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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5.1 “雷斯杯”促成女同志的集结与组织 5.1.1 建立互助互信的社群网络 5.1.2 酝酿集体行动的运动网络 5.2.1 社群的力量 5.2.2 去边缘化的空间经验 5.2.3 去妖魔化的阳光论述 5.3 “雷斯杯”体现同志运动的另类模式 5.3.1 日常生活中的同志运动 5.3.2 广开运动大门 5.4 关于研究者、研究限制与展望 经过之前繁复的资料呈现与论证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如何在既有的同志集结管道之外，开展出新的集结模式，并在打球的过程中，凝聚了相当规模的女同志社群（第二章）；如何破除以往异性恋社会加诸于女同志的休闲限制，缔造出新兴的休闲经验，带来崭新的空间经验与愉悦模式，并成为女同志认同重新形塑的重要资源（第三章）；雷斯杯也展现了抵抗异性恋霸权的运动意涵，其中的运动模式也为台湾同志运动体现出新的可能（第四章）。不可否认地，这些众多女同志在打球玩乐当中，找到了壮大自我认同与改变生活处境的力量，确实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对于休闲玩乐的一般性看法。甚至，我们也看到了此种以日常玩乐为主轴的同运路线，如何展现了惊人的集结动员能力，并对参与其中的女同志产生充权赋能(empower)的作用。接下来，笔者将就本研究的发现与分析，回应第一章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分成几个小节做为结论，并提出本研究的不足与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5.1 “雷斯杯”促成女同志的集结与组织 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以“打球”作为集结模式，让女同志之间的互动落实到实质空间当中，一方面满足女同志对于“群体感”的需求（第二章），另一方面也在运动玩乐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女同志社群（第二章、第四章），而这个集结于球场上的女同志社群，具有双重意义。 5.1.1
建立互助互信的社群网络 由于女同志身分的污名与不被接受，女同志被迫隐匿自身的身分认同，而此种“无法现身”的障碍正是造成女同志受到孤立的主要原因，使得女同志必须孤单地承受异性恋社会带来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女同志之间的情谊建立显得格外重要。女同志需要友谊，除了情感上的满足，这样的社群网络也提供女同志抵御异性恋霸权的重要后盾，因为同性恋是一种不为社会接受的身分，女同志随时可能因为身分曝光，而遭受到与家人关系破裂、失去工作等突发状况，因此，女同志亟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群网络，一同抵御异性恋社会的不公对待，在周旋进退中塑造自我、自我壮大。 而此种女同志社群的建立，并非零星、偶发性的聚会，就能达成，由于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是定期举办的活动，让女同志在球聚定期打球、碰面的过程中，培养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并获得情感的累积，形成一个互信互助的社群网络，成为女同志在遭遇某些生活问题时，得以求援、商讨的重要资源，甚至发展出一种家族似的情感网络（第二章）。此种拟似亲族的人际关系想像，正也取代了女同志与异性恋社会成员间，岌岌可危的情感联系。 5.1.2
酝酿集体行动的运动网络 女同志藉由打球进行长期的互动，并在其中交换生活心得、建立信任关系，发展出互信互助的社群网络，并藉由这个社群网络的支持，让女同志得以采取行动，改变自身生活处境，并壮大自我的女同志认同，因此，在打球玩乐的过程中，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也发展出一个有利于集体行动产生的运动网络。 由于采用草根、生活化的集结模式，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降低了参与门槛，并消解女同志因对同运抱持特定想像而心生退却的情形，让更多的女同志得以在无压力的情况下顺利加入，由此凝聚起规模可观且样貌多元的女同志族群，并在轻松的玩乐中继续壮大自身与社群的力量。