他人文學科有知名度及影響。
整體而言，羅逖的政治態度是比較保守的、愛國主義的。近年來他更寫了一些攻擊左派、社會主義、後現代激進派、形形色色的文化左派的文章，在「政治正確」的美國學界中既造成轟動又引發爭議。他的政治觀點雖然保守，但是他的哲學與主流分析哲學相對比，却是激進的。
羅逖雖然以激進觀點抨擊主流分析哲學，但是他不是「革命性」的哲學家。革命哲學家在抨擊常態哲學的同時還提出「建設性」的體系，其最終目的則是「取而代之」，形成新的哲學主流，以一個新的「真理政權」（傅柯語）取代舊有的政權。可是羅逖卻不是這種體系建構哲學家，他的哲學是對主流的反動（不論是常態哲學主流或者革命哲學主流），是寄生於主流的邊緣哲學，而且照羅逖的說法，是故意的保持邊緣位置。所以從常態哲學主流來看，邊緣哲學是想推翻它的激進派；然而從革命哲學主流來看，邊緣哲學則是阻礙它當權的保守派。
羅逖的哲學觀點（如反本質主義等等）對外行人似乎沒有意義，但是其實這些觀點在台灣近年的人民民主論述中也被挪用過，所以羅逖仍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