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雷斯杯经验与女同志认同                      

3.1异性恋空间与女同志空间                                 

3.1.1 何处是我“家”？                                   

3.1.2 重见天日的球场经验                     

3.2 休闲中的愉悦/逾越                                    

3.2.1 运动的乐趣                                          

3.2.2 女性阳刚的自在展现                               

3.2.3 球场上的情欲流动                                 

3.2.4 女同志身分的释放                               

3.3 女同志认同形构                                 

3.3.1 阳光 活力 同性恋                           

3.3.2 玩乐中的主体演练                                

3.4 小结

第三章 雷斯杯经验与女同志认同

一旦我出了门，离开熟悉我的街道，我就可以隐没在巨大的人潮里。那可以说是一种隐伏，虽然我还是害怕随时有心怀恶意的行人认出我，找我麻烦。然而，现在我在任何时候都害怕被认出来，这个标志使我孤立，不受法律保护…

                             ─Klemperer 1968，转引自de Jong 1986

在上一章当中，我们探究“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兴起的社会脉络，以及其中女同志社群的凝聚过程，本章将要进入笔者关注的另一个议题：雷斯杯经验与女同志认同的关系。以下由“社会空间”(social space)、“快感”(pleasure)与“认同”(identity)三个分析视角切入，发掘雷斯杯作为以女同志为主体之户外休闲活动，对于女同志认同所造成的影响，如图3-1。

所谓的“空间”，并非单纯的“物质”(material)存在，诸如街道、房舍等，空间亦是“社会之所在与表现”，援引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对于空间的定义：

导源自既定社会结构与动态结果的空间形式与过程，构成了整体社会架构的运作，其中包括了依据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演出其利益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冲突的价值与策略所导致的矛盾趋势。再者，藉由作用于承继自先前之社会–空间结构的营造环境，社会过程也影响了空间（Castells, 1997: 3）。

空间深受社会结构与行动影响的面向，历史中发生的社会行动与事件，架构出空间的特质与意义，亦即空间的“社会编码”(social coding)。在社会编码的过程中，空间被赋予特定的意涵，并同时设定了每种空间中被社会期待与允许的行为表现。将这样的观点延伸到休闲领域上，由于不同的社会编码，不同的空间中预设了不同的快感展现形式。此外，空间作为社会关系体现的所在，包含一组或多组的社会秩序与权力运作，个人进入某些特定空间能力与机会，随其阶级、性别与性倾向而有所不同，而这些发生于真质空间中的经验，不断地影响人们自我认同的构筑。

“快感”(pleasure)为透过身体活动与展演，获取生理或心理上的满足感，因为身体作为人们经验外在世界的基础，依赖身体感官所接收的讯息，变成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的原料，于是奠基于身体的快感实践(practice)，成为知识与意义生产的场域，包括人们对于社会、他人与自我的感知与诠释。因此，快感经验可谓是人们形构自我认同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虽然受到社会编码的作用，不同的空间中预设了特殊的快感模式，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空间的意义亦是人们行动与诠释的产物，因此，不同的快感实践将会回过头来改变空间的特质与意义。

“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作为人们自我指称的指引架构，然而，自我认同绝非凭空产生，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与他人的互动中逐渐成形，如Holland(1998:35)所言，我们的自我认同经历着从不间歇的再形塑过程，如“即席创作”(improvisation)般，取材自随手抓取的文化资源(culture resources)，并随着特定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而流变。因此，每个人都面临存在于过去与当下之自我论述与形象之间的张力，在持续自我形塑的工程中，认同成了辛苦赢得的观点，必须依赖各式社会支持。在这样的观点中，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外在环境，都是构成与维持自我认同的资源。女同志自我认同的建构亦是凭藉着与外在环境互动的经验，本章着眼于特定空间中的快感经验，在女同志自我认同形构的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为发源于本土的女同志聚集模式，以球类活动作为主要形式，创造出独特的女同志休闲经验，以下就其中开展的空间经验与快感模式，对于女同志认同形构过程造成的影响进行探究。

3.1异性恋空间与女同志空间

在一般观点中，除了房舍等私人所拥有的空间以外，空间本来就是“公共”的，既然如此，又何来“异性恋空间”与“同志空间”之分别呢？但很不幸的，我们必须承认大部分的“公共空间”都属于“异性恋空间”。

异性恋家庭是整个社会运作的基本单位，我们自幼出生、成长于异性恋家庭，进入青春期之后，男女配对成为我们知识范围内绝无仅有的恋爱方式，所有的社会制度（不成文的习俗、成文的法律规定）都在鼓励我们与异性相恋，最终组成异性恋家庭，于是乎，所有的空间也都理所应然的被预设为异性恋的空间，公园是异性恋伴侣共享浪漫时光的好地方，儿童乐园则是异性恋家庭增进亲子情感的最佳去处，异性伴侣间的亲腻行为可以不加避讳地出没在大街小巷，以及各建筑物旁的广告看板上，但是，女同志伴侣间的亲密行径，以及任何具有同性恋暗示之文字与图像的公开展示，却会招来质疑的侧目与挞伐的声浪[1]。

想了解空间中所体现的社会秩序，我们只需试想一个情景，在一年两度的情人节当中，各消费市场摩拳擦掌的祭出香水、鲜花、情人对表等各式花招，增加商机，当然还有营造浪漫气氛的情人节烛光套餐，在这些供应情人节套餐的温馨空间中，仍旧不例外地隐伏着异性恋霸权的监看，当普天下的异性恋伴侣在“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广告标语的祝福下，甜蜜地共享餐厅精心设计的美妙氛围，一对同性伴侣却很可能因为害怕接踵而至的质疑眼光与刁难，而心生恐惧，裹足不前，终究只能望着眼前布满鲜花、烛光的“异性恋”空间兴叹。当所有的社会空间都奠基于以异性恋为主的社会秩序上，女同志若想拥有得以容身的空间，只得自己设法“无中生有”。

3.1.1 何处是我“家”？

在如此广大的世界里，女同志得以容身的空间屈指可数，以往女同志只能倚赖虚拟的网路空间，与少数极具隐匿性的实质空间（例如T吧），短暂地释放自己的女同志身分。

趁着通达便利的网际网路兴起之际，“因其所具有匿名、分众化及跨越地域连结等特性，使原本在现实世界中有所顾忌、无法展现自我的女同志们纷纷浮现”（郑慧敏1999: 13）。搭着网路科技发展的便车，女同志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地。而女同志酒吧与女同志网站有异曲同工之妙，以筛选使用者（只限女同志进入）的方式[2]，闪避异性恋社会的监控，营造出一个专属女同志的安全空间。

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女同志网站与T吧的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在这种备受挤压的空间经验中，女同志的边缘感也不断地被强化，如同郑敏慧(1997)对于网路作为女同志聚集场所的忧虑：

来自现实世界的压力，使女同志转向网路（络）的人际网络寻求慰藉；在网路（络）中尽情解放后，回到现实世界又得装做异性恋的样子来面对周遭的人们（郑敏慧 1997:269）。

若无法取得网路与现实世界的平衡，或是建立起网路与现实生活的一个连结点，将会造成女同志只能卷曲在网路，或其他被认为是阴暗隐晦的空间中活动着，而无重见天日的一天。

同样的，Ｔ吧亦是女同志为逃避异性恋世界规则的监控，所创造出来专属于女同志的私密活动空间，但是从访谈中，笔者发现部份女同志并不喜欢自己到T吧去的经验，如受访者阿厚就表示：

里面的气氛，就说不管你做什么，因为大家都一样，不会有那种（异样的眼光）…如果你在外面亲热，一定会被看一下或怎样，可是我讨厌那种（身在T吧的感觉）…很黑暗啊，因为我本身就不喜欢那种密闭空间，然后黑黑的感觉（受访者阿厚，底线为笔者所加）。

受访者对于T吧的陈述，道出T吧存在的多重意义。首先，T吧确实提供女同志自在活动的空间，在那里女同志不须忧虑自己因为不符异性恋规则，而遭受歧视，甚至攻击。但是，此种空间却是女同志为在夹缝中求生存，不得不发展出来的一种空间，在异性恋社会的驱逐下，女同志只能以这种隐密的空间作为聚集点，换言之，T吧乃是异性恋霸权运作下的产物，而受访者所说的“黑暗”二字，充分呈现出女同志因为受到异性恋社会的空间挤压作用，所产生的负面感受，也就是所谓的“边缘感”。

