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亞洲作為方法」

【這是2006年12月9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文化研究學會、《思想》雜誌所合辦的文化批判論壇第44場「去亞洲、去台灣」座談會上的引言，同場引言的還有王曉明、唐諾、陳傳興】

我今天的講話將集中於陳光興的「亞洲作為方法」一文。眾所周知，陳光興早在我們很多人前去亞洲之前，就去了亞洲。他是使得亞洲人文社會學界有個交流網絡的最主要仲介。討論他晚近所寫的這篇文章，在今日這個場合自然有一定的意義。我企圖用批判的角度來看待他的論點，但是我必須承認，我很難找到不同意他的地方。每當我在他文章中找到不甚同意的一句話後，就往往在翻過另一頁後或下一段中找到他的修正或但書，而會和我所想的結論又不謀而合。不過，以下我還是盡量建構一些陳光興應該不會同意，或者會同意但是沒有強調的地方，來和大家討論。

「亞洲的崛起」、「中國的崛起」、「金磚四國」、或過去的「亞洲四小龍」，這些被不同群體因不同目的所促銷的口號與論述，企圖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既反映了（但也掩蓋了）某種程度的真實狀況，也回應著亞洲菁英階級逐漸出現的良好自我感覺；這個感覺表示著菁英階級不再為自身被殖民的西方性而感到不安，亞洲菁英這個自身的西方性使得他們得以成為菁英與維持菁英地位，但是也在其反思自我的時刻有著唯恐自我異化的不安焦慮。如今這些不安與自我懷疑大致已經過去，面對西方的自卑與妒恨，或者相伴隨的自大與迷戀情緒，雖未完全消失，但是退居到次要。自我感覺良好是主要的情緒。

亞洲菁英階級面對西方時，即然認輸但不自卑，而平實地暫時接受這個自然的世界秩序。即使在迎合與討好西方時，仍有著暗中的自我得意。例如在過去，「東方主義」是西方對東方的建構，如今的「東方主義」則是東方迎合與唬弄西方的行銷策略。即使是「東方主義」的東方所對應的「原汁原味」的東方存在，大概也是另類的建構或行銷策略。由於西方殖民的全面與根深蒂固（光興所謂的西方早已片段零碎式地內在於東方各地）、歷史的失憶、全球的雜種化等等原因，究竟什麼是東方主義或東方的原汁原味早就不可考或無法界定清楚。亞洲的菁英與一般大眾一樣，並不傾向把電視、電腦、日本Ａ片等等當作來自西方的發明或西方文明優越的證據，大部分亞洲地區現代化的大抵完成（各種現代人造物與物質環境的全面籠罩），使得人們傾向把每日生活與互動於其中的現狀，當作自我的建構，而不是外來西方強權的建構。即使人們覺悟到7-11或麥當勞是西方的商業殖民產物，亞洲人的感覺則是亞洲的7-11與麥當勞比西方的要優越的多。

以上我對亞洲菁英目前的情緒氛圍的猜測，並不表示西方殖民或帝國的結構不存在。例如，從過去到現在都存在著為數不少的哈美族、哈歐族（特別是哈法族、哈德族、哈英族），但是他們都不像哈日族或哈韓族那樣被媒體再現或甚至被問題化。這說明了對西方外族的崇拜是天經地義與自然的，是不必刻意著墨的──除非碰到性的問題。但是對同樣亞洲民族的崇拜就是有問題的。但是年輕族群的哈日哈韓，也可以被當作一個亞洲內部的現象，而不必然涉及與西方與亞洲的優越比較。

不論如何，我們或許應該承認亞洲與西方的關係在變化中，我所說的菁英階級的情緒變化是跡象之一。而相對應於這種變化，我也要提出一些「修正主義」的想法來與光興對話。簡單的說，我會強調「西方作為方法」的持續重要性，甚至是「亞洲作為方法」的前提，以及去帝國與前去亞洲之前，要前去台灣的重要性。我的視野與方法有一部份可以歸諸於Richard Rorty式的新實用主義之精神。