在球场上的集结过程中，女同志逐渐降低自身的惶恐与边缘感，更有自信地接纳自身的女同志身分，从改变自身的生活处境开始，女同志先是“运动”了自己，接着也有了“运动”他人的机会与可能（第四章）。 作为一个运动网络，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的集结力量，也陆续展现在一些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上，例如2001年同玩节当中的“彩虹运动会暨雷斯杯”，这群女同志展现出惊人的动员能力，完成整个彩虹运动会当中活动设计、义工招募等大小工作，并号召到为数众多的参与者，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同志运动盛会，更于2002年组团进军雪梨参与国际性的“同志世运会”(Gay
Games)，发展为将台湾同志戴上国际舞台的社群盛事。这些经验都说明了“操持艰涩的运动语汇”或“熟稔社会运动的知识”，绝非开展运动的必要条件。相反的，当运动朝向愈简单的方向，才能号召到愈多的群众，使得同志运动声势更为壮大、更具生命力。 在球场上的玩乐经验，使得许多女同志找到肯定自我的方式，并获得更多力量，在日后继续抵御异性恋社会的敌意。雷斯杯经验对于女同志认同的壮大分别发酵在以下三个层面。 5.2.1
社群的力量 在异性恋霸权的强声压境下，女同志的认同总是面临着莫大的挣扎与危机，势单力薄的女同志个体势必难以对抗强大的污名压迫，换言之，为了接纳与维持自身认同，女同志需要依靠社群力量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女同志需要寻得能够获取归属感的我群，认同自己身为其中一份子，才有机会于其中继续发展自身的女同志认同。然而，仅具有女同志身分并不构成社群集结的足够条件，毕竟女同志族群内部同样有着社会位置，以及次文化的差异，形成需求与兴趣上的不同。女同志团体、校园社团的聚会形式，因文化资本区隔造成号召、集结力量的有限，或是Ｔ吧提供的社交资源无法继续满足女同志的不同需求，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的出现，则拓展了女同志的选择，让更多的女同志得以在不同的社群中，寻得归属感，并继续形塑与壮大自身的身分认同（第二章）。 女同志在球场上透过与友伴长期、频繁的互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女同志社群，同时也找到一个从异性恋社会逃脱的窗口。当女同志寻得共享余裕时光的社群网络，便能无须时时刻刻面临异性恋友人对于自我身分认同的质疑，或是隐忍异性恋互动常模带来的疏离感，再者，透过社群的力量，女同志也获取了信心与勇气，以削减面对外界批评眼光的不安与恐惧感，进而转变为肯定自身女同志认同正当性的坚定态度（第三章）。 5.2.2
去边缘化的空间经验 由于主流社会将异性恋视为唯一合理存在的性欲特质，“不符规格”的女同志为了躲避异性恋社会的歧视与暴力，总是设法另辟其他的私密空间，以往女同志依赖虚拟的网路世界，与少数的隐匿空间（例如T吧），以求女同志身分的短暂解放，然而，此种“夹缝中的安全空间”只怕会在为女同志们带来短暂安全感的同时，继续强化女同志受到异性恋社会驱逐的“边缘感”。 在雷斯杯举办的当下，女同志以集体行动重返球场这个以往为异性恋专有的“公共空间”，透过女同志集体进占的行动，颠覆原本盘据于球场上的空间意义，异性恋不再是唯一被允许的配对秩序，身处于大规模聚集的女同志社群当中，使得女同志无畏于异性恋者异样的目光，暂时地摆脱掉异性恋霸权的规训力量。女同志得以畅所欲言，并享受着与自己伴侣间的亲密互动，百无禁忌地展现自身的女同志身分（第三章），这种于公共空间中自在伸展的经验，正削弱了女同志身处异性恋社会中惶惶不安的边缘感，成为正面女同志认同建立的重要资源。 以球场空间作为起点，女同志开始进军各种公共空间，尝试多样不同的空间经验（第三章），于一次又一次的反覆操练中，发现了拓展同志空间的可能性，也于其中累积迎击异性恋社会眼光的力量，获得自信无畏地展现女同志身分的勇气。这种空间经验除了削弱女同志对自身认同的不安感，更是让女同志充权赋能（empowerment）的能量来源，让女同志体验到改变自身处境的可能性，成为改变外界环境的起点。 5.2.3