在以异性恋为主的社会结构里，女同志对于空间的需求，势必不断地面临异性恋社会的夹杀，因为无所不在的歧视与污名，女同志必须担忧曝光带来的危险，在无法取得安全、免于骚扰之公共空间的情况下，女同志创造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以抵御外在的歧视(Jacobson and Samdahal 1998: 248-49)，女同志网站与女同志酒吧，便是这种社会脉络下的产物。而这种“夹缝中的安全空间”具有某些特性，第一，在实质的层面上，为了避免曝光带来的危机，女同志聚会往往选择隐匿性高的地点，女同志若想知道这些聚会地点的所在，必须透过社群内部的口耳相传，以及某些小众媒体的传播，例如女同志刊物、网站与电台。第二，在想像的层面上，这些聚会地点避开异性恋社会的监看，提供女同志一种安全与温暖的感受，然而，此种安全温暖的聚会场所却不断受到外界的威胁，例如时有所闻的女同志酒吧偷拍事件，以及警方的不当临检等外在势力的介入，不但瞬间摧毁女同志辛苦觅得的安全感，取而代之的是受到驱赶、监控的边缘感，而此种“安全/温暖”与“边缘/黑暗”两种感受的交错与混杂，不断地影响女同志的认同。

3.1.2 重见天日的球场经验

空间本身就是被“衣柜化”(closeted)的[3]，此种特殊的衣柜，是异性恋社会运作的基础与产物，“异性恋霸权对付同性恋的办法，就是把她关进柜子里”（张娟芬 1998:15），异性恋社会一方面，以各种恐吓手段，警告女同志逾越异性恋原则带来的严重后果，迫使每位女同志在公共空间中，必须小心翼翼地收束自己的行为，不得露出一点马脚。另一方面，当任何胆大妄为的女同志脱轨演出时，异性恋社会也会运用各种荒腔走板的方式，将女同志之间的亲密行为，扭曲为异性恋社会所能允许的“姊妹情谊”[4]，总而言之，所有的公共空间里出现的行为，都必须符合异性恋规则，其他的越轨行为都得销声匿迹。同性恋的存在必须完全地逐出社会大众的能见范围之外，唯有如此，“自然、正常、天经地义”的异性恋秩序才得以维持。

身处于以异性恋霸权为价值中心的社会结构里，女同志环顾四周，总会发现能够立足的空间实在寥寥无几。然而，空间的属性与意义并非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空间所具有的功能、特质与意义本身就是一种人类行动的产物。所谓“异性恋空间”与“同志空间”亦是如此。

如同Bell 和 Gill (1995: 18)所言，任何性欲特质都能架构空间，空间亦能预设任何性欲特质，因此，异性恋空间也是透过不断重复的展演，来落实并合理化自身的存在，当我们揭露、展示人们拒绝看见的性欲特质，此空间中看似坚不可摧的异性恋霸权也随之松动。

由于考量交通便利性与金钱节约，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的地点往往选取在一般中学或大学的运动场，在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举办的同时，数以百计的女同志占据球场的集体行动，将“女人爱恋女人”这个过去在公共空间中备受压抑的性欲特质，以集体的方式展示出来，瞬间置换了原本盘据在球场空间中的异性恋常模。以傅柯(Foucault 1986)的话语来说，这种女同志以集体行动，建构出乘载着异于主流社会之常规的空间，是一种“异质空间”(heterotopia)。“异质空间”指一种经过安排的空间，兼具真实与虚构的特性，作为一种有效发动的虚构空间，在其中一切文化中的其他真实基地，被同时地再现、对立与倒转[5]，因此，“异质空间”往往是主流社会致力于压制的所在，却也蕴含了潜在的颠覆性。

物质空间本身富有极大的变动性，唯有当界线被创造出来，特定的空间才得以维持、存留，而这些界线与空间必须屈服于持续不断的变动性。在雷斯杯经验当中，女同志集体进占球场的行动，使得该公共空间中原本设定好的界线开始松动、模糊，透过主动的集体进驻，球场暂时变成一个以女同志为主的国度。雷斯杯作为集结媒介，上百名女同志同时涌现球场，不仅瞬间倒转了球场上异性恋与女同志的人口比例，也颠覆空间中原已设定的异性恋特质，女同志在其中初尝自在无虑的户外空间经验，此种崭新的空间经验，对于女同志本身造成极大的震撼，例如一位女同志在BBS上留下的活动感言便是：

我还记得第一次参加雷斯杯时，站在球场边，望着全场的拉子，内心有多么震撼，墙上贴着有‘雷斯杯’三个大字的海报，我们...站在阳光下，简直跟梦一样...（网友vkw,1999）

由于主流社会以异性恋原则作为运作基础，以此作为唯一合理存在的性欲特质，“不符规格”的女同志为了躲避异性恋社会的歧视与暴力[6]，总是设法另辟其他的私密空间，以求女同志身分的短暂解放，想如同所有异性恋一般，以真实的性身分集体在“阳光”下活动，成为一种奢求。雷斯杯经验的特殊之处便在于，女同志主动进占、扭转原为异性恋专有的公共空间，使得这个球场空间中，异性恋不再是唯一被允许的配对秩序，女同志主体也在其中找到了伸展的机会。在雷斯杯举行的当下，女同志自在的以真实身分面对大家，特别是身处于大规模聚集的女同志社群当中，使得女同志无畏于异性恋者异样的目光，暂时地摆脱掉异性恋霸权的规训力量。例如受访者BC提到于某届雷斯杯得奖时，四周虽不乏异性恋者的观看，朋友们仍起哄要她女朋友献吻的经验：

很好玩，那场域它就是个异性恋的地方，然后同性恋很多，我们在办我们（女同志）自己的活动，当众还有异性恋在看，他们在那边看着，但你亲下去还是不怕（笔者：人多就是这样），对呀，人多就搞定，那球场上其他人也是搂搂抱抱呀，对呀，因为同性恋人多（受访者BC，底线为笔者所加）。

在此种“暂时性”[7]的女同志国度里，女同志恣意地与自己的伴侣牵手、拥抱，无所畏惧地展现出自己的女同志身分。除此之外，从受访者使用“我们/女同性恋”与“他们/异性恋”来陈述空间的方式里，可以发现人们对于空间的感知其实建立在“自我”与“它者”的分野上，如傅柯(1986)所言，异质空间正好跨接在“同类”与“异类”的界线分划上，正是建构身分与维护认同的关键地点，在这异质空间中所发生的一切互动，都成了暗淘汹涌的权力争夺战。透过打球这个休闲运动的政治介入，女同志的空间实践改变了公共空间的使用和意义，也反过来强化了身分认同和社群的存在与力量。

同样是属于女同志的活动空间，然而，不同于女同志网站与女同志酒吧，雷斯杯在球场上创造出来的短暂性“异质空间”，为任何人都能进入的公共空间，换言之，它不具有女同志网站与Ｔ吧所运用的筛选机制，因此，女同志在球场上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异性恋者的眼前，换言之，球场并置了“异性恋空间”与“女同志空间”，在这个交逢相叠之处，权力关系显得特别浓厚、微妙。献吻原来应该只是对于球赛胜利者的祝贺性仪式，但在这个“自我/他者”的交界处，亲与不亲的念头转换之间，代表的是女同志主体与异性恋霸权之间的角力，即便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献吻行为，对于女同志而言，却有着迎击异性恋眼光，以及宣示主体正当性的意味。

尽管雷斯杯所开展出来的崭新空间经验，带来女同志建立正面认同的重要资源，以及对抗同性恋污名的力量，然而，这种“重见天日”的空间经验，却是在某些条件下，才得以成立。在2001年之前，雷斯杯纯属女同志之间彼此交谊会友、切磋球技的球赛活动，并未对异性恋社会公告此项活动的举办地点与时日，因为属于“无异性恋闻问”的情况，曝光危机自然也近乎于零，然而，在2001的彩虹同玩节当中，雷斯杯成为同志团体与公部门合作的重点活动，出现马英九与数位支持同志之立法委员、市议员等政界名人的参与，当雷斯杯变成镁光灯下的焦点，曝光问题再度出现。为了保护无法曝光的女同志球员，2001年的夏季雷斯杯被迫将比赛场地移师室内体育馆，并于体育馆入口处加设关卡，禁止各类摄影器材入内拍摄。媒体的出现代表异性恋社会更强大的监看力量介入，使得雷斯杯不得不放弃自在、阳光的户外活动模式，重新回复到隐匿、受保护的室内空间里。如受访者BC所言：

（2001台北同玩节）彩虹运动会的时候是有封闭起来的，那次有怕被曝光的问题。那我说仔细一点，那差别在于同玩节那又重新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在台大球场门禁森严，记者都不能带照相机进去呀，所以等于又回复到一个不见天日的地方，关起门来自己打球，虽然外面很热闹，可是以前因为没有记者要去呀，可是把记者拿开，若是可以和一般路人面对面也是蛮好的呀，所以我觉得那空间感还是有差吧。

