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快意前进的同志“运动”                       

4.1连署发声、抗议游行之外─运动想像的扩展             

4.2 从日常生活出发“快意向前”的同志运动            

     4.2.1 以日常生活作为抗争领域                             

     4.2.2 以玩乐作为抗争手段                           

     4.2.3 球场上的集结动员                        

4.3 小结      

第四章 快意前进的同志“运动”

众多同性恋所感受的具体压迫和限制，不都是同一形状和同一强度的。她们个别发展出来的存活策略并不是不言而自明，不创而自有的领悟。她们所追求的解放也不是不需要协商辩论就会自然达成的直觉共识

                                              ─何春蕤，1997:8

情绪是一种政治。过去主流世界塑造的悲苦情绪对同性恋族群是有压迫效果的…欢乐可以有政治对抗的意义，那么政治对抗又何尝不可以在欢乐的心情中快意前行？

                                              ─张娟芬，1998: 11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异性恋者皆想当然尔地自视为“正常”，同性之间的情爱则被视为伤天害理之事，同性恋者也常被视同“毒蛇猛兽”[1]，同志个体在难以对抗此种强大污名的情况下，只得沉默地承受各种不公的对待。直到九○年代，台湾的同志议题开始发声，企图在主流论述中重写“同性恋”的定义，积极地争夺自身的诠释权，同志的社会处境才有了逐渐改变的迹象。

这缓慢又微小的转变，正是同志运动多年来努力不懈的辛勤结晶，其一路走来的蹒跚足迹也被保留在各相关书籍当中，然而，在这部“同志平权运动史”里，却未留下任何有关于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的踪迹[2]，作为以女同志为主体的休闲运动(sport)，球聚与雷斯杯不仅突破了异性恋社会于休闲面向上加诸女同志的限制，让女同志享受到在阳光下畅快呼吸的自由，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女同志休闲经验，提供女同志认同重新形构的资源，并促成女同志社群的动员与集结，从这些面向看来，“雷斯杯”同样具有同志运动(movement)的效应，在这一章当中，本论文将提出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不仅是女同志在球场上驰骋拼斗的运动(sport)，同时也是认同壮大、社群集结动员的“运动”(movement)。

4.1连署发声、抗议游行之外─运动想像的扩展   

若是仔细回顾各同志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在同志平权运动史当中的缺席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同运界与学界对于同志运动所下的定义关系密切。譬如在历届“认识同志手册”所罗列的“同志平权运动”当中，不难发现收录于其中的大事记多半为“对外发声”式的行动，诸如同志影展举办、同志书籍出版、同志社团成立，以及各大同志人权公听会与抗争行动。

此外，其他同志研究也透露出相似的讯息，例如简家欣(1997)的硕士论文，针对女同志社群中的“Ｔ吧族”、“网路族”与“刊物族”进行比较分析，   指出尽管这三者同样提供女同志社群集结的条件，但却在“对外现身”的程度上有明显差别，其中T吧提供女同志安全的互动空间，其地点十分隐密、不对外公开，故Ｔ吧族的集结为对外“集体匿名”；因网际网路的虚拟性质提供女同志完全的匿名保护，整个电脑网路站是向外公开的，而至目前为止，网路族尚未以同志群体的身分，直接向社会发言，故网路族的集结为对外“消极地集体现身”；而整个刊物族则以运动性格十分鲜明的女同志刊物之打造，作为向异性恋社会积极发言的方式，故而刊物族的集结为对外“积极地集体现身”。三者当中以“刊物族”特别具有同志运动的意义：

在这几种台湾女同志的社群集结模式中，以刊物网络来建构女同志社群的方式，尤其别具运动意义，这个运动意义特别是落在“集体现身”策略的运用……西方的同志平权运动一直是以“个人现身”作为最重要的运动策略，几十年来是无以计数前仆后继的个别现身，撑开了西方同志可以在阳光下自由呼吸的空间。而九○年走到九六年，台湾同志运动努力不懈地进行着，所仰赖的却不是个别同志来为运动做这种牺牲式的献身；而在于这个能够有效保全个别同志的运动策略，正是由女同志刊物网络集结同志、进行动员、并且对社会发声的努力所带开的（简家欣 1997:49；底线为笔者所加）。

作者以“对外现身”的积极与否作为同志运动意义的指标，进而肯定了女同志刊物努力向社会发声的运动价值。的确，不同于妇女运动与劳工运动等其他社会运动，同志运动无法以直接现身的方式进行社会抗争，于是以刊物作为间接的集体方式，实为台湾同运发声的有利策略。然而，如同第二章所提到的，此种“对外现身”的发声行动，需要特定的文化资本，诸如书写、使用理论语汇的能力，排除了大部分女同志投身其中的可能性，而在受访者的言谈之中，不难发现此种同志运动的操作模式与定义方式，对她们产生的影响。受访者贝特敏顿提到：

（同志运动）可能是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吧，可能还有比较悲观的想法，就说我自己的力量不是很大……应该是宣示性的那种（同志运动），会让我却步吧。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熟悉的，不太了解那种东西。

就笔者了解，受访者并非不热心于同志事务，相反的，她参与了许多同志活动的举办，然而，对于当前强调“对外发声”的同志运动，却产生了极大的疏离，表示自己无从了解，也没有参与的能力。这样的疏离感受存在于许多女同志身上，当另一位受访者阿厚被问到对于同志运动的认识为何，她的答案同样流露出对于同志运动的陌生：

（笔者：你认不认为你做的东西是同志运动？或说你看书上写的同志运动，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其实不太懂，不过大概知道是在作同志的一些事情，就像外面在搞革命。（笔者：所以你懂她们在弄的同志运动是什么吗？），不是很懂，我只知道我很想帮这圈子做些事情（受访者阿厚，底线为笔者所加）。

因为长期遭受异性恋霸权压迫，女同志最大的希望莫过于有朝一日自己的族群不必再遭受异样眼光与不合理对待，因此许多女同志总是怀抱着“想帮这圈子做些事情”的心情，然而，当前讲求“对外发声”的同志运动模式，对这群不熟悉同运语言的女同志，距离未免遥远，使得她们独有热情，却苦于无处抒发。

除了文化区隔造成的疏离，部份女同志也提到“运动”(movement)总是让她们联想到激烈的流血事件，因而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负担其中的后果。例如当长期参与雷斯杯并加入筹办“台湾同志前往雪梨”的女同志Amy，被问及是否自认正在从事同志运动时，就出现了这样的反应：

（笔者：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做的就是同运，你会更卖力，更投入吗？）我最先想到的不是会更投入，而是会有危险，就说面对的压力更多，同志运动或其他运动都有一定的反挫、一些处罚，做这些事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或是惩罚，我要去想我现在做这些东西，以后我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或是我会发生什么……（笔者：所以像推动同志“前进雪梨”这件事情，你比较不期待人家说它是个同运啰？）不知道耶，我没有这样想过，所以不要跟我讲（笑），任何运动都会让我联想到很激烈、极端的，所以我不会很想去做这种事（受访者Amy，底线为笔者所加）。

