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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廬隱文本中的女同性愛世界

第一節、海濱故人群
第二節、「假夫妻」與「鬧朋友」
第三節、同性愛的糾紛
第四節、「類T」與「類婆」
第五節、「獨身主義」與「同性愛的新婚嫁」
第六節、女性的精神同盟

 廬隱的文本是女人的世界,也是女同性愛的世界。是對男權文化的否定,也是對異性戀文化的踰越。在她筆下,我們看到五四第一代的女權運動者是如何聲嘶力竭地喊出抗議之聲,也可以看到當時的女性在缺乏任何關於女同性戀的文化資源、理論支持下,她們自然而然地因著同為女人的聲氣相投,以及共同的命運及處境而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女校的校園和寢室中,處處是如膠似漆的「假夫妻」;大都會的單身女子公寓中,住著一對對「因同性愛故,不願求偶於異性」的獨身女性;至於婚後的女性,她們或是經常與青春期的女伴聚首,懷念「處女時的幽趣」,甚至懊悔「為什麼要結婚」;或是和社區的主婦們組織親密的小團體,相濡以沫,形成一種足以彌補婚姻傷害的情感慰藉。

第一節、海濱故人群

這是一種獨佔式的友情,那種內在凝聚力將整個小圈結合起來, 以一種擬似幫派的情況存活著。然後有時也發展成一個只有兩人的小圈。 在後面一種情況中,獨佔性的友情之中隱藏有情/慾竄流其間。

                                      ∼∼王蕙瑛〈高中女校的過去進行式〉[1]

中國傳統的女學皆在家中施行,直到清末戊戌維新時期,中國才自辦了第一所女子學校[2],此後又設立了小學和初級師範兩種女子學校[3],但是並不普遍,大多數女子仍在家中受教,如〈海濱故人〉中的宗瑩所回憶的「六七年前小姐式的生活,早晨睡到十一二點起床,看看不相干的閒書,作兩首爛調的詩,滿肚皮佳人才子的思想,三從四德的觀念」[4],「也不許進學校,只請了一位老學究,教我讀《毛詩》、《左傳》,閒時學作幾首詩。」[5]廬隱自傳中亦曾提到幼時在家由姨母教導「《女四書》一類的東西」[6];廬隱大學時的同班同學寒梅女士也曾撰文回憶道「當我五六歲的時候,鄉下並沒有什麼女學校的設施。……後來革命成功,民國開始,各處女學校都慢慢地開設了。」[7]民國初年,增設女子中學和女子職業學校,此外還有許多私立女校和教會女學。當時一般大學未開女禁,女子大學僅有教會開設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福州華南女子大學和北京華北女子協和大學三所。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喊出了「大學開放女禁」的口號,19194月北京女師改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成為中國自辦的第一所女子大學,其後各大學、高校紛紛起而仿效,招收女學生[8]。根據中華教育改進社的調查統計,1919年以前,政府設立的女子中學僅僅只有9所,學生622人;1922~1923年,除教會學校外,女子中學校有25所,學生增加到3249[9]1923年女學生佔全體學生人數的6.31%,比1916~1917年的4.35%提高了兩個百分點[10]

隨著新式女學的興辦,女學生從家中的閨塾走到了女校,這些學校大多清一色是女學生,即使是男女同學的學校,在校方的管理下,女生也很少和男生接觸[11]。在這個新式的校園中,女學生們朝夕相處,或是組織女性團體,或是結交知心密友,讀書、吃飯乃至睡覺都在一起,自然發生了同性愛,再加上當時女校中「崇拜同學」[12]及「鬧朋友」[13]的風氣盛行,使得「一對一對的假夫妻」「充滿於學校園與寢室裡[14]同性愛的盛況,可謂空前。當時晏始曾指出「學生同伴間的發生同性愛,幾乎可說是各學校——無論是男學校或女學校——普遍的狀態,凡是我們曾有過學校生活的人,大概都可以見到,並不祇是一校如此,其間祇有多少的差異罷了。」[15]慨士討論同性愛時指出「據說這在女學生間是很多的」:

大概女子到中學校以上的年齡,性的本能正在盛旺的發育,這時候她們雖然並不意識的有性的要求,但是無意中要求同情的慰藉,和感到一種空泛的己身無所的悲哀。同性愛的起頭也往往在這時。[16]

念秋也指出女同性愛的風氣日甚和「女學勃興」有關:

我國男女界別素嚴,向來沒有做朋友的可能,女子幽居深閨,除掉親族姊妹,絕無來往結交,所以女子同性的友愛也不顯著。近來歐化漸深,男女社交公開,女學勃興,女子同性間接觸容易,友風日盛。[17]

在廬隱早期的作品中,那被概稱為「海濱故人群」的女學生們之間的女女關係,是中國傳統文學中不曾出現的。李玲在評論五四女作家筆下的女性情誼時曾說:「中國古代,女性之間的同性情誼在實際生活中是被否定的,在文學創作中是被隱匿的。這是因為在男性中心主義的眼光中,沒有男人介入的女性生活側面是沒有意義的。」[18]劉傳霞亦在相同的脈絡中,認為相互扶持的女性情誼是一種反抗男權性別歧視和壓迫的女性聯盟,男權社會一直壓抑和貶抑女性情誼,是因為男性對這種「男性無法進入、無法操縱的女性情誼的力量的恐懼和不安」,直到廬隱的麗石的日記〉「女性情誼才以一種健康、自然的人類情感出現」[19]。誠如溫蒂•拉森所指出的,在廬隱文本中再現的女女關係中,性別的意義、女人的身體位置改變了,女女的親密關係有意無意地將男性排除在外,組成一個個緊密團結的女性同盟,她們渴望維持這種女女關係,對異性關係、家庭婚姻、血緣關係對女人設下的羅網充滿了反感。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的、五四時期新式學校中女學生們自然發展出的新景象[20],由於女女的親密關係提高了女性獨身或發生女同性愛的可能性,亦即脫逃了父權社會要求女性的「賢妻良母」角色,所以在當時遭到不少保守之士的側目與爭議,認為女學校中的友誼往往流於「熱狂浮蕩」甚至「很不健康」[21],但廬隱顯然不為這些保守言論所動,她不但逼真細膩地描繪出女人間的深厚情誼,而且將女人沒有男人的生活描寫為有益且自然的,甚至認為這種女女關係是可以取代男女關係的[22]

「女學生」在中國是清末民初新式教育的女學校興起後的一個新興的女性族群[23]。廬隱小說中再現的女性心理及處境,能夠深深打動女學生的心弦,是她生前廣受喜愛的重要原因。廬隱躍登文壇後不久,創作重點就從茅盾所讚賞的社會問題小說轉變了方向,開始書寫愛情婚姻和個性解放的題材,淋漓盡致地表現個人主觀的抒情,這時廬隱正就讀於北京的國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創作的題材大多是她本人及身邊好友真實的故事,這樣充滿個性的女性書寫為她贏得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尤其是女學生,正如蘇雪林評《海濱故人》[24]時所說:「所寫多為學校生活,一般中學生,尤其中學女生讀起來頗有親切之感,所以此書當時頗為中學生所歡迎。」[25]蘇雪林隨政府播遷來台後回憶道:「她那《海濱故人》的短篇小說集,也曾獲得當時女中學生狂熱的愛好。於今大陸撤退來台年在四五十歲以上的知識女性,很少沒有讀到這本書的,也很少不留下深刻印象的。」[26]

    在廬隱早期許多以女學生為主人公的作品中,呈現了五四時期新式學校中多采多姿、纏綿細膩的女同性愛。蔡玫姿〈發現女學生——五四時期通行文本女學生角色之呈現〉曾指出「觀之流通文本裡面,校園內的確開發出不少女子新關係軸,尤其環繞在同學群中的交往。」[27]惜秋曾分析當時女學生間交往的狀況約有以下三種:

1.大方派  志同道合,日久交深,靠著理智的指導,得朋友的利益,不在形式上的交情,而在道義上的琢磨。

2.纏綿派  攜手並肩,形影不離,大有同性愛的嫌疑。異級的往往頻頻通信,而不願給旁人知道。

         3.波折派  可說是纏綿派的變相或更進一層,因為親愛過分,責備太嚴,就往往為了小事故而抵觸或不相諒解,墮入意氣,吵嘴吵架,無奇不有。甚至淚未乾,痛未止,早又和好了。這簡直是感情朋友,在品學上毫無益處。[28]

    如惜秋所說,這種充滿了愛欲、獨佔、嫉妒等情愫的同性愛,在女校中非常普遍。團體交往是女學生常見的交往方式,當時的雜誌《禮拜六》中曾描述校中女子互結手帕盟:

同學女十之七,婦十之三均互結手帕盟。自十姊妹、二十姊妹至五六十不止。星期六即請假出,東家尋姐,西家尋妹。[29]

《婦女雜誌》中有位名叫吳慧如的女學生認為女子的愛比男子的愛更令人心折:

女子的柔軟柔軟慈愛,是男子所不能及的,我們同學中的相互慰勞,相互勸勉,多出於至誠,使人心折,而且一舉一動,總是大家共同的,笑談著,歌唱著,免除了許多的疲勞。[30]

比如〈海濱故人〉中的五個女性友伴——露沙、玲玉、雲青、宗瑩、蓮裳,每逢假期,不是一塊兒漫遊海濱、歌舞談心,就是「東家尋姐,西家尋妹」地到彼此家中拜訪、留宿。五人中尤以露沙、玲玉、雲青、宗瑩四人相處得最為密切,在學校裡下課時間,「總是四個人拉著手,輕歌快談」[31];或是「就躲在櫛沐室裡,那裡有頂大的洋爐子,他們圍爐而談,毫無妨礙」[32];連晚上在學校宿舍裡,也要「把兩張木床合併起來」,「四個人連床談心」[33],朝夕相處,如膠似漆,不忍片刻分離。《象牙戒指》中的杜大姊、小張、小李三個女學生非常要好,常常彼此梳頭、搔癢、笑鬧,就像情侶間親暱的打情罵俏[34]。沁珠、素文、淑芳、秀貞四人,也總是一塊兒上課、吃飯、談心,其中沁珠和素文尤其要好,晚上常睡在同一張床上談天[35]。五四時期女校宿舍中女學生們感情好時往往同榻而眠,謝冰瑩的散文〈同性愛的糾紛〉[36],以及楊振聲〈她為什麼發瘋了〉[37]、凌叔華〈說有這麼一回事〉[38]、郁達夫〈她是一個弱女子〉[39]等小說中都有女學生同床而睡的情節。簡瑛瑛在分析〈海濱故人〉中的同性情誼時認為「書中幾個女學生在深夜忙著把兩張宿舍單人木板床合併,預備偷渡女友徹夜談心共眠的具體意象最足以說明文本中女性社區的形成與情感的隨機交織、流動。」[40]

「海濱故人群」相互關懷、彼此交心,雖然她們在肉體關係上僅止於「在手上吻了一吻」[41],但在感情上彼此依戀、患得患失、情話綿綿、而且需要愛情保證,為對方情意的濃密或冷淡又哭又笑,小說中最多情的人物玲玉便曾說:「同性的愛和異性的愛是沒有分別的。」[42]有一回宗瑩和露沙在聊天,玲玉似笑似惱地怪她們「不理人家」,宗瑩便說:「來!來!……我頂愛你!」玲玉就坐在宗瑩旁邊,將頭靠在她胸前說:「你真愛我嗎?……真的嗎?」宗瑩回應道:「怎麼不真?」還在她手上吻了一吻。玲玉又怪露沙不愛她,露沙卻答道:「自愛還來不及,說得愛人家嗎?」玲玉的眼圈便紅了,後來露沙說:「我縱無情,但對于你總是愛的」,玲玉「雖是哈哈地笑,眼淚卻隨著笑聲滾了下來」。正好雲青過來,玲玉就拉著她說「還是你好,你永遠愛我!」[43]這段動人的描述,將這四個女性之間的情誼很自然地流露出來。團體中有一成員因事遠遊,其他成員往往思念殷切,悵然若失,如露沙離開北京到上海時,雲青寫信道:「離愁別恨,思之痛,言之更痛,露沙!千絲萬縷,從何訴說?……同堂相見,問及露沙,上海去也。局外人以不勝為吾四人憾,況身受者乎?」[44]〈或人的悲哀〉中的亞俠離開KY等三個好友到日本旅遊時,四人皆難過得潸然淚下、離情依依、淒楚至極,亞俠嘆道:「咳!KY,這不過是小別,便這樣難堪!以後的事情,可以設想嗎?[45]旅行過了好幾天,亞俠仍對密友們思念不已:「前夜,那所灰色椌犖踳o小房子裡的四個人,握著手談著天何等的快樂?現在我是離你們,一秒比一秒遠了!唉!為什麼別離竟這樣苦呵!」[46]