虽然雷斯杯以户外球场作为主要场地，公开于异性恋人群的涣散注意下，并且仗着“人多势众”的社群集聚力量，使得女同志暂时无畏于外界投射的怪异眼光。然而，由于此时的现身对象对于女同志本身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并未对女同志造成明显的威胁，相较之下，在媒体“直击同性恋”的报导焦点下，女同志必须担忧的是面对家人、上司或同侪的现身压力，因为这将对女同志的生活造成直接冲击。“人群的涣散注意”与“媒体直击”两种曝光情形的差异在于，后者的现身对象不仅更为广泛，并隐含因为对家人、上司与同侪现身，直接造成的工作、家庭关系上的不安与变动。因此，女同志平时或许累积了足够的力量来面对外人的歧视与污名，但在同性恋污名未除的情形下，女同志仍无力抵抗因为同性恋身分遭致的工作变动与家庭破裂，毕竟，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若是人们对于女同志的偏执认知仍未去除，女同志仍须战战兢兢地防范任何因曝光带来的负面后果。

3.2 休闲中的愉悦/逾越

人们行动的常规化，造成了特定空间的社会编码(social coding)，包含了特定的愉悦模式(mode of pleasure)，也回头约制了人们在其中的互动与想像。因此，尽管同为女同志消磨余暇的重要场合，Ｔ吧与雷斯杯由于社会编码作用的不同，也被设定了极为不同的愉悦模式。首先，Ｔ吧是最普遍的女同志聚集的休闲场所，它与一般异性恋酒吧并无显著差异，唯一的特点在于其服务对象以女同志为主，女同志在其中得以藉着音乐与酒精松懈情绪与武装，尽情地交友寻伴。而运动场作为一个社会性空间，它的主流愉悦展现模式被设定为训练体能、增进健康，抑或竞赛带来的成就感，作为以女同志为主体的运动(sport)，不论是切磋球技或是观赛交谊，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的举行，提供女同志与友伴共同消磨余暇的机会，这样的休闲运动除了提供前述的训练体能、增进健康的愉悦，此外，作为社会中特殊的性主体[8]，女同志于运动场上的愉悦经验，亦有别于异性恋，以下就此新兴活动为女同志开提供的愉悦经验内涵进行探究。

3.2.1 运动的乐趣

如同前述，运动场被设定为进行体能训练、竞赛的场域，女同志在运动场上得到的愉悦，自然也包含了体能增进的愉悦，以及竞赛本身带来的成就感。受访者孟凡提到自己在运动中得到的愉悦：

我觉得运动的时候，脑袋里会有一种吗啡，这是我最近看到的医学报导，我觉得可能是四肢发达的关系（笑），所以运动会让我比较有成就感，有一种进步的感觉。还有团体运动会有团体运动的benefit，我一直都很喜欢团体运动所带来的伙伴关系跟荣辱与共的感觉，这是团体运动会吸引我的原因。

孟凡为一位自幼活跃于运动场上，目前自我认同为T的女同志，当她被问及喜爱运动的原因，她先使用医学报导名词“吗啡”形容运动时得到的快感，一种因为专注于运动本身，而抛开俗世烦恼的释放感，此外，她提到运动为自己带来一种“进步”的感觉，指的是藉由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与尝试，不断地超越自己原来的极限，这样的进步与超越，带来对于自己身体的肯定，从中获得满足感。

除了对于身体的肯定，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指出球赛最终的输赢并非决定能否得到乐趣的关键，对她来说，与伙伴们完美无间的合作与搭配，才是运动的主要乐趣：

我觉得只要有一个默契，或是一个漂亮的传球，那感觉是胜过有没有赢球的，因为你不停的在赢跟不停的在输，会感觉到你不停的在赢，是因为你不停的在合作，有的人很高，有的人很快，可是两个人加在一起就很棒。

此种伙伴关系的存在成为运动场与T吧主要的不同之处，相较之下，运动场上的活动，尤其是需要团体报队的球类活动，让女同志可以较为自然地融入群体之中，而这种机制正是T吧所缺少的。以往女同志为了满足交友寻伴的需求，总是依靠女同志聚集的T吧，然而，T吧的空间配置以及互动模式，却让其中寻找友伴的过程不如想像中顺利：

举例来说，公馆两家T吧的空间都是让人卡在，到底要一大堆人一起讲话好呢，还是一对一的讲话比较好，那个空间就是杵在中间的，上不得下不得……比如说我们两个和她们俩个，当我们两个走过去要和她们聊天的时候，表示我们想要干什么，所以这动作是很难跨出去的，而且台湾人吃东西、喝东西，都习惯性的比较封闭一点，我们两个去，就（我们两个）坐在一起吃（受访者孟凡，底线为笔者所加）

T吧固然被设计为女同志交友联谊的场合，但就如同受访者所言，在T吧中若想结交新的朋友，仍需要主动攀谈的动作，在缺乏共同话题的情形下，女同志必须先克服心中的尴尬，才能跨出这一步，就这一点而言，球场上的球类运动，让女同志无须预先设想话题，就能以用自然、频繁又靠近的模式进行互动，并藉此建立起较为深厚的伙伴关系。

在雷斯杯起步的早期，此种伙伴关系带来的强大满足感，相当程度地模糊掉球赛中的竞争性。早期的雷斯杯扮演的主要角色在于凝聚社群，让女同志藉此管道彼此结识，大家重视的是雷斯杯带来的群体感，而非最后的输赢结果。但随着雷斯杯规模愈形壮大，运动当中的竞争关系逐渐浮现，受访者BC提到：

从第一届大家不计输赢，纯粹以球会友，就说可以跟同志打球很好，到后来球员因为对裁判判决不满，摔球、不愉快这些事情都出现了，身为一位主办人，我不知道要如何面对，我们又没办法给裁判一些pay，当球员要求专业的东西出来，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提供一个真的很专业的球赛，除非有钱……以球会友的感觉好像慢慢在消失，可是新来的人还是会觉得很棒，看到那么多同性恋在阳光下，觉得很开心，可是要求球赛专业的声音也出来了。

当参与者不再仅仅满足于雷斯杯带来的群体感，而产生了更多的要求，球赛当中的紧张关系随之出现。如果由正面的角度去解读，球员对于输赢结果的计较，以及要求专业球赛的声音，其实显示出女同志对于雷斯杯的高度认同与期待。例如受访者Arbus就提到：“一个夏天的篮球盛事，里面有女生，跟夏天的拉子运动盛事感觉是不一样的”，热爱篮球的她参加过国内的大小球赛，她表示就专业性与规模而言，雷斯杯尚不及其他异性恋社会举办的球赛，但是雷斯杯仍具有相当独特的地位，因为它是以女同志为主体的运动赛事，受访者接着指出对于雷斯杯的期望：

因为我自己打过民生杯、爱迪达杯，这是异性恋社会下的比赛，可是那个气氛很棒、规模很棒，你就是一个选手，穿着大会给你的衣服，就这样叭啦叭啦地走进球场打球，就算输球也会觉得很爽，但是如过说一个同志运动会具备这样的规模，异性恋社会可以做到的对比赛的尊重和规模，同性恋社会也可以有，你就是受到这样的尊重，就是专业的对待呀。（受访者Arbus，底线为笔者所加）

在这段陈述当中，可以发现受访者对于雷斯杯的要求与期待，来自于对于社群社会地位提升的期望，雷斯杯的专业性与规模，变成了女同志处境与能力的指标。

另一方面，如同受访者BC所言：“如果往乐观的方向看，就说今天同志来这球赛是为了打球，而不再是为了看到这么多同志而高兴的时候，对有些人来说啦，这也许是个好现象”，当女同志对于雷斯杯专业性的要求声浪逐渐升高，反映出外在环境的变迁，随着同志议题在台湾社会的开展，以同志为主体的团体与活动日益增加，不同于以往同志集结管道的缺乏、难求，女同志有了更多的选择与要求，参加雷斯杯不再只是为了以球会友，还是为了在专业的判准下，享受一较高下的乐趣。。

3.2.2 女性阳刚的自在展现

除了运动带来的成就感、伙伴关系，受访者也比较了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跟其他同志休闲活动的不同之处，指出打球是身体最能充分放松的时刻：