受访者一再提到她们对于同运的想像多半是“革命的、极端的、具宣示性的”，此种想像源自当代被听见、看见的社会运动，不论是透过媒体呈现的街头激烈抗争画面，或是对于1980年代台湾街头抗争的残留印象，使得女同志尽管满怀热情，却望而却步，而这正形成了当前同志运动在号召动员上的局限，如同纪大伟(2002)指出：

一，在关注台湾同志的文学、媒体、国内外研究中，同志运动的主体“看起来”通常是大学生（尤其是名校学生），其中间杂了些许从第一世界国家留学回台的进步学者—这个主流形象至今没有太大的改变；二，九○年代初期起，就一直有人质疑为什么同志运动的主体看起来这样洋溢菁英色彩，难道在金童玉女[3]之外（如，考不上大学的人、去不了美国的人、工人阶级等）就没有同志运动的主体了吗—这个问题至今大致没有被回答（纪大伟 2002: 199）。

当同志运动一直着重于“对外发声”的面向上，其模式便也因而受限。台湾不同于西方社会，由于家庭亲族连带甚为紧密，同性恋者背负的污名与压力，原本就较为沉重，因此，台湾同运处理现身问题的方式，势必与西方同运的“个人现身”策略有所不同（简家欣 1997: 49）。台湾同志运动若要在这样的社会脉络下进行发声行动，必须采用“集体现身”的策略，即以刊物或其他同志论述的生产，向社会证明同志的存在。然而，此种社会脉络与同运策略却使得无法直接现身，又因为缺乏特殊文化资本无法加入论述生产行列的女同志，自然无法顺利进入同志运动的场域，成为同运主体，造成现今同运的菁英色彩。

除了文化资本门槛的限制，让女同志不认为自身具有投身同志运动的能力，在访谈中受访者一再谈及，她们从各种资讯中所认知到的“同志运动”，都是一种极端、流血革命式的形态，也因为“流血革命”式的同运想像，让她们望之却步，这种同运想像带来对于同运的恐惧，造成自身与同运关系的割裂，正是同运无法号召多元女同志主体的关键。因此，如何打开同运的想像，使更多女同志打破与同运的隔阂，加入同运的行列，并从中获得力量，是目前台湾同志运动最重要的课题。

而扩展同运想像并非一种抽象的空谈，我们必须先看见在抗争游行、文字发声以外的同运模式，在另一位受访者楚轩对于当前同运模式所发出的疑问中，我们或许可以有些思考：

就说走学术路线，硬是去说女同志的行为长怎样、T的行为长得什么样子，同志运动就是上街游行，这些东西不是我有办法去了解的。我要的东西其实很单纯简单，我要多认识一些接受我的人，或我的好朋友能接受我，其实我不懂她们说的名词，或说那些让我觉得很困难的事情呀……去抗争当然有政治意义啊，可是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先把我们的周围顾好，再去讨论到政府那些事情？（受访者楚轩）

这段陈述中透露出，除了积极对外发声，要求社会正视同性恋的存在与权益，并去除歧视与不公平对待，同运还应该有其他的方向与策略，毕竟女同志本身仍有许多切身问题有待解决，诸如异性恋社会压制下，结识友伴的困难、感情支援的管道等生活资源的缺乏，都可以是同志运动着手努力的方向。

不论从受访者的言语陈述，或是既有针对同志运动的研究当中，可以发现同志运动往往被界定为“对外发声、平权诉求”式的政治行动。然而，这样的界定方式无可避免的窄化了对于同志运动的思考，更可能在实质上抹杀了其他运动形式的可能，并排除了其余女同志参与其中的机会。因此，为了使同志运动更有生命力，我们需要看见同志运动的另类可能，而雷斯杯就是女同志努力改变自身处境的实践方式，它展现了集结多元女同志族群的可能性，以及同志运动的其他可能形式，藉助此种经验，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同志运动的另类途径。

4.2 从日常生活出发“快意向前”的同志运动

既然主流同志运动由于一再地强调“对外发声”的行动，在无形中筑起一道门槛，使得没有书写与阅读等发声行动所需之文化资本的女同志，无法顺利加入，造成集结与动员上的局限；再者，致力于“对外发声”的同志运动，亦容易让人联想到其他“革命、激烈”的社会运动，使得部分女同志虽有热情，却望而却步。于是乎，这群对于社运语汇感到陌生疏离，甚至害怕、担心的女同志，转而开创出自己的运动(movement)场域。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既是以女同志为主体的休闲运动(sport)，同时也是女同志用以对抗异性恋社会的政治运动(movement)，在其中女同志透过集体行动改变自身处境，拓展在异性恋社会压迫下寥寥无几的集结管道与休闲资源，并在玩乐过程中累积迎击外界眼光的力量与自信，建立起更为正面的女同志认同，甚至逐步发展壮大为争取公部门支持的大型活动──组队参与2002年的“同志世界运动会”(Gay Games)。在肯定了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作为同志运动的重要性之后，以下就其运动意义与特质进行阐述。

4.2.1 以日常生活作为抗争领域

自九○年代开始，台湾的同志运动起身讨伐异性恋霸权，致力于以刊物出版、社团成立等“集体现身”的方式，来抗议异性恋社会对同性恋的视而不见，并争取诠释权极力平反同性恋污名。就在这些声讨行动进行之际，一群虽然对于主流同运感到疏离、恐惧，却仍急切地“想为同志做点事”的女同志，默默地展开自己的行动，只是她们所努力的方向，并非要求异性恋社会正视自己的存在，而是就近以日常生活中作为抗争场域，以休闲玩乐取代严肃的发声行动，抵抗异性恋社会加诸的沉重压迫。

其实我们后来做的这些东西都跟证明（同志文化）无关，有些人会说，办球聚有什么同志运动的意义，我觉得我根本不需要去证明什么同志文化，我只是在生活而已，而我表现出来的就是同志文化…所以球聚不管别人怎么质疑，不是说我选择球聚，而它是顺势而行，而球聚的确是我们生活的一部份（受访者楚轩，底线为笔者所加）。

由于异性恋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污名与歧视，女同志若想稍稍松懈防线、释放自我，只得躲入“异性恋止步”的私人空间，因此，尽管与好友们共享假日余裕，于洒满阳光的午后球场上尽兴奔驰、恣意言欢，看来不过是种稀松平常的享受，对女同志而言，却成了个奢侈的念头，在此种情况下，女同志团体“拉拉资推”选择定期举办球聚，提供女同志们更多的休闲选择，以满足女同志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做起，休闲资源的极度压缩是异性恋霸权对于女同志的压迫之一，因此，休闲选择的拓展，无疑地也是对抗异性恋霸权的一种政治行动。

