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雷斯杯的发展与女同志社群形构    

2.1同志活动的学术化与艺文化 

2.2 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的兴起                           

2.2.1  由“打球运动”到“女同志聚会”                       

2.2.2  浮现眼前的“圈子”                                     

2.2.3  破除尴尬                                             

2.3 迈向“组织化”                                      

2.4 不同球类的集结效应比较                                  

2.5 唤出多元的女同志主体

2.6 小结     

第二章 雷斯杯的发展与女同志社群形构

他们是失去母亲的孤儿，一生中，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母亲撒谎，甚至直到为母亲合上双眼的最后一刻；他们是无情无义的朋友，虽然他们的魅力往往得到普遍承认，触动不少人的情感，虽然他们的心底常常是善良的，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然而，那种藉助谎言得以苟延残喘的关系称得上友情吗？

                                             ─Proust，1992: 17

异性恋者想要找朋友很容易，但是作为同性恋者没有任何宣传工具、媒体广告可以提供资讯，也没有任何的活动场合。所以我这么大一个人，从没有认识一个同性恋者，我觉得很苦恼，简直是太不幸了。

                                              ─阿涛，1999: 106

从一个旁观者，听到竟有如此盛会在台湾，对刚认同的自己，像抓到浮木般，发现能有容身处的兴奋，到一个参赛者参加雷斯杯，像推开一扇门，通往可容身的世界，真的为了赢球而去吗？肯定的说，不，我是需要朋友，是为了认识这个世界的模样，是要给自己勇气走下去。有多少人也在等着走进这个世界，现在，该是我来帮忙开这扇门了。

                                                          ─第四届雷斯杯主办人小威 2001

在异性恋社会中，同性恋属于需要管制、导正的犯罪行径，这是每位同志早已熟悉的规则，因而多半很早就学会如何隐藏自己的性倾向，不论面对的是路上的行人、同侪，甚至于最亲密的家人。隐瞒自己的同志身分，成为与外界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造成同志在社会中无法被看见的孤立窘境，使得她们无时无刻体会到自己与社会的格格不入。然而，这样的孤立困境却也迫使她们创造属于自己的安全空间与私人社群，企图寻找其他同志，并建立起彼此的关系(Jacobson and Samdahal 1998: 247)。

除了提供亲密关系与自我认同表达的机会，对男女同志而言，因为不受社会与原生家庭的认可，社群网络成为提供不同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包括经济或健康照护，或是男女同志面临爱滋侵袭所发展的互助策略，以及共享节庆假日的人际网络(Nardi 1992: 112)。

然而，同志寻找友伴的路程远不如异性恋简单、安全。一方面，要辨识出具有相同性倾向的同伴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同志必须承担被视为犯罪或是背德的潜在危险。在此种局限下，专属于同志的活动与空间显得格外重要，营造出有利于同志表达自我、结识知交的安全场所，扮演凝聚同志社群的关键角色。

“雷斯杯”是一项为女同志所举办的球赛，在休闲的过程中，女同志得以结识自己的友伴，甚至在其中建立起属于私人的稳定社群，建立起专属于女同志的群体互动、社会交谊的场域。本章重点即在于探讨“雷斯杯”的形成过程与历史背景，以及在凝聚女同志社群上所扮演的角色。

2.1.同志活动的学术化与艺文化

在台湾社会中，同志一直处在说不得、听不到，也看不见的闭柜状态，这样的情况到了九零年代才渐渐改变。如同白佩姬(1997: 211)所言：“同运在台湾萌芽之际，原来就是长在一片湿润的艺文土壤上”，一九九零年代欧美同性恋电影、东洋同性恋漫画的热络引进，以及以同性爱欲为写作题材的本土作品纷纷出炉，同性恋情被包装成一种“文化议题”，开始在台湾社会萌生。

在“文化议题”这个“保护伞”下，本土的同志社团与刊物起身闯关，1990年春天第一个女同志团体“我们之间”成立，1993年出现第一份女同志刊物《爱报》，1994年夏天“我们之间”的双月刊《女朋友》创刊，1994年秋天第一个女同志学生社团──台大的“女同志研究社”（简称λ）──成立，1995年夏天有第一本女同志团体的正式出版书《我们是女同性恋》。到了1995年的端午节，由台大男女同志社团举办的GLAD校园同性恋日，更是将平面的同志书写变成立体的嘉年华盛会，各式剧场表演、座谈与祈福仪式，拓展了同志的文化展演空间。

在这幅历史景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台湾的同志活动，其实被局限于文化、学术研究的场域中。倪家珍(1997)的研究亦有类似的观察，她分析台湾自1990年到1996年的同志重要事件，比较“遭受反挫”与“未受反挫”的同志事件各自具有的特殊性，发现在所有活动中，采用文化表演与嘉年华庆典等形式的活动最不易遭受反挫，原因在于：

社会对于同性恋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似乎已完全接受。原因在于，当同性恋的活动是以表演或自我庆祝为主，而不涉及权力的争夺时，社会对同性恋活动的诠释就只停留在多元社会现象之一，把它看成一种文化表演（倪家珍，1997:144）。

换言之，异性恋社会开放给同性恋的只是一小块“文化特区”，出了这块特区，同性恋仍是异性恋社会欲赶尽杀绝的异己。

台大男同志社团Gay Chat的创社历程便反映出这种限制，当1993年该社筹备小组向学校递交成立社团的申请表格时，校方产生极大的焦虑，如当时台大训导处学生活动中心主任陈保基在报上指出：“同性恋活动在许多先进国家中也还未被允许，校方目前很难做。因为必须知道参与这个社团的人，有无同性恋行为”[1]，经过一连串的协商，该社社名被迫改为“男同性恋问题研究社”，而非“男同性恋社”，利用“学术研究”的保护伞，成功闯关。一位社员Dior回想当年的波折过程，说到：“我想学校对于社名的坚持也是因为那时候环境使然吧”[2]，的确，尽管同性恋议题当时已渐露头角，但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接纳只限于学术与文化的部分，换言之，同性恋只能存在学术研究抑或文艺活动的题材中，真实的同性恋活动仍是非法的。

在此种历史背景中，与同志相关的活动也愈加趋向艺文化、学术化，但这却在无形中形成一种筛选效应，使得缺乏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3]的女同志无从参与，对于当时的同志活动产生了一股疏离感，受访者楚轩提到当年的经验：

我记得早期金马影展中有个同志影展[4]，那对我来说那是件蛮荒唐的事情，那是第一次同志影展，属于‘限制级’，特别指明说要研究同志的相关人士才可以看，我当时没有去，因为我好像没有任何可以买票的头衔，我觉得很好笑，我去跟那卖票的讲，我从小到大三十年同志算不算资深，那我算不算相当有研究，我研究我自己三十年，这样算不算？我没办法理解一般的学者怎么去考量，把这东西当作研究的东西，用那种研究的文字在分析它，我突然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我觉得我们很单纯，只是恋爱的对象是同性而已呀，那为什么要弄的很奇怪、很诡异，要弄很多文字去阐述它的存在，或说表达我们的文化，文化是什么，我有时候觉得我所表现的不就是我们的文化吗？（受访者楚轩，底线为笔者所加）