去妖魔化的阳光论述 主流社会论述将异性恋视为为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一再地将同性恋塑造为不符自然法则的异类，即“疾病、犯罪”的同义字，并将此分类普遍化为举世皆然、毋庸置疑的真理，使得女同志在认同建立的过程中，总是经历着一连串的挣扎，自问是否真为“异于常人”的异类。然而，此种“独尊异性恋”的论述并非不证自足，总是在争论和协商过程中，不断地断裂与重建，当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营造出崭新的空间经验与愉悦感受，同时也发展出属于同志社群的阳光论述，用以拆解主流社会的负面论述。 当异性恋社会不断地利用各式八卦小报、负面报导，建构丑怪病态的女同志形象，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为女同志开展出前所未有的“阳光”经验，对于主流论述所塑造之“黑暗、怪异”的同性恋形象进行干扰与破坏，将女同志自此种“病态”论述递解出境，进而发展出新的论述。而此阳光经验无意间扣连了主流社会所赋予运动(sport)的“健康正向”的意涵（第三章），巧妙的发展出“阳光、活力、同性恋”的新论述。一方面，藉由运动形象的展现，颠覆单向负面报导造成的偏颇形象，去除社会大众对于女同志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此创新开发出来的形象与论述，也回过头来影响女同志本身的自我认同，成为对抗同性恋污名的力量。 5.3
“雷斯杯”体现同志运动的另类模式 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既是以女同志为主体的休闲运动(sport)，同时也是女同志用以对抗异性恋社会的政治运动(movement)，在其中女同志透过集体行动改变自身处境，拓展在异性恋社会压迫下寥寥无几的集结管道与休闲资源，并在玩乐过程中累积迎击外界眼光的力量与自信，建立起更为正面的女同志认同，其中的力量更逐渐地发酵、壮大，发展出后续更大规模的政治行动，如“彩虹运动会”与“台湾同志前进雪梨”等对外发声行动。以下就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所具有的丰厚同志运动意义及特殊性进行阐述。 5.3.1
日常生活中的同志运动 异性恋霸权的压迫不只在于制度上对于同性恋的否定，而是更深层地、细腻地座落在每个日常生活环节中，因此，当异性恋霸权愈是张牙舞爪地侵占每个生活细节，女同志于日常生活中发展出来的反击行动，就愈显得力道十足，如同Nan Hunter(2000)[1]所言： 有效的政治运动不能以抽象的概念出发，必须从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关切和需要出发……如果同志解放运动单单追求法律上的平权，只是没有活力的运动，因为由法律来定义平权是狭窄、抽象的，平权必须是个文化概念，是日常生活的实践（《女朋友》，2000:18，底线为笔者所加）。 雷斯杯经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从日常生活出发”的运动模式，这群集结于球场上的女同志，多半未受社运理论洗礼，却极具热情(第四章)。她们需要的是与自身生活贴近的运动模式，若非直接感受到行动与自身生活的实质相关之处，而是很快地跳跃到“同志人权”的抽象层次上，便会觉得疏离、没有参与感。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的出现，让这群草根性格鲜明的女同志由日常生活中开创出运动场域(movement
field)，就在交友结伴、打球取乐的过程中，参与其中的女同志一次又一次地与异性恋霸权交手，逐步发现改变自身生活处境的力量与可能。 首先，女同志球聚要对抗的是在异性恋社会中休闲资源的结构性不平等，由于异性恋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污名与歧视，女同志若想稍稍松懈防线、释放自我，只得躲入“异性恋止步”的私人空间。因此，尽管与好友共享假日余裕，于洒满阳光的午后球场上尽兴奔驰、恣意言欢，看来不过是种稀松平常的享受，对女同志而言，却成了个奢侈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提供女同志更多的休闲选择，以满足女同志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做起，无疑地正是对抗异性恋霸权的一种政治行动。 走着“休闲玩乐”的运动路线，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同样承续了自90年代以来台湾同志运动强调“欢愉气氛”的活动诉求与策略（第四章）。然而，球聚与雷斯杯与其他的“同志嘉年华节庆”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长久存在于女同志的日常生活中，已然成为生活化的休闲活动，而非为特定节日或诉求而组织策划的特殊活动。相较于透过媒体报导的“奇景式”同志主体展现，球聚与雷斯杯带出的女同志群体，融入异性恋主导的城市中，成为一种寻常的同性恋场景，这样的寻常风景不仅与异性恋人群的生活较无距离，透过长期与异性恋目光的接触、互动，被展现的是女同志更为真实的面貌∶我们同样拥有丰富而完整的生活。