廬隱在學期間,和許多女學生一樣喜歡組織情感投契的小團體,中學時就讀女子師範學校,和五個年齡相近的女生是形影不離的好友,她們在歷史課聽到老師講述明朝天啟6年魏忠賢迫害六君子的故事,就自命為「六君子」。[47]1919年女高師的學生們在五四運動中積極參與抗議行動,廬隱雖是在事後才以旁聽生入學,但亦很快地投入到學生運動中,並與當時學生運動的靈魂人物:學生自治會主席王世瑛、文藝研究會幹事陳定秀及程俊英成為好友,以春秋戰國時代的「四公子」自命,廬隱被封為孟嘗君,這個綽號迅速傳遍了全校[48];〈海濱故人〉中的露沙系廬隱自指,雲青、玲玉、宗瑩則分別是王世瑛、陳定秀及程俊英[49]。小說中「宗瑩」的本尊——程俊英曾這樣形容她們四個少女親密的情誼:

我們四人無論是上課、自修、寢食、外出,都形影不離。又自製一套衣裙,上面是淺灰布的罩衫,下面是黑綢裙,裙的中間橫鑲一道二寸寬的彩色緞花邊。每逢假日,便穿它到中央公園或北海、陶然亭等地去玩。不僅班上的同學叫我們為「四公子」,就連他校的人也這樣稱呼我們。[50]

她們以相同的衣裙,作為團體精神的象徵,類似班服、系服的作用,讓世人一眼便可辨識出她們是同屬於一個感情要好的群體。

第二節、「假夫妻」與「鬧朋友」

女性之間的同性愛有時是三五好友組成一個緊密團結的女性群體,有時則是「一對一」的。〈海濱故人〉中描寫了蘭香、孤雲兩個女朋友間的親密的情誼:

她們兩人最要好,但也最愛打架。她們好的時候,手挽著手,頭偎著頭,低低地談笑。或商量兩個人作一樣衣服,用什麼樣花邊,或者作一樣的鞋,打一樣的別針,使無論什麼人一見她們,就知道她們是頂要好的朋友。有時預算星期六回家,誰到誰家去,她們說到快意的時候,竟手舞足蹈,合唱起來。[51]

這種在穿著打扮上刻意求「同」的情形,在〈麗石的日記〉中亦可看見,麗石和沅青亦喜歡穿著同樣的衣服,並感覺到:「人們看見我們一樣的衣裙,聯著由公園的馬路上走過,如何的注目呵!」[52]女友們穿著相同的「情人裝」,是女性向世人宣告她們深厚的同性愛的一種方式。

《婦女雜誌》上曾有一位名叫孫薆絲的作者,回憶學生時代的一對相當恩愛的女學生:

她倆總是這樣形影不離似的,上課下課的時候,手挽著手,在綿芊的草坪上慢慢地走著,在人叢裡輕婉地談著;有時或是我倚在你懷裡,或是你枕在我的臂上,唇兒相吻著,彷彿都沈醉在甜美的情夢裡,同學都看慣這樣纏綿繾的情態,她們也自然不覺緬靦了。[53]

孫薆絲並說「這樣的故事正多著呢」[54],五四女校中卿卿我我的同性愛既然不少,同學們也都見怪不怪了。

一對一的女同性愛大多是情投意合、自然形成的,如惜秋指出當時女學生的結交「久相與處,同氣相應,本無用其手段」[55],謝冰瑩曾回憶道:

「同性愛」這個名詞,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應用。只是非常奇怪,大家一對對地交起朋友來,而且行坐不離,起初由相識而相愛,由相愛而結婚了。(她們同睡在一床的時候,就叫做結婚。)[56]

當時女校中盛行「崇拜同學」的風氣,有才華、風頭健的女學生常成為同學傾慕的對象[57],如石評梅便曾在散文中表述她對「俠」的「心折」:

我和俠坐在床沿上談話。她是我最佩服的女英雄,她曾遊遍江南山水,她曾經過多少困苦;尤其令人心折的是她那嬌嫩的玉腕,能飛劍取馬上的頭顱!我望著她那英姿瀟灑的丰神,聽她由上古談到現今,由歐洲談到亞洲。[58]

柯興《風流才女——石評梅傳》中曾這樣想像石評梅對廬隱的「愛慕」:

看著廬隱大吃大嚼,評梅那雙深邃柔情的眼睛,放射出一種少女愛慕的神彩。她一向贊嘆廬隱縱橫揮斥的才氣,淋漓慷慨的性格,巾幅英雄的氣魄。但是,她想不明白,廬隱一個江南女兒,在她身上如何造就的是燕趙之士慷慨悲歌的氣質?堯舜千鐘,孔子百斛,盧植一石酒。眼下古亭堛漱@瓶玫瑰酒,廬隱一人喝了一半多!在評梅看來,廬隱性情剛烈,而她自己卻是柔弱稚嫩。[59]

如果不同班不同級的女同學間心中傾慕,卻沒有適當交往機會,根據惜秋的回憶,有以下兩種結交的方式:

(1)自投——譬如高級生甲看了低級生乙窈窕可愛,沒正當接近的機會,就不自然的自投(通信或談話)。

(2)介紹——主愛者對於被愛者有所流露,好事的人就替她們撮合。[60]

「介紹」的方式當時稱為「鬧朋友」或「拖朋友」,對於女學校中的「鬧朋友」的風氣,廬隱曾回憶道:

有一件事,使我至今不能忘的,就是鬧朋友,只要某人說某人一聲好,旁邊的同學,就大起其哄,把這兩個人拖在一堆,算她們是好朋友,有許多人因為被別人起哄以後,竟不知不覺發生了同性愛,於是一對一對的假夫妻,便充滿於學校園與寢室裡了,我記得,我也曾被拖過一次,不過我竟以滿不在乎的精神戰勝她們,我很無拘束的和那位朋友談話——不過我們所談的,卻不是她們所想像的那些私情密意,我們兩個都是小說迷,所以我們談論小說的故事,這竟使她們莫名其妙,只好掃興而去了。[61]

受到愛慕的女同學,往往成為眾人「鬧朋友」、「拖朋友」的目標。謝冰瑩曾回憶學生時代「在寢鈴響了之後,一對對拖朋友的鬧得一塌糊塗」是女學生們「幹慣了的玩意兒」[62],當時有一位不同班的姓陳的女學生對謝冰瑩非常愛慕,因此便成為眾人「拖朋友」的對象:

……除了大膽地在作文簿上寫著想念我的詩詞外,還對別人說我是如何如何可愛,這麼一來,和她同班自然有了新的談話材料,而且竟在一天晚上,來了幾個像土匪綁票似的同學,將我拖到陳的房裡去了。[63]

有位署名SY的女學生則回憶道,她曾經很佩服一個為人恬靜、喜愛閱讀的女同學,被同班同學知道了,便鬧起「拖朋友」來,「到了晚間趁我倆都在自修室的時候,就約了幾個幫手,把那位四川同學騙了來,坐在我的身旁,一面在旁邊歡笑」[64],可惜的是,那位四川同學經此一鬧,往後見了SY便遠遠走避,SY在一年後回想起來,仍有不勝遺憾之情。

不僅彼此有好感、或單方面有好感的女學生會被眾人大力撮合,連素來疏遠的同學,也可能被「亂點鴛鴦譜」地湊在一起,而成功率竟也不小,如惜秋所說「本不相識,旁人戲言,弄假成真,忽生深刻的愛情」[65]SY曾回憶道:

校中盛行一種拖朋友的風氣,那便是把兩個素來疏遠的同學撮合在一起,使他倆互相愛好。譬如新來了一個同學,任誰和她多講了幾句話,或形跡上親熱些,那輩人便指她要和那新同學結朋友了,便時常橫拉直扯地把兩人拖在一處。可是奇怪,有時那兩人竟會弄假成真,十二分投合的!我想或許像舊式婚姻一樣,他們中也間有感情非常濃厚的,人造之愛,果也有變成自然的可能吧![66]

在五四女校的校園裡、寢室中,無論是「自然之愛」還是「人造之愛」,女學生間被稱為「結婚」、「假夫妻」的同性愛,的確非常頻繁、普遍。

第三節、同性愛的糾紛

在過去對廬隱女同性愛文本的評論中,有兩種常見的解讀方式,一是將其「病理化」,將「同性愛」視為心理上的疾病[67];另一則是將其「浪漫化」,將其視為逃避男權文化、男性情慾的一種出路,由於預設了帶給女人性威脅與性焦慮的必然是男性,所以女女關係便被想像成無性無慾的精神戀愛,而只有女人、沒有男人的世界便被想像成無憂無慮的「烏托邦」;彭小妍曾分析〈海濱故人〉中青春期少女對同性的愛並不必然是女同性戀,並指出「陷入愛河(無論與一個已婚或單身男性)以及結婚(無論有沒有愛情)帶來殘酷的現實。其中最困難的部分是如何從青春期對同性的愛——不必然是女同性戀——轉變為成熟的異性愛。對同性的愛,如果不是女同性戀,的確就免除了異性愛所可能帶來的焦慮。[68]孟悅、戴錦華則認為廬隱文本中建構的「同性之愛」及「姊妹之邦」是這樣的:

在這個世界上,唯一情智相諧的是一種同性之愛。但這顯然不是性倒錯意義上的同性戀,而是存在於女兒們心中的理想國,一個剔除了男人與對男人的欲望(性威脅與性焦慮)的女兒國,一個建立在烏有之上的姊妹之邦。[69]

陳曉蘭曾分析廬隱〈海濱故人〉中的少女們對同儕團體的依戀:

〈海濱故人〉表現了兩個對立的世界,一個是天真愉快的少女王國,一個是與她們有著某種關係的外在的、成人的世界,這個世界充滿了愛情的悲劇和女人的悲哀,致使她們留戀著少女王國而懼怕成長。[70]

但從〈海濱故人〉,以及其他相關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同性愛顯然並不那麼「解脫」、那麼不「焦慮」。同性愛中其實充滿了誤會、爭執、冷戰、和解,深陷於同性愛的五四女兒們,她們猜疑、嫉妒、患得患失甚至因愛生恨,對同性的愛戀充滿了佔有慾及焦慮感。

念秋曾說當時女學生的結交往往「形影不離,而一有第三者參入,就此決裂」[71];當時有位署名藹娜的女學生投稿《婦女雜誌》「女學校日記」的徵文,其中提到她與顧君原本情同姊妹,並到首飾店定做了一對別針,上刻兩行小字:「海枯石爛,友誼不忘」,然而有一天顧君和另一個女同學魏君說了兩次話,藹娜就悲憤地說:「她愛我的心,已分與魏君了,我決定從此以後,不去近她,她已不是我的友了!」甚至「恨起顧君來了。」[72]謝冰瑩〈同性愛的糾紛〉中,提到有一回她只不過和一個女同學說了幾句話,「愛我的那個孫女士」便「倒了滿地酸醋」,「以為我借故跑出寢室來到這裡和一位新朋友談情話」[73];後來竟「漸漸對我怨恨起來,她說我的感情太不專一。」[74]在五四小說中,也有許多女同性愛發生感情糾紛的情節。丁玲〈暑假中〉的承淑、嘉瑛本是同床共枕的一對「假夫妻」;但因嘉瑛對承淑逐漸感到厭煩,使承淑在傷心難過之餘接受了德珍的感情[75]。顧明道〈嫁後之嫁後〉中的女學生環珍原本與王瑞英友好,後來又轉而與醒華友好,王瑞英心生怨恨,甚至「造蜚語以重傷」醒華[76]。郁達夫〈她是一個弱女子〉中的李文卿原本與鄭秀岳相好,後來又有了新的友人,「鄭秀岳於偵查出了這史麗娟便是李文卿的新的朋友之後,就天天只在設法如何的給她一個報復。」[77]〈海濱故人〉中也有相似的情節。玲玉原本和露沙很要好,有一回看到露沙與宗瑩很親密地說悄悄話,便氣惱道:「世界上就你沒有愛,一點都不愛人家」[78],轉而和雲青相好。而露沙看到玲玉和宗瑩又親又摟、情話綿綿時,「冷冷地笑道:『果然名不虛傳,情迷碰到一起就有這麼些做作!』」[79]顯然也酸溜溜地飽含醋意。蘭香和孤雲「最要好,但也最愛打架。」[80]有一回蘭馨(〈海濱故人〉中孤雲的朋友有時叫「蘭香」、有時作「蘭馨」,不知是否實為一人)約了一個親戚和孤雲三人一塊兒吃飯,由於蘭馨和那位親戚談得太高興了,使孤雲感覺受到冷落,孤雲便板起臉道:「我不耐煩老在這裡坐著,我要回去了,你們在這裡暢談吧!」蘭馨提議一起回去,孤雲卻說:「不必!你們談得這麼高興,何必也回去?」[81]原本情感濃摯的女友鬧情緒時,往往雙方都不好過,如蘭馨便為此徹夜失眠:「在我不過覺得朋友相好,就該全始全終……她一點也不肯體諒我,我想想真是痛心!……這一夜我簡直不曾睡覺,想起來就覺傷心……我為她不知在精神受多少痛楚呢!」[82]