首先，東方與西方的分野或對立不完全是純粹的西方殖民建構。從最起初的命名來說，雖然地球是圓的，無所謂東西方，但是因為兩大洋與歐亞大陸的存在，亦即，因為東西方都不可能橫越大洋，且因為歐亞大陸的連結，而造成東方與西方的自然分野與命名。換句話說，因為自然地理的客觀原因，也就是時空距離，而非人為的建構，使得EAST WAS EAST, WEST WAS WEST。同樣因為自然地理的原因（如喜馬拉雅山脈、亞洲南方的熱帶叢林），而造就東北亞與南亞、中亞的形成與隔離。當然自然區隔之後，各地人文地理與歷史社會文化宗教的發展，會繼續建構彼此的差異。在前現代，一個地方的語言文化經濟形態與另一個地方的差異程度，和兩地的時空距離的程度有著一定客觀的關係。例如時空距離越近，就越可能有中介的交流，有著互通的語言、宗教、文化、經濟、軍事關係等。在這個意義上，前現代的東西方的互為他者有一定的自然因素。

現代性在時空距離上的克服就是David Harvey所謂的時空壓縮，或者Anthony Giddens所謂的時空疏離，但是哪些人的時空被壓縮或被疏離，壓縮或疏離的程度，有一大部分是主導現代性全球發展的西方所決定的，背後當然也有自然地理和帝國戰略位置的考慮。換句話說，台灣的親美、或者現代亞洲內部的彼此的欠缺溝通，可以看成台灣與美國之間的時空距離遠遠短於或快於台灣與其他亞洲國家的時空距離。這其實是挪用了光興的一個提法，就是我們不能用規範性的角度來看待「台灣親美」，而要用分析性的角度來看，亦即，現代台灣是真的在時空距離上親近美國。這個角度的企圖不只是把現狀秩序「自然化」，歸諸於時空距離的自然效應，而是提出另一個角度的思考，亦即，那些促成時空壓縮或疏離的各種因素之改變，不一定只有帝國或西方的行動者、或者各個民族國家與資本家，也可以是各種非人格的力量（如網際網絡），也可以是去帝國者的刻意作為。例如陳光興所作的許多串連活動，就是壓縮了亞洲學者的時空距離。這裡將現狀的形成某種程度上歸諸於自然化，其實開啟了改變現狀更樂觀的評估。

陳光興的亞洲論述主要集中在知識生產上。在此我要用前述的角度繼續提出，西方理論正如英文一樣，是一種普世的中介，故而是中介亞洲的重要資源，是在知識生產上壓縮時空的工具。換句話說，西方的諸多理論固然是其西方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但是理論本質上就是一種建構或抽象，西方理論未必就符合西方某些地區的歷史社會之具體現實，但是理論之工具效用除了解釋預測與操作現實外，還有中介不同現實的比較功能¹，換句話說，我們不能直接比較倫敦或台北的現實，或者台北與漢城的現實，除非我們從某個普世理論去中介這種比較，也只有透過理論中介才能夠對台北或倫敦或漢城的現實有超越自身特殊性的理解。在目前，普世理論多半是西方理論，反之亦然。西方理論預設了西方作為方法的存在。那麼，如果「亞洲作為方法」包含了對於各地亞洲現實的比較與理解，那麼是不可能沒有普世的西方理論之中介，故而「亞洲作為方法」的前提其實是「西方作為方法」。這當然是西方殖民霸權下知識霸權的結構使然。（所謂知識霸權的結構包括西方的理論典範──可視為學術生產的控制機制──以及學術的物質存在，如知名大學和學術期刊等）。

由於英文與西方理論都是普世的中介，故而英文與西方理論的功能的類比是很明顯的。亞洲與西方都不是天生整體而內含差異，但是亞洲作為整體的建構除了自然地理因素和前現代的封建大帝國的因素外，後來西方殖民帝國主義也企圖建構一個有別於自身的異己「亞洲整體」（但是正如前述，這個建構也有部份是建立在前現代兩者的自然差異）。如果今後存在著亞洲自我建構為整體的可能，例如像泛非主義一樣的泛亞洲主義等等，那麼英文在這個階段作為亞洲內部彼此溝通的共同語言，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而英文正是過去的英國在亞洲之殖民活動，以及二次大戰後美國為主的亞洲建構，造成了英文作為一種亞洲語言，以及亞洲的共同語言。不是所有西方人的母語都是英文，而英文幾乎是有些亞洲人的母語。這種語言分布乃是在不同時空距離壓縮下的後果。