换言之，正是由于球聚与雷斯杯具有的“日常性”，补足了“奇景式”嘉年华节庆的不足之处。 此外，由于球聚与雷斯杯早已成为女同志生活中的一部份，相对于以对外发声“玩给别人看”为目的，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强调的正是从日常生活的玩乐出发，满足自己在社交、玩乐上的生活需求，并进而累积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以欢愉、玩乐为诉求和手段的同志运动，的确在策略上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效果。然而，将“欢愉、快意”的同运诉求落实在同志的日常生活中，而非局限于有限的时间（一天抑或一周）与空间（举办活动的公园或校园）内，将使得其中能量更有效地被极大化、累积延伸，让同志在每日的生活中都能过地开心愉快、自在坦然，其欢愉的效应方能更加踏实、深远。这种在“抗争游行、文字发声”之外，发展出来的“生活化”同运模式，将有助于扩展当前的同运想像。 5.3.2
广开运动大门 若“对外发声、平权诉求”被普遍地视为界定同志运动的标准（第四章），将会无可避免地窄化了对于同志运动的思考，更可能在实质上抹杀了其他运动形式的可能，并排除了其余女同志参与其中的机会。而雷斯杯经验正体现了同志运动的另类模式，尤其在社群内部的集结动员上，更展现了惊人的力量。 雷斯杯采用“休闲玩乐”作为集结模式，在过程中并无使用任何过于严肃的同运用语，而是采用一种更贴近群众的做法：“用她们的方式，在那里和她们一起玩”，因此，除了降低文化资本门门槛造成的参与限制，更消解了女同志由于对于同运抱持特殊想像而望之却步的情形（第四章）。换言之，雷斯杯开启了同运的另类模式，使更多女同志打破与同运的隔阂，加入同运的行列，并从中获得力量。 藉着“生活化”的集结路线，雷斯杯号召出女同志社群面貌更为多元（第二章），主要原因在于每一个人都有休闲的需求。藉由办运动聚会的方式，不但压低活动门槛，让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顺利加入。在推动过程中，不仅达到为个人充权赋能(empower)的效果，更能有助于团体力量的凝聚，不但使原本已具规模的团体更为壮大，亦能藉着技术传承合作的过程，帮助尚未凝聚的另一群人，凝聚成一股团体的力量，让各式各样的团体出现。台湾的同志运动正需要更多样化的同志团体，来厚植台湾同志运动的基础。雷斯杯的精神与经验正体现了我们台湾同志运动具体可操作的方法之一，并提供我们反思台湾同运长期遭遇的集结困境的机会。 当台湾的同志运动一路走来，总是遭遇到因曝光危机而难以集结群众的困难。面对这样的情形，有人感叹于台湾同志的政治冷感：“‘死道友莫死贫道’或许是大部分同志的心态，也是同运十年成效有限的主因”[2]，但由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过于悲观，而且有欠公平。不论在田野观察或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大部分的同志朋友都希望能为台湾同志尽一己之力，但却未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因抱持着特定的同运想像，而自认为无力参与，更或许是因为对于同运语汇的疏离，而难以参与。因此，笔者认为面对同志运动所遭遇到的集结困难，我们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做法。毕竟台湾同志并非政治冷感，只是在达成“平权运动”的目标之前，必须先有更多的基础工作，这些累积方能突破“曝光恐惧”在社群动员上的局限，并打破菁英倾向。更重要的是，在达到去除同志污名，进而争取同志公民权益这个“平权目标”之前，我们应该更积极的开拓更为多元的同志运动模式，如周华山(1997: 403)所言“每个社群都有自身的需要和处境……有多少个同志，就有多少种同解策略。最简单的四个字是：百花齐放”。毕竟仅局限于“对外发声”这样的单一目标，将使得这样的同志运动过于窄化，且其中所能容纳的运动主体相当有限，与其感叹“台湾同志的政治冷感”、总在大声疾呼为何没有出现“劳工同志”、“老年同志”的声音时，不如反思是否我们只用了“开放语调”，但并未真正开放了让这些人可以进入的门呢？无法纳入更多群众基础的运动方式，是不是一个“陈意过高”的运动呢？ 而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正是本土发展之运动路线的一个珍贵经验。