深陷於同性愛的女學生們,不僅「眼裡容不下一粒砂子」,也無法容忍對方對自己些微的冷淡與疏忽,深怕對方對自己的情感有所變化,常常為了一件在旁人看來極微小的事情,就茶飯不思、無精打采、輾轉難眠,如〈麗石的日記〉中的麗石和沅青是一對同性的戀人,對沅青來說,麗石是她「靈魂上的安慰」[83];對麗石來說,「沅青是我的安慰者,也是我的鼓舞者,我不是為自己而生,我實在是為她而生呢!」[84]她們之間的感情,並不只是志同道合的相知相惜,更有著「晝思不得,輾轉反側」的強烈情愫,麗石只因為沅青的信遲了一天,便懷疑、憂慮她變心了:「由我們不斷的通信和談話看來,她大約不至於很殘忍和無情吧!……不過,『愛情是不能買預約卷,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變幻不測的人類,誰能認定他們要走的路呢?」[85]後來麗石到學校聽演講時,不期然遇見沅青,心中的猜疑更深:「心想沅青既然沒有病,為什麼不來信呢?當時賭氣也不去理她,草草把演講聽完,愁悶地回家去了;晚飯懶吃」,並感慨道:「情感的漩渦裡,只是愁苦和忌恨罷了」[86];她們為同性愛付出的心血、情感,並沒有使她們解脫於異性愛可能帶來的牽掛與焦慮。在為情所苦之餘,麗石也曾試圖以超然的空觀尋求解脫,自謂「何如澄徹此心,求慰於不變的『真如』呢……」[87]但當她第二天收到沅青的信時,便又立刻開朗起來,歡喜雀躍道:

人生若無感情維繫,活著究有何趣?春天的玫瑰花芽,不是虧了太陽的照拂,怎能露出嬌豔的色澤?人類生活,若缺乏情感的點綴,便要常淪到乾枯的境地了,昨天的芥蒂,好似秋天的浮雲,一陣風洗淨了。[88]

麗石這番心境的轉折,和胡適的詩:「只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幾番細思量,寧願相思苦」,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四節、「類T」與「類婆」

T婆」是台灣六0年代以後才出現的名稱,粗略的定義下,「T」指的是外表類似(異性戀)男性角色的「男性化的女同性戀者」,而「婆」指的是相對於T的、「女性化的女同性戀者」[89]。據許多40歲以上的女同性戀者說,這兩個名詞是在六0年代一家Gay Bar『圓桌』的老闆取的[90]。此二性/別角色名稱於1970年代方興,被使用於台北等大都會與跨國性文化相交的場域,如:「中央酒店」這種西化的上流聚會場所、美軍俱樂部、台北中山北路美軍出入的酒吧以及Gay Bars等等,「T」是「tomboy」的縮寫(早期盛行的名稱為「TB」或「湯包」);依循這個造詞原則,「T」的老婆便被簡稱為「婆」[91]。在台灣的文學批評領域內,自九0年代中期起興起對T、婆的討論,如劉亮雅[92]、簡家欣[93]、白瑞梅[94]、丁乃非、劉人鵬[95]等,都曾以T婆閱讀解析文本。

雖然無論在五四時期、還是近現代,「T婆」都不是女同性戀相處唯一的模式,相反的,女同志間還有更多元的相處模式[96],但是T婆的模式並非不存在,以T婆的模式來相處的伴侶也所在多有[97]。其實,在五四時期「T」、「婆」的符號尚未出現,廬隱文本中的女同性愛也不可能認同「T」或「婆」的標籤,所以所謂的T婆閱讀,並且要在古典文本裡作T婆閱讀,基本上是非常挑釁而在方法論上踰越常規的閱讀。雖然五四文本中不可能有T婆這個範疇,但是根據廬隱文本中所再現的女女關係,的確可以讀到兩種不同的女人:「類T」及「類婆」,而不是兩個相同的女人。所以,筆者認為五四新女性中兩種不同的典型——「T性」與「婆性」的差異——是值得探討的。

T婆的概念閱讀五四文本,並不是以為五四時期已經有「T」、「婆」的存在,也不是要以「T/婆」、「男/女」來框架五四新女性的同性愛,而是試圖看見、讀出兩種不同的女同性愛主體——在異性戀文化中,她們是很難被看見、被讀出的「罔兩性弱勢主體」[98]。劉人鵬曾指出T婆閱讀「這當然不是說,亙古即有T婆扮演,而是,透過當今對T婆角色的認識,我們看見了某種次性別,以及性別再現的政治。[99]「五四時期零星的一些女同作品,我們透過T婆範疇的政治魍魎[罔兩][100]性重讀,可以獲得的是與標準兩性常模的『形影不離式』[101]閱讀極不相同的、非宰制式的閱讀/書寫格局[102]T婆的範疇雖然不是閱讀女同性愛的唯一方式,卻是一個可行的進路,一種可能的「方便說」。

張娟芬在探討T婆議題時曾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念,她說:「也許T婆不是一種角色,而是一種風格,包括裝扮、舉止、氣質、態度等。……如果T婆是一種風格的話,我們便不必時時爭辯這個人『是』T、『是』婆、『是』不分。[103]根據這個觀念,以下以T婆範疇閱讀五四文本中的女同性愛時,並不是指稱她們在扮演T或婆的角色,而是試圖讀出她們身上的T風格或婆風格,以及在各具風格女同性愛主體之間——T婆、TT、婆婆、乃至數個T與數個婆之間——她們纏綿複雜的愛欲糾纏、交流以及糾葛。

T婆的範疇來閱讀〈麗石的日記〉,極端排斥男性戀情、性情較剛烈的麗石是較具T風格的「類T」,而性情較柔弱的沅青則是較具婆風格的「類婆」。沅青在家人和社會的壓力下,答應和母執輩安排的相親對象表兄結婚,還鼓勵一位「男性特別顯著的少年酈文」[104]追求麗石,這個與麗石的性別傾向及情慾對象背道而馳的追求者,卻使麗石更加痛苦:「只恨上帝造人為什麼不一視同仁,分什麼男和女,因此不知把這個安靜的世界,攪亂到什麼地步?」「我每作日記,寫到沅青棄我,我便恨不得立刻與世長辭」[105];最後終於心臟病發,抑鬱而終。類T所受到的壓迫不僅是異性戀體制的壓迫,也包括了兩性標準常模的壓迫。因為她沒有扮演標準女性,而且愛戀女人,既不合兩性標準,也不合異性戀體制。「婆」「在女同文本中出現時,常常被懷疑是否為女同,是否為異性戀,或是否為雙性戀」[106],雖然愛T,卻不像T那樣排斥異性或「不夠女人」,再加上異性戀機制提供了異性戀婚姻許多有利的條件,如:親友的撮合、豐厚的妝奩等,而同性愛的婚姻卻得不到任何支持,使類婆往往在這種無形的壓力下接受異性戀。在一對一的女同性愛之間,異性的介入是一大挑戰,因為異性——尤其是長輩認為門當戶對的——戀情與婚姻相較於同性愛不僅是可以公開、而且是為社會大眾所認可與祝福的,這使女性在與男性的情敵共同追求一位女性時,站在完全孤立無援的位置,可以說是一點也不公平的競爭;〈麗石的日記〉中明顯地呈現了異性婚姻與女同性愛間的對峙拉鋸,沅青與相親的對象——表兄交往時,麗石在日記中寫道:「不過半個月的工夫,沅青已被人奪去了,人類的生活,大約爭奪是第一條件了!」[107]

在親密團結的女性團體中,也有「類T」、「類婆」各自配對的情形,如丁玲〈暑假中〉[108]描寫六個女教師承淑、嘉瑛、德珍、春芝、玉子、娟娟,由於共同任教同住一處,相處親密,其中承淑、嘉瑛是同床共枕的一對,個性豪爽的嘉瑛可說是較具T風格的「類T」、而順從依賴的承淑可說是較具婆風格的「類婆」。〈海濱故人〉中也有相同的情節,被認為較「十分剛強」、「脾氣很爽快」[109]的露沙和「理智比感情更強」[110]的雲青,是文本中的較具T風格的類T;而玲玉「富於情感,而體格極瘦弱」[111],宗瑩「在她們裡頭,是最嬌豔的一個」[112],是文本中較具婆風格的的「類婆」。其中露沙和宗瑩是特別要好的一對,露沙有時雖然覺得宗瑩的思想「近俗」,但「覺得她人很溫和,待人很好,時時的犧牲了自己的偏見,來附和她」[113]。玲玉和雲青最要好,然而有時雲青「不耐煩了,不能十分溫慰玲玉,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淚;有時竟至放聲痛哭了。」[114]於是,在過從甚密的女性盟友中,露沙與宗瑩、雲青與玲玉各自配成了更要好的一對。

在小說前半部的情節中,「類婆」(宗瑩、玲玉)對「類T(露沙、雲青)的情感顯然比「類T」對「類婆」更多情、更依戀、更綿密,然而隨著情節的發展,「類婆」卻比「類T」更早捲入異性戀情,甚至因此疏遠了「類T」、疏遠了曾經形影不離的女性團體。宗瑩和師旭交往時,「露沙的態度,更見消沈了。終日悶悶不語」,「人們每提到宗瑩,她便淚盈眼簾,淒楚萬狀!」[115]甚至因此「從失望的經驗裡,得到更孤僻的念頭」[116]。雖然如此,露沙對宗瑩的情意仍不曾稍褪。在宗瑩結婚的前一天晚上,露沙在她家住下,宗瑩自己繡了一對枕頭,還有一點沒有完工,「露沙本不喜歡作這種瑣碎的事,但為了宗瑩的緣故,努力替她繡了兩個玫瑰花瓣。」[117]晚上兩人同房睡覺,「其實各有各的心事,這一夜何曾睡得著」[118],第二天早上,露沙「似醉非醉,似哭非哭的道:『宗瑩!從此大事定了!』說著淚涕交流」,宗瑩亦「伏枕嗚咽」。宗瑩婚後,露沙更是「懨懨似病,飲食不進,悶悶睡了兩天」[119]

後來,玲玉也與男性劍卿墜入了情網,令雲青不勝欷噓,約露沙見面談心,感嘆道:

想想朋友真沒交頭,起初情感濃摯,真是相依為命,到了結果,一個一個都風吹雲散了,回想往事,只恨多餘!

從前玲玉老對我說:同性的愛和異性的愛是沒有分別的,那時我曾反駁她這話不對,她還氣得哭了,現在怎麼樣呢?[120]

露沙亦「心有戚戚焉」地慨嘆道:

何止玲玉如此?就是宗瑩最近還有信對我說:「十年以後同退隱於西子湖畔呢!」那一句是可能的話嗎?如果都相信她們的話,我們的後路只有失望而自殺罷了![121]

她們在月下談到夜深更靜,仍不想睡。這個五四時代的場景,和六0年代以後台灣的T吧中,因故與女友分手而「同病相憐」的T,在T吧訴苦的情景是有些相像的[122]

在〈海濱故人〉中,結婚的場景都是淒涼悲慘、哀慟逾恆、甚至死氣沈沈的;蓮裳結婚時,露沙等人皆傷心得不能自持,「彷彿蓮裳是勝利者的所有品,現在已被勝利者從她們手裡奪去一般,從此以後,往事便都不堪回憶!海濱的連袂倩影,現在已少了一個。月夜的花魂不能再聽見她們五個人一齊的歌聲。」[123]異性婚姻對女性團體來說,代表的是成員的流失、團體的解散;對新女性來說,是步入「人世間的牢籠」[124];在廬隱文本中,婚姻始終不是一件喜事,甚至可說是一場悲劇:

迎親的軍樂已經來了,

那種悲壯的聲調,

更攪的人肝腸碎裂。

∼∼廬隱〈海濱故人〉[125]

    由於廬隱文本中發生同性愛的少女後來大多捲入異性愛情與婚姻之中,使某些論者對於將這種女女關係命名為同性戀持保留態度,對於孟悅、戴錦華的說法,桑梓蘭曾評論道:

雖然孟悅和戴錦華作為觀察敏銳的評論家確實認為廬隱作品(尤其是〈麗石的日記〉和〈海濱故人〉)中的女性情誼熱情而浪漫,但他們對於將這種情誼命名為同性戀持保留態度。這是因為在邏輯上假設在性別取向的定義上肉體的性行為是不可缺少的。廬隱小說中的女女之愛在這個特殊的標準上有所缺乏,因為那些親密的朋友並不——至少在文本表面上——耽溺於彼此的性幻象,更少有彼此間的性行為。廬隱小說中的女朋友們大多和男人訂婚,和男人談戀愛,而且最後和男人結婚。[126]

但是我們仔細對照文本,便會發現廬隱文本中的少女很少是出於自願地和異性發生戀情、並走入婚姻,她們大多對男人的追求感到反感與恐懼,認為那是男人的「貪心」、「人類的利己心」,「他們要是歡喜什麼東西,便要據那件東西為己有」,「竟要做成套子,把我束住!」[127]尤其對某些排斥異性的女性來說,異性的介入並不足以轉移她對同性的愛戀,如麗石對少年酈文的追求,只感受到他「粗浮的舉動」帶給她「極強的苦痛」[128],認為他「強要求滿足自己的慾望」是「最不道德的事實,含著極大的侮辱」[129]。根據這「難堪」的經驗,麗石甚至以為女友沅青接受異性的愛情與婚姻未必是出於自願,而哀嘆「沅青何苦自陷?」[130]由此可以看出麗石對異性愛的極端排斥,她對女友的愛是不會因異性的介入而有所改變的。而〈飄泊的女兒〉中的畏如雖然走進異性婚姻,卻是百般不願、萬般不甘的。異性的介入雖然可能打破女同性愛共同生活的理想,卻不能說明「同性愛」只是少女青春期的異性戀關係的替代品。