所谓的“头衔”是一种“文化资本”的象征，正是决定能否进入以学术、艺文为主之同志活动场域的关键。相较于过去无以名状的同性情愫，受访者描述的是个同志知识正要开始生产的起步阶段，这原本应是所有同志都引颈期盼的兴奋时刻，然而，却有一部分女同志惊讶地发现，她们根本不具有加入这场知识盛会的资格。也许这里提到的是个极端的例子，影展的主办单位以有形的条件限制，阻挡缺少学术研究“头衔”的同志参与，然而，面对学术语言的陌生与疏离，才是造成许多同志缺乏参与感的主要原因。

我每次去参加同志研讨会，听她们讲一讲会发现我好像不是同性恋，她们不晓得在讲谁，因为有时候讲的那个人好像不是我，我在那没办法感受到我有这样的情况，或者我能帮上什么忙…慢慢又去找找找，发现了一些社团，“我们之间”或一些研讨会，去了又发现你不是属于那里的人，因为她们说话你听不大懂，因为她们把很多东西讲的很奇怪，什么酷儿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你生活上自然而然的，我常常觉得说她们在剖析同性恋的行为、特质或有什么现象，我就觉得奇怪，不是说我是个同性恋做出来就是同性恋行为吗，她们把同性恋行为又定义到某种情况下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好像不是同性恋，不是跟她们口中的那同性恋一样…就说走学术路线，就是硬是去说女同志的行为长怎样、Ｔ的行为长得什么样子、同志运动就是上街游行，这些东西不是我有办法去了解的（受访者楚轩，底线为笔者所加）。

访谈者明显地对于艺文化、学术化的同志活动显露出无力感。以往女同志被禁锢于无处可说的苦闷状态，而在女同志刊物、社团积极地对外发声，带动许多专属于女同志的聚会与活动之后，固然为女同志在T吧之外，扩展出更多的活动空间，然而，这些团体举办的读书会、座谈会、艺文影展或成长团体，却呈现着高度的精英化倾向，缺乏文化资本的女同志望着好不容易长出的同志土壤，却苦无栖身之地。在此种情形下，非属校园菁英的女同志仍在既有的社会条件当中，设法寻找、开发属于她们的模式，在她们的尝试与摸索中，女同志自发性举办的球赛、球聚逐渐开花结果。

2.2 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的兴起

如同上节所述，在台湾初期同志议题发展的社会基础中，唯有包装成学术和艺文活动的形式，同志文化才容许在异性恋社会出现，缺少高学历、专家学者的头衔，无法操持铿锵有力的学术语言的同志，因而被排拒在一个学术化、艺文化的同志圈外，感到一股巨大的疏离感。渴求跻身同志圈的女同志，当然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要能忍受和负担得起高消费并有偷拍危险的T吧。换言之，以当时的台湾社会脉络来看，除了选择参与学术艺文化的同志圈，或是选择T吧文化的形式，女同志没有其他参与社群的选择，然而以上两种型式，却具有文化资本和物质条件这两项双重门槛的限制，排拒了为数众多的女同志。

当学院外的女同志在既有同志活动形式中无法寻得归属感，却又渴望拥有能够容纳自己的同志社群时，无意中发现“球聚”这项活动形式具有投资少、门槛低的特性，成为她们开创自我社群的第一选择，逐步打开第一道尝试之门。“拉拉资讯推广工作室”创始人之一楚轩描述女同志球聚的开端：

不是说我选择球聚，它是顺势而行，球聚的确是我们生活的一部份…第一个，它不用钱，以前的活动都需要钱嘛，我们早期就办球聚，因为我们发现有球聚大家会出来，其实这些人都不善言语，你就是来打球，不用说话，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不希望坐下谈什么同志文化…（受访者楚轩）

三三两两地相邀打球属于女同志生活中的常态性活动[5]，女同志球聚的举办便是援用与发挥此种既存的文化与生活习惯，以球聚作为聚集女同志社群的机制，提供不熟稔菁英语言的女同志另一条参与社群活动的管道。

台湾历史上第一个以女同志为主体的大规模球赛─雷斯杯─也兴起于相似的脉络。因为有感于女同志聚集管道缺乏和形式单一化，几个热爱运动的女同志在1995年举办了第一届雷斯杯。雷斯杯的创办者女同志BC谈到当时的情形：

那时候的聚会都也是大家去买《女朋友》嘛，那就会看说什么时候在哪里有聚会，那我们就会跑去，那个东西没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呀…那时候我好像刚念大学，有参加球队，我就很喜欢打球呀，就觉得说我该来办个同志的球赛，因为有这种东西就等于说爱打球的同志有个交流机会…那很重要吧，因为我觉得喜欢打球的女同志不该只是在T吧，晚上的时候在那边喝酒跳舞啊，那很多喜欢打球的不抽烟不喝酒，那我觉得要给她另一个联谊的机会（受访者BC）

相对于传统的女同志聚会场合如Ｔ吧，以及随八零年代社会脉动兴起的文化形态聚集网络如同志刊物、影展与研讨会，专为女同志举办的球赛则另起炉灶，如受访者所言，对女同志而言，这不只多了个运动、打球的闲暇去处，放在更大的社会脉络来看，确实为女同志在因异性恋社会压缩而所剩无几的集结机会，多杀出了一条活路。

2.2.1 由“打球运动”到“女同志聚会”

“球聚”最初只是女同志网站上三五网友相约切磋球技的一项运动休闲，后来因缘际会地发展为颇具规模的女同志聚会。

那时候只是因为我在xxx念书，那时候常听说球场有多难占，我就觉得xxx全校都女生，场地都没人用，还是新铺的，就想说叫大家来这边打，（访：是不是在这之前就有球聚了？），我是听说比较有规模的在网路上办球聚，是从那时候开始，大概有二三十个以上，会有很多不认识的人聚在一起，这种情况是从那时候开始。那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来的时候，要找一个撑着银色洋伞的女生，那就是我（笑）。

就在受访者Doremi无意间发现校园中无人霸占的珍贵球场，便兴起举办“球聚”的念头，开始在网路上散播活动消息，自此之后，球聚不再只是零星数人相邀打球的偶发性休闲活动，渐渐发展为定时定点举办的女同志聚会。

在此之前，女同志球聚早已存在，不过都只散见在零零零星星、三五几人私自相约的规模，因此，球聚的规模得以逐渐壮大成形，“固定时间”和“固定的球场”在其中扮演着关键因素。从受访着的说法，当时只是因为找到了一个比较“不难占”的球场，女同志球聚才得以发展，其中反映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休闲资源配置的性别不平等[6]。爱好运动的女性要能寻得一个得以恣意驰骋的球场，着实困难，对女同志而言，无人占据的球场更是希罕的资源，在这种社会脉络下，球场成为女同志球聚形成的起点，而这样一个固定的场地，正是女同志聚会得以长久经营的首要条件。

除了找到有利于定期聚会的固定球场，打完球之后固定时间的茶会更是促成“球聚”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

这球聚会聚集人气的关键其实不是打球…我刚好发现我们学校对面的茶店，不但有地下室，重点是生意有够差，进去就像包场，就星期天中午大家打完球，一行人二三十个，进去地下室，等于整间都是我们的，大家爱在里面聊什么就聊什么，我觉得那是那个球聚可以吸引很多人来的重要原因。那时候蛮多人是家眷，她不打球，或者是不打球的人，也会抓准时间，十二点赶到那茶店去聊天，就变成一个聚会。（受访者Doremi）