首先，热爱打球的女同志，经常遭遇到球场难寻的问题，这其实也牵涉到性别规训的结构性因素。在异性恋社会的社会化过程中，女性不被鼓励从事动态活动，运动似乎是男性特有的兴趣与专长，在此种性别规训的作用下，运动场也成了专属于男性的优势空间，许多喜爱运动的女生，往往只能望着被男生霸占的球场兴叹，特别是不愿意与男生共用球场的女同志[4]。

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很干，每次球场上女生要抢个球框都很困难，跟男生抢的那种感觉很差很差，上大学以后参加球队，就觉得女生要聚在一起打球真的很辛苦，她们都说找不到人打，不像我找到球队，因为球场都是男生啊，我是因为进球队，球技好了一点，不然哪个女生敢到球场上跟男生报队，就这样一直被压缩压缩。所以就想要办一个女生的球赛，但是女生的球赛还是有呀，像爱迪达（杯）呀，我就觉得说也许办个女同性恋的更好呀（受访者BC，底线为笔者所加）。

因为感叹无法像男生一样享有运动场的资源、也苦于找不到球友，受访者BC就以个人名义办了一场联谊球赛，没想到在没什么宣传的情况下，当天虽然下起了一阵滂沱大雨，可是来参与的女同志就超过七十几人，加上工作人员和观赛着大约百余位女同志，克难地挤在一个台北市某国中的操场上比赛篮球，第一届的“雷斯杯”就这样诞生了。受访者提及自己当初创办雷斯杯的动机，就是不甘于女性在运动场上的弱势，再加上自己的女同志身分，继而考虑到社群内部的需要，一个专属于女同志的球赛于焉诞生。因此，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对抗的也是奠基在性别上的休闲资源配置不平等，作为萌发自日常体验的政治行动，从日常生活中的休闲需求着手，女同志开始改变自身的生活处境。

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的诞生，开拓了女同志的休闲资源，让向来被局限于封闭藩篱内的女同志，如今有了“出外透气”的机会，透过定期举办的球聚、球赛，亦凝聚了以往零星存在的打球人口，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社群网络，对女同志而言，不仅寻得了同样热爱打球的同志好友，更是互信互助的生活后盾，如同受访者Amy所言：

整个雷斯杯的活动非常有意义，可以将这么多拉子聚在一起，那个凝聚力非常地使我惊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会看到一些比较老的欧雷(old lesbian)，那时候会惊讶说，对喔，如果我十年、二十年以后还是同性恋，我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我知道如果自己认同自己是同性恋的话，一些资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靠我跟女朋友一路走过来，毕竟会觉得很孤单……所以当时的感觉是，觉得会有资源，有这么多的拉子（笔者：所以会比较有信心吗？就说我以后还可以是拉子？），对，就是“我以后还可以是”的那种感觉，就说大家都是搭同一条船的人，同舟共济，大家可以互相帮忙（受访者Amy）。

在异性恋霸权的巨大阴影下，若要靠个别女同志的单打独斗，来维持自我的身分认同，未免过于艰钜，此时，不论是作为精神上或实质生活中的后盾，球场上形成的社群网络，都是在不友善的环境中，支持女同志继续维持自我身分认同的重要资源。另外，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不同于其他同志活动的最大特色，在于打开户外集体活动的可能，让女同志在日光下活出坦荡的自己，扫除掉长期所背负之“异于常人”的阴霾，不再畏惧异性恋社会的眼光，并持续壮大自身的女同志认同，而这正是同志运动的终极标的，如林贤修(1997)所言：

妇运或同性恋运动的集体认同不但攸关运动的成败，而且清晰的认同轮廓根本就是运动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搞同性恋运动或搞妇运，虽然也在乎是不是同工同酬，是否有通畅的政治管道等实际问题，但是运动的最终目的，其实是如何做个自在的“同性恋”、豪爽的“女人”，是如何做自己身体灵魂的主人（林贤修 1997:16-17，底线为笔者所加）。

这种坚定、强壮的认同并不会凭空发生，在打球、玩乐的过程中，女同志不断地与异性恋目光以及自身的恐惧来回周旋，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操练，学习“自在地做个同性恋”，壮大自我的女同志认同：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一样，当她们去享受这种自由的感觉，你根本不须告诉她们要去争取什么同志人权，我想她只要持续在这边一直打球，认识这些人之后，她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同志人权，因为她们没有人会走回去，我们只是企图要让她们没办法走回去，我并没有要她们去争取同志人权，而是她们心甘情愿的知道，我们不想走回去，因为我相信在球聚里打过球，一次比一次曝光更严重的，没有人愿意走回头路…你要让她们去感受，球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途径）（受访者楚轩）。

这种“不愿往回走”的力量，正展现出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蕴含的同运能量，并突显出以日常玩乐作为运动路线的另类可能。受访者楚轩也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做运动”的重要性：

即使今天政府开放，说同志可以结婚了，你敢吗？你要吗？你能吗？你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你需要，而且不觉得结不结婚、合不合法对你有什么重要性……就是你最简单的（问题），你自己都没办法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就算政府很仓促的说可以，那社会如果都不认同呢？常常就有这种事情，你要怎么面对你自己、你的父母到你的朋友，终归到最后都是到你自己的问题。那对她来讲，球都不能好好打了，你叫她搞什么同志运动，运动的要死，大家也只能去游行，游行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吗？她都找不到朋友打球了，然后她去跟人家游行，到底意义在哪里？她游完行我觉得她还是有可能不能打球……（受访者楚轩）。

受访者指出自己无法感受到游行抗争与自身生活的关连性。因为，在争取社会承认同性恋权利之前，许多生活中的切身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毕竟异性恋霸权的压迫，不只在于制度上对于同性恋的否定，而是更深层、细致地座落在每个日常生活的环节中。因此，对女同志而言，整体社会制度的改革虽是个令人期待的远景，但此种追求社会制度改革的行动，却仍未能解决许多女同志在日常生活中会遭遇到的问题。如同受访者所言，很多女同志最切身的忧虑并非“无法和自己的伴侣结婚”，而是连朋友都找不到、“连球都不能好好打了”这种更为基本的问题。因为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异性恋压迫，使得女同志们连最基本的生活所需都无法顾全，例如交友管道与活动空间的缺乏。当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受到打压，追求社会制度改革的行动目标，便愈加显得遥不可及。