第五節、「獨身主義」與「同性愛的新婚嫁」

至少在我們的文化裡,女人以女人為生活的中心,

已經同時破壞了異性戀的律法與父權的律法。

∼∼柯采新《同女出走》[131]

獨身女性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是較為罕見的,原因在於古代生活中女人還很難以獨身形態存在。獨身女性的形象在五四以後的現代文學中才多了起來,而且主要出現於女性文學中[132]。五四時期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並不認為結婚就是幸福的保障與必然的歸宿,總認為如果沒有遇到志同道合、且能尊重女性的理想伴侶,倒不如終身從事職業,反而可以在經濟上、行動上得著自由[133]。當時曾有人統計六十個女性中十三個有獨身主義傾向[134]。曾有論者指出:「廬隱是五四文學中寫小說量最大的女作家,她的被概稱為『海濱故人群』的一系列主人公,裡面多是還未進入婚姻家庭的女大學生與女教師,其中很有幾位是選取了獨身的。」[135]如〈何處是歸程〉中女主角沙侶的姑姑[136]〈幽弦〉[137]中的倩娟,〈跳舞場歸來〉[138]中的美櫻,《象牙戒指》[139]中的沁珠,都是抱持獨身主義的女性。〈勝利之後〉中的肖玉,在男女不平等的異性戀婚姻中感到味同嚼蠟,因此感慨地說:「還是獨身主義好,我們都走錯了路!」[140]

五四時期女性獨身的現象有逐漸普遍的趨勢,潘光旦曾指出「獨身的人中間,以女子為多,在西洋如此,在中國似乎有同樣的傾向。」[141]但是女性「拒絕」(或僅是「沒有」)走進異性婚姻,在異性戀的文化中往往飽受關切、甚至責難,因為在異性戀文化建構的思考模式中,女人唯有與一個男人結合,生命才沒有缺憾,也才能完成生兒育女的使命;當時報章雜誌時有論者對獨身主義提出反駁的意見[142],並對女子獨身的「問題」提出種種「解決」的辦法[143],也有論者義正嚴詞地指出「獨身傾向的危險」,如認為女人獨身會導致精神異常和暴力傾向,促使男人犯罪,甚至造成人類數量減少、滅亡等[144];更有甚者,認為獨身是一種不正常的「病象」、「變態心理」;如陳東原認為某些「男性的女子」絲毫不感覺結婚有什麼幸福,甚至不喜歡小孩,是一種個人的病象;而大多數女人以獨身主義相號召是因為受了社會的束縛,則是社會的病象[145];小江、應申、月心的文章中也都視獨身為病態或變態[146]1943年出版的《婦女雜誌》曾以「老處女變態生活談」來討論女性不婚的問題[147]。廬隱在婚前曾經主張獨身主義,「對於結婚,莫名其妙地憎惡與恐懼,當真的曾打算獨身」[148],喪夫後,亦打算從此「抱獨身主義,孤雲般自由自在!」[149]這種個人主義的自由色彩和傳統「守寡」的觀念是大相逕庭的;沒想到廬隱所嚮往的獨身卻被一個男性友人當面嚴厲地批評道:「獨身,是違反人們心理常態的,換句話說,就是變態心理。有的人,找不到如意的對象,借獨身為名,來安慰自己。」[150]可見當時輿論對獨身大多抱持負面的看法,甚至認為女人獨身只是因為找不到理想的男人;但是在廬隱及其筆下的「海濱故人群」中,獨身卻是新女性們所嚮往、羨慕或選擇的一種以個人主義、甚至女性主義為基礎的生活方式。

女性獨身的原因很多,李宗武〈獨身傾向的危險〉列出七點獨身傾向的原因,其中第六點是「因同性愛之故,不願求偶於異性」[151]1933年出版的《談女人》中列出四點女人獨身的原因,其中第三點是「發生了同性愛」[152]。女性情誼的支持使女人覺得不婚比結婚更快樂,如丁丁便和三個女伴相約「不論如何不出嫁」:「我們女人出嫁真沒意思,像我們這樣多麼開心呀!」,並彼此互稱為獨身主義的「同志」[153];這些女「同志」往往希望共同生活、終身為伴,有位「靜女士」曾投書給「某夫人信箱」道:

我就這二十餘年的經驗觀察,世上的人心太險詐了,(我並沒有談過戀愛),所以我想以後我絕對過著獨身主義的生活,並且我還有位同學,她的主義也和我一樣,我想我們將來在一起,生活一定很美滿。[154]

1925年陳劍晨和黃亞中兩位任職於中華女子儲蓄銀行的女性,「年性相近,旨趣相投」,而且「均是以社會事業為終身事務,所以對於婚姻問題是極消極的」,所以相約永遠不婚,「以營謀共同生活」,並提倡同性愛的主義,以「同性愛的新婚嫁」為題登在報上[155]。同年《婦女雜誌》的十週年紀念號中,有一位女學生王卓投書描述自己所想要的理想伴侶,是「不要家庭的組織,因為我是要把家庭化在大自然中的」[156],這個想法和廬隱文本中曾描繪的「理想的生活」、「共同生活的樂趣」如出一轍。王卓並表示「男子有這樣理想的人沒有?假如找不著異性的,可否找一個同性的?」「我相信真愛,是不分同性異性的,並且我也有過同性愛。」[157]女學生們排斥僵化的家庭婚姻制度、嚮往更接近自然、更接近人性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見一斑;尤其是有同性愛經驗的女學生,更認為與同性女友遠離塵囂,在「桃花源」般的幽境中共同生活,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

根據廬隱的創作論,「理想生活」的構築是作家對社會的重要使命之一,她曾說:

文學創作家,內質方面的修養,一應對于人類的生活,有透徹的觀察,能找出人間的癥結,把浮光下的醜惡,不客氣的、忠實的披露出來,使人們感覺有找尋新路的必要。二應把他們想像的未來世界指示給那些正在岐路上彷徨的人們引導他們向前去,同時更應以你的熱情,去溫慰人間的悲苦者,鼓勵世上的怯懦者。[158]

廬隱的創作的確實踐了她的理論,在她的文本中不但經常赤裸裸地呈現現實的醜惡,亦經常描摩理想生活的美麗藍圖:

我沒有唐明皇遨遊月宮的狂志,卻有屈老先生行吟海濱之願望,在我希冀中,只望於海濱遼闊之地,得一傍崖繞溪之區,建兩三間茅廬,極自然之趣,朝看海霧幻形,暮聽江濤低唱,我之所望已足,然而只此區區之望,而今仍在相思中,無計奈何!只得念念劉克莊的〈摸魚兒〉:「嘆採藥名山讀書精舍,此計何時就!」正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但願海濱精廬,化成無形幻夢,使我夜夜隨之而游吧![159]

清朗的天氣,靜悄的境地;水繞山環,一片蘆葦為晼A與三五同志,放舟中流,暢談細論;拿笙簫寄幽懷,人間天下,我不羨仙——[160]

從前,我曾做著理想生活的夢,我要找一個極了解我而極同情我的人,在一個美麗的鄉村裡過一種消閒單純的生活,……[161]

我平生有一個理想,……我不愛一切的虛榮,我不希冀什麼功名;我只願意有一個真能了解我的人,在清幽絕塵的環境裡,廝守著,發揮我們靈性中的智慧之光。……直到我死的時候,一直美麗的熱情充塞著我的全人格,……[162]

廬隱心目中理想的生活,是純樸自然、毫無人為造作的境界,在自傳中曾說自己大學時代「喜歡讀老莊的書,滿心充滿了出塵之想」[163]廬隱素有隱居鄉村的心願,在〈房東〉中曾說:「我曾記得古人詞有『採藥名山,讀書精舍,此計何時就?』這是我從前一讀一悵然,想望而不得的逸興幽趣」[164]而相偕隱居的理想對象,可以是「三五同志」,也可以是「一個極了解我而極同情我的人」、「一真能了解我的人」,廬隱強調能夠共築地上樂園的是「合奏的雙音」、「兩個絕對相同的靈魂」[165],而且不必然是異性,最重要的是心靈相契,在自傳中曾以她那一貫天真坦率的筆調說:「我愛有神韻的男人和女人」[166],又說:不論同性或異性的,只要他能抓得住我的心靈,使我永遠充實,那便是我一生的幸福了。」[167]

在廬隱文本中,女性第一人稱對理想生活的描述往往都是只有女人、沒有男人的世界。女校中三五成群、感情緊密的女性團體,往往希望一輩子都能如此自由快樂地相守到老,〈海濱故人〉露沙寫給雲青的信中對「理想生活」的描述是:

海邊修一座精致的房子,我和宗瑩開了對海的窗戶,寫偉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臨海的村裡,教那天真的孩子念書,晚上回來,便在海邊的草地上吃飯,談故事,多少快樂——[168]

一對一的女同性愛,在學校裡被稱為「結婚」了的「假夫妻」,出社會後也希望能像夫妻般白頭偕老。在〈麗石的日記〉中,麗石和沅青談到「將來共同生活的樂趣」,晚上便「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地作了一個「未來的快樂夢」:

在一道小溪的旁邊,有一所很清雅的草屋,屋的前面,種著兩棵大柳樹,柳樹根下,栓著一隻小船,那時正是斜日橫窗,白雲封洞,我和沅青坐在這小船裡,禦著清波,漸漸地駛進蘆葦叢裡去。這時天上忽下起小雨來,我們被蘆葦嚴嚴遮住,看不見雨形,只聽見淅淅瀝瀝的雨聲。過了好久時已入夜,我們忙忙把船開回,這時月光又從那薄薄涼雲裡露出來,照得碧水如翡翠砌成,沅青叫我到水晶宮裡去遊逛,我便當真跳下水,忽覺心裡一驚,就醒了。[169]

廬隱所描繪的自然美景,是她對鄉村一貫的嚮往與歌頌。沅青邀麗石逛水晶宮時,麗石毫不猶豫地跳下水,不僅流露出對情人毫無保留的信任,也可以看出麗石為了與沅青同息同游,為了心目中那美麗卻無法「浮出地表」的「理想生活」,即使處境危險、有滅頂之虞,也心甘情願地陷溺其中,在所不惜。

遠離人世、隱居仙鄉的心願,往往是對主流文化、世俗規範有所不滿的一種反應[170]。廬隱本身就是個不合時宜的、高唱「何處容楚狂」[171]的「畸侶先生」[172],廬隱生前的好友王禮錫曾說「廬隱對這社會是不慣,社會對廬隱尤其是不慣」[173]。廬隱幾次的戀愛與結婚,都曾惹人非議,深感人言可畏,因此更希望能擺脫世俗的干預及膚淺的目光,與知己相偕隱居、不問世事,曾想和石評梅「相依以終」[174]在她的小說中,渴望歸隱的人物多半有著不苟合世俗的邊緣性格,或是不為世俗規範所容的戀情,〈海濱故人〉中的五個少女「都是很有抱負的人,和那醉生夢死的不同。所以她們就在一切同學的中間,築起高壘來隔絕了。」[175]小說〈女人的心〉中,男主角純士與有夫之婦素璞陷入熱戀時,亦有「出塵之想」:「假使我能同素璞,到一個無人認識的鄉村去,過幽閒的田園生活,廝守一輩子,那真是太理想,太自由的生活了。」[176]〈父親〉中的男子愛上年輕的繼母時,夢想與她住到離群索居的「孤島」裡:「在那孤島裡,只要努力蓋兩間小房子,種上些稻子和青菜,我們便可以生存了,——並且很美麗的生存。」[177]因為他們的關係是社會法律、道德、禮教所不允許的,所以他們想望的生活,只能建立在一個遠離了人文化成的純粹自然之境,也就是老莊思想中沒有儒家禮教來扭曲人性的自然境界。麗石與沅青夢想隱居溪畔草屋,亦是為此。

廬隱及其好友石評梅也都是獨身主義者[178],兩人也曾有一塊兒生活終老的打算。廬隱在大學時認識了體育科的學妹石評梅,石評梅也很愛好文學、熱愛寫作,兩人一見如故,大學畢業後仍時常通信,或在報章雜誌上以文唱和,有人曾分析廬隱的散文中寫得最多的是她與石評梅之間的友情[179],在小說〈歸雁〉中與女主角紉菁(即廬隱寫照)「除了我沒有人了解她,除了她也沒有人了解我」[180]的女友星痕,即是以石評梅為模特兒塑造的人物。從她們往還的書信文字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她們感情的濃厚及心靈的契合,廬隱對石評梅說:「我們已心心相照了。波微!我似乎不必更向你述說什麼。」[181]石評梅亦對廬隱說:「多少難以描畫筆跡的心境妳都替我說了,我不能再說什麼了。一個人感到別人是自己的時候,這是多麼不易得的而值得欣慰的事,然而,廬隱,我已經得到了。」[182]