亞洲知識份子如果對西方理論存有矛盾情感或甚至敵意，其實正是忽略了西方理論也可以是當前亞洲知識界溝通的共同語言，使得我們這些亞洲學者透過理論的抽象範疇或概念來比較亞洲各地的不同現實與歷史社會發展。西方理論作為中介正如西方語言作為中介一樣，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我不是在知識論的層次上斷言西方理論是普世的正確客觀，後現代主義對此早有批判。我是從知識社會學的意義上斷言西方理論的普世，亦即，西方理論乃是建立在發達的全球學術生產與分工上，成為普世的²）

亞洲學者固然可以透過英文，以及西方理論來進行知識上的彼此溝通與生產，但是問題是：在西方學術霸權力量的籠罩之下，亞洲學者如何能翻轉知識霸權的結構，從而產生「自己的」理論？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幾乎不實際的策略。在此，我建議在這方面，也拋棄存在著的自卑與妒恨等情結，而對自己的知識生產逐漸產生「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情，也就是（用我之前的比方）我們的麥當勞因有賣韓國泡菜而比較好，或者我們的7-11服務比較優越。這也就是說，在夾雜著西方理論的學術生產中，我們在某些方面有更深入與細緻的發展，這通常是源起於本地的特殊議題與獨特處境中，特別是透過本地學者的辯論對話而產生了西方所無或與西方相異的創新思考。換句話說，台灣學者彼此的辯論對話（彼此的時空距離較容易被克服），華人學者彼此的辯論論戰（現在彼此的時空距離已經比冷戰時接近甚多）──這些都是以西方理論為中介的辯論和對話，最有可能產生感覺上屬於自己的學術知識，而且，在這種深度辯論與批判下所生產出來的知識也確實會有其深入與細緻之處，而對原有的西方理論可能有新的啟發、應用或甚至修正。（「感覺上屬於自己」是什麼意思？讓我打個比方，西方理論就像西方物理學、西方科學等等，大家逐漸地將「西方」二字遺忘，而簡單成為物理學，並且自認為有傑出的台灣科學家。我們的生活世界原本充滿了「西方的」的人造物與「自然物」，但現在沒有人去重視這個「西方物質文明」的殖民；我們目前用的語言，不是中國式的，而是歐式語法與日本名詞，但是現在這也不被當作「被殖民」，而感覺上屬於自己。）

上面我提到台灣內部對話與台灣與他地華人的對話，乃是因為這些人彼此語言相同，相同語言在今日也可以反過來壓縮時空距離。在台灣或華人圈發展出感覺上屬於自己的理論，進而與亞洲其他學者對話辯論，似乎是更能有效果地實踐亞洲作為方法。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去帝國，或者前去亞洲和亞洲學者對話，那我們更要前去台灣和台灣學者對話，前去中國香港等地和華人學者對話。日本或南亞的學術界顯然走的比台灣要遠，他們學者有彼此之間的辯論對話，發展出可以豐富亞洲對話的理論。在目前，台灣學者彼此辯論與對話的情況不多，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以西方理論來生產學術，因而彼此學術上的時空距離有時反而遙遠。在這種情況下，主動製造彼此的辯論、挑起論戰與對話，來挪用佔有西方學術為己所用，正是一種去帝國的策略。

備註：

1.  更詳盡的申論可以參見：甯應斌，＜現代死亡的政治＞，《文化研究》創刊號，2005年9月，頁1 – 45。文末的epilogue。
2.  上述以知識社會學來看待西方理論之普世，自然會傾向於將理論看作建構，或者是應付現實經驗的工具。不過，如果有人在哲學立場上不願把理論當作建構、當作工具，而採取實在論的看法，認為理論顯露了深層的結構（因此認為西方理論的普世乃是因為西方理論是客觀真實的），那麼這個實在論的哲學立場無損我把西方理論當作理解亞洲或西方的現實與結構的觀點。因為我們不能先驗地假定亞洲與西方的差異，而實在論所假設的結構定律與深層邏輯（如資本主義的邏輯），也會超越地區差異而普世地運作。西方理論可能有其偏見而不符合（西方或亞洲）現實或經驗，但是到目前為止卻因為西方學術霸權，而成為發展較完整的理論，是我們修正與批評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