当异性恋霸权愈是张牙舞爪地侵占每个生活细节，女同志于日常生活中发展出来的反击行动，就愈显得力道十足，而“从日常生活出发”正是让这群女同志得以萌生行动力的关键。如同前述，以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为轴心所集结的，多半为未受过社运理论洗礼、却极具热情的女同志。对她们来说，若非直接感受到行动与自身生活的实质相关之处，而是很快地跳跃到“同志人权”的抽象层次上，便会觉得疏离、没有参与感。于是，这群草根性格鲜明的女同志，无意跟随任何主流同运的脚步，而是就近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自己的舞台∶

台湾的同志运动并不是很多，即使我们看到国外的例子，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标准、成功的同志运动路线，我认为这是没有的，所以“资推”成立的时候，也没想到什么同志运动路线，单纯地就能做的地方去做（受访者楚轩，底线为笔者所加）

这种不预设任何路线、“单纯地就能做的地方去做”的运动方式，正是让同运萌生多元可能的契机所在。创办了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这群女同志也开创出自己的运动场域(movement field)，就在交友结伴、打球取乐的过程中，参与其中的女同志一次又一次地与异性恋霸权交手，逐步发现改变自身生活处境的力量与可能：

以前对于同志运动的感受都是从书上来的，感觉上就是要靠同志游行，或是有一定身分地位以后come out，发表论文，做这些东西就对了。我自己不会走那条路呀，所以不觉得那是我该做的，我就是一个旁观者，很边缘的，那时候的想法就是，以后有能力的时候，透过捐钱的方式来参与呀，我不会去发声，我不会去做什么，没有一个位置可以去do something。直到参加小摩队，参与雪梨，才会觉得有这样的方式是在做同志运动。（笔者：你为什么觉得这是个同志运动？）因为我觉得生活上的连结，应该是一项台湾该做的同志运动，透过球聚让拉子自发性的做连结，产生更坚定的认同的信念，朋友的连结，再大之后会变成社群的连结，愈来愈多团体出现，被看见，自然而然的出来，力量就出来了……在生活当中，第一个，你确立自己的同志身分，因为你确立的好、生活的好，你可以再去多连结拉子，主动地透过某些方式，像办球聚其实是很快乐的，让这些人有一个连结在，主动的去拉起一个属于同志的生活网路，让一些可能原本在彷徨的人，可以更认同，力量就会起来。（受访者Arbus）

受访者Arbus表示尽管自己一直很支持同运，却对同运圈倍感疏离，无法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直到接触雷斯杯与球聚，才让她找到自己做同运的方式，因为此种生活化的运动取径是她认同、熟悉、且能力可及的。如另一位受访者Doremi所言：

一个人之所以会有行动力的原因，除了她感知到这议题，对它有兴趣，另一个就是她对自己有没有实践能力的认知，就说她觉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可能让事情有所改变，我觉得我有行动力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综合两者，我会在乎同志的生活处境，这很多人都有，那我之所以能走出来做事，那就是我相信自己会有这个力量，即使这件事情很小，可是我可以改变它，这就造成差异（受访者Doremi）。

从日常生活中的小处着手，而非宏大的改革远景，让这群女同志产生了自己“能让事情有所改变”的信心，而这往往是行动的开端。如同McAdam(1983)所言，运动得以兴起，弱势族群必须在主观上达到“现状是不公平、可以被改变、应该被改变”的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状态，才有可能真正集结起来参加社运(McAdam, 1983: 36-59)。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做为切入点，让女同志体会到“生活处境有所改变”的可能，也产生了具体的行动，以集体的力量抵抗异性恋霸权的压迫。这每一小步的累积，都让更进一步的抗争行动逐渐成形、发酵。

4.2.2 以玩乐作为抗争手段

台湾的同志运动自九○年代开始蓬勃发展，而其开展大抵可分为几个方向。第一，以艺文活动为主，以文学、电影作品等学术与艺文作品打开同志的能见度；第二，以政治抗争行动为主，抗议异性恋社会对于同志的人权侵害与抹黑，例如1995年3月，同志首次走上街头，抗议台大公卫所教授涂醒哲在研究报告中对于同志的丑化，以及1998年8月，女同志团体“我们之间”发起连署行动，抗议“华视新闻特搜队”以隐藏式摄影机偷拍女同志酒吧的偷窥恶行。

除此之外，同志团体亦不定期筹办大型同志活动，主要目的在于主动出击，让同志的多元面貌得以在公领域中呈现，争取诠释权。例如1995年6月举办于台大校园的第一届“校园同性恋苏醒日”（Gay and Lesbian Awakening Day，简称GLAD），旨在透过节庆[5]的重新命名，为同志争取发言与行动所需的文化资源∶

“校园同性恋日GLAD”这个活动成形的基础，大抵是重新命名∶将白蛇、屈原、粽子、香包等意符(signifier)指向对同性恋有益的意旨(signified)。命名是权力的运用……命名权是既得利益者安然享有的，而弱势者为了抢权力（利），势必也要抢得命名权；尤其像台湾的同性恋者，缺乏史料及认同的符征(token)，更要设法“挪用”既有文化与物质资源，以做为发（新）言及进行（新的）行动的基础（纪大伟 1998: 242）。

对于既有文化符征的挪用、干扰与再命名[6]是同志运动的主动出击，抗议异性恋社会对于同志的视而不见，此种强调文化抗争的运动手法正是新社会运动的特色∶以符号行动与文化领域作为集体行动的抗争场域、善用非暴力及具戏剧效果的手法传达理念。如同Melucci(1989)所言∶“文化运动可以挑战既有权力，因为在资讯社会中，权力关系越来越依靠符号再现的文化语言来定义，因此，最根本的挑战应来自试图颠覆这些讯息与合理性的文化活动”。当异性恋社会愈是对同性恋施以文化封杀，同志运动愈应于文化场域下手，颠覆异性恋霸权理所当然的合理性，突破重围。重新命名属于同志的节庆，除了要争取文化资源，还要以“欢愉”对抗异性恋加诸于同志的悲苦情绪∶

难道在GLAD这一天，关心同性恋的朋友们一起在台大校园内发出笑声，就表示我们无视于同性恋在台湾社会中的艰苦处境？……我们喜欢在运动中大笑；笑，gladly，并不代表没有意识到迫害的存在；笑也是力量的展现（纪大伟 1998: 243，底线为笔者所加）。

当异性恋霸权不断地压迫同性恋，将同性恋打入悲苦的万丈深渊，同志集体的放声大笑，更显现出勇于反击的气魄与力量，而此种强调欢愉的““同’’乐”抗争模式，相继出现在其他同志活动当中。当台北市政府于1996年推动首都广场核心区的重新规划，为抗议当时台北市长陈水扁、都发局长张景森对博爱特区的新规划，并未包含同志的公共空间，同志团体组成“同志空间行动阵线”（简称“同阵”），积极地对于此种以“打造市民城市”为名，行“抹杀同志情欲与历史”之实的粗暴行径做出反击。值得注意的是，“同阵”的抗争行动并非直捣黄龙地辩白“同性恋”存在的正当性，而是举办“彩虹情人周”的系列活动，包括“同志票选十大梦中情人”及彩虹园游会等活动，透过与流行文化的扣连，吸引媒体的相继追逐，不但成功地“迫使”社会大众看见同性情欲的存在，亦巧妙地绕过了“直接现身”的困境与危机，打出成功、亮眼的文化出击∶