廬隱喪夫後不久,石評梅的男友高君宇亦因病逝世,兩人同病相憐[183],又同在北京女師大附中教書,彼此扶持安慰,感情甚篤。她們時而在陶然亭放聲痛哭,時而於公園高峰酣歌狂舞,廬隱還因此得到「浪漫女作家的頭銜」[184]。廬隱在為石評梅寫的〈祭獻之辭〉中提到她曾想和石評梅「相依以終」[185],這個心願和〈麗石的日記〉中的麗石及沅青是有些相像的。不幸,石評梅卻在二十七歲因腦膜炎去世,這件事對廬隱來說是很大的打擊[186],「但願早點死去」[187]、「幾次想到死」[188],這個願與知心女友同生共死的心態和〈猜疑〉中的「我」亦不謀而合。廬隱為石評梅寫的悼詩〈哭評梅〉中的那句「可憐我悄悄摔碎靈之琴軫」[189],可謂淒絕。王德威曾分析廬隱與石評梅的情誼說:

在真實生活中,廬隱與另一位女作家石評梅生死不渝的感情,無疑印證了她小說中的愛情觀。廬的長篇《象牙戒指》即為悼石之作。廬隱的際遇及作品,原應為女性主義者大書特書的例子。但截至目前,我們並未聽到太多的回響。[190]

過去常有論者認為廬隱文本中的女同性愛皆發生在青春期的少女,是由於她們較少接觸異性、或對異性仍懷有恐懼,才產生類似同性戀的心理或行為,如:

「五四」時代,多數第一批沖出家庭牢籠的女性只是走到女子學校中,並沒有立即走到一個男女可以完全自然交往的社會裡,由於異性交往的相對匱乏和同性交往的相對自由,再加上對女性事業及婚姻難以兩全的恐懼,有一部份女性的青春衝動就可能指向同性夥伴。[191]

〈海濱故人〉表現了兩個對立的世界,一個是天真愉快的少女王國,一個是與她們有著某種關係的外在的、成人的世界,這個世界充滿了愛情的悲劇和女人的悲哀,致使她們留戀著少女王國而懼怕成長。[192]

但〈飄泊的女兒〉顯然推翻了這個說法,小說中的星若和畏如並不再是青春期的少女,而是已經步入社會的成年女性,而且有過異性交往的經驗;星若「是一個肌肉豐潤的女郎」,個性較堅強樂觀;而畏如「人材瘦弱」,個性較軟弱悲觀;「這正是兩個相反的人型而她們發生了愛情,已經共同生活了五六年」[193]。她們在異性交往的過程中,發現在男人眼中「女人到底還是一件玩物」[194],女人青春貌美時,男人熱烈的追逐,只是想佔有女人的身體;等到女人青春消逝,男人不但不理不睬,甚至冷嘲熱諷[195],她們因此更加珍惜彼此不因歲月而消褪的感情,彼此相愛,相濡以沫。她們之間的感情早已超過了青春期情竇初開的懵懂與衝動,而是有著多年基礎的成熟的感情。

在二、三0年代,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離鄉背井外出就業、獨身未婚的女子人數逐漸增加,她們為了相互扶持、也為了節省房租,往往共同租賃房屋,因此「同居」的女子不再遭到社會異樣的眼光,也使女同性戀者有了共同生活的空間——雖然那仍是個非常邊緣的位置。1995年台大女同性戀文化研究社出版的《我們是女同性戀》中指出「獨自在外生活的選擇是同志圈中極常見的一種」: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單身獨居的女孩子同住是被允許,甚至鼓勵的,因此,二個女孩子同住是一件司空見慣、比較不會被懷疑的事,這樣的一個狀況對於女同志和家人也都是不錯的一個狀況,彼此對於這點上不需要有太清楚的解釋,保持一定的距離,也是一種安全的策略。[196]

鄭美里對台灣女同志的研究亦指出女同「在採取現身行動之前,家人能不能接受是女同志的主要考慮,……評估後認為家人很難接受,則為了避免婚姻壓力和身份被揭露,多半會爭取離家外住,與家人保持較疏離的關係。」[197]在五四時期其他的小說中,也有單身女性離家同居的身影。凌叔華〈說有這麼一回事〉中提到「小學堂的教習陳婉真同Miss Chu」「住在一塊兒五、六年了[198],丁玲〈暑假中〉[199]描寫六位單身女教師:承淑、嘉瑛、德珍、春芝、玉子、娟娟,共同任教同住一處,往往「摟抱住女友,互相給予一些含情的不正經的眼光,呷昵的聲音,做得來是沒有一絲不同於一對新婚夫婦所做的。」[200]葉聖陶〈被忘卻的〉中的女主角田女士也是一位老師,雖然已婚,但她的丈夫外遇經年不歸,她和另一位單身女教師童女士,由學校安排同住一個房間,並產生了「超於朋友」的親密關係[201]。上述文本以及廬隱的〈飄泊的女兒〉中的女同性愛,都是以單身、離家的方式,找到一個能與女友共同生活、又不至於正面抵觸異性戀文化的「安全策略」。

許多論者談廬隱文本中的同性愛,都特別強調她們的關係只限於「精神」,認為〈麗石的日記〉「是描寫精神的,高潔的,同性的愛」,「麗石是一個感情豐富的女子。尤其是她對於沅青同性的友愛,是最引起我們一種高尚的真純的感想的」[202]「〈麗石日記〉流出女子間同性戀(精神的)無望後的惆悵[203]「廬隱小說的戀愛模式為精神戀愛,……屬於同性戀的麗石與沅青的愛,只限於精神方面的相互依戀。」[204]將廬隱筆下的女同性愛定位在「精神戀愛」,以與發展到肉體關係的女同性戀有所區別。其實在廬隱早、中期[205]的作品中,描寫異性婚戀的文本同樣「鮮見肉體愛慾表現」[206],並鼓吹精神戀愛:「我是很重視精神生活的,只要有一個朋友,不論同性或異性的,只要他能抓得住我的心靈,使我永遠充實,那便是我一生的幸福了。」[207]〈海濱故人〉中的露沙(廬隱自況)面對梓青的求婚亦一再聲明「我生平主張精神生活」[208]象牙戒指》中的沁珠面對長空的追求亦主張「冰雪友誼」[209];並不是在描寫女同性愛時才特別強調精神、窄化肉體情慾的尺度。

廬隱筆下的精神戀愛,以及「相似於古希臘所崇尚的精神上而非肉體上的」「這種同性的愛」,曾被批評為保守落後,「就像一個在感情的苦難征程上踽踽獨行的老嫗,飽經滄桑後,就喋喋不休地向少女們提出忠告」,「以貞操的繩索來勒緊同性的婦女們」[210];或是認為〈麗石的日記〉中的女同性愛「只是精神戀愛的另一種形式」,並不是「真正圓滿的愛情」[211]。其實,正如王一力曾指出的:「這種狂熱追求精神生活的思想是五四青年的一個普遍性的精神特徵」,這是由於在五四運動的召喚下,青年們爭取精神的自由,鄙視「重物質」的庸俗生活觀,再加上保守封建的勢力仍然強大,青年的理想在現實世界裡難以實現,因而只能在自己的主觀世界裡保持高尚的精神生活[212]。如馮沅君〈旅行〉中為了自由的愛情而踏上旅程的一對戀人,在兩人的座位中間,放上行李作為「界牌」,整個旅行中連手都未碰一下。廬隱〈海濱故人〉中的露沙及有婦之夫梓青,其戀情不為世人諒解,所以實行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213]。然而這種自由戀愛、個性解放、反禮教、反封建的態度,在五四初期的文本中已是非常「大膽」[214]了。

丁玲是廬隱的好友,也是廬隱敬重的一位女作家[215],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值得重視的一篇赤裸裸再現女性情慾的文本[216]。錢虹曾說廬隱早期「筆下的亞俠、露沙們還不敢像後來的丁玲筆下的莎菲女士那樣蔑視社會和傳統,大膽追求靈與肉統一的精神自由」[217]。廬隱後期的作品〈飄泊的女兒〉、〈女人的心〉、〈一個情婦的日記〉等,在女性情慾的描寫上都相當大膽,其中〈一個情婦的日記〉對女性情慾的大膽描寫可與〈莎菲女士的日記〉媲美[218],可惜卻很少被注意、討論[219]。〈飄泊的女兒〉在肉體情慾的描寫上,比〈麗石的日記〉要露骨得多,小說一開始便是兩個女人在清晨初醒的被窩裡情話綿綿、如膠似漆的情狀,「星若溫柔的撫弄著畏如的絲髮」[220]、「畏如對頭俯在星若的胸前」[221]、「畏如摟住星若的腰」[222]……等親暱細膩的動作,非常生動地描寫出女同性愛間的肉體情慾。

第六節、女性的精神同盟

從恨女人,視女人為天敵,到認同女人,

進而透過組織與行動欲改變女人集體的處境,

「成為女性主義者」可以說是女人生命中最激越的蛻變,

有如經歷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改變了一生。

                         ∼∼胡淑雯〈異女出櫃〉[223]

一、我們同作了犧牲品了啊!——受害女性的精神同盟

在傳統文學中,妻妾不是相安無事、共同服侍一個男子,就是將自己的嫉妒、痛苦遷怒於丈夫其他的女人(如其他的配偶、外遇對象等),有時為了爭寵奪愛,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如宋曉萍曾指出的:「在男性歷史(history——his  story)沈迷於編織『英雄惜英雄』的男性情誼神話的同時,女性卻一再地被書寫為互相嫉妒和排斥的分裂群體[224]。廬隱文本中塑造了受害女性的精神同盟,她們不但不因男性的朝秦暮楚而分裂,反而更加鞏固地彼此扶持、依偎,並共同譴責男權,戳破了女性只為男性存在、沒有女性情誼的神話。

五四時期,西方女權主義、以及一夫一妻制[225]的婚姻愛情觀傳入中國,新女性們抱持著「愛情不能同時容第三者的信念」[226],希望與伴侶建立平等的關係,不願再死守片面的貞操觀、容忍男人「狡兔三窟式的講戀愛」[227]。然而,某些男子仍然朝三暮四、想享齊人之福,他們明知新女性不可能諒解這種行為,便用狡猾的手段欺詐拐騙,使女性受到更大的侮辱。如〈藍田的懺悔錄〉中的何仁和藍田定婚後,又和另一個女人相戀。藍田表示願意成全他們,何仁卻又哭又鬧地發起誓來,使藍田一直被蒙在鼓裡、仍舊和他同居,「直到他們宣示結婚的頭兩天,他還住在我家裡。唉!這是怎樣的罪惡……」[228]事後藍田因失貞而為社會所不容,而何仁卻可堂而皇之地另結新歡、無人指責,這極端的不公平,正如藍田所體悟的「本來男子們可以不講貞操的,這是社會上予他們的特權。」[229]〈時代的犧牲者〉中的張道懷更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欺詐小人」[230],他與李秀貞育有一子,曾自謂「我們雖是由父母作主定的婚姻,然而我們的愛情是不在那自由戀愛之下。」[231]然而當他留學回國後,就覺得「昔日之黃臉婆,實偶不類」[232],於是花言巧語地欺騙秀貞,說他在國外一時迷惑和外國的看護婦結了婚,如今被告重婚罪,希望秀貞簽下離婚書,以洗清他的罪名;然後他再與那外國女人斷絕關係,這張離婚書便可付之一炬。秀貞不疑有他地簽了離婚書後,道懷卻假裝自己是個從未結婚的單身男子,對一位「家既富有,貌亦驚人,於弟前途,實有極大關係」[233]的林稚瑜女士大獻殷勤。原來他的居心是「一面想娶個有錢的女人,一面又怕離婚受金錢上的損失。」[234]這樣勢利自私、謊話連篇的行徑,實在令人不齒。

〈藍田的懺悔錄〉、〈時代的犧牲者〉中的女性,在發現自己被人欺弄時,並沒有因此怨恨其他女人,而是自覺地與同受傷害的女性結成精神同盟,以同為女人的立場,將心比心、感同身受地彼此同情,相互慰藉;並把譴責的對象指向了男人輕視女性的態度。如〈藍田的懺悔錄〉中,何仁的新夫人在得知何仁與秀貞的關係後,親自登門造訪,握著她的手,誠懇地說明她在結婚以前並不知道何仁與藍田的關係,她「懺悔誤信不純正的愛情,作了獸慾的犧牲」;她悲嘆「我們同作了犧牲品了啊!」[235]〈時代的犧牲者〉中,李秀貞握著林稚瑜的手,誠摯地說:「張道懷這種欺詐勢利的小人,我難道還護著他?……他真不配做林小姐的丈夫!」稚瑜長嘆道:「張道懷他和先生十餘年的夫妻,居然能下這樣欺詐的狠心,那麼他一向和我說什麼高尚的志趣,和神聖的愛情,更是假的了。唉!我們是一樣的不幸呵!」[236]