由以上陈述可以看出，“球聚”不但服务爱好打球的女同志，同时也因为在打球之外，创造一个专属于女同志的交谊场合。在以异性恋原则架构而成的社会里，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几乎没有任何女同志主体的言说空间[7]，因此，当球聚后的茶会，提供了女同志们“爱聊什么就聊什么”的言说空间，平日被迫三缄其口的女同志们自然趋之若骛。

在这一系列球聚举办流程之中，我们可以归结出三种彼此配合的空间作用。第一，“网路”作为女同志讯息交流的空间，网际网路不但通达便利、跨越区域限制，它的虚拟与隐匿性质保障女同志身分不会轻易曝光，故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女同志[8]，而专为女同志所举办的球聚亦顺势以网路作为传播途径，以求达到活动宣传的最大效率。第二，既然以“打球”作为号召女同志的聚会形式，想当然尔，少不了“球场”这个空间，球场作为支持球聚顺利进行的主要空间，在这空间里上演的，除了打球、观赛，还包括女同志互相结识、联系情感的种种活动。第三，“茶店”作为球类活动后，帮助女同志们继续发展情谊的私密空间，这个专属于交谊活动的空间作用，让球聚不受限于“运动”的性质，同时满足了女同志结识其他友伴的需求，强化了它在集结女同志社群上的功能，在打球、观赛、闲话家常的过程中，一个女同志社群隐然成形。

上述的三种空间，除了女同志网站是个专属于女同志的空间，其他两者原本都属于异性恋空间[9]，在每周一次的球聚当中，女同志们只是短暂地挪用这些空间，然而，尽管只是短暂的挪用这些空间，就足以达到凝聚社群的效果。而这种挪用异性恋空间的方式，相较起从前以T吧、同志书店作为女同志固定的聚集场所，是相当不同的，因为这些特定的同志聚集地点，利用占据某特定空间作为专属于女同志的活动场所，与异性恋人群互动的机会并不如其他公共空间来的多，而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挪用的是平日异性恋人群出没的公共空间，等于将女同志活动场域融入异性恋者活动的范围之内，故增加了女同志们在打球、玩乐过程中与异性恋人群目光的接触与互动，在第三章中，笔者将继续探究此种挪用异性恋空间的方式，对于女同志的身分认同产生的影响。

2.2.2 浮现眼前的“圈子”

在异性恋强大的规训力量下，女同志必须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分，不但异性恋族群看不见女同志，女同志也难以找到彼此，女同志成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独自承受着污名。直至九○年代，本土女同志社团与刊物逐渐出现，刊载于女同志刊物与网站上的自我介绍、联络方式，是女同志渴求结交友伴之际，仅能倚靠的微渺希望。受访者Doremi描述自己寻找同志“圈子”[10]的辛苦历程：

我从国中就一直在搜集这些资讯，同性恋资讯的来源，一方面学校里有样本，就一些T嘛，她们的样子和行为，另一方面，我会去找传说中的同志圈在哪里，我要怎么进去，就很注意，每天剪报，我一直这样做，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小小的座谈会预告，我国中就开始找，可是我一直找不到它，然后高二的时候，一个同学指着报上的一个小角落说：“你会不会想要去听这个呀”，上面写着“女书店座谈会”，那我心里就想说，天呀，这就是同性恋书店吗，我就很高兴，跟她一起去找这地方，找到女书店后，我就找到《女朋友》，高兴的不得了，拿着《女朋友》都快要流眼泪了，找到了，它就在这里，给我躲在这地方（兴奋大叫）。对我来说，找到《女朋友》，就像是找到圈子，不然那圈子虚无飘渺的。我国中的时候就深夜坐在新公园发呆，差点没挂布条说：“我是女同性恋，请赶快来认我”，因为那时候听说同志都在新公园，就想说男生会来，那女生也会来吧。对我来说，圈子从来就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是我很辛苦才找到它的。（受访者Doremi，底线为笔者所加）

对受访者而言，“圈子”代表一群和自己具有相同性倾向的人，而此时女同志刊物所代表的“圈子”为一个“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11]，即使没有与其他女同志进行任何实际的接触、互动，找到《女朋友》这本女同志刊物，就验证了其他同伴的存在，暂且纾解些微的焦虑感。然而，对大多数女同志来说，此种“想像的社群”仍显得遥远、飘渺。

相较之下，球聚提供的却是个让女同志可以“亲眼目睹”其他同伴的机会，而此种“我群”[12]的可见性(visibility)正是身分认同得以形成的关键之一，毕竟个人的身分认同并非先验存在，必须透过于一组社会关系中的互动、作用才得以成形，对于女同志而言，“我群”的可见性尤属重要，因为生活在异性恋社会之中，为避免歧视与攻击，女同志们必须设法隐匿自身的身分认同，然而，为了寻找友伴，却又需要适时“现身”的时机，来达成“相认、集结”的目的。受访者Doremi提到：“大家就会很想看到别人，有时候也不是说互动，所谓的互动是建立在共同的领域上，可是也没有，就是可以感觉到同志很需索群体感的这个部份”，由受访者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于刊物或网站上虚无飘渺的“女同志圈子”，其实已无法满足女同志对于群体感的需求，女同志们更迫切的需要，是和自己相似的生命面对面地接触。而球聚的产生，让女同志间彼此相识、互动的过程都得以发生于实质的空间之中。

我觉得球聚最有价值的就是‘聚在一起’这件事情，雷斯杯也是一样…就说圈子这东西不再只是《女朋友》这个杂志，也不再只是T吧那些散散落落，为了不同目的坐在同一个空间里，不只是这样，圈子整个这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以二三十人的规模，或是以两三百人的规模，这就是主要的意义（受访者Doremi）。

当女同志们以如此大的规模聚集起来，对于长久以来形只影单、单打独斗的女同志而言，感动之余，在球场上见到女同志面貌的多样化，也解除了心中的某些疑惑，了解女同志并非主流社会所塑造地那般灰暗、异常，而自己也不是唯一的“异类”，如同某位女同志在BBS站留下的感言：

即使我很想睡，即使天气很热，即使我和大家不熟把自己搞的很无聊， 即使我有翘头的念头……我还是很开心能参加这次的活动，因为我看见很多人，看见他们解决了我心中某些疑惑(Porker 2001/8/26，底线为笔者所加)。

实质空间中发生的女同志互动，不但是同志自我认同确立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参见第三章），亦促成女同志社群的凝聚。球聚作为一种媒介，不但唤出为数众多的女同志，相较于其他同志集会模式，长期、定时定点举办的球聚，更有可能建立起稳定的情感社群。

我觉得在那里我想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友谊，同志需要友谊，而且是非常缺少的，因为我们认识的人太少，可是我们用一个很集体的方式来举办…你可以来这儿打球，打到就像兄弟姊妹一样，这是一种感情，这是一种方式，培养她们深入的感情，而我们发现感情本来就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没办法快速达到的，定期的球聚就是帮助这样的感情，我去加油或干嘛的，这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们是用各种理由邀各种人，来参加这个球聚，解决了个人的社交问题（受访者楚轩）