票选活动过程中的欢欣鼓舞，再一次标示了九○年代台湾同志运动走出悲情，进入政治嘉年华的运动取向，也开辟了在人权诉求（工作权、身体权、结婚权、教育权）外的欲望政治场域，以流行文化之恐同恋同之道，还治流行文化认同──欲望偶像崇拜之身（张小虹 1996: 71）。

此种“亮票”策略的精湛之处在于，透过选票向异性恋社会“亮”出同志族群的存在与同性情欲的正当性。此外，该活动与GLAD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让同志“边玩乐、边运动”，再次标示出同志运动的“欢愉”取向。除此之外，1997年2月“同志嘉年华抗议舞会”、1997年6月“彩虹．同志梦．公园”园游会，还有2000年、2001年、2002年举办的“台北同玩节”也都承续了“在玩乐中运动、在运动中玩乐”的同运走向。

不论从这些活动的定名和形式，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欢愉、玩乐、狂喜的浓厚意味，笔者认为这些活动不约而同采取“玩乐、欢愉”的基调，并非出自偶然，大抵可归结出以下三个因素。第一、欢乐的情绪对抗更凸显其政治性，台湾的同志运动在其他社会运动逐渐衰落后才逐渐起步，同志族群长期受到异性恋社会的压迫，其压迫的累积迟至于90年代初才开始迸发出强大的火力，长期以来受到贬抑、歧视，因而造成满腹创伤、悲苦、惨绝的人生，一直以来都是同性恋的形象和真实的遭遇，正如张娟芬(1998)指出∶“情绪是一种政治。过去主流社会塑造的悲苦情绪对同性恋族群是具有压迫性效果的”(1998: 11)，如今同志运动积极地营造欢乐的情绪，藉以反转同志族群的悲苦处境，当然是一种对抗，其政治意味昭然若揭。如纪大伟(1997)所言：“我相信，最愉悦的狂欢节的另一面，正是最认真的人权运动”(1997:69)。

第二、欢愉策略较悲苦诉求更能召唤群众，同志运动若要顺利出征，一定要能召唤出群众，由于异性恋社会无孔不入、经年累月的压迫，同志早已厌倦了悲苦的生活处境，此时悲情式的大声疾呼和抗议恐怕只会加深同志自身的沉重感与恐惧，因此，倘若同志运动继续采取悲壮式的行动路线，只怕台湾的同志运动会如同过去一般，只看得见孤独一人祈家威式的悲情英雄。

第三、以嘉年华式的节庆活动消解“直接现身”的焦虑，如同前述，“曝光”困境一直是台湾同运的罩门，为此台湾同运发展出形形色色的“集体现身”与“迂回现身”策略，其中以嘉年华式的节庆活动最能达到两全其美之效，一方面成功地向异性恋社会展现同志主体，另一方面，有效地避开“曝光”危机的威胁，尽管举办的是以同志为主体的庆典活动，不论是GLAD或是“彩虹园游会”都不约而同将活动地点设置在大庭广众的公共空间中（校园、公园），不论男女老幼、同性恋、异性恋皆能自由参与、自由来去。如此一来“既能满足同志主体呈现的渴望，又适度保持不立即被对号入座的暧昧，也许对圈外人是‘谁都是，谁都不是’的可疑，但对圈内人却可是‘谁都不是，谁都是’的心知肚明”（张小虹 1996: 59-60）。此种设计巧妙地将无奈的现身问题转化为嘉年华式的欢乐出击，成功地篡夺了空间的意义，为正在手舞足蹈的同志抵挡了直接的现身焦虑（谢佩娟 1998: 10）。

然而，此种嘉年华式的节庆活动却也有其限制，首先，尽管以欢愉气氛确能召唤出为数不少的同志，并成功占领媒体版面引起舆论回响，让异性恋社会看见同志族群的存在，但这些嘉年华抗议舞会、园游会、彩虹情人周、同玩节等活动的举办，往往是藉由“特别”的节日包装，并采用“特殊”的集体现身方式，引起异性恋社会的关注以达到对外现身的目的，而这种节庆经常是出现在一种非日常的状况下，形成“奇景式”的同志主体呈现，与日常形象发生距离，并局限于特定范围内，从而产生了同性恋被“非寻常化”的危险；再者，虽然在活动当天，大批同性恋从各地蜂拥而出，一起欢欣鼓舞地度过属于自己的节庆。然而，一年一度的欢乐嘉年华落幕后，同志朋友却又必须各自归巢，继续着过单打独斗、与异性恋社会周旋的生活，活动本身对于同志日常生活的影响其实不大、发酵作用也无多。因此，笔者认为此类嘉年华节庆其实以“玩给别人看”的效益居多。

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虽然也承续了自90年代以来台湾同志运动强调欢愉、玩乐的活动诉求与策略，同样是融入人群，并透过大规模的社群集结，消解了直接现身的焦虑。然而，球聚与雷斯杯与嘉年华节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仅是女同志稀松平常的日常休闲活动，而非为特定节日或诉求而组织策划的特殊活动，相较于透过媒体报导的“奇景式”同志主体展现，球聚与雷斯杯带出的女同志群体，融入异性恋主导的城市中，成为一种寻常的同性恋场景。这样的寻常风景不仅与异性恋人群的生活较无距离，透过长期与异性恋目光的接触、互动，被展现的是女同志更为真实的面貌∶我们同样拥有丰富而完整的生活。换言之，球聚与雷斯杯具有的“日常性”，补足了“奇景式”嘉年华节庆的不足之处。

此外，由于球聚与雷斯杯已然成为女同志的日常休闲活动，相对于以对外发声“玩给别人看”为目的活动，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强调的正是从日常生活的玩乐出发，满足自己在社交、玩乐上的生活需求，并进而累积自己的力量。当女同志更积极从日常生活面着手，“为自己而玩”，而且玩得愉快、活得自在，不正是给塑造同性恋悲苦形象的异性恋社会，一个更强而有力的当头棒喝吗？换句话说，以欢愉、玩乐为诉求和手段的同志运动，的确在策略上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效果。然而，笔者以为这样的欢愉和玩乐不该只限于为达到“对外现身”而采取的手法或策略，而是要将“欢愉、快意”的同运诉求落实在同志的日常生活中，而非局限于有限的时间（一天抑或一周）与空间（举办活动的公园或校园）内。将能量有效地极大化、累积延伸，让同志在每日的生活中都能活的开心愉快、自在坦然，其力量方能更加踏实、深远，同志运动也才能真正地“快意”向前。