在廬隱文本中,受害女性彼此理解、惺惺相惜的精神同盟,足以溫暖、滋潤她們飽受男人輕侮的、受創的身心,並激發她們從小我的悲劇中超脫出來,更積極地為女權的未來奮鬥。〈藍田的懺悔錄〉中的藍田原本「身心交困」,「若不是恥為怯弱的人,應當早已自殺了。」[237]然而何夫人誠摯的表白,使她「又有了一個新希望」,「因為她的至誠,我立刻為世界上的婦女原諒,且為她們痛哭。因為不被男子玩視和侮辱的女性,至今還不曾有過。」[238]她不僅毫無芥蒂地和何夫人結成了精神上的盟友,還把目光投射到更廣大的女性群體,她醒覺到在龐大的男權世界中,所有女性都處於不平等、被玩視的地位,她因此發下宏願「與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婦女們開個新紀元」[239]。〈時代的犧牲者〉中的秀貞在被丈夫欺騙、離棄後,原本極為消沈,但稚瑜對她推心置腹、同病相憐的一番話,使她「彷彿已找到沙漠的伴旅了」[240],並且覺得這件事「在我的生命史上,要算是最光榮的一頁」[241],這是多麼強大的精神力量,李玲曾說分析道:「受害女性之間相互同情則是女性人的意識完全覺醒之後的自覺行為,其中包含著對女性受男權奴役處境的明晰觀照、包含著對女性作為人的尊嚴的共同維護。」[242]

受害女性的精神同盟不僅反抗了男權文化,也挑戰了異性戀文化。異性戀關係使得女人將許多感情與精力「投資」在男人身上,甚至認同男人,造成女人與女人之間的相互競爭、攻擊、敵對。而廬隱文本中的女性卻與所謂「情敵」結為「盟友」,彼此因相同的命運與共識而強烈地認同彼此,背離了原本所依附或認同的男人,也就是從男人身上「撤資」,女人與女人站在同一陣線,捍衛女性尊嚴、譴責男權文化。這不僅對男權文化來說是一種顛覆,對「異性戀律法」來說也是一種「踰越」[243]

 

 

二、與世界全女性握手——超越國族的精神同盟

民國初年日本對中國的蠻橫侵壓,使廬隱「對日本人從來沒有好感」[244]1930年廬隱與李唯建東渡日本結婚,一路上看盡了日本男人「尖酸刻薄的行為」、「欺侮人的神氣」、「夜郎自大的氣概」[245],廬隱對日本人的反感,有時是帶著國家主義的優越感,如批評日本人「無處不表現島國細民的小氣」[246],暗示了身為泱泱大國的中國人的驕傲;有時卻又帶著弱國的自卑感,如對於日本人輕視中國人的態度,感慨道「自然也由於我國人太不爭氣的緣故」[247]。在國族的糾紛、歷史的恩怨下,當時中國人——包括廬隱——對日本人的反感甚至敵意,這種分不清是出於自大還是自卑的複雜心理,實在可說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但是廬隱在看日本女人時,與她看日本男人的心態顯然有所不同,日本男人帶給她的是「憤慨」,而日本女人帶給她的卻是「傷心」:

那些日本女人呢,個個對於男人低首下心,柔順如一隻小綿羊。這雖然惹不起我們對她們的憤慨,卻使我們有些傷心,「世界上最沒有個性的女性呵,你們為什麼情願做男子的奴隸和傀儡呢?」我不禁大聲的喊著,可惜她們不懂我的話,大約以為我是個瘋子吧。[248]

無疑地,廬隱對「日本女人的柔順」的批評帶著國家主義的優越感,稱日本女人為「世界上最沒有個性的女性」暗示了中國女人比較「有個性」,比較不甘願做男子的奴隸和傀儡。不過,和對待日本男人的態度不同的是,此時廬隱已強烈地意識到日本女人與她同樣身為女人的立場,「她對她們做為女人的社會地位的關心優先於國族敵對的情感。」[249]

到東京住了幾個禮拜後,作為一個蜜月期間年輕的家庭主婦,廬隱和鄰居太太們的情誼更使她「忘記了國籍,以及一切的不和諧」[250]。的確所謂的國族仇恨絕大部分是男權鬥爭下的產物,而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化中,女人都分享著相似的命運與處境,如:必須承擔料理家務的責任。就在這種情形下,女人間無私誠摯的友誼便自然而然的發展起來了。鄰居的胖太太每天做飯時間都親切地問廬隱需要什麼,有一回看到廬隱煮飯時用白包袱權作圍裙紮在身上,便立刻找出一件以前穿過、現在已穿不下的白圍裙送她[251]。齊藤太太常常幫廬隱提水,有一回廬隱不小心把飯煮焦了,齊藤太太聞到味道立刻趕來幫忙[252]。雖然剛開始她們因語言的隔閡而無法深談,但這些充滿溫情的關懷與動作,已使她們跨越語言與國界的障礙,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後來她們更是彼此教、學日本話及中國話,「就在這種情形下,大家漸漸也能各抒所懷了」[253],於是,丈夫、孩子、年輕時的韻事等,都成了她們下午茶時間聊天的話題。此時廬隱再想起過去對日本人的種種偏見,甚至懊悔起來:「我深自懺悔,我知道世界上的人類除了一部分為利慾所沈溺的以外,都有著豐富的同情和純潔的友誼,人類的大部分畢竟是可愛的呵!」[254]從廬隱的文本看來,上文所謂的「人類的大部分」大半指的是「可愛的女人」。

雖然剛開始廬隱把自己定位為一個中國的知識份子,面對日本人——包括日本女人——總是充滿了批判的意味,但是落實到實際生活後,在女人共同的工作與話題中,女人之間的同情和友愛便超越一切,在她們之間毫無隔閡地滋長了。國族的紛爭——絕大部分可說是男人的戰爭——在和諧無私的女性情誼中已變得無關緊要了。誠如桑梓蘭曾指出的,在〈東京小品〉廬隱與日本太太們之間的關係中,「我們看到性別代替了國族[255]

 



[1] 王蕙瑛〈高中女校的過去進行式——再現、自傳與歷史書寫〉,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頁163

[2] 1989531日第一所由中國人自辦的女學堂——中國女學堂正式開學。該校校址設在上海城南高昌鄉桂墅里,初名為「桂墅里女學會書塾」,後在向清政府申請刻製女學堂公章時定正式名稱為「中國女學堂」,但通常稱為「經正女塾」或「經氏女塾」(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58月,頁308)

[3] 可參見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中的〈女子小學堂及其發展〉(340~346)、〈女子師範學堂及其發展〉(346~353)

[4] 廬隱〈海濱故人〉,廬隱《海濱故人》(台北:九儀出版社,1996年),頁31

[5] 同上,頁35

[6] 黃廬隱《廬隱自傳》,頁8

[7] 寒梅女士〈從小學到高師〉,《婦女雜誌》,19256月第11卷第6號,頁954

[8] 參見呂美頤、鄭永福著《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7),頁316~317;青長榕、馬士慧、黃筱娜、劉宗堯編著《中國婦女運動史》(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10),頁52;以及鮑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0),頁178~179

[9] 雷良波、陳陽鳳、熊賢軍著《中國女子教育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35),頁361~362。另可參見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中的數據指出,1923年全國女生數是1912年女生數的3倍;從女生在小學中所佔的比例數來看,1923年是1907年的3(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58月,頁432)

[10] 呂美頤、鄭永福著《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頁323

[11] 當時的一位署名滔滔的男學生曾描述男女同學的情形:「她們在課餘或未曾上課之前,她們都集在一塊兒——在她們的休息室內——很少和男生接觸,談話的。……總而言之:她們除開上課之外,很少和男生接觸的。」(滔滔〈男女同學中的女學生〉,《婦女雜誌》,19256月第11卷第6號,頁980~981)

[12] 周瑞珍〈女校中「崇拜同學」的風氣〉,《婦女》,19476月第2卷第3期,頁28

[13] 廬隱〈中學時代生活的回憶〉:「有一件事,使我至今不能忘的,就是鬧朋友,……把這兩個人拖在一堆,算她們是好朋友,有許多人因為被別人起哄以後,竟不知不覺發生了同性愛」(廬隱〈中學時代生活的回憶〉,范橋  葉子編《廬隱散文》,頁535),另可參見謝冰瑩〈同性愛的糾紛〉,謝冰瑩《一個女兵的自傳》,頁95~107

[14] 廬隱〈中學時代生活的回憶〉,范橋  葉子編《廬隱散文》,頁535

[15] 晏始〈男女的隔離與同性愛〉,《婦女雜誌》,19235月第9卷第5號,頁15

[16] 慨士〈同性愛和婚姻問題〉,《婦女雜誌》,19255月第11卷第5號,頁728

[17] 念秋〈我也來談談〉,《婦女雜誌》,19267月第12卷第7號,頁96

[18] 李玲青春女性的獨特情懷——「五四」女作家創作散論〉,《文學評論》,1998年第1期,頁57

[19] 劉傳霞〈姊妹之邦:一條艱難的女性自我救贖之路〉,《濟南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頁11

[20] Larson Wendy曾指出:「廬隱的小說和隨筆顯示做為中心的親密關係、身體符號和身體位置實際上基於性別論述。性別的意義在描寫新的親密關係的作品中改變了,而且牽涉到女人在其中的身體位置;這種關係很常見並不僅限於某些女人之間。廬隱的故事說明異性關係、家庭、親屬關係如何對女人設下一個具有社會意義的網,而不問她想要什麼。(筆者自譯)(Larson Wendy, 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107~108)

[21] 參見卡賓塔(Carpenter):「在女學校中間,友誼是不但不被壓抑,並且受輿論鼓勵的;可惜的,只是大部分都不免虛偽薄弱或熱狂浮蕩,對一己或對所要造成的習慣都很不健康罷了。」(卡賓塔原著、沈澤民譯〈同性愛與教育〉,《教育雜誌》,第15卷第8號,頁9)譯者在頁10的附誌中說原文大半對英國教育狀況而發,但其中所描寫的情形,在中國學校中也很普遍。

[22] 參見Larson Wendy, 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108~109

[23] 「女學生」這個名詞在傳統文學(例如《牡丹亭》)中就有,但在清末民初新式教育的女學校興起後有不同的意義;周建人說:「如果女學生這個名詞以在學校求學的為限,那麼這個名詞總算是新的,因為中國設立女學校,和男子大學的開放女禁,都是眼前的事。」(周建人〈女子教育與女學生〉,《婦女雜誌》,1925年6月第11卷第6號,頁869)王春翠女士亦謂:「把『女』和『學生』兩字連在一起,是中國歷史上最近一段時期中才有的事,所以女學生的『過去』,至多也不能超出三十年以上。」(王春翠女士〈女學生的過去現在及將來〉,《婦女雜誌》,1925年6月第11卷第6號,頁1090)

[24] 廬隱《海濱故人》(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7)

[25]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912),頁356

[26] 蘇雪林〈《海濱故人》的作者廬隱女士〉,《中華日報》副刊,1959516日第21卷第10期。

[27] 蔡玫姿〈發現女學生——五四時期通行文本女學生角色之呈現〉,清華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8年,頁128

[28] 惜秋〈女學生的結交〉,《婦女雜誌》,19267月第12卷第7號,頁95~96

[29] 冷的〈酒徒別傳〉,《禮拜六》,1915年第52期,頁16

[30] 吳慧如女士〈女學生的快樂和苦悶〉,《婦女雜誌》,19256月第11卷第6號,頁1051

[31] 廬隱〈海濱故人〉,廬隱《海濱故人》(台北:九儀出版社,1998),頁23

[32] 同上,頁30

[33] 同上,頁34

[34] 廬隱《象牙戒指》,錢虹編《廬隱選集》下冊,頁204

[35] 同上,頁214,沁珠對素文說:「今天咱們一床睡吧,晚上好談話。」

[36] 謝冰瑩在〈同性愛的糾紛〉中,描述她曾在同學們的起鬨下和一個姓陳的同學睡了一宿(謝冰瑩《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頁102~107)

[37] 楊振聲〈她為什麼發瘋了〉:「到了晚上二個人臉偎著臉,胸貼著胸擁抱著睡了一宿。」(楊振聲〈她為什麼發瘋了〉,《晨報副刊》,1926111日第1422號,頁13~14)

[38] 凌叔華〈說有這麼一回事〉中描述影曼和雲羅同床共枕的情形(凌叔華《凌叔華小說集1》,頁93~94)

[39] 郁達夫〈她是一個弱女子〉中描寫馮世芬和鄭秀岳在宿舍床位緊鄰,每晚「就把床背後的帳子撩起,很自由地可以爬來爬去」,以及李文卿用假陽具和鄭秀岳在宿舍同床做愛的情節。(郁達夫《郁達夫文集》,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頁216~217256)

[40] 簡瑛瑛〈何處是()兒家?試論中國現代女性文學中的同性情誼與書寫〉,《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978月第5期,頁147