如同受访者的陈述，女同志需要友谊，除了情感上的满足，友谊对女同志而言，扮演着更为迫切的角色，因为同性恋是一种不为社会接受的身分，女同志们随时可能因为身分曝光，而遭受到与家人关系破裂、失去工作等突发状况，友谊于是乎成了女同志们用以抵御生活困境的后盾。因此，女同志们亟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群网络，一同抵御异性恋社会的不公对待，在周旋进退中塑造自我、自我壮大。而此种女同志社群的建立，并非零星、偶发性的聚会，就能达成，而在球聚定期打球、碰面的过程中，女同志之间的情感获得积累，最后甚至发展出一种家族似的情感网络：“它后来已经不是联谊了，它是个运动，它是个小家族，大家在碰面，后来大家感情蛮好的”（受访者贝特敏顿），而此种拟似亲族的人际关系想像，取代女同志与异性恋社会成员间岌岌可危的情感联系。如受访者贝特敏顿所言：

很明显的，我的交友都放在这边了。因为我开始觉得跟男生讲话很浪费时间（众笑）…我觉得拉子朋友有特殊的气质吧，那异性恋就是讲那一套公式这样下去，我觉得无聊，但我们又不能跟他讲这一类的事情。（笔者：所以跟以前的异性恋同学或同事联络会比较少吗？），对呀，比较少，因为如果真的想约，就会找自己的拉子朋友呀。除非是说直同志，可是真的很少，因为我会觉得我没有必要冒着曝光的危险，来交你这个朋友。

当女同志的社群网络形成，女同志无须依靠毫无信赖基础的异性恋友人，以往生活中由于同性恋污名而无处诉说的种种困扰，如今也有了倾吐分享的对象。

尽管郑敏慧针对女同志网路世界的研究指出，女同志在BBS站上已然形成一个情感支持的网络，女同志“在网路中不但可以做自己，还可以遇见其他女同志，，共同分享彼此的生活经验，并提供情感与精神上的支持”（郑敏慧，1999：13）。但是除了情感上的支持，女同志人际网络亦能发挥成为实质的生活支持作用。然而，此种互信互助的女同志人际网络得以形成，必须跨越网路本身具有的虚拟限制，将女同志的人际互动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球聚的举行，正是让女同志人际网络由虚拟网路世界落实到现实生活的有力机制，藉由定期的练球、相聚，使得女同志得以在现实生活中增进彼此的信任感与情感累积。

以笔者加入的小摩拉子垒球队而言，亦由女同志BBS站作为发源地，于1998年开始有女同志于BBS站上号召喜爱垒球的女同志，但并未引起回响，直到2001年经由召集人Amy再次号召，顺利组成一支女同志垒球队“小摩拉子垒球队”。球队除了平日使用BBS站作为情感联系的管道，每逢周日亦固定相聚练球，透过网路交谊与定期碰面练球两种机制的配合，队员间的情感建立更加快速、深厚，逐渐建立起一个互信互助的人际网络，除了在BBS或球队网站上分享彼此生活中的困扰、喜乐，当队员发生搬家、意外受伤等生活变动，队员间亦会主动伸出援手，提供生活上的照应。当女同志之间的互动超脱网路的虚拟性质，此种落实于现实生活互动的女同志人际网络，对女同志而言，不仅是一个共享余暇时光的友伴网络，还扮演重要的社会支持角色，尤其当女同志发生感情纠纷，以及因财务和家人关系造成的生活上的争议，乃至于分手的危机，从圈内的朋友得到的支持，往往大于原生家庭所能提供的协助（郑美里，1997：184）。

2.2.3 破除尴尬

女同志结交朋友的困难之处，不仅在于辨识不易，还包括相认上的困难，除了营造出一个专属女同志的交友空间，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亦是女同志彼此相认的桥梁。我们的社会预设每个人都“应该”是异性恋，在这种以异性恋原则构成的日常生活言说中，同性恋是一项不被谈、不能公开的禁忌，开口询问对方的性倾向更是难上加难，造成女同志即使能够看到对方，在此种强大的噤声压力下，却还是无法“相认”，这样的尴尬处境成为女同志社群集结的最大阻隔。BC谈到自己藉由“雷斯杯”与其他同伴相认的过程：   

那时候就是这样，大家都一对一对的，可是都不会去谈这件事（同志）喔，我都觉得干嘛这样，我有一天就跑去问球队学姊，学姊，你要不要去参加一个球赛呀，她问我是什么球赛，我就说都是女生的，她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说要喜欢女生的女生才能去打，她就惊吓这样子喔，她就说好我回去问一下ＸＸ，哈哈，就是那一次我把她们揪出来的。那时候我还有其他学姊，是那种认同很差很差的，她们也都知道这件事，她们都没有报队，可是下午都有来…那时候就等于把这件事挑出来讲，大家都是同志，就不要躲了，嗯，因为雷斯杯。后来大家就是以同性恋活动为主，就是常去她们那边混，couple们就会跑去学姊那边，她们也不跟外面的人承认啦，但自己就会讲开了，球队（学校校队）的同志就凑在一起了

在以异性恋规则为基础构筑而成的日常言说系统中，异性恋是一种天经地义的性欲特质，而同性恋往往是“病态、怪胎”的同义词，因为不愿接受“同性恋”一词被赋予的负面意涵，女同志即使确信自己遇见了同伴，也因为缺乏得以表述自己身份认同的合宜语汇，只得继续躲在独自一人的暗柜中。在此种同性恋受到极度污名的环境中，女同志确实需要其余辞汇，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身分，在受访者BC的经验中，尽管眼见自己渴求的女同志友伴就在身边，却因为缺乏合宜的表述方式，难以跨越禁忌的鸿沟，直到雷斯杯的出现，BC试图以此与其他女同志友人相认的过程中，“雷斯杯”一词取代了令人尴尬的字眼。另一位长期参与雷斯杯和球聚的女同志孟凡忆起自己初次参加女同志球聚时，“球聚”（女同志球聚）一词如何化解内心的不安与尴尬：

我第一次去参加球聚的时候，非常紧张，因为我才高中，我并不是担心有人在那围捕我，而是我要怎么让那边的同性恋知道，我是来参加她们聚会的同性恋，这件事会困扰我。可是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ＢＣ就问我：“你是不是来参加球聚的”，这句话就化解所有的尴尬，我们那时候，对我们自己的同志身分是没办法认同的，所以我只要跟她说，对，我就是来参加球聚，“球聚”这三个字就代表管道和我的身分（受访者孟凡，底线为笔者所加）。

当女同志仍未顺利接纳自己的身份认同，“同性恋”一词难以脱口而出，此时，“雷斯杯”巧妙地成为女同志的同义词，成为化解尴尬的媒介，破除同性恋禁忌造成的隐形墙垣，使得女同志可以较为容易地相认、互动，促成了女同志社群的凝聚。

此外，不论是受访者BC的经验，或是一般的情形当中，女同志在满足自身情感需求的同时，往往为躲避外界质疑，总是悄悄着发展着恋情，这样的做法固然保障了私密性，却形成集体身分认同发展与社群集结上的限制，因此，雷斯杯和女同志球聚除了帮助女同志顺利“相认”，更重要的是，让女同志认识到这些外在限制，并非仅是她们的个人遭遇，而是女同志共有的集体处境，从中凝聚集体身分认同，并发展出属于女同志的公共议题。

2.3 迈向“组织化”