另一方面，这种嘉年华节庆式的文化出击，固然能运用“迂回现身”的策略，成功地展示同志主体，让同志运动打出漂亮的媒体战，让同志议题在社会上得以稍稍开展。然而，台湾社会中同志运动“文化议题蓬勃发展、平权诉求屡试不进”的吊诡现象，也引起有志于同运者的关切。如同白佩姬(1997)指出自九○年代以来，同志运动开始挟着秀异之姿，以各式文化活动向异性恋体系闯关。然而，当这些文化经营逐渐累积政治实力，企图更积极地透过政治互动来进入公共资源的网络时，主流异性恋体系的反扑意识亦随之升高，使得同运提出的平权诉求屡试不进、反挫连连。例如1995年12月的“台大强迫曝光事件”，以及台北市政府对于“同阵”所提出的空间诉求的虚与委蛇[7]∶

当异性恋本位人士以为同志们只是趁着天气好出来晒晒太阳、晾晾彩虹旗就走，那么他们也会驻足观赏一番；一旦他们发现同志们是认真地要打地基来建造可以遮风挡雨的好房子，那可就no way（白佩姬 1997: 216-217）。

这样的现象说明了，要跨出文化展演的领域，进入公共资源的领域，为台湾同志争取到更为实质的政治权利，以打造“遮风挡雨的好房子”，同志运动还有一场漫长的战役要打。重要的是，应如何善用每个机会，进行同志社群内部动员、组织的操兵演练，壮大同志的力量。因此，不论嘉年华式的文化发声，或是日常玩乐中的社群集结、主体操演，皆是各自在“非日常”与“日常”的领域里累积实力与资源的重要行动，而这些同志群体自身合纵连横的宝贵历程，亦将是“同志平权”目标得以达到的必要条件。

4.2.3 球场上的集结动员

球聚与雷斯杯为本土女同志发展出来的集结模式，随着球聚、球赛规模的扩大，集结的女同志人口颇为可观，其中累积的力量也逐渐地扩散、迸发。从最初三五成群的女同志球聚，逐步变成每年分为冬季、夏季雷斯杯，接着承办2001年台北同玩节中的“彩虹运动会暨雷斯杯”，到后来组队进军雪梨参与第六届的“同志世运会”(2002 Gay Games)，发展成跨国连结，都是当初大家始料未及的事。如何在社群内部进行动员、召唤，将原本只有三五女同志相邀打球的规模，滚动成将台湾同志带上国际舞台的社群盛事，这其中的集结动员的过程，是值得我们细究、借镜的宝贵经验。

同样作为同志运动，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们并未以响亮的同运口号作为号召，而是采用强调日常性的运动取径，使得参与门槛大幅降低，成功地号召到各路人马，而非仅是熟稔社运语言的菁英。而这样的集结特色也反映在这个社群的互动上：

以前都不好意思找人家出来开会，因为讲开会大家很尴尬，你跟她们讲搞同志运动……这是很严肃的话题，开会那更是严肃，我们通常也不会有开会的时间，所以都是球聚上看到你……，不然就大家吃完饭就说，你们几个留下来，我们来讲什么事情。所以以前连开会都是用这种方式，连哄带骗，没有那种所谓正式的开会，她们就是孩子呀，你跟她们讲运动(movement)，她们听不懂啦，你要讲搞运动，那人就整个都跑掉，没有人要搞什么同志运动那类型的东西，听起来很遥远呀，最重要是她们不会讲，你讲了她们也听不懂，所以你只能用她们的方式，然后在那里跟她们一起玩…（受访者楚轩，底线为笔者所加）。

在上一节也曾提及这群集结于球场上的女同志，和一般人一样不但对于所谓“社会运动”发展的脉络及概念十分模糊，甚至有些人对“社会运动”的概念只停留在电视报导中所呈现的，台湾八○年代街头运动激烈抗争的残存记忆，当然更不可能会操持所谓的社运语言。因此，如受访者所言，她们在集结的过程中尽量刻意避免使用过于正式严肃的用语，而是采用一种更贴近群众的做法：“用她们的方式，在那里和她们一起玩”。这种互动模式的用意在于消解掉个别女同志因对同运抱持特定想像而心生退却的情形，让这些女同志得以在无压力的情况下顺利进入社群，并在轻松的玩乐中培养对社群的熟悉与信任感，继续壮大自身与社群的力量。但重要的是，即使不采用“同志运动”的框架来诠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否定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当中的“运动”意涵，在球场上的集结过程中，女同志逐渐降低自身的惶恐与边缘感，更有自信地接纳自身的女同志身分，从改变自身的生活处境开始，女同志先是“运动”了自己，接着也有了“运动”他人的机会与可能。

尽管从未以从事“同运”为目的，但经由长年的实力累积，这群女同志逐渐有了参与大规模行动的能力，以及与主流同运行列接轨的机会。如同第二章当中所描述的一般，当公部门与同志团体们商讨于2001年台北同玩节，以“彩虹运动会”的形式展现同志多元面貌，却苦于缺乏类似活动经验，更担忧无力号召足够的人马，多年经营雷斯杯的“拉拉资推”，毅然决然地接下这项筹办工作，并且在筹办的过程中，积极地与其他同志团体沟通，希望把“雷斯杯”的名字放入活动名目当中，受访者楚轩提及当时的情形：

回到办同玩节的过程，其实当初最大的困难就在于“雷斯杯”这个名字，因为雷斯杯跟lesbian的连结意味太强了，因为就名字本身好像只限于女孩子，所以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说服男生，愿意一起共同推动。所以我们拿了很多雷斯杯过去的照片，跟大家讲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的东西，不是为了作秀，而是多年来累积的事实。由于第一次的同玩节引发了扮装的争议，所以就希望第二次的同玩节能表现很阳光的一面，当时与民政局接触时，大家有想到用运动会的方式呈现，其实并没有想到要把雷斯杯纳入，那是我跟他谈判的筹码之一，我要雷斯杯的名字可以放上去，其实很多人都想呈现阳光面，可是我们要认知一个事实，我们要塑造一个阳光面很简单，但我们需要拿出一些证据来，是真正的阳光，而不是假阳光，我们后来为了男生才取做“彩虹运动会暨雷斯杯”，我说服男生为什么要把雷斯杯放上去，运动会本身就很有意义，但加上“雷斯杯”会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它的确存在很多年。（受访者楚轩，底线为笔者所加）。