我觉得身体最放松的状态还是打球的时候，因为喜欢打球的人会想要赢球，所以会有比较多注意力在球上面，不管你怎么样地想看人和被看，你都会放很多注意力在球上面，可是你去pub或同志影展上，就不一定会放那么多注意力在那件事情上，因为有一些你希望被接收到的东西，所以你的身体会比较僵硬一点，所以在身体上的relax程度，我觉得还是球场最好（受访者孟凡）。

身体作为个人自我认同呈现的基础(Shilling, 1993)，人们总是积极地投资、管理与表现自己的身体，用以向外界表达自我，对女同志而言，此种藉由身体传递的讯息，包括身形、表情、穿着、肢体语言、甚至眼神，更为重要（阮庆岳，1998: 4）。尤其当身处于女同志聚集的场所，女同志便必须时时刻刻依照自我的性别认同（T/婆/不分）[9]，修饰与展演自己的身体，使得身体的完美展现与随兴放松难以兼得，相较之下，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中，因为心力投注于打球的活动上[10]，成为身体松懈的难得时刻，此种恣意伸展身体、忘却拘谨的感觉，成为女同志在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中获得的主要快感之一。

而球场往往也是大多数Ｔ乐于出没的地方，对于自我认同为“Ｔ”的女同志而言，由于外表举止与异性恋社会所期待的女性特质不相符，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类，随时随地遭受诸多质疑眼光，相较于整体异性恋环境，球场成为Ｔ属性之女同志唯一能感觉自在安全的地方。受访者孟凡表示在运动场上，她得到了在别处无法获得的安全感：

我在球场上是安全的，在一大堆女孩子围住的地方，你要当一个T是很愉快的事情，在这个环境里面，不会有人因为你的T性而批判你，可是你在（其他）社会环境下，你当T是一件非常危险或禁忌的事情。（受访者孟凡，底线为笔者所加）。

由于球场本身具有的“阳刚”特性，成为T们自在活动的地方，这与异性恋社会的性别规训有着深厚的关联。异性恋社会的运作，奠基于（生物性别上）男女配对的基本原则，以及建立于此生物性别上的二元对立逻辑：“女/阴柔”与“男/阳刚”，于每位新生儿呱呱落地之际，进行规训，即Butler(1993)所谓的“异性恋铸模”(heterosexual matrix)：

让我们看看医学如何召唤一种性别，把一个新生儿从“它”变成“她”或“他”的过程。在命名时，女孩已被“女孩化”，藉着性别的召唤，新生儿已被带往语言与亲属的分类领域中。但是女孩的女孩化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相反的，这个基本的召唤会被各种权威，在为其不等的时间内，不断地被强化(Butler 1993:7)。

异性恋铸模作用在每个细支末节上，软硬兼施地督促着人们遵循该性别“应有”的行为常模，包括外表、穿着、行为举止等，当T属性之女同志拒绝表现出“女人该有的样子”，即遭受到大小不一的压力与惩罚。这些规训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以不同的方式上演，例如家庭聚会中，亲朋好友的“关切”、劝说，路上行人的异样眼光，以及职场上，Ｔ属性女同志因外表穿着不服公司规定（尤其是服务业），工作选择被迫大量减少[11]。生活在这种不友善的异性恋环境中，T属性女同志随时随地承受着被质疑、检验的焦虑，而这时球场成为其阳刚气质的最佳掩蔽场所，如受访者所言：

因为你在球场上流露出的阳刚味，不会那么容易被男孩子捕捉到，因为篮球本身就是极具阳刚味的，可是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你的阳刚味会很容易显露出来。（笔者：所以你在球场上可以不要拼命的隐藏，或是那么不安？），对，因为基本上他们对会打球的女孩子的认知，就是男人婆（受访者孟凡）。

运动上的驰骋称霸，成为T们阳刚特质得以合法展现的唯一出口，暂且自“女/阴柔、男/阳刚”的异性恋文化规范中逃逸，运动场上无须忧虑地展现自己最喜爱的样貌，暂且摆脱掉因为不符社会期待带来的焦虑，得到了自在安全、卸除武装的愉悦快感。 

3.2.3 球场上的情欲流动

由于女同志本身的性倾向不见容于社会，在异性恋居多的环境里，采取任何追求与试探的行动时，通常较为隐密与自我保护，相较之下，女同志聚会场所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女同志无须承担被视为异类、背德的风险，随心所欲地进行情欲交流。就这一点来说，雷斯杯、女同志球聚与其他女同志聚会场所一样，都让女同志们享受到避开异性恋社会监视，恣意寻芳猎艳、情欲交流的乐趣，唯一不同的是其操作方式上的差异。

因此，尽管在运动场上，女同志或许因为专注于打球，暂时忘却身体上的拘谨僵硬，或是得到阳刚气质合法展现的时机，无须顾虑异性恋社会的检验目光，获得自在松懈的快感，然而，当球场上的情欲流动出现时，女同志便无法不将焦点重新放在自己的身体上。

因为运动场上需要激烈地跑跳、争球，并且要求服装的轻便，不得不展露出自己的女性身躯，使得平时不愿展露女性身躯的T女同志，此时也难以维持一贯的T风格，因而感到窘困，一位T女同志孟凡如此表示：

（笔者：你刚说运动的时候，并没有这么T，那你会不会这件事觉得很…）embarrass?（笔者：对），我觉得会，比如说不够帅呀（笑）（笔者：比如说头发没有很帅气的贴在前额），对，运动内衣露出来，或是你的运动衣已经稳稳的贴在你的身上之类的，都会让你看起来不够帅，这都会让我变得不是那么…帅（众笑），因为我觉得女同志之间有欲望存在，就会有尴尬存在。

因为对于潜在情欲流动对象眼光的在意，T们开始在球场上经营自己的身体外观，首先是对于身体的装扮，女同志孟凡提出她对于球场上女同志穿着的观察：

（笔者：喔，所以雷斯杯和球聚有重要的驯猎的功能啰？）绝对是，不然去打球干嘛，很多人都是去驯猎，有的人当兔子，有的人当老虎，因为你在球聚的时候，大部分的T都不可能穿的很运动装扮去打球，因为很运动装扮的话，就一点都不帅，譬如说你如果穿那种及膝的篮球裤的话，其实一点都不帅，穿牛仔裤或垮裤的话就很帅呀，去球聚的话，就会看到很大一批穿这样子的人(笑)……我去球聚的时候，就不会想穿得很运动员的样子，我就不一定会穿运动裤和篮球袜去，我可能会穿有颜色的袜子之类的。

前往球场时的费心装扮，显然地违反了运动时应有的服装轻简原则，说明对女同志而言，这些球聚、球赛并非是单一目的性的活动，在打球之外，寻找与吸引自己的心仪对象，也是重头戏之一。除了对于外观服饰的注重，运动蕴含的竞争性，成为Ｔ们用以展现自我的方式：

T在球场上展现出来的竞争性是很强烈的，甚至可以对应到想跟男生看齐，跟雄性的那种竞争性很类似……在球场，我个人是很想赢，在那想赢的欲望背后，除了赢球快乐之外，其实会想展现给其他人看（笔者：谁？），都有，如果是对T的话，就是“我比你强”（笔者：为什么？），我个人会觉得有那种“TT相忌”的感觉，看到一般女生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如果看到一个T，就会想说不要输她，因为，身为一个拉子，就会想要追求女生，在这方面压过一个T，就代表你的机会更好，就是展现那样的魅力吧（受访者Arbus）。

T们在球场上必须打败群雌，赢取潜在情欲对象的青睐，当对手也是一个T的时候，此种竞争性尤其强烈。因此，球场的驰骋拼斗还牵涉到到情域场域上的较劲，Ｔ必须以球赛的输赢结果显示自身的优越性，亦即“我比另一个T来的强”。 女同志间的情欲流动还细微地表现在肢体动作上，女同志孟凡生动地描述出球场上传达“T性”[12]的方法：

比如说一个球场这么挤、这么小，你要让别人注意你，你动作首先就要多，第二个，你要特别，例如说你就要跟裁判有比较多互动，不管是好的互动，或坏的互动、发脾气，这些都有助于你吸引焦点，这跟T性有没有关系？我想多少有关系吧。因为我认为篮球和其他比较需要肢体碰撞的运动，基本上就是跟T性是否能顺畅的展现有很大的关系，假如我们今天打的是乒乓球，你再怎么样的运动都无法展现你的T性，可是你今天打的是篮球，你有互动，你有肢体冲突，你的“T性”很容易可以展现出来，比如说篮下卡位的时候，或是你跟对手握手的劲道上，都可以感觉到有没有T性。