从1995年第一届雷斯杯，至今已迈入第七届，第一届雷斯杯以BC[13]个人名义办起，以个人的力量发起第一次“雷斯杯篮、排赛”，希望能争取让拉子好好运动、以球会友，且不受干扰的空间。那一年在滂沱大雨中，有七十余人参赛，虽然克难但大家仍欣喜若狂，希望每年都可举办。但以个人方式来设计整个活动，未免负担太重，往往因为个人的因素，将导致活动的不确定性，这绝非长久之计，于是自从雷斯杯发起人BC加入“拉拉资讯推广工作室”[14]，该团体就正式接过举办雷斯杯的重责大任，并定为重要的年度计划，以团体的方式投入雷斯杯的筹备工作：

因为在第一次办雷斯杯时的确是以个人名义办的，后来因为一些因素，第二年没办法而停办，到后来“资推”接手后一直办下来，我们就发觉虽然办球聚好像看似简单两、三个人就可以搞定，但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必须要用更有组织的方式、且用团体的方式和力量才能一直办下去。而推动也不必、不能只靠单团体去推动，而是好多个团体去推动“雷斯杯”，才不会因为单一个人或是团体，太过疲倦或是发生某些偶发事件，让雷斯杯没办法继续办下去（受访者楚轩）。

虽然雷斯杯以休闲做为集结主轴，大幅降低筹划所需的知识门槛，但就活动的长久经营而言，若一直采取个人名义的方式举办，筹办者个人的责任和负担未免过重，更具有因突如其来的个人因素，造成活动终止的风险。雷斯杯在1995年以个人名义发起，却因各种因素停办了将近三年，自1998年“拉拉资推”重新接下举办雷斯杯的活动后，雷斯杯走向“组织化”的筹办方式，不但使整个活动起死回生，也让活动的规模愈趋盛大。雷斯杯初期只在台北举行，但报名来参加的女同志全省各地都有，从遥远的屏东、高雄、台南、台中、台东等地赶来台北参加雷斯杯的同志，更是不乏其人。因此，当资推看到许多参赛者愿意舟车劳顿，花费大笔金钱和精力支持雷斯杯，感动之余，更进一步地思考到同志资源南北不均的问题，试图将雷斯杯经验扩展到其他地方，平衡同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受访者楚轩说：

在我的心中“雷斯杯”这个活动是可以永久的，生存的会比资推或任何一个同志团体还久的。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资推在主办雷斯杯，好像雷斯杯是资推的，但其实不然，资推一直在扮演的是“雷斯杯”示范和推广的角色。我们一开始就希望藉由示范雷斯杯，让很多人看到、知道以后，不同地区的团体可以轮着办，团体能够接力轮着办，今年在台北办、明年在高雄办，甚至到台东、花莲……因为我认为球聚是比较普遍、草根的东西，应该有更多的人去支持它。毕竟一个团体的能力有限，而且我们知道台湾的资源分配不均……，我们看到中、南、东部的同志资源真的少的可怜，为了参加各种同志活动，总是得一直舟车往返，非常的累。资推当年就不断缠着中部的“同心圆”[15]，尝试要将雷斯杯移师台中，不断用资推主办、中部同心圆挂协办的方式，后来我们发现中部同心圆已经完全有举办雷斯杯的能力，后来她们自己接手办了冬季雷斯杯，所以这个技术移转可以说是成功的，又多了一个团体能够办雷斯杯。

原本只是单纯地想将雷斯杯的经验与技术移转至中部，但由于地区性发展不同的需要，加上中部室内运动场地比台北便宜许多的地区优势，顺应发展出羽球和桌球项目（参见附录一），不仅顺利达到同志活动的地区扩展，更添增了运动项目，提供同志更多的选择，增加雷斯杯的丰富性。此次技术移转的经验过程，因各地区不同的需求，连带并发出的能量，不仅使筹办技术成功的移转，增加其丰富性，连带为原本的雷斯杯加成，对于推展雷斯杯的同志而言，除了是始料未及的收获外，更是一项莫大的鼓舞。除了以技术移转拓展各地同志运动，受访者还发现，雷斯杯的运作模式有着为团体加分的功效。受访者楚轩说：

资推一开始就看到球聚是非常草根，大家都容易接受的东西，也由于球聚和筹办雷斯杯的方式，让更多不同样貌的成员加入了团体，这对团体只有加分的作用，而且不论团体原本在做什么，也许是联谊、也许是接线帮助同志朋友，这些都不会违背原来团体在做的事情，我要强调的是，走休闲、运动这个方向，带给人一种轻松的感觉，这些人才更有机会去进一步去接触其他事情，并不会对原本的团体有所违背，反而会使新加入的朋友更亲近团体，使这些人可以有机会去参与团体原来的工作，对团体的凝聚有加分的效果。

藉由休闲活动的“低门槛”性质，雷斯杯拉近了个人与团体间的距离，培养团体成员间的情感，为团体聚集了相当的人气。采用草根、生活化的集结模式，雷斯杯由原本的个人举办，发展至后来组织合作的团体筹办模式，其规模愈趋稳定，甚至成为同志团体之间经验传承、技术移转的成功经验，而雷斯杯的集结力量也愈发强大。这样的庞大集结力量，也陆续展现在后来与公部门合作的“彩虹同玩节暨雷斯杯”，以及“台湾同志，前进雪梨”[16]的活动上。

从未积极对外发声的雷斯杯，在第五届的时候，因缘际会地成为2001年台北同玩节[17]的活动主轴：“彩虹运动会暨雷斯杯”。有鉴于第一届台北同玩节引发的“扮装风暴”[18]，在筹办第二届台北同玩节的过程中，公部门与同志团体都希望能以不同于过去的方式，表现同志族群正面阳光的一面，经由大伙的讨论与脑力激荡，产生了“彩虹运动会”的构想，用以烘托“阳光 活力 同性恋”的活动口号。然而，这个运动会的筹办过程并非如此顺利，因为许多团体都没有类似的活动经验，更没有把握可以找到够多的人来报名撑起一个运动会。就在一直传有可能会停办的风声下，多年来举办球聚与雷斯杯的“拉拉资推工作室”在工作人员非常有限的状况下，还是勇敢地接手完成了这个艰钜任务，并将“雷斯杯”融入整体活动规划中，形成“彩虹运动会暨雷斯杯”的活动主轴。

再者，为扩大活动意义，并促成台湾同志的跨国连结，同志团体于筹办过程中，决定于该届雷斯杯中选拔出参加2002年雪梨同志世运会(Gay Games)的代表队[19]，埋下了后续的行动伏笔，这群长期经营参与雷斯杯的女同志，自然没有置身事外。在整个“台湾同志，前进雪梨”的筹办过程中，这群女同志尝试着先前并未接触过的各类工作，包括选写企划书相公部门募款，筹划社群内的募款晚会，以及打媒体战，尽管不甚熟谙个中规则，但藉由积极地向外张开触角，这群女同志不仅成功的完成目标，并扩展自身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活动经验说明了，尽管雷斯杯采用以“休闲玩乐”的集结方式，它的发展方向绝非仅局限于“玩乐”，其中蕴含的能量与可能性，确实是无远弗届[20]。