[41] 廬隱〈海濱故人〉,廬隱《海濱故人》(台北:九儀出版社,1998)32~33

[42] 同上,頁52

[43] 同上,頁32~33

[44] 同上,頁15

[45] 廬隱〈或人的悲哀〉,廬隱《或人的悲哀》,頁10

[46] 同上,頁9

[47] 黃廬隱《廬隱自傳》,頁37;及廬隱〈中學時代生活的回憶〉,原載19349月《女聲》雜誌第1卷第24期,收入范橋  葉子編《廬隱散文》,頁534。。

[48] 黃廬隱《廬隱自傳》,頁67,及林偉民〈「浪漫女作家」廬隱的情感歷程〉,林偉民編選《海濱故人廬隱》,頁269

[49] 蘇雪林〈《海濱故人》的作者廬隱女士〉,《中華日報》副刊,1959516日第21卷第10期。

[50] 程俊英〈回憶廬隱二三事〉,林偉民編選《海濱故人廬隱》,頁17

[51] 廬隱〈海濱故人〉,廬隱《海濱故人》(台北:九儀出版社,1998),頁12

[52] 廬隱〈麗石的日記〉,廬隱著、任海燈選編《麗石的日記》,頁37

[53] 孫薆絲〈往事一瞥〉,《婦女雜誌》,19256月第11卷第6號,頁968~969

[54] 同上,頁969

[55] 惜秋〈女學生的結交〉,《婦女雜誌》,19267月第12卷第7號,頁95

[56] 謝冰瑩〈同性愛的糾紛〉,謝冰瑩《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頁95

[57] 周瑞珍〈女校中「崇拜同學」的風氣〉,《婦女》,19476月第2卷第3期,頁28

[58] 石評梅〈母親〉,張軍、瓊熙編《石評梅散文全集》(鄭州:中原農民出版社,199612),頁13

[59] 柯興《風流才女——石評梅傳》(北京:華藝出版社,1992),頁102~103;另一版本的《風流才女——石評梅傳》的文字敘述為:「評梅只喝了半杯酒,她看著廬隱大吃大嚼,眼睛放射出一種少女愛慕的神采:「廬隱,我一向贊嘆你縱橫揮斥的才氣,淋漓慷慨的性格,巾幅英雄的氣魄。但是廬隱,我不明白,你一個江南女兒,如何造就的是燕趙之士慷慨悲歌的氣質?」(柯興《風流才女——石評梅傳》,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7年,頁63)

[60] 惜秋〈女學生的結交〉,《婦女雜誌》,19267月第12卷第7號,頁95

[61] 廬隱〈中學時代生活的回憶〉,范橋  葉子編《廬隱散文》,頁535

[62] 謝冰瑩〈同性愛的糾紛〉,謝冰瑩《一個女兵的自傳》,頁103

[63] 同上,頁102~103

[64] SY〈一年前的生活〉,《婦女雜誌》,19256月第11卷第6號,頁944

[65] 惜秋〈女學生的結交〉,《婦女雜誌》,19267月第12卷第7號,頁95

[66] SY〈一年前的生活〉,《婦女雜誌》,19256月第11卷第6號,頁943~944

[67] 大陸學者朱潔、許德、李國英、劉志梅、胡曉燕等人的說法,在本論文第六章(101~102)有較詳細的評析。

[68] 譯自Peng Hsiao-yen(彭小妍),”The New WomanMay Fourth Women’s Struggle, Self-Liberation”,《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995年第6期,頁281(筆者自譯)

[69] 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頁96

[70] 陳曉蘭《女性主義批評與文學詮釋》,頁224

[71] 念秋〈我也來談談〉,《婦女雜誌》,19267月第12卷第7號,頁97

[72] 藹娜〈女學校日記〉,《婦女雜誌》,19252月第11卷第2號,頁369~367

[73] 謝冰瑩〈同性愛的糾紛〉,謝冰瑩《一個女兵的自傳》,頁98~99

[74] 同上,頁100

[75] 丁玲《在黑暗中》(上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頁94~136

[76] 顧明道〈嫁後之嫁後〉:「妹(環珍)有一事欲告姐(醒華),……姐欲聞乎,遂附其耳,低聲曰:『王瑞英,非與妹素稱密友耶,今見妹與姐親,忽轉為仇妹,且因此更銜怨吾姐,造蜚語以重傷。……』」(顧明道〈嫁後之嫁後〉,《禮拜六》,1922155期,67~71)

[77] 郁達夫〈她是一個弱女子〉,郁達夫《郁達夫文集》,頁256

[78] 廬隱〈海濱故人〉,廬隱《海濱故人》(台北:九儀出版社,1998),頁33

[79] 同上。

[80] 同上,頁12

[81] 同上,頁75

[82] 同上,頁76

[83] 廬隱〈麗石的日記〉,廬隱著、任海燈選編《麗石的日記》,頁40

[84] 同上,頁37~38

[85] 同上,頁32~33

[86] 同上,頁33

[87] 同上。

[88] 同上。

[89] 參見汪成華《黑色蕾絲》給「T婆」的定義:「『Tom Boy』:女同性戀者中,具有男子本色氣質者,簡稱『T』。」「婆:女同性戀者中,具有女子柔美動人特質者。」(汪成華《黑色蕾絲》,台北:號角出版社,1995年,頁35),趙彥寧認為:「這的確是相當無可奈何地粗略的定義,原因之一是在二元對立的區別原則下,此二性/別角色又依據階級、學歷、年齡等等因素再做細分,且這些細分的基礎往往是相對性的,即與言說行動(speech acts)的雙方之相對差異有密切關係。」(趙彥寧〈老T搬家:一個對怪胎文化公民論的物質性批判〉,女「性」主體的另類提問PART2——跨性別小型學術研討會,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01126日,頁2)

[90] 參見趙彥寧〈性、性意識及身體建構——形塑台灣女同性戀的身體美學〉,何春主編《性/別研究的新視野()(台北:元尊文化,1997),頁101;趙彥寧原著、張玉芬譯〈不分火箭到月球:試論台灣女同志論述的內在殖民化現象〉,《第三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9年,頁4~6

[91] 參見鄭美里《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生活》(台北:女書文化,1997),頁130~131;紀大偉主編《酷兒啟示錄:台灣當代QUEER論述讀本》(台北:元尊文化,1997),頁52;趙彥寧〈性、性意識及身體建構——形塑台灣女同性戀的身體美學〉,何春主編《性/別研究的新視野()》,頁101;鄭敏慧〈在虛擬中遇見真實——台灣學術網路BBS站中的女同志實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頁31~32。關於T婆文化的歷史沿革,可參見簡家欣〈喚出女同志:九0年代台灣女同志的論述形構與運動集結〉,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9月,第四章「T婆角色的解構、重構與超越」,頁71~98

[92] 劉亮雅〈九0年代台灣的女同性戀小說——以邱妙津、陳雪、洪凌為例〉,《中外文學》,19977月第32期,頁115~129,收入劉亮雅《慾望更衣室:情色小說的政治與美學》(台北:元尊文化,1998),頁83~110;劉亮雅〈愛慾、性別與書寫:邱妙津的女同性戀小說〉,《中外文學》,1997年第33期,頁8~30劉亮雅〈台灣同志小說中的多樣性別〉,《誠品好讀》,200011月第5期,頁16~18

[93] 簡家欣〈九十年代台灣女同志的性別抗爭文化:T婆角色的解構、重構與超越〉,性批判研討會,東吳大學社會系女性學學會,19961114日。

[94] 白瑞梅(Amie Parry)〈尋找(看不見的)婆遺失的辯證:陳雪的反寫實、反含蓄〉(A Search for the Lost Dialectics of the Invisible Po: Chen Xue’s Anti-Realism and Anti-Reticence),《第三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9),頁1~12

[95] 丁乃非、劉人鵬〈罔兩問景:鱷魚皮、拉子餡、半人半馬邱妙津〉,《第三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9),頁1~26;劉人鵬〈尋找遺失的女同性戀與T婆文本〉,《誠品好讀》,200011月第5期,頁19~21;劉人鵬〈傷逝與暴亂:讀《八王子遺書》〉,《女「性」主體的另類提問PartⅡ跨性別小型學術研討會(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01126)

[96] 《我們是女同性戀》中指出女同性戀未必分成T婆,也有「不分」的情形,而且一個女同性戀者是T還是婆也不是必然固定不變的(《我們是女同性戀》(台北:業強出版社,19958),頁17~26)

[97] 參見《我們是女同性戀》,頁26,及張娟芬〈女同社群的認同與展演:T婆美學風格〉,《誠品好讀》,200011月第5期,頁12~15

[98] 劉人鵬曾指出T婆閱讀「是認識或貼近魍魎[罔兩]性弱勢主體的一種進路,同時也是認識生存空間複雜性的一種進路。」(劉人鵬〈尋找遺失的女同性戀與T婆文本〉,《誠品好讀》,200011月第5期,頁21)

[99] 劉人鵬〈尋找遺失的女同性戀與T婆文本〉,《誠品好讀》,200011月第5期,頁21

[100] 劉人鵬〈尋找遺失的女同性戀與T婆文本〉在《誠品好讀》,200011月第5期,頁19~21刊出時,由於編輯的疏忽,文中「罔兩」皆誤植為「魍魎」,在此更正。

[101] 「罔兩」出自《莊子》寓言「罔兩問景」,「景」是影子,「罔兩」是影外的微陰,亦即影子的影子。劉人鵬:「『兩性』性別體制的框架裡,『男』好比形,而『女』好比影,在這個認識框架中,通常我們只看到形與影,而且形影不離。但事實上,影外猶有微陰,名為眾魍魎[罔兩],可能既男又女,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眾魍魎[罔兩]無法被視為一種本質性的、固定的任何一種認同身分,可能是一種飄零與碎裂的經驗,一種偶然性的匯聚。所謂女同,不一定是形影不離框架裡的影子女人,而可能是形影之外、其特殊次文化與歷史或語言尚待探索的眾魍魎[罔兩]。」(劉人鵬〈尋找遺失的女同性戀與T婆文本〉,《誠品好讀》,200011月第5期,頁21)另可參見劉人鵬、丁乃非,〈罔兩問景:含蓄美學與酷兒攻略〉,《性/別研究》,1998年第34期合刊〈酷兒:理論與政治〉專號,頁109~155丁乃非、劉人鵬,1999,〈罔兩問景:鱷魚皮、拉子餡、半人半馬邱妙津〉,《第三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頁1~26;以及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的第四章〈罔兩問景:「男女平等」之外的性/別主體〉,頁201~226

[102] 同上。

[103] 張娟芬《愛的進行式——女同志故事書》(台北:時報文化,2001),頁23

[104] 同上。

[105] 同上,頁41~42

[106] 劉人鵬〈尋找遺失的女同性戀與T婆文本〉,《誠品好讀》,200011月第5期,頁21

[107] 廬隱〈麗石的日記〉,廬隱著、任海燈選編《麗石的日記》,頁41

[108] 丁玲《在黑暗中》,頁94~136

[109] 廬隱〈海濱故人〉,廬隱《海濱故人》(台北:九儀出版社,1998),頁2

[110] 同上。

[111] 同上。

[112] 同上。

[113] 同上。

[114] 同上。

[115] 同上,頁51

[116] 同上,頁52

[117] 同上,頁58

[118] 同上,頁59

[119] 同上,頁60

[120] 同上,頁52

[121] 同上。

[122] 如:台視改編自杜修蘭《逆女》的電視單元劇「逆女」(2001430日播出,共五集)中,女主角丁天使在T吧中與數個T同桌聊起分手女友的情節,與廬隱〈海濱故人〉中露沙與雲青徹夜長談的情景非常相似。

[123] 廬隱〈海濱故人〉,廬隱《海濱故人》(台北:九儀出版社,1998),頁51

[124] 廬隱〈勝利以後〉,錢虹編《廬隱選集》上冊,頁291

[125] 廬隱〈海濱故人〉,廬隱《海濱故人(台北:九儀出版社,1998),頁60

[126] 參見桑梓蘭(Sang,Tzelan Deborah),”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154(筆者自譯).