除了掌握每个争球、握手、篮下卡位等肢体动作，有技巧地向对方展露自己的T性，透过有意识地选择与自己进行肢体接触的对象，以及碰触的方式，球场上看似稀松平常的擦肩、肢体碰触当中，也上演着女同志之间的情欲流窜：

比如说T跟T之间，是指没有欲望流动的T跟T喔，基本上肢体动作非常少，因为乱恶一把的（众笑），举例来说我跟ＸＸ（某位T）完全不会有肢体冲撞，我们也不会击掌，身体尽可能不要碰到对方（众笑）。比如说你在球场上擦肩而过的机会非常多，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跟所有的人擦肩，但是如果你不想要的话，其实你是可以避开某些人，我觉得我跟婆打球的时候，我会让我的身体有比较多机会碰到她，或是让她的身体碰到我。（笔者：怎么碰？）我不会故意去摸人家，如果是我喜欢的对象，或是我认为有情欲流动可能的对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触碰的方式比较不一样……会比较温柔吧。（受访者孟凡）

不同于其他女同志聚会场合，球场上女同志间的情欲流动全然融入球赛中，透过服装、争球、肢体碰撞等细节的掌控、操弄，女同志在场上的每个举手投足都流泻对于彼此的欲望传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情欲流动与欲望传递使球场不再是个单纯的运动空间，也因此在女同志球聚发展了另外一个不成文的道德规矩：即使是单身T，也尽量不要在明知这个婆已经有伴的状况下还去搭讪讲话，而有伴的T 对于球迷送礼或加油打气也要小心处理，以免引起伴侣的不愉快。据说这个不成文的道德规矩是为了让球场保持一定的和谐性，不会因过多的感情纷争，使得其他来打球的人必须面对尴尬的人际关系，而处处小心谨慎，破坏了多数人打球的兴致。

3.2.4 女同志身分的释放

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的主要价值，来自于它们结合了运动的乐趣，以及对于女同志性欲特质的肯定，增加了女同志在休闲活动上的选择，一位长期参与雷斯杯与球聚的女同志贝特敏顿指出，这些活动的举办使得她在离开校园之后，仍能持续接触自己钟爱的运动，并同时兼顾结交同伴好友的需求：

我觉得跟拉子族群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这样说，譬如说羽球，我以前在学校是校队，但是一离开学校，就没有管道了，那很刚好的就说，有兴趣，而且拉子也办了，因为那种感觉是说，你知道大家是一样的人，跟你是一样的，你很自然就会往拉子的地方靠过去，我觉得就情欲的部分大家都是一样的，跟别人没办法去谈这些，只是刚好这是一个媒介吧，朋友们刚好就这样聚在一起，又刚好可以打羽球（受访者贝特敏顿，底线为笔者所加）。

将休闲生活与女同志人际网络牵连在一起，对女同志而言，相当重要。毕竟休闲的用意在于让人们在工作之余，得以纾解压力、放松情绪并增添生活乐趣，于是休闲生活中的同伴，往往是个人最有机会（也最需要）自主选择的一组人际关系[13]，对于女同志来说，假若享受休闲乐趣时，还得继承受性倾向上的压力，继续费力伪装为异性恋，不但其乐趣大打折扣，这样的休闲活动也未免过于辛苦。当女同志能够选择喜爱的活动，并且同时与自己的社群同处时，休闲的意义才能真正落实，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休闲环境中，女同志才能卸下武装，尽情言欢、玩乐，得到充分的释放。就像自幼热爱运动的女同志孟凡，就本身经验，比较自己在同志与非同志环境中打球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在（女同志）球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观察每一队的状况怎么样，我们之间传达的字眼可能会是，哪一个对手长得很可爱，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的性倾向的时候，就会比较放的开，所谓“放的开”，是说比较会让你心里面想讲的话说出来，例如你在看一个女生，可是你在异性恋的环境，或是你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同志的时候，你不可以说出来，可是在一个女同志的活动里面，你可以说出来，或是你可以故意的比较靠近她（受访者孟凡，底线为笔者所加）。

在异性恋主导的日常言说系统中，女同志们缺乏言说空间，唯有身处于女同志居多的环境中，才能够别无顾忌地将“心里想讲的话说出来”，大胆以语言来展现自我的性欲特质，当女同志在球场上快意拼斗的同时，也享受着去除枷锁、畅所欲言的快感。

或许身处于自己的社群中，别无顾忌、畅所欲言的快感，是前往大多数同志聚会都能获得的乐趣，然而，雷斯杯与球聚将女同志的活动场地搬移到户外球场─毫无隐匿性的公共空间，与往来异性恋人群视线相接，在此种情境下，“畅所欲言”带来的快感更形强烈，其来源与内涵也有了变化。

就笔者于2002年夏季雷斯杯之中的参与观察，比赛举办于某周日人潮络绎不绝的大学运动场上，在球赛举行的当下，除了球场附近聚集的女同志，周遭往来、围观的人群亦不在少数，面对着往来人群的目光，女同志们仍自顾自地调笑、拥抱、牵手，丝毫不受任何影响，即便偶尔接触到异性恋人群的惊愕眼光，也是轻松地一笑视之[14]。在公共空间中，女同志公开展示自己的性欲特质，感受到无所畏惧、无须伪装的自由滋味。如同一位参与者在BBS留下的感言：

阳光！YES！阳光！在户外恣意的做我们想做的事，打球、打屁、加油、聊天、嬉闹、抱抱、亲亲......一百多人耶！自从确定自己是女同志后，从来没这么阳光、这么过瘾过。（维维 1998/2/16）

在雷斯杯举办的当下，女同志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释放快感。在此之前，由于无法取得安全、免于骚扰之公共空间，女同志倾向于创造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以抵御外界的歧视，产生极为卷曲的空间经验，并不断地强化女同志的边缘感。不同于以往力求隐密的空间安排，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将活动场所搬移到户外，此种自在活动于户外的空间经验，有别于以往，使得女同志品尝到与同志友伴一同徜徉于户外的美好乐趣。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众多女同志在球场上自在地驰骋拼斗、争奇猎艳，享受着如此多样化的愉悦与乐趣，然而，这样的愉悦模式并无法吸引所有女同志，就笔者的观察，在球场上活动的女同志当中，“婆”的人数比例明显地少了许多，这也是笔者在寻找受访对象时的一大困难，真正下场打球的婆人数的确不多，由于人数不多也往往成为大家的焦点，上节也曾提及球场不再只是单纯的球场空间，而是弥漫了许多欲望的传达和情欲的流动，因此有些不成文的道德规矩，在笔者在田野过程中，由于建立的信赖感并不足够，并且不希望引起误会和尴尬，因此受访者名单中只有一位婆（但她并不下场打球）还有一位T婆同体的受访者。所幸这位自我认同为T婆同体的泡在访谈过程中提供了一些关于婆在球场上的珍贵经验，让我们可以在一无所悉的状况下掌握一些讯息：

（笔者：就一般观察而言，参加球聚的T的比例多过于婆非常多，你认为原因为何？是真的婆比较不爱运动吗？或是有其他原因？）婆不是不爱运动，而是因为一般来说大家有个既定的刻板印象就是：T是强悍的、身体比较具有力量的、“应该”在体能上强过于婆……等等的迷思，以致于当一个婆出现在运动场上时，她就会承受比较多的压力，而这些压力甚至代表一种贬低。举例来说，像是T如果防守婆防守的稍微接触到这个婆的肢体，即使篮球本来就是一个容易产生碰撞的运动，但这个T马上就会面对自己以及众T们的叫嚣说：你“怎么这样”对一个婆？你应该要“让婆”！不然就是不礼貌……这对自认为球技不输于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女性的我，一个婆而言，这真的是一种奇耻大辱。甚至在腕力比赛当中，我自认为有信心可以赢过百分之六十与我体重相差上下五公斤的女性时，却往往碍于有些T认为绝对不能输给一个婆，而宁可不愿意下场跟我比赛。因为婆无法排拒众多T的同侪压力，而无法好好地快乐地单纯只是享受打球乐趣的原因吧（受访者泡）。

从受访者在陈述中，透露了由于T婆角色认同上所产生的所谓的T的自我要求，多数T自觉于T应有的一种坚持跟自信，这或许也来自于T觉得自己本来就应该要强过很多同性，当然特别是婆，以至于T或多或少觉得如果连在属于用来吸引婆的雌性豪迈，也就是所谓的有力气、球技好、体力好等，当她们在这些方面输给某一个婆的时候，也就等于她们有失身为T的面子，或是失去了追求跟保护一个婆的能力。因此她们相当坚守这个门槛，导致婆不管球技好不好，有没有力气，只要T踏上一个较劲力气跟体能的地方，婆就会受到许多不平等的“礼遇”。