由最初的打球玩乐，到后来的向外发声，雷斯杯扮演的角色一直在转变，亦经历了数种的组织形态发展，其中的人际网络，以及遭逢的机会与冲突，都有所不同。尽管在1995年雷斯杯诞生之前，已存在许多女同志三五人相邀打球的情形，这个时期的零星球聚，主要依靠个人由既有人际网络找到同好，但由于人数少、势力单薄，难以在男性主导的运动场中抢得打球空间，雷斯杯的创办者BC有鉴于此种资源不平等的情况，利用个人人际网络组成的筹办群，于1995年创办了第一届雷斯杯[21]。相较于1995年之前的零星球聚，雷斯杯开始较有系统的号召球友，包括在网际网路[22]与T吧中张贴球赛消息，跨越了以个人为主的号召方式（个人网友、旧识），将零星的球聚汇聚在同一个平台上，让原本三五成群的打球人口，得以彼此相识、连结，雷斯杯俨然成为女同志社群内的运动盛会。

如前所述，第一届的雷斯杯是由创办者BC个人名义举办，之后也因个人因素停办了三年，直至BC加入女同志团体“拉拉资推”，该团体便接下了举办“雷斯杯”的重责大任[23]，此种关键人物与团体之间的扣连，使得雷斯杯跳脱了个人筹办的方式，朝向组织化的方向发展，于1998年出现了由团体主办的第二届雷斯杯。这个时期号召球友的方式同样是透过网际网路[24]，不同的是，此时的网际网路已开始蓬勃发展，号召力量也较为强大，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集结方式。

除了筹办过程已然组织化，较有余裕思考雷斯杯规模的扩展，为平衡区域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雷斯杯的触角开始往其他县市发展。当1999年，“拉拉资推”与中部“同心圆”合作，让雷斯杯首度移师台中，并在原来篮排项目之外，增列了羽桌球的项目[25]，这个横跨不同地域、团体的合作经验，开启了雷斯杯由不同组织之间彼此合作的筹办形式。

随着参赛与筹办的人际网络逐步扩展，雷斯杯的规模日渐壮大，但一直维持着提供女同志以球会友、彼此集结的角色，从未积极向外发声，然而，这样的情形到了2001年第五届夏季雷斯杯开始有所不同。由于多年的举办，雷斯杯在社群内已累积了相当的名声，当2001年台北同玩节，决定以“彩虹运动会”作为主轴，雷斯杯便也融入其中，成为该届台北同玩节的主要活动，除了让雷斯杯筹办团体与其他同运团体有了大规模的合作关系，亦是雷斯杯首度与官方资源产生连结，向台湾社会发声。在这次的合作关系中，雷斯杯的筹办团体“拉拉资推”角色在于，依照既定的活动计划，担负起执行面的工作，将多年来累积的筹备与动员经验，着实地操兵演练一番，展现了惊人的集结力量。但也因为工作范围局限在执行面，这个时期的筹办群并未深入思考雷斯杯本身具有的同运意义，以及相关议题的推广。

在2001年台北同玩节落幕之后，“拉拉资推”顺势接下由该届同玩节衍生出的“台湾同志，前进雪梨”的后续活动，尽管同样是与同运团体以及官方资源连结，但相较于之前单纯的执行工作（号召球员、活动流程安排），这次的工作内容已有大幅改变。不论是为了扩大此次活动的意义，或是向社群内外筹募到台湾同志球队成行的所需经费，筹办群面对的是如何诠释运动(sport)本身的同运意义，以及寻找发声的机会，将此议题推向社群内外。这群多年来筹办球赛的女同志，开始讨论“出国参赛”对于同志社群的意义，并着手写文宣、拟计划书向公部门募款、举办社群内募款活动，以及与媒体周旋，这些经验是前所未有的，也因为如此，让这些女同志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能力，找到得以发挥的舞台[26]。

就社会运动的角度而言，在2001年之前的雷斯杯，经历的是集结成员，并建立信任感、凝聚向心力的“潜沈期”，在2001年之后，才开始进入公共领域，有了对外发声的大规模行动，称之为“发声期”。不论是何种社会团体，在组织历程与行动目标改变时，都会遭逢新的机会与冲突，雷斯杯也不例外，在它不同的发展时期中，所遭逢的机会与冲突亦有所不同。

大规模球聚的举办，正逢“拉拉资推”组织起步的时期，当时成员主要是几位电脑工程师，在资讯闭塞的年代，利用网际网路向女同志传播资讯，很快地他们发现在网路上相邀打球的人口不在少数，意识到打球是个能够汇集人气的活动，对于组织而言，球聚代表着为团体号召新成员，以及跨越网路虚拟局限的机会。然而，球聚规模愈趋稳定的时候，外界却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包括办球聚是否与团体原来走向与诉求不符[27]，抑或担忧以球聚作为团体的重点活动，是否过分沉溺于玩乐，但这些声音并未影响组织内部继续举办球聚的共识。

当雷斯杯进入发声期，也就是于2001年的台北同玩节，雷斯杯有了与官方资源连结，向外发声的机会，新的冲突再度出现。面对这个新契机，组织内部产生意见分歧的现象，部份成员质疑将雷斯杯纳入该届同玩节其实并无意义，且担心活动规模过于庞大，非自身能力所及，抑或官方与媒体的介入，将会造成曝光危机，认为应该维持雷斯杯一贯与异性恋社会不相闻问的宁静状态；此外，也有其他网站使用者批评此种与官方合作的行为，是否让雷斯杯沦为受政治利用的工具。在一片喧扰中，该届雷斯杯主办人乐见其成的态度成为具决定性因素，在她极为乐观的鼓励与号召下，质疑的杂音也就渐渐平息。

到了接手“台湾同志，前进雪梨”的活动时期，是否要与外界资源接轨、对外发声的争议重新浮现。这个时期的主要争议在于，究竟要把团体内部人力与资源，运用在提升球赛品质，以服务既有的打球族群为主，抑或用于对外发声的行动上，扩大与同运议题的扣连。这些辩论一直持续着，似乎尚未出现共识，但我们可以从中看见成员们对于团体所抱持的不同期待，而这样的歧异性一向是存在于所有组织当中的一部份。

另一方面，从2001年台北同玩节与后续的前进雪梨活动当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座落于不同社会位置的组织之间，所产生的结盟关系。参加这系列活动的主要同志团体包括了“台湾同志谘询热线协会”、“性别人权协会”、“拉拉资推”与“我们之间”，前两者为已向政府立案成立的同志团体，相较于后两者，拥有申请官方资源的合法性，并在媒体经营与学界当中奠定下相当的人脉基础，非立案团体若是要申请经费，或是举办大型活动，便必须藉助于立案团体，演变为“立案团体出名，非立案团体出力”的合作关系。然而，当双方在相近的时间点内，各自举办大型活动，由于其诉求的对象，以及寻求的支持，都来自同一个社群，便很容易牵涉到资源分配的问题。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此种相同社群内的资源竞争现象，势必会发生，尤其在弱势族群内部，是特别常见的情形。

2.4 不同球类的集结效应比较

    当雷斯杯规模日渐扩大，涵盖其中的球类项目亦不断增加，而各式球类在场地、装备与所需人数等特性与集结条件的不同，亦形成它们在连结方式与集结效应上的差异。以下将就涵盖于雷斯杯的五种球类项目进行比较，包括篮球、羽球、垒球、排球与桌球。