由于“雷斯杯”本身拥有多年的历史，使得这个“彩虹运动会”的活动意义，不只是个对外展现同志阳光面的即兴表演，而是表现出多年来实质存在于同志生活中的一面。然而，当“雷斯杯”成为与公部们合作的对外公开活动，整体筹办变成一个新的挑战，不单是增加了必须对公部门有所交代的压力，还因为属于有媒体采访的公开活动，曝光危机遽增，自然降低了同志们参与的意愿，这都成为整体活动筹办最主要的困难。然而，雷斯杯多年来苦心经营所打下的基础，克服了曝光危机在号召上造成的障碍。受访者Doremi认为第二届同玩节“彩虹运动会暨雷斯杯”之所以会成功，雷斯杯平时的累积成为关键的因素，主要的累积有两个部份。首先，藉由长期参与雷斯杯，女同志降低了自身对于“曝光”的恐惧：

如果没有办过雷斯杯，我很怀疑有没有人会去报名彩虹运动会的球赛……我想雷斯杯奠定的基础是让同志降低对“曝光危险”的恐惧。因为如果光凭想像，一大群女同志聚在一起打篮球，听起来好像是很嚣张又很引人注目，非常的恐怖和危险。但是真正来过雷斯杯、体验过雷斯杯的人，不只是球员，还有她们带来的家属和朋友，她们常会带着家中的猫呀、狗呀，来球场边观赛加油。所以，她们就会真实地体会到，一大群同志聚在一起根本就没什么，一群同志在那里打球根本不会引起多少人注意，甚至仗着人多势众，你也可以做一些你平常不敢做的事，就算真有人看见了，也不怎么在意。所以，我认为雷斯杯奠定的基础就在于，透过实践的方法去降低心里头对于曝光的恐惧，去了解曝光的危险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想像，就是说，自己吓自己程度更甚于真实的情况。因此，我说雷斯杯的累积非常重要，就是因为这些同志们有了实际的参与以后，心里的恐惧也就慢慢降低了（受访者Doremi）。

除了对于曝光恐惧的减低，雷斯杯多年的举办，也因为在社群中打下了足够的知名度，让同志累积对雷斯杯的“信任感”：

如果今天只是某一个人登高一呼说要来打篮球，我想要去的人可能只会有认识他的人，寥寥无几。可是雷斯杯每年不断的累积，从一、二百人开始累积，会让人相信这是一个“真”的同志球赛，这个效果就像一个不知名的小厂商登报纸、用电视广告刊登说要办三对三篮球赛，都比不上一年一度的“民生杯”三对三斗牛，这是信任感的问题。所以同志圈中的“雷斯杯”就像一般人眼中的“民生杯”、“耐吉杯”一样，是名符其实真的篮球赛，不是什么骗局（受访者Doremi）。

降低对“曝光危险”的恐惧及对于雷斯杯的信任感，这种种的累积是彩虹同玩节得以顺利举行的关键，尤其当大部分同志团体都担心无法号召足够群众而有所却步的时候，过去的经验累积是支持“资推”勇敢接下这个活动的坚实后盾，但仅有获取同志的信任感是不足够的。当前“同志运动”碰到最大的困难，仍是如何能够在社群内进行有效的集结和动员，若要鼓励同志跨越自身的藩篱，更积极地加入运动行列，成为真正的运动坚兵，不能单靠口号，更需要藉由办活动的实战累积，以及不间断的实践过程中，焠炼发展出实质的运动集结技巧，受访者楚轩从自己多年筹办活动的经验当中，提出一些珍贵的“运动集结技巧”经验：

不仅是运动会、雷斯杯或我办得任何一个活动，我怎么去估计这些人口，就是动用工作人员，所以我要知道人会来多少，我通常都以工作人员乘以三来算，例如我现在知道球员加工作人员有几个，我可以找一百个，我就认为有三百个人会来，这是很简单的计算方式，所以为了要让人更多，你必须编排很多名目给各种工作人员，所以我大量的招收工作人员的目的就在这里，你必须让她们有参与感，那已经不是我找你们，是大家共同去找别人，等你们进来以后，大家就会去帮忙找人，等大家都成为同玩节的核心人物时，你们都希望这活动能够成功，一开始很多事情是我一个人做，当一份工作可以拆成十份，给十个人去做，如果她们愿意帮忙，表示她们愿意来，愿意支持这个活动，到后来工作人员愈来愈多，每天都愈来愈多，到后来还有很多人要挤进来，已经没有名目了，所以像后来“阳光工作人员”的衣服都不够了，可是我们就是尽量满足所有想要来工作的人，因为她们有心，可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其实她们能来就是很大的帮助了，可是你要让她觉得她真的很重要，她来参加是有意义的，不是单纯的来观光，因为这样就不能肯定她会不会来（受访者楚轩，底线为笔者所加）。

受访者指出增加活动人气的技巧就在于广泛编排各式工作名目，让有心帮忙的同志朋友，都能找到发挥、加入的机会，透过如此的集结技巧，不仅有助于人马的号召，同时也强化群众们的参与感，进行充权赋能(empower)的动作：

你必要看重每一个可能参加的人，而且这些人会来参加是很重要的，你说工作人员跟路人甲，有什么不同？差很多啊，光是她愿意担起工作人员这个名号，她就跟别人不同，不管她在里面做什么，就算她来混、吃个便当，我都觉得很值得，没什么好抱怨的，这样就够了，多少人只能待在家里抱怨，泄气的更多，如果这样去想，她愿意来吃这个便当，已经代表了她多少的诚意在里头，我们还要去觉得她有什么能力不足的地方吗？愿意走出来、主动当工作人员，她们在我心目中就是很不得了的人，所以，我不在乎来的人是不是很厉害，我反而觉得人数才是重要的，只要每个人肯付出一点点的心意，一起站出来，那就是最真实的一面，影响深远，很多人看过这种情景，她就会知道她也可以，我比较期待的就是，其实每件事都可以去做。在中间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以最简单的语言，可以找到更多的人，我们企图让她们知道，她们只要做很简单的动作，就能达到很高的效应，我要尽量让她们明白，其实很简单地就是要达到集体行动的目标，很多东西再好，可是没有集体行动，那种参与感就不能一直滚下去，可是有参与感的话，不仅可以能带动之后的可能性，就是她参与过这一次活动之后，不管是实际参与，或是在一边看，她就能在中间有所思考，那都会对她造成深远影响，所以雷斯杯办了这么多年，多少人站在旁边听过、看过，她们能来，就是莫大的鼓励呀。我常感叹一个东西，大家都喜欢研究小说、研究电影，但是有哪一部电影或小说里，能像雷斯杯一样，可以同时看到上百个同性恋活生生的真实演出那种震撼！……也许你刚好在那位置上面，你有很多的动力，可是你要知道有很多人，她知道她要争取，可是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觉得要让她们了解每一个角色都是重要的，当一个活动全部都是领导者、执行者的话，不见得事情会成功，本来一个集体式的行为，就需要很多种角色，事实上每一个活动，都可以容纳更多人进来担任不同的角色，在我的眼里，没有一个人不能用，但是要怎么让她出来，也许就是小地方开始吧，我们只能尽量以开放式的做法，所谓的“开放”，就是让她们听的懂，可以来参加。（受访者楚轩，底线为笔者所加）