笔者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当有婆在打球时，许多T们一开始会有放水的现象，但当婆分数节节逼近时，T的反应就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就像面对仇敌般使出大动作，甚至开始叫嚣，誓死力拼、绝不让分数超越的有趣动作。

受访者孟凡说：“通常会留在球聚打球的婆，一定都是爱球爱到不行的人，才会一直留在这里”。婆在球场容易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往往因一人无力抵挡无数众多的T形成的同侪压力，因此打球的乐趣大为降低，成为婆参与球聚大为减少的可能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之前曾提及球场也成为情欲流动与欲望传达的场域，受访者孟凡说：“会常来打球的婆绝大多数都是有伴的人，而且伴也打球，至于单身婆嘛，因为稀少，所以马上就成为球场T们关注的对象，还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众T们早就使出回身解数的竞标攻势了”。也使得单身婆很快就不单身了。来球聚的婆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陪T来打球在旁擦汗递水顺便加油观赛，但由于不方便与其他T说话以免引起误会所以话不多，因为过程中很无聊所以往往来一两次就不来了，或是只会在球聚结束后与T伴侣相约见面时，才会看到。另一种婆就是下场打球的婆，受访者泡说：“球技好的婆，不仅能吸引很多T的注意，同样身为婆的人也会产生忌妒跟羡慕，可是在我观察的经验中，却很少有婆会（在球场上）产生友情”。婆与T说话聊天未免尴尬，而婆之间又似乎又尚未发展连结成为友谊阵线[15]，也是球聚较难吸引到婆的另一原因。根据受访者泡的说法，由于球场中充斥的情欲流动，球场又是众多T会出没的场域，因此有伴的婆即使很爱运动想来一享奔驰球场的愉悦，然而此一举动将会造成另一伴侣T的紧张，往往有可能必须冒着会家庭革命的风险，然而T这方面的包袱较少，这恐怕是阻碍婆出现在球场更重要的因素了。

而这样的现象，说明了尽管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开拓了女同志的休闲经验，让女同志从中享受于球场上恣意驰骋、争奇猎艳的乐趣，但因为女同志在自我身分认同上的不同，使得某些女同志（例如“婆”）无法同等享受此种愉悦模式，因此，我们仍需要因应女同志内部的差异与特殊性，开发出更多样化女同志休闲模式。

3.3 女同志认同形构

了解女同志在雷斯杯与球聚中得到的愉悦与空间经验之后，现在回到“女同志认同”的主题上，在探究这些休闲经验如何影响女同志的自我认同之前，必须先对性取向之社会价值判断与论述，以及其在休闲领域中造成的效应做一番思考(Kivel 2000: 80)。如同日渐兴盛的女性休闲经验研究纷纷指出，父权结构对于女性休闲资源的取得造成限制（Rojek, 1995; Wearing, 1992），对女同志而言，这个局限更形严重，包括公众监看、人权上的威胁、害怕身分曝光因而失去工作、朋友与家人。因此，若要探索休闲经验与女同志认同形构的关系，势必不能忽略外在社会脉络对于女同志休闲生活的限制与影响，包括异性恋社会加诸于女同志的歧视与空间压挤作用，以下笔者将着眼于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所开发的女同志休闲经验，如何对抗外界污名，达到去边缘化的效果，并在玩乐的过程中，壮大女同志的身分认同。

3.3.1 阳光 活力 同性恋

论述塑造出理所当然之世界的轮廓，并且经常暗地里普遍化了有关世界的某个特殊观点，成为我们认识自我与世界的基础。女同志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亦未能自外于论述，然而，异性恋论述究竟建构了什么样的女同志主体呢？就吴翠松(2001)针对台湾社会建构之同性恋样貌进行研究，她以报纸上的同志新闻报导为文本，分析主流社会论述中呈现的同性恋形象，她将媒体报导分为三个阶段：病态犯罪期(1981.01.01-1985.08.29)、爱滋病关联期(1985.08.30-1990.02.22)与人权争取期(1990.02.23-1995.12.31)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中，媒体资源几乎由医学机构与专家掌控，多将同性恋者界定为“不正常的病态与心理的变态”，到了第三个阶段，尽管同性恋平权运动开始发声，报纸所呈现之同性恋者的形象已不如先前的负面，然而，事实上在社会新闻中，仍可见同性恋被定义为不正常的情形频频出现。简言之，异性恋社会论述，透过“正常/异常”的二元对立逻辑，塑造出“怪异、病态”的同性恋形象，而如此强大的负面论述，不仅让女同志面对亲朋好友时“有口难言”，甚至对于她们自身的身分认同造成威胁。

主流社会论述将异性恋视为为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一再地将同性恋塑造为不符自然法则的异类，即“疾病、犯罪”的同义字，并将此分类普遍化为举世皆然、毋庸置疑的真理，无怪乎女同志在认同建立的初期，总是经历着一连串的挣扎，自问自己是否真为“异于常人”的异类。在异性恋社会“自我/异类”的论述架构下，女同志主体似乎永难翻身，然而，这种“独尊异性恋”的论述并非不证自足，总是在不断的争论和协商过程中，不断地断裂与重建，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营造出的崭新空间经验与愉悦感受，之所以有助于女同志认同内涵的重新形构，就在于它们拆解外界论述的力量。

首先，如Kirby(1996:13-14)所言，个人或族群的空间经验与社会论述其实息息相关。在我们的文化中，语言作为无形、单一向度的短暂性分隔线，针对不同社会族群进行分界，而此二元对立的语言结构总是建立在“中心/边缘”的逻辑上，并依此建构出位居边缘之社会群体。这类归属与排除的效应终究会落实于实质物理空间的架构上，例如“白人/黑人”、“富人/穷人”、“男人/女人”与“异性恋/同性恋”这些社会身分，决定了我们能否进入某些空间，透过主流论述中“正常/病态”的二元对立的归类逻辑，女同志成为“见不得人”的边缘族群，其污名作用使得女同志被迫卷曲于隐匿的空间中。

而空间经验与主体地位的建立总是环环相扣、相互牵连，如同Kirby(1996：15-8)指出，主体的形成过程发生于真实的空间当中，也就是我们每日来去的小径、建筑物与公园，我们的主体性正紧系着一组特殊的物质空间。女同志的主体性同样深受日常生活中的空间经验所影响，当我们空间经验一直受制于异性恋社会的恫吓、压制，被迫卷缩在阴暗边缘的空间里，女同志主体将被迫落居于弱势、次等的边缘位置。

因此，当身处于异性恋社会里，所有空间都理当应然地被预设“异性恋空间”[16]，除了少数的Ｔ吧，或是女同志所拥有的私人场所，例如女同志的个人住宅。“球场”就如同所有公共空间一般，被毫无异议地归于“异性恋空间”，于是乎，在无可选择的情形下，女同志主体被迫卷曲于边缘隐匿的空间里。就在此时，雷斯杯开创出女同志户外活动的新兴模式，突破异性恋社会加诸于女同志的空间限制，此种新空间经验的诞生，使得女同志对于自身的社会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与期望。如同一位女同志在受访过程中表示：

打球是在室外嘛，说到室外的话，就说我希望是打破格局的，因为在室内的话，你只是把自己限在一个小房间里头。摊在阳光下，就可以打破自己的格局，感觉上可以走走走，走很远。我不想要躲躲藏藏的，或是我必须要说服自己，我想很relax的时候只能在T吧，只能在那个小房间里头…（受访者Amy，底线为笔者所加）

受访者的陈述指出，“室内”与“室外”的空间经验，代表着女同志主体的社会处境，女同志仅能躲在“小房间”里头展现自己的性欲特质，意味着异性恋社会对于女同志主体的压迫与限制，相对的，户外空间的享有，作为女同志主体地位伸展的希望象征，打破空间的“格局”，也正意味着对于异性恋社会压制的突破。当雷斯杯开创一种新的活动模式，将女同志空间由“室内”延伸到“户外”，使得女同志能够集体活动于充满“阳光、新鲜空气”的户外球场当中，让女同志尝到“重见天日”的自由滋味，此种空间经验突破了异性恋霸权形成的空间压挤作用，女同志从中看到更为宽广的可能性──她们无须躲藏于暗室。如同雷斯杯创办者BC所言：

还记得那年比赛当天，从早上起便开始飘着不小的雨，但是来参加比赛以及加油的拉拉[17]越来越多....我想总人数有上百。那是种感动，谁说同性恋只能躲在灯红酒绿的夜晚，在那个最后滂陀大雨的早晨，BC感觉到一种传说中的希望…(BC 1997/12/22)