首先，篮球的场地分布最为广泛，在一般的公园或是学校内就可以找到，装备简单，只要拥有一颗篮球，找到三五同好，便能成行，这样的便利性，使得篮球成为一项极为普遍的运动，因此，相较于其他项目，篮球球聚筹组的门槛较低，是所有球聚当中起源最早、数目最多的一种。就集结的角度而言，篮球聚筹组门槛低的特性，使得它的集结点容易扩散，号召到的人数也较多，不论是学生或上班族，不同背景的女同志都能加入适合自己时间、地点的篮球聚，因此出现不同地点、时段和不同族群的篮球聚，包括了资推球聚、假日球聚、夜光球聚、台大帮球聚、台中球聚…等。然而，也因为不论加入或组织篮球聚的低门槛与便利性，使得篮球聚的人口流动率较高，女同志得以藉此结识更多朋友，却也使得能否培养稳定、长期的情谊必须视情况而定。

相较之下，羽球的装备虽然简单，但举办羽球聚的室内场地往往必须花钱租用，因此，热爱羽球的女同志，除了寻找同好，还需要找到固定的人数，在固定时间去包场，此种“包场”的形式，使得羽球聚的成员较为固定。就集结而言，羽球聚的筹组门槛稍高，并未如篮球一般普遍，而且具有地区差异，因为中南部的球场费用较台北低廉许多，因此台中的羽球人口较多，但是由于羽球聚的成员相当固定，藉由长期的碰面练球，更能培养稳固、深厚的感情。

在所有球类项目之中，垒球聚可以算是集结门槛最高的一项。举办垒球聚往往需要偌大的垒球场地，必须找到无人使用的河堤公园或是校园运动场[28]，场地非常难以取得，甚至无法以花钱租用的方式解决[29]。再者，不同于其他球类，垒球需要的装备更为繁复，除了个人使用的手套和钉鞋外，还包括共用的垒包、垒片、垒球与球棒等等，动辄上万，必须靠团队共同采买。除了场地难寻、装备繁复造成的筹组门槛外，由于成长过程中，校内大多数棒球队不招收女生、有女垒队的学校也是少之又少，因此，棒垒活动相较于篮球、羽球、桌球、排球，更是一个严守性别区隔的运动项目，因此接触棒垒活动的女生本来就少。然而，垒球聚所需要的球员人数却是最多的，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守备位置，缺一不可。在此种高筹组门槛的情形下，女同志垒球聚多年来一直处于有人号召、却无法能凝聚一股固定球聚的风气。

就在2001年几个爱好垒球的女同志在北部聚集，组成“小摩队”[30]，为台湾北区第一支女同志垒球队。主要成员中，许多人曾有参加其他球聚的经验，藉以检讨过去垒球聚失败的原因，并吸取其他球聚成功的经验。这群女同志共同讨论让垒球聚长远发展的方式，产生了球队经营的概念。再者，为了让球员留下来，避免流动性过高，影响球聚的举办，相关的配套措施也必须齐备，例如：经营网站、BBS站、发行电子报，还有定期举办月聚，并想尽办法增加比赛机会，增加家属到场观赛加油的机会，加强家属与球队的互动，让球员家属也能融入，亦是必要性的做法之一。

因为组成门槛高，垒球队的数目少之又少，若是想要有与其他球队比赛的机会，势必主动向外延伸触角，花更大力气去联系。小摩成军初期就举队南下，与高雄的拉子垒球队比赛，比赛后还安排经验交流，诸如高雄Ｔ吧之旅，了解南部同志生活圈的发展状况。后来更积极与各大专院校的女子垒球队取得联系，争取比赛机会，现阶段甚至出现是否要求男子球队比赛切磋的讨论，因此，相较于其他球类，垒球可说是与社群外互动频率与意愿较高的项目。如同2002年，小摩队参加“某大学女垒30周年纪念比赛”，许多社群内的朋友纷纷到场加油，一时人气沸腾，加油声热烈喧腾、不绝于耳，并特意借来彩虹大旗悬挂场边，直到小摩队历经激战赢得冠军，加油人群也开心、忘我地举起彩虹大旗，绕场庆贺，完全无惧于往来于运动场的人群目光，在一片欢愉的气氛中，达到了最自然的交流。

就集结效应而言，尽管垒球组队困难度相当高，但是，假若能够成军，其中的凝聚力可谓非常强大。其中的原因在于，垒球这种运动本身的特质，就在于要求强烈的团体凝聚力以及合作分工，此外，垒球聚的球队经营概念与面临高门槛的困境，必须靠每一位成员的主动参与和帮忙解决，患难打拼的情谊和参与感，也使得向心力更为强烈。

相较之下，固定的桌球与排球球聚，尚未蔚为风气，因此较为少见，但是由于场地的搭配，常把篮球与排球，以及羽球与桌球排在一起，增加比赛项目的选择，但是报名人数就鲜少许多，这与平日是否有固定、频繁的球聚，关系密切。

表2-1 各式球类集结条件与效应

2.5 唤出多元的女同志主体

如前所述，雷斯杯已然发展成为跨地域性的女同志运动盛会。除了参与者横跨不同地域，因为采用以球会友的聚会模式，使得文化资本造成的门槛大为降低，所容纳的女同志族群更为多元，样貌更为丰富，以往不曾出现于座谈会或其他聚会场合的女同志，也现身于雷斯杯当中。1999年雷斯杯首度移师台中，便发生一段台中T吧族群参赛的插曲，形成不同次文化的女同志族群共处一室的难得画面：

第一次去台中，我觉得超猛，因为台中的T喔，跟台北的不太一样，就是说……那次冬雷真的把我笑死了，那个T吧老板就穿拖鞋、吃槟榔喔，就这样走进来，然后发现怎么里面的人都穿名牌的鞋子，还有带护腕，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已经要开始打球了，那几个老板以前都是体院的，就直接穿拖鞋上去打，好好笑喔，她们打球好吵，就喊∶“杀死你、干”，就很大声，你知道吗，那一次还吵架，因为台北的觉得她们没风度，旁边加油的也很大声（T吧啦啦队）∶“啊、给伊死啦”，她们（T吧老板）愈来愈觉得不对劲，比赛进行到下午，很有水准、技术很好的队伍慢慢出现了，她们就开始打电话“跟你讲，这有人在打球耶，你那个鞋子给我拿来”（台语），就叫老婆、朋友把鞋子拿来，就是要认真打的意思啦，很恐怖，后来那T吧变成最大一ㄊㄨㄚ，就老婆啦，还有带小孩喔，那小孩不知道谁的，就一群人坐在那边，很吵很吵，后来拿球鞋来，比较整齐的上去打，好像拿到亚军吧……她们打球很凶又很吵，台北的队伍就真的觉得她们很没水准，后来有人就在版上骂啊，就说她们没球品、讲脏话、吃槟榔、穿拖鞋。（受访者BC）

从受访者的描述，可以发现尽管相较于艺文化的同志集结管道（刊物、影展与研讨会），球聚与雷斯杯所集结的女同志社群背景较为多元，雷斯杯消息宣传管道传及Ｔ吧，吸引了这群年纪较长的台中Ｔ吧队伍参加时，就产生产生了因次文化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张力。就笔者的观察，造成这个差异的主要因素并非学历或是城乡差异，而是来自年龄层造成的世代差异[31]，这样的世代差异牵涉到在成长过程中，使用的连结方式、语汇和穿着方式，甚至对于女同志的定义，都和同志运动出现后的今天有着截然的不同。受访者BC提到另一段“颁发奖品”插曲，更加强烈的凸显出双方的世代差异∶