受访者楚轩一语道破台湾同志运动需要众多的“小蚁雄兵”更甚于“菁英”，而要号召出更多的同志群众，关键就在于让同志运动达到真正的“开放”状态，即避免强加太多艰涩的运动语言和知识，而采用“让她们听的懂，可以来参加”的集结方式。运动朝向愈简单、开放的方式，才能找到更多人得到参与的机会，充权赋能(empower)的力量就会在每个人身上自然涌现。长期参加球聚、雷斯杯，最后投入“前进雪梨”活动工作群的Arbus提到自己的经验：

因为之前那样的运动方式我并不会参与到，我不处在那样的圈子里吧，对我来说，那会是一个学者、文化圈那样的人在带，才叫同志运动，甚至要透过抗议游行、或是像祈家威那样引起媒体注意，那样才叫同志运动。可是透过球聚这样的方式是谁都可以做的，会发生在生活当中。（笔者：我很好奇的是，你认为自己不在过去的同运当中，因为那都是学者或刊物、文化圈，可是像“前进雪梨”这件事情，你却在刊物或编辑上出了力，你有这样的能力呀，可是为什么……）我当年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呀（笑），要我解释的话，第一个，我要先进入这样的团队，才有这个机会，就是我去认领这样的工作来做，可是当年并没有……（笔者：你在参与过程中发现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对，我开始参与雪梨小组，认领那些工作之后，增进了太多能力，譬如说我当时为募款晚会的转片，我就从头学呀，我有电脑设备，我就去学那些软体、剪辑呀，剪出一个东西来，编辑的部份，就是从头学软体，就编呀，把东西生出来，这是热忱的问题，没有热忱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大可以在家吹冷气呀，因为这样运动的形式会比文化性质的同运，更让我热血沸腾。过去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可是如果用这样的机会来作同志运动的话，我就很清楚我可以做什么。（受访者Arbus，底线为笔者所加）

由受访者的经验可以看到，每位女同志其实都有投身同运的能力与可能性，重点在于她们能否先找到一个有归属感的同运场域，一旦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参与的机会，便能激发无限的潜力与热忱。不论是Arbus或是楚轩提出的集结经验都积极说明了“操持艰涩的运动语汇”或“熟稔社会运动的知识”绝非开展运动的必要条件，相反的，当运动朝向愈简单的方向，才能号召到愈多的群众，使得同志运动声势更为壮大、更具生命力。

受访者也提及“雷斯杯”在团体发展历程中扮演的角色，“拉拉资推工作室”原本的宗旨在于“向网路推广拉子的世界，向拉子推广网路的世界”[8]，但在接办球赛之后，其轻松、简单的活动模式吸引了更多元的成员加入，不但让团体得以顺利存续，更由于成员来自不同的背景，具有各种丰富的才艺，这样的多元性，使得团体继而开创出更多活动形式，增添了团体的丰富性。“资推”举办球聚的经验，让参加活动的同志藉由轻松休闲的活动，来解除心防，并自然而然地培养对团体的信任感，真实地带动团体的成长，并凝聚其力量，其成功模式也希望能提供给其他团体参考。虽然受访者非常谦虚地强调自己并不了解同志运动，但笔者对于她们态度谦虚，又不吝于将其成功经验与他人共享的运动精神和气度，十分令人敬佩。最后，受访者楚轩说出对于雷斯杯的愿景：

球聚是可以这么普遍、而且这么容易吸引大家出来的方式，再加上这个名字取得很好，“雷斯杯”可以成为女同志各种运动球聚的代名词，所以我们就坚定地认为“雷斯杯”应该被广泛的推动。我必须要再强调“雷斯杯”的名号不该只是属于资推的或是某个团体，雷斯杯最初推展的初终就希望未来雷斯杯可以由各团体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真正去发扬雷斯杯真正的精神。虽然雷斯杯的名字好像是属于女同志，但我希望这个精神可以延伸，让男女同志一起合作，扩展成台湾同志的运动会（受访者楚轩，底线为笔者所加）。

由于每一个人都有休闲的需求，藉由办运动聚会的方式，不但压低活动门槛，增加可近性，让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被滚动进来，尤其在推动过程中，对于个人的充权赋能(empowerment)，改变自身处境，并促成团体凝聚，更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样的集结力量，不但使原本已具规模的团体更加壮大，还可以让藉由彼此间的合作、传承，帮助尚未凝聚力量的群体，继续集结成具向心力的团体，让各式各样的团体都能顺利出现，台湾的同志运动正需要更多样化的同志团体，以厚植台湾同志运动的基础，雷斯杯的精神与经验就正体现了台湾同志运动具体可操作的方法之一。

4.3 小结

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作为生活化的同运实践，以“打破异性恋社会加诸于同性恋身上的休闲限制”为目标，将同志运动拉到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的层次上，让女同志从休闲玩乐中反抗异性恋霸权的恫吓，体现了“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运动精神。

也因为采取生活化的运动路线，降低了参与的门槛，让不熟悉社运语言的女同志得以顺利进入，由此凝聚起规模可观且样貌多元的女同志族群。以“打球”为名，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发展出一个有助于集体行动产生的运动网络，如同Della Porta and Diani(2002)所言，任何一个社会运动要能产生，都需要依赖某种人际网络，以进行文化生产与认同建立，即便这些人际网络可能是非常松散，但其仍有助于重要的行动资源（如资讯、专业、物资）以及较抽象的意义系统的流通。换言之，这种非正式网络不但提供了适当的环境以形塑特定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并带来集体行动动员的条件。在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的经营下，女同志藉由打球进行长期的互动，并在其中交换生活心得、建立信任关系，发展出互信互助的社群网络，并藉由这个社群网络的支持，让女同志开始采取集体行动，改变自身生活处境，并壮大自我的女同志认同，换言之，此种起始于球场上的集结动员，正是女同志不断往前跨越，继续朝下一个目标前进的必要条件。

随着球聚与雷斯杯规模的扩大，这种运动网络也持续延伸与扩展，进而缔造出同志团体之间跨地域性集结合作的经验，平衡南北同志资源不均的状况。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此种“在日常生活中作运动”的可能与惊人力量。因此，当我们不再将“发声、平权”视为同志运动的唯一模式，同志运动的多元可能才能被开启。当愈来愈多的“生活化”的同运模式出现，展现出多元且多变的强大渗透力，将可使台湾的同志运动变得无所不在，发挥出无可限量的运动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