朝着生活化的运动路线，使得更多女同志得以加入，并在其中壮大自身的女同志认同，累积继续与异性恋社会周旋的力量，然而说穿了，雷斯杯最重要的精神不过就是真实实践“广开大门”的运动方向罢了，只是雷斯杯是透过球赛和运动聚会的方式呈现。例如喜好星座的同志朋友，可以集结同好发展属于同志的星座命理学，并拓展同志朋友可以取得这些资讯的途径，让同志朋友在恋爱、工作、友情、面对未来，想寻求出出路时，不会碰到自己不知该归类成一般星座书上的男性还是女性这种窘境，而这不正是解决同志朋友最常碰到的生活基本需求吗？换言之，只要是各种门槛低的活动，甚至是各种最单纯的嗜好，我们都不可轻忽，或许这些都可能如同雷斯杯经验一般，都是可以弥补即使高举运动大旗也无法解决同志生活基本问题之可行性方法。这样的实践方式可贵之处在于，虽无法在短期内达到远大的目标—同志平权，却可以让女同志透过自身的行动，改变生活周遭的问题，也因而朝最终目标更踏近一步，距离拆解异性恋霸权的目标，虽不中亦不远矣，有了这样的基础与累积，平权目标才有达成的一日。 5.4
关于研究 论文已到尾声，也是研究者该现身的时候了。当我一路由大学进入研究所，耳濡目染尽是各式各样的理论语言，其中以“为个人充权”作为最高指导原则，这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因而，当我于实习过程中，接触到这群长年举办、参与球聚的女同志，尽管未受过任何社运理论的薰陶，她们的活力与默默付出、勇于实践的精神，着实令我为之惊艳。 当我深受吸引而决定了这个研究主题，抱着戒慎恐惧的心情告诉这群朋友，她们对我的研究抱持肯定且充满期待的态度，例如有人得知这个消息后表示：“哇，真棒，雷斯杯本来就是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呀”。也有苦于无法将雷斯杯经验对外分享的朋友在访谈结束后，语重心长的说：“终于有人要来研究我们了，努力了半天总算没有白费”，这一番话正是促使我积极挖掘其经验中丰厚潜能与正面意义的主要原因。因此，自许“为雷斯杯经验发声”，以及在田野间感受到的惊艳心情，成了构成这本论文的基调。 然而，仅有“回馈研究对象”的责任感与“田野中的惊艳”，并不足以造就一本学术论文。更重要的是，身为一位研究者，必须将理论上的分析对话带入田野之中，而这正是我不断努力完成的工作，此外，为求学术研究的精进，研究者还必须拉出一个批判的距离。 不论是在研究中的访谈、互动，抑或是研究外的打球、吃饭，如今的我不仅是一位研究者，也是她们的挚交好友，这样的浓厚情谊，致使我无法拉出一个适当的批判距离。幸而有老师与同学的提醒与不吝指教，才使我得以拉出一些批判的视角。再者，尽管在长期涉入田野的过程中，我也观察到某些冲突与紧张关系的产生，但由于当事人仍不放弃试图周旋转寰的机会，加上笔者自我的政治判断，认为现在并非合适的说明时机，为不负受访者剖心置腹的信任，以及避免继续强化其中的紧张关系，基于研究伦理，我决定暂时不将这些部份纳入论文当中。 除了上述因素，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亦使得这本论文尚有缺憾之处，第一，由于“婆”在球场上足迹飘渺，再加上碍于某些不成文的互动礼仪限制，造成我无法与她们建立深厚的信任关系，让本研究产生受访者“T”、“婆”人数悬殊的失衡情形，使得“婆”的球场经验无法被清晰的呈现。此外，由于我个人的视角有限，无法发掘“不分”女同志球场经验的独特性，也造成本论文的另一个不足；第二，在第二章当中，我一再采用受访者的观点，在“T吧”与雷斯杯之间进行比较，因而凸显了“T吧”重于夜间玩乐、寻欢的面向，但是，就笔者了解，如今“Ｔ吧”的经营样貌已与过往有相当差异。例如，某些Ｔ吧在特定时候会成为同志电影放映或是座谈会的场所。再者，第二章当中用以对照雷斯杯之低门槛性质的其他女同志团体，例如“我们之间”，在不断换血的过程中，其内部成员亦未必尽是受过学院薰陶的菁英，其团体内的歧异性亦有待讨论与研究。 最终，于此提供一些未来的研究建议。首先，当我在田野过程中，发现了“婆”并不乐于现身球场，也曾进一步追问，“婆”是否拥有其他的休闲经验与集结模式呢？然而，这方面的资讯至今仍然匮乏，未来的研究也许能够朝此方向加以探索；第二，本论文的田野虽然以女同志的球赛为主，但在过程中，我也听闻属于男同志的运动聚会正在开展之中。由于性别、次文化与社会位置的差异，男同志运动聚会的集结与互动模式势必与女同志大相迳庭。这虽已超出本研究的范围，却是个未来值得研究的主题；第三，当我欣喜于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开展出生活化的集结动员模式，同时也注意到还有其他同志开创出更多以同志为主体的休闲资源，例如女同志乐团与舞团的成立。这些行动深具意义，是个值得未来继续发挥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