楚轩[32]就带我过去跟她们拉咧，可是我不会讲台语，很逊，她们一见到我们就拿出槟榔说∶“ㄟ来喔”，楚轩就拿起来吃，可是我就“呃…”（害怕貌），她们看我就不顺眼，因为我台语又讲不好，一副都市小孩的样子。球赛结束后我们就到附近一家红茶店喝茶，因为她们有拿到名次所以有奖品，那时候奖品好像是彩虹别针吧，而且还是纽约带回来的，结果那好几个T就说∶“吼，拿这要干啥，啊没路用”（台语），后来她们的婆就很好笑，在旁边说∶“你殿殿啦，这是代表同志呢，你也不知道，啊，这么俗”（台语），楚轩就说婆比较会察言观色，其实T在上面打球她们就已经在下面看，那些T是怎么样的、她们为什么要送这个，其实都有在观察，那时候去聊天打屁就聊的很愉快。（受访者BC）

不同的成长经验形成世代之间的巨大差异，尤其是座落在同运发展前后的两个世代之间。自从九○年代台湾同志运动蓬勃发展，由西方引进的同志符号“彩虹”，便被社群普遍采用，成为同志身分的代表与精神象征，但是这群女同志，因为生长年代早于同运发展，并未接收到同运兴起后带来的新资讯，两个世代的女同志成长于全然不同的社会氛围中，生活方式与文化自然有所差别。这两种文化的相遇，却也成为不同女同志族群开始融合的契机，团体中较为年长的成员楚轩，同样成长于同运发展之前的年代，以“过来人”的身分，试图化解双方的紧张关系：

在球场上出现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拉拉，她们来自台中T-bar的工作者或是常客，平均年龄在28岁左右，很多是已进入欧蕾[33]年龄层，这几年T-bar的生意不好做，所以欧蕾以上的族群聚集的地方也就越少了。一早球场的右方来了七八个很明显地，不管语言的用词或是行为模式上与大伙们有很大不同的拉拉，她们没有上网，T-bar是她们认为拉拉最多的地方…她的眼睛还是环绕着球场上众多的拉拉，嘴里还喃喃自语：‘你们一年办几次?就算一年办一次也没关系，唉，这种活动很健康，你知道吗?很多的T不是喝酒就是赌博死的’…在这球场这么多不同于她们的人，对她们而言也是蔚为奇观，如同我们觉得她们特别一样心情，她们相互走告，呼朋引伴，下午时已经一票人占据球场一方了，除了主办单位外，她们已然成为最浩大的一群而不知，吆喝的声音，时时响起，让许多来自各方其实跟大家也不熟的小群体，感到压迫，尤其是言语用词的习惯性不同,让人特别的不舒服，很多事情都是需要经验，然后修正，再经验，再修正，尤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知道许多人很感冒她们这群人，我只能说这是年代、环境、生活背景种种原因造成的不同，希望网路的朋友们能以主人的身分，慷慨迎接她们走上网路，开启更宽广的拉子天空（楚轩，〈1999第三届冬季雷斯杯活动回响〉）

这样感性劝说最终是否真能化解大家心中的不快与排斥，犹不可知，但是，确实让大家有了进一步思考族群文化差异的机会。换言之，雷斯杯本身“低门槛”的特质，使得更多女同志得以进入，并让大家有了与其他族群接触的机会，或许文化差异引发的张力确实存在，但是此种紧张关系却也成为不同族群之女同志间彼此了解、集结的开端，如横跨两个世代的楚轩为台中T吧族群参赛插曲做了最好的注解：“看见她们，我觉得很高兴，因为这代表旧时代与新时代的拉拉或是另一族群的融合，已经见到交流的一丝的曙光”。

此种多元女同志族群之所以会在雷斯杯中出现，除了球赛形式降低文化资本和物质条件上的门槛限制，使它得以容纳更多的女同志族群，其宣传方式亦为主要的关键因素。如同大部分的同志活动，女同志球聚或雷斯杯的举办，都仰赖网际网路作为宣传管道，然而，网路资源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本身就深受城乡、年龄与学历等社会因素的限制，因此，以网路作为同志活动的主要宣传路径，能号召的族群也有所局限。球聚主办人之一Doremi提到此种现象：

宣传的问题是很关键的喔，因为如果我们宣传都是在ＢＢＳ或网页上的话，那个时候网际网路不像现在都落实到国中国小，大部分都还是大学的学术网路，那力量是很强的。所以吸引到的人都是高知识份子，五六年前台湾的网路比较活跃的也是学术网路而已呀（受访者Doremi）

不同于球聚与大多数的同志活动，雷斯杯将宣传触角延伸到T吧当中，而这在活动的集结效应上扮演着决定性因素，因为唯有打破宣传方式本身造成的族群区隔，多元女同志族群的集结方为可能[34]。

2.6 小结

“集结”一向是个重要的同志议题，因为它在同志身份确立的过程中有着关键性位置。Jenness(1992:71)指出，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总是来自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而“女同志”这个社会类别总是被塑造为负面、不健康的，在此种情形下，女同志必须在这个被“典型化”(typification)的抽象认知之外，寻得额外的资源，才有机会重新理解“女同志”的内涵与意义，这正是她所谓的“重新典型化”(retypification)，亦是女同志身分得以确立的关键过程。

重要的是，这个“重新典型化”的资源与内容将随着每个人的社会位置与生命经验有所不同，除了重新定义“女同志”的身分内涵，女同志还必须意识到自身与此社会类别之间的相似性，换言之，女同志必须寻得能够让她获取归属感的同志社群，才有可能顺利接纳自己的女同志身分。因此，唯有多样性的同志活动，以及多元的同志讯息管道，方能容纳女同志主体的差异性。

毕竟仅具有女同志身分并不构成社群集结的足够条件，因为女同志族群内部同样有着社会位置，以及次文化的差异性，形成需求与兴趣上的不同，如受访者BC所言：“有人爱看书，有人爱打球，所以我那时候一直没去参加读书会”，雷斯杯在既有的集结管道之外，提供了女同志更多样的选择。多元的选择，不论是就女同志本身，或是在社群集结的意义上，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当女同志团体、校园社团的聚会形式，因文化资本区隔造成号召、集结力量的有限，或是Ｔ吧提供的社交资源无法继续满足女同志的不同需求，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的出现，开展了更多的同志活动空间，也成为凝聚女同志社群的有力媒介。

不论就女同志社群集结或是身分认同形构而言，都包含了以下的要素，首先是同伴的可见性(visibility)，看见（或感知到）其他女同志的存在，往往是女同志身分认同构筑的起始点，当然，也是社群得以集结的首要条件。再者，社会领域(social space)的建立，这是身分认同获得确立时，必然发生的过程，女同志必须划分社群与外界之间的界线，亦即是“圈子”的形成。第三，女同志必须与此社群有所接触，其中包含与同伴的“相认”，以及持续的“互动”。

在这一章当中，本论文提出球聚与雷斯杯作为有组织的女同志活动，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女同志彼此看见、结识的场合，并使得女同志可以持续地与这个“圈子”发生互动，促成女同志社群的凝聚。下一章将要继续探讨，这些发生于球聚与雷斯杯当中的集结、互动经验，在女同志身分认同的形构上提供了哪些资源，以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