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聯合報》副刊「狂飆年代」專欄，1995年12月11日】
台北市長陳水扁日前表示，他將會要求教育局通令各級學校，未來在戲院播放國歌時不應有學生因未起立而遭學校處份。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爭論。考察這些爭論，其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似乎和國家認同有關。
一般的民主理論皆認為，倘若一個社會要更趨向民主，個人自由便應益發地被尊重，國家的存在也只是為了保障個人的自由而已。就這一點而論，政府以權力手段促使每個人都去愛國，是不符合民主精神的，因為有些人可能抱持「無政府主義」的信念。或者像近來美國所出現的反國家的自由人運動，只要這些人不從事暴力行為，他們所信仰的價值和生活方式便應當被尊重，國家則應對愛不愛國的價值保持中立態度。
或許有人說，這些不要國家或不愛國的人為何還住在這裡呢？她(他)們當然有權利生活在這個社會中，因為人和社會是先於國家的，在人類歷史中，國家是很晚期才出現的，而且在很多情況中，「國家」是少數人強加在多數人身上的暴力工具。人民才是廟公，國家只是乞丐而已。
以上所說的和當前台灣社會的「大和解」也有密切關係。現在三黨都呼應了「大和解」的說法，但是對於台灣社會存在的不同國家認同，究竟要如何和解呢？
很明顯的，唯有認可人民有各種國家認同的自由，才能打破彼此相持不下的僵局。換句話說，人民有權認同任何國家，也有權不認同任何國家；愛國無罪，不愛國也無罪。愛國與否和道德無關，就像一種宗教信仰、一種生活方式、或任何一種政見一樣。假若上述這樣的觀念不能成為我們台灣當前的共識，假若甲方還是要強迫乙方愛甲方所認同的國家，那麼台灣將永無和解之日。
在我看來，台灣社會的「亂源」並不是「國家認同」的不確定，而是「國家認同自由」的不確定；因為民主社會中持有不同政見原本就是常態，但是沒有持不同政見之自由卻會威脅民主體制本身。
或許有人認為，現在是兩岸對峙的「非常時期」，國家認同的問題非常重要，甚至和許多民生議題息息相關；但是這些都不應構成剝奪或禁止國家認同自由的理由，否則人們也可以用類似的理由去禁止其他的自由。
還有人可能覺得如果不教化人民愛國，那麼人民的國家觀念就會淡薄，進而造成人民不關心身處的社會，或使社會不穩定。
這種想法並不成立，因為只有一個尊重個人自由的社會才會使人民有向心力，人民也因而會關心這個社會以便使自己繼續享有自由權利。其次，如果說台灣社會這幾年真的不太穩定，那麼原因正是人們的國家觀念太強烈，把國家認同看得太至高無上，以致於爭議不斷。如果人民的國家觀念淡薄，那麼根本就不會有很大的國家認同爭議了。這樣說來，「大和解」的起點正是不要打壓別人的國家（不）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