当主流论述不断将女同志形象妖魔化为病态、见不得人的异类，为躲避歧视、攻击，女同志被迫退避于私密空间，然而，此时异性恋社会继续利用临检、恶意偷拍等手法，进行对于女同志的压迫，更加强化此种妖魔化的效应，以及女同志身处于异性恋社会中惶惶不安的边缘感，因而当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让女同志得以重返公共空间，体验到如同“平常人”般的休闲经验，也连带地削弱女同志异于常人的边缘感，达到去妖魔化的效果。对女同志而言，此种空间经验的拓展，意味着改善自身社会处境的第一步，成为有助于女同志建立正面认同的重要资源，以及对抗同性恋污名的力量。

当女同志球聚与雷斯杯为女同志开展出前所未有的“阳光”经验，便对于主流论述所塑造之“黑暗怪异”的同性恋形象，造成干扰、破坏，将女同志自此种“病态”论述递解出境，进而发展出新的论述。而此新论述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女同志与运动(sport)的扣连。运动(sport)素来被赋予“健康正向”的社会意义，常受到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挪用，用以号召民众，以及强调自身的“强健壮大”[18]，此外，不同的社会群体亦挪用运动作为扭转自身形象的符码，例如在台湾社会发生多起艺人嗑药被捕的事件后，艺人们举办篮球联谊赛的画面出现在坊间的娱乐刊物中，而一旁的文字说明展现出以运动形象抗衡负面报导的意图：

娱乐圈接连传出嗑药撞车顶罪骂战等等风波，偶像歌手带头作乱…毕竟偶像有社会责任，那边出了包这边就来捕，世界杯热闹结束，歌手改玩篮球展现球场上的健康形象，球打得好不好不重要，大家一起show团结呀、拼劲呀、毅力呀，只有一个message要带出──这表示乐坛还有很多健康歌手！（《钱柜》，底线为笔者所加）

歌手之所以运用运动形象来扭转负面报导，正是因为运动本身具有“光明、健康”的社会意涵，正如同此段报导文字中一再出现的“健康”一词，指涉的并非身体机能的健全，而是运动者“无不良嗜好”、“遵守社会规范”的意涵，用以扭转该时期歌手呈现于社会大众眼前“犯罪”、“背德”的形象。而雷斯杯与女同志球聚运用球赛作为女同志集结模式，将女同志身分与运动彼此扣连，亦巧妙地挪用了这种主流社会逻辑，开展出“阳光、活力、同性恋”的论述，发挥颠覆异性恋社会所建构病态黑暗女同志形象的力量。

当异性恋霸权将女同志驱赶至暗柜中，同时不断利用各式负面报导妖魔化女同志的形象，出现在公共领域中的女同志形象，总是以病态、异常的角度出发，例如社会新闻中出现的女同志情杀事件，或八卦小报“T Bar直击”式的窥视性报导，造成社会大众对于女同志的真实样貌一无所知，仅能透过这些偏颇的报导去建构病态、怪异的女同志样貌，因此，女同志球赛的举行，成为一个重要的对话窗口，向社会呈现女同志的多元面貌，藉以去除社会大众心中对于女同志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例如一位积极参与雷斯杯举办的女同志阿厚就指出，雷斯杯的意义在于“让大家知道我们拉子圈的生活圈是多采多姿的，不是只有那些部分”。她提到自己曾经带妹妹前往球聚的经验：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带一些非同志朋友来打球，像我记得大一还大二的时候，就有带我妹妹一起去打球，她只会觉得怎么那么多人像男生，或是像小孩很好奇的说，咿，你看哪有一对耶（笔者：那妹妹来玩过以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呀，她就说：“喔，原来你们也会打球喔”，我就说：“废话”，就像她们得到的一些刻板印象，觉得同志就是在搞那些，反正就是电视上那些负面东西，我就让她看些正面的，然后开始告诉她，其实有很多是怎样怎样的。

如同受访者所言，女同志球赛提供同志与非同志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藉由运动形象的展现，打破单面向负面报导塑造的偏颇形象，而2001年的台北同玩节，亦以“彩虹运动会暨雷斯杯”作为活动主轴，利用运动形象的展现，向社会大众宣告同志“一如常人”的健康面貌，化解偏见：

七夕情人节！同志们今天也将以“阳光、活力、同性恋”为主题，透过彩虹篮排球运动会、入柜游戏等实质的活动，向大众告白……吁请一般人能健康的眼光看待他们（中时奇摩报2001/8/25）

藉由运动本身具有之健康正面的社会意含，女同志在打球的过程中，无意间开创出“阳光、活力、同性恋”的新论述，用来对抗异性恋社会中黑暗、悲情的刻板印象，而这创新开发出来的形象与论述，也回过头来影响女同志本身的自我认同。

毕竟女同志并非脱离主流社会独立存在，“阳光、活力、同性恋”的新论述不可否认地的确是顺应主流社会分类，企图勾联健康正面的形象而操作出来的阳光论述，以翻转抵抗异性恋社会加诸同性恋的污名。然而，当我们欣见此种新论述开创之际，必须警觉到这种正面形象虽然广被异性恋社会所接受，但是否同时更加强了复制主流社会的分类逻辑？无意间更造成其他不符“阳光、正面”形象的同性恋，再度被打入万丈的罪恶深渊？如同胡淑雯(2002)所言：

然则同性恋呢？它太旧、太脏、太情欲，于是运动者换上“同志”这件崭新干净的袍子，朝向组织与运动、认同与书写。严格说来，不是同志抛弃了同性恋，是社会离间了同志与同性恋，它一面学习容忍同志，一面操作同性恋污名。于是同志与同性恋仿佛成为两类人，前者进占报纸文化版，创造自己的名流，后者恍若鬼魅与罪犯，被公权力逮进社会版的玻璃屋内，展演奇观，接受窥看。同志名流，同性恋下流。同志演讲、写作、搞运动、拍电影，同性恋性骚扰、情杀、在三温暖交换体液。历史推着同志向前走，走向阳光、健康、品味与影响力。同性恋被留置在酒吧、沙滩、树丛与公厕，一脸括不掉的历史污垢，像一块挡泥板（湖淑雯(2002)，《中国时报》12月18日第34版）。

该文一针见血地点出当前主流社会对待“同志”与“同性恋”的双重标准，一方面以开明之姿佯称对于“同志”的尊重，另一方面，却又极其所能地加深“同性恋”污名，而这也正是异性恋霸权得以继续的原因，胡文用心良苦的提醒，正让我们警觉到“阳光、活力、同性恋”论述的局限与危机，当女同志在如此恶劣的险境下，胼手胝足地开创出一小片阳光天地，披上阳光活力的运动衣的同时，异性恋霸权造成的梦魇是否就此烟消云散？抑或再度成为异性恋霸权趁虚而入的利器，以二元逻辑将我们的社群再次离间分成“好的”同志、“肮脏、污秽”的同性恋，因而挤压了更多同志的生活空间，并造成社群内部的紧张关系，使得“阳光普照”的暖阳，反倒变成了“烈日灼身”的伤害呢？

然而，笔者以为“阳光、活力、同性恋”的健康论述并非原罪，它们所要扩展与呈现的是并存于女同志生活中的多元面貌，毕竟，走向阳光健康、打球运动的同志朋友，同时也拥有混吧、寻芳问柳的丰富生活。那么，他们应该是“好的”同志，还是“脏的”同性恋呢？因此，笔者以为与其抱持消极无奈的想法，不如采取更积极的做法，即在同志运动未来的集结与发声上朝着更细腻与分众多元的方向深耕，让不同同志社群的声音有浮上台面的一天，换言之，这场走入阳光的战役，尚未结束，仍需要同志睿智的应战。 

3.3.2 玩乐中的主体演练

异性恋社会的压迫与歧视，使得女同志失去了许多选择，尤其是在休闲的面向上，由于害怕异性恋社会的敌意与攻击，许多女同志无法自在轻松地活动于公共空间当中，被迫退避于私密空间，也就是T吧当中。正是这种空间资源剥夺产生的压迫，造成女同志身心方面遭受严重的扭曲，受访者楚轩提到她对于Ｔ吧族群的观察：

因为我早期在T吧的生活里，我发现同志受到压迫的时间太长，导致大部分人真的有忧郁症，因为那是长期一种空间压迫的关系，大部分人都情绪不好……对我们这些长期压力过大的人来说，出来晒太阳其实很重要，有出来走走的那种感觉，所以对我来讲球聚的好处太多了，完全没有缺点可言……我不知道运动可以作什么，但运动总比去喝酒好，我推广它也是顺势而为，因为它是存在我们群体中的一种本性，我们可以证明，大部分的T在学校都是运动细胞蛮好的，曾经都是很阳光的，因为出了社会以后，社会跟学校不一样，没有那样中性的环境，那两性之间的压迫很大，所以她们慢慢的开始生病了，面临的压力如此庞大，所以她们才变成那个样子，她们并不是生来就这样。我自己感受到其实很多T在学校都有很美好的回忆，但自从离开学校后我们再也没有哪种…（停顿）天地……

受访者强调许多女同志在身心方面出现严重扭曲，是长期受到空间资源的压迫所致，并非自愿。尤其外表阳刚的Ｔ属性女同志，更是容易遭受外界异样的眼光与恶意嘲弄，为减缓外界的压迫和束缚，许多人选择就读体院、或加入学校运动校队，她们就可以拥有理平头、剪短发的正当性。如同Mark Wigley指出：“所有的空间都是把男同志、女同志关在衣柜（closet）里，然而也许学校空间是其中最大的”。校园之所以成为最大衣柜的可能原因有：第一，中学校园以升学为优先考量，避免异性之间的交往影响学业，成为家长和校方的期待，因此，并不会直接面临到家庭主义的挑战和无所不在的强迫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机制（张乔婷 2000:1-14）。第二，中学生仍被视为可塑性极高的过渡时期，此时期女学生们不符社会期待的阳刚外表得以被暂时包容，使得这些女同志可以暂时躲在校园衣柜的保护伞下，寻求短暂的庇护，但脱开校园后又必须回复异性恋霸权的强声压境。这些女同志失去能够自在活动的场域，只能躲入更私密的空间（例如Ｔ吧）寻求归属与安全感。然而，校外女同志球聚出现后，提供了女同志重返球场的机会，找回以往的美好感受。受访者楚轩提到自己从球场的空间经验中，获得心灵空间拓展的微妙转变：

在球聚操场上让你又感觉回到学生时代的自信和骄傲，不管你是不是在打球，只要坐在那里，那种感觉就回来了。你以前不会想到那是个同志的空间，可是有时候空间在心里，不见得在外面，我们说我们没有同志空间，但事实上我们已经转变了心情……又添加了同志的感觉，这里是完全用同志的方式，当你眼睛看着整个操场，你会觉得那个空间突然变大了，你对运动场所、篮框的回忆不只有过去的骄傲，包括同志的空间通通结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在这里，同志也可以大方地在这里，我的心里空间，我看到篮球我的回忆就已经完全改变。

受访者指出当自己重回球场，不但重拾过去驰骋球场的骄傲与自信，以女同志为主体的球聚，使得球场的意义产生转变，球场不再只是（以往异性恋独占的）球场，而是让女同志恣意交流、展现自我的空间，当球场的空间意义被改写之后，女同志的心灵空间(mental space)也由此拓展，从中感觉到自由的气息，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和平常人一样享有公共空间的资源。这种“心灵空间”的转化，并非凭空发生，而是有赖于人们在物质空间中的行动与实践，以球场的空间作为开展，女同志继续拓展其他实质空间，受访者楚轩提到：

后来我们尾牙常常都跑去别人餐厅吃饭，为什么？以前都说要在同志场所干嘛干嘛，我们都不要，我们就是要去突破所有空间呀，像我们以前庆功宴，常就一桌两桌，一大群人毫无顾忌地在那边玩，那没有意义吗？当我下次经过“小红梅”，就会想起上次我们一起在那吃火锅……一占就是一大家子，这里留下回忆，那里留下回忆，其实那种空间经验就是你不愿意往回走的力量，从此以后，你不愿意再接受歧视，所以这几年就可以看得这些打球跟看球的人，或是任何感受到这种感觉的人，她们想要做什么，她们不是想为我做什么，也不是想为团体做什么，而她们相信是在为自己做什么。

同志朋友开始在各种公共空间中，尝试多样不同的空间经验，于一次又一次的反覆操练中，发现了拓展同志空间的可能性，也于其中累积迎击异性恋社会眼光的力量，获得自信无畏地展现女同志身分的勇气。这种拓展空间的行动，在异性恋主导的城市空间中，留下许多同志的轨迹与回忆，相当程度地扩大了同志社群存在的可能性与地盘，尤其如受访者所言“那种空间经验就是你不愿意往回走的力量，从此以后，你不愿意再接受歧视”，更直接说明这样的空间经验正是让女同志充权赋能（empowerment）的能量来源，让女同志体验到改变自身处境的可能性，并积极尝试改变外在环境。

此外，拥有属于自己的社群，也是女同志自我认同逐渐壮大的力量来源之一，如Rubin(1985: 13)[19]所言：

友谊在家庭之外提供了另一个基地，让我们得以抵御外界对于自我评判，帮助我们适应新的角色与规则，修复我们在其他关系中受到的伤害，提供我们发展自我的空间与鼓励，这是我们在家庭中无法得到的。因为朋友的陪伴，我们才能够证实自己存在于这世界上，并为自己仍属朦胧、尚未成形的未来模样，寻得表达的机会与途径。                          

友谊往往是人们赖以维持自我的重要支持，对女同志而言，更是如此，在球场上，女同志社群逐步建立，女同志摆脱以往受异性恋社会禁锢、孤立的处境，从中得到支持与后盾，可以不再像过去一样，如此在意、害怕他人的眼光、委屈栖身在异性恋社会之下，例如楚轩提到球场经验对自己实质生活圈造成的转变：

这种空间的转变就很奇妙，从此以后，我改变了，我心里老觉得我认识好多人，而大部分都是同性恋，我喜欢这种感觉，当我喜欢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我走不回去，我不想走回去，我不想再跟我异性恋的同事打交道，我也不在乎她们在办公室如何对待我，或是企图去跟她们做朋友，我都放弃，也许对我的工作很不好，可是这只告诉我一件事，我不想走回头路，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一样，当她们去享受这种自由的感觉，你根本不须告诉她们要去争取什么同志人权，我想她只要持续在这边一直打球，认识这些人之后，她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同志人权，因为她们没有人会走回去。

受访者指出当自己的女同志社群建立之后，自然而然地减少自己与异性恋友人、同侪的联络交集，因为自己不用再担心因身分曝光而被拒绝，或是隐忍异性恋常模带来的疏离。多位女同志都提出社群建立的重要性，例如受访者Amy就提到参与球聚与雷斯杯，认识许多同志好友，削减自己面对外界负面批评的惊恐：

（参加雷斯杯与球聚之后）就是同志朋友多了，假日会找你出去打球或干嘛的，现在的朋友圈等于被同志淹没……现在听到（攻击同志的负面话语）的话，我不会讲话，不会觉得任何的奇怪，之前我没有同性恋朋友的话，可能也是一样不讲，不过，当我有了这么多同性恋朋友，我会觉得反正你们不了解同性恋，我也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听听就算了，之前听到可能会觉得很恐惧。

在打球、玩乐与嬉戏的过程中，女同志获得了信心与勇气，去肯定自己身分认同的正当性，由最初面对外界质疑的忧虑、害怕，转变成后来不为所动的坚定态度，女同志的主体认同正在逐步壮大，累积更多的力量，以面对周遭不友善的环境。

3.4 小结

如同Jacobson与Samdahal(1998)指出，承受污名与歧视的社会族群，往往耗费可观的时间在与周遭环境的协商上，在休闲领域中亦是如此。在备受打压的社会脉络与生活环境中，女同志必须力图开创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交友与休闲需求的满足，因此，玩乐本身也是一个与异性恋社会周旋的演练过程，透过不断尝试、突破与反覆练习，才得以拓展出自己的生活空间。

球聚与雷斯杯为本土女同志开展出来的休闲模式，以集体行动重返球场这个以往异性恋独占的“公共空间”，让女同志不仅在其中享受着恣意驰骋、交友言欢的乐趣，同时也体验到无须隐匿、自在展现自我的空间经验，发现改变自身社会处境的可能性与动力，成为壮大女同志认同的重要资源，毕竟在同性情欲备受打压的社会脉络中，女同志认同总是面临着莫大的挣扎与危机，若缺乏其他社会资源的支持，势必难以维持，而在球场上的玩乐经验，使得许多女同志找到肯定自我的方式，并获得更多力量，在日后继续抵御异性恋社会的敌意。

此外，雷斯杯打破女同志活动的空间限制，间接开创出新的女同志论述，这些空间经验与新论述，不仅成为构筑正面女同志认同的关键，也具有相当的政治意义，在下一章当中，将继续由社会运动的角度切入，探讨雷斯杯蕴含之丰沛运动(movement)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