[127] 廬隱〈或人的悲哀〉,廬隱《或人的悲哀》,頁16

[128] 廬隱〈麗石的日記〉,廬隱著、任海燈選編《麗石的日記》,頁41。。

[129] 同上。

[130] 同上。

[131] 柯采新〈同志身份的去性化與去自然化〉,柯采新著、張娟芬譯《同女出走》(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720),頁39

[132] 樂鑠〈易識的叛逆與解放話語——現代婦女文學中的獨身女性題材〉,《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6期,頁36

[133] 如當時的新女性魏瑞芝便撰文主張獨身主義,並對世人批評獨身主義的聲浪提出反駁,見魏瑞芝〈吾之獨身主義觀〉,《婦女雜誌》,19232月第9卷第2號,頁25~28;另可參見喻蓉蓉〈五四時期之中國智識婦女〉,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6月,頁190;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頁389;周敘琪指出:「有些婦女認為事業遠比愛情重要,因此持獨身主義,……獨身問題的產生在這一波婦女解放運動中,不管其正面或反面的效果,可說是女性自覺意識抬頭的產物。」(周敘琪《一九一0∼一九二0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6年,頁232)

[134] 張惕須〈現代婚姻的煩悶與獨身潮〉,《婦女雜誌》,19241月第10卷第1號,頁278

[135] 樂鑠〈易識的叛逆與解放話語——現代婦女文學中的獨身女性題材〉,《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6期,頁36

[136] 廬隱〈何處是歸程〉,范玉吉編選《廬隱小說:何處是歸程》,頁113116~117

[137] 廬隱〈幽弦〉,錢虹編《廬隱選集》上冊,頁266~272

[138] 廬隱〈跳舞場歸來〉,廬隱《東京小品》(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5),頁92~99

[139] 廬隱《象牙戒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2)

[140] 廬隱勝利之後〉,廬隱《廬隱選集》(台北:北星出版社,1957),頁134

[141] 潘光旦〈獨身的路——現代婚姻問題討論之二〉,潘乃穆、潘乃和編《潘光旦文集》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2),頁489

[142] 如波羅奢館〈獨身主義之研究〉中針對獨身主義者所指出的益處如:易於謀生、便於研究學問、能盡瘁社會公益且能以身許國、無色欲伐性而利於衛身等,提出種種反面的意見(波羅奢館〈獨身主義之研究〉,《婦女雜誌》,1919年第5卷第2號,頁3~5)

[143] 參見洗月〈談獨身〉,原載天津《大公報•婦女與家庭》,1928621日,收入汪丹編《女性潮汐》,頁188~190;以及C.Y.YIN〈我對於「獨身」的見解〉,原載天津《大公報•婦女與家庭》,1928322日,收入汪丹編《女性潮汐》,頁193~197

[144] 參見李宗武〈獨身傾向的危險〉,原載《晨報副刊》,1925719日,收入汪丹編《女性潮汐》,頁190~193;潘光旦認為「如以獨身為前提,則當代多一女子服務,及斬斷將來可以為社會服務的一個整個的血統」,是一種「得不償失的見解與行為」(潘光旦〈獨身的路——現代婚姻問題討論之二〉,潘乃穆、潘乃和編《潘光旦文集》9,頁489);梅指出獨身女性由於不能自然抑制或自然流露性慾,精神和身體都會呈現不愉快,無法保有女性圓滿的人格(梅〈我們為什麼要結婚〉,《健康生活》,19449月第3期,頁115);小江認為獨身女性「在精神現象上,抑鬱、忌妒、幻想、偏見的程度增高,喜怒哀樂不能出於天然,性情亦非常激烈而怪異。」(小江〈女子獨身生活的研究〉,《婦女雜誌》,192611月第12卷第11號,頁26);阮學文〈知識婦女的獨身問題〉,《中央日報》,1941120日,認為獨身會使人生缺乏樂趣,妨礙工作效率;沙蘭認為「老處女底乖戾或拗僻,煩惱者多數人。」(沙蘭〈戀愛與結婚〉,《婦女雜誌》,19454月第6卷第34號,頁10)李兆民及天廬都引述英國學者藹理斯(H. Ellis)的報告,指出「一種悲慘的瘋狂病為高潔生活的老處女所獨有的,他們起初對於自己的境遇很滿意,但過多少年後,卻漸漸顯出不可抑制的煩惱與色情衝動。」(李兆民《中國過渡時代的家庭》,上海:廣學會,1925年,頁34~35,及天廬〈生活的藝術與獨身主義〉,《京報》,192524日第8號,頁67)。另可參見Larson Wendy指出五四時期「評論家主張獨身對女性有危險,包括精神異常和暴力傾向,而且會促使男人犯罪。(筆者自譯)(Larson Wendy, 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180);以及游鑑明〈千山我獨行?廿世紀前半期中國有關女性獨身的言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0018月第9期,頁125~187

[145]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頁404

[146] 小江〈女子獨身生活的研究〉,《婦女雜誌》,192611月第12卷第11號,頁2027;應申〈獨身主義的看法〉,《申報》,1935217日,頁20;月心〈獨身主義之錯誤()〉,《申報》,1936627日,頁18

[147] 〈寫在前面〉,「老處女變態生活談」,《婦女雜誌》,19439月第4卷第9期,頁32

[148] 黃廬隱《廬隱自傳》,頁43

[149] 程俊英〈回憶廬隱二三事〉,林偉民選編《海濱故人廬隱》,頁31

[150] 同上。

[151] 李宗武列出獨身的原因:「1.不能得滿足自己理想之配偶,2.有鑒於他人惡婚姻之苦痛,恐自己同入其漩渦,3.恐結婚後,家庭負擔過重,受經濟之迫壓,4.是獨身為高潔,5.為避孕妊之苦,6.因同性愛之故,不願求偶於異性,7.為發展自己能力不願受結婚之累。」(李宗武〈獨身傾向的危險〉,原載《晨報副刊》,1925719日,收入汪丹編《女性潮汐》,頁190~193)

[152] 萍君列出女子獨身的原因:「1.還沒有找著情人,2.避免自己所看不起的男人求婚,3.發生了同性愛,4.不願僅為一個男子所佔有。」(萍君《談女人》,上海:益華書局,1933年,頁70)另小江指出女子「因變態性慾而限於獨身者,亦不少」(小江〈女子獨身生活的研究〉,《婦女雜誌》,192611月第12卷第11號,頁24),其所謂「變態性慾」是否包括同性愛,不得而知。

[153] 丁丁〈為了「獨身主義」〉,《申報》,1933128日,頁1

[154] 靜、王娟娟〈獨身主義與急於出嫁〉,某夫人編《某夫人信箱》(上海:萬象書局,1944),頁135

[155] 慨士〈同性愛和婚姻問題〉,《婦女雜誌,19255月第11卷第5號,頁727~729

[156] 王卓(讀者投書),《婦女雜誌》,1925年十週年紀念號,頁290~191

[157] 同上。

[158] 廬隱〈著作家應有的修養〉,原載《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創刊號,19335月,收入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494

[159] 廬隱〈囈語〉,廬隱《月夜孤舟》,頁73~74

[160] 廬隱〈一個快樂的村庄〉,原載文學研究會叢書《小說匯刊》(商務印書館,19225),收入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54

[161] 廬隱〈歸雁〉,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137

[162] 廬隱〈樹蔭下〉,原載《認識周報》,1929515日第1卷第16號,收入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219

[163] 黃廬隱《廬隱自傳》,頁62

[164] 廬隱〈房東〉,原載廬隱《曼麗》,收入錢虹編《廬隱選集》上冊,頁361

[165] 廬隱〈地上的樂園〉,原載《新月》,193067月第3卷第56期,收入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236248

[166] 同上,頁120

[167] 廬隱〈樹蔭下〉,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219

[168] 廬隱〈海濱故人〉,廬隱《海濱故人》(台北:九儀出版社,1998),頁37

[169] 廬隱〈麗石的日記〉,廬隱著、任海燈選編《麗石的日記》,頁37

[170] 郭春林認為「廬隱在她的小說中構造著一個怎樣精美無比的精神的家園」,具有「整個的精神世界與世隔絕的封閉和個人主義色彩。」(郭春林〈廬隱小評——兼談歷史人物的一種研究方法〉,《文藝理論與批評》,1993年第1期,總第39期,頁82)

[171] 廬隱〈雲端一白鶴〉,收入錢虹編《廬隱選集》上冊,頁94

[172] 廬隱〈畸侶先生〉中描寫畸侶先生是個不苟同政壇「機會主義」的人,他說:「這個世界裡頭絕對找不到我棲止的地方,但是我並不悲哀,——並且我相信這是一件可慶幸的事呢!」(廬隱〈畸侶先生〉,原載《真善美》雜誌「女作家號」,上海:真善美書店,192922日,收入王定九編選《當代女作家小說》,上海:中央書店,19371月,頁17~23)

[173] 王禮錫〈《雲鷗情書集》•序〉,廬隱、李唯建合著《雲鷗情書集》(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頁5;另見吳編,廬隱、李唯建合著《雲鷗情書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頁152

[174] 同上。

[175] 廬隱〈海濱故人〉,廬隱《海濱故人》(台北:九儀出版社,1998),頁2~3

[176] 廬隱〈女人的心〉,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281

[177] 廬隱〈父親〉,廬隱《海濱故人》(台北:九儀出版社,1998),頁134

[178] 在以石評梅為主角的小說《象牙戒指》中,曾說明她堅持獨身的原因是:「鎮日做家庭的牛馬,一點得不到自由飄逸的生活。這就是愛情買來的結果呵!僅僅就這一點,我也永遠不做任何人的妻。」「我不能做一個只為別人而生的贅疣;我是尊重『自我』的,那一天要是失掉『自我』,便無異失掉我的性命」(廬隱《象牙戒指》,錢虹編《廬隱選集》下冊,頁246260)。柯興《風流才女——石評梅傳》中說廬隱和石評梅「她倆曾發誓終身抱獨身。」(柯興《風流才女——石評梅傳》,北京:華藝出版社,1992年,頁103)

[179] 修龍恩廬隱和她的散文〉,《齊魯學刊》,1994年第4期,頁30

[180] 廬隱〈歸雁〉,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140

[181] 廬隱〈寄波微〉,原載《薔薇周刊》,1928年第3卷第58期,收入錢虹編《廬隱選集》下冊,頁14。「波微」即石評梅。

[182] 石評梅給廬隱〉,張軍、瓊熙編《石評梅散文全集》,頁51

[183] 蔡登山指出廬隱喪夫後「也有一兩個男子出現在她身邊,但真正安慰她的是女友也是名作家的石評梅。」(蔡登山〈人間花草太匆匆——悼廬隱〉,《幼獅文藝》,19982月第85卷第2期,頁52)

[184] 黃廬隱《廬隱自傳》,頁49

[185] 同上。

[186] 肖鳳曾描述廬隱和石評梅間的情誼道:「在廬隱痛苦和寂寞的時候,女友石評梅給了她很大的安慰,石評梅是廬隱在女高師求學時代的同學,這時是師大附中教書的同事,廬隱只能對她傾訴苦惱,想不到不久之後,她的這位女友患了急性腦膜炎,住進了協和醫院,廬隱每天都去看她。石評梅死後,葬在陶然亭,廬隱感到孤寂的時候,就會想念她,她覺得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伴侶的飄零人,沈浸在悲哀中不能自拔。」(肖鳳〈廬隱:早開早謝的文壇之花〉,《21世紀》,1998年第6期,頁39)

[187] 黃廬隱《廬隱自傳》,頁49

[188] 廬隱〈祭獻之辭〉,原載《世界日報•石評梅女士紀念特刊》,192812月,收入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529

[189] 廬隱〈哭評梅〉,原載《世界日報•石評梅女士紀念特刊》,192812月,收入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520

[190] 王德威著《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頁305

[191] 李玲青春女性的獨特情懷——「五四」女作家創作散論〉,《文學評論》,1998年第1期,頁58

[192] 陳曉蘭《女性主義批評與文學詮釋》(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912),頁224

[193] 廬隱飄泊的女兒〉,廬隱《東京小品》(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頁123

[194] 同上,頁127

[195] 同上,昔日曾追求畏如的男人在多年重逢時冷笑道:「小姐!老了!……日子真是快!」

[196] 《我們是女同性戀》(台北:業強出版社,19958),頁71

[197] 鄭美里《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生活》(台北:女書文化,1997),頁79

[198] 凌叔華〈說有這麼一回事〉中的雲羅和影曼發生了愛情,影曼對雲羅說:「世上事就在人為,我們怎不能永遠在一塊呢?你看小學堂的教習陳婉真同Miss Chu 不是住在一塊兒五、六年了嗎?」(凌叔華《凌叔華小說集1》,台北:洪範書店,198411月,頁97)

[199] 丁玲〈暑假中〉,丁玲《在黑暗中》(上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頁94~136

[200] 同上,頁99

[201] 葉聖陶〈被忘卻的〉,葉至善、葉至誠、葉至美編《葉聖陶集》(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6),頁294

[202] 天錫〈讀後感——廬隱女士的麗石的日記」〉,《小說月報》,1923年第14卷第12期,頁1

[203] 張法20世紀小說:模式及其沈浮〉,《北京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頁64

[204] 游友基〈悲哀美:時代苦悶與女性苦悶的絕叫者廬隱〉,《遼寧教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3期,頁84

[205] 廬隱曾將她自己思想的轉變分為三個時期:「一、悲哀時期——在這時期產生了《海濱故人》,《靈海潮汐》,《曼麗》。二、轉變時期——在這個時期產生了《歸雁》,《雲鷗情書集》。三、開拓時期——在這個時期產生了《女人的心》和短篇〈情婦日記〉等。」(黃廬隱《廬隱自傳》,頁98)本論文依此將廬隱「悲哀時期」的作品稱為早期的作品,「轉變時期」的作品稱為中期的作品,「開拓時期」的作品稱為晚期的作品。

[206] 王德威著《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頁305

[207] 廬隱〈樹蔭下〉,原載《認識周報》,1929515日第1卷第16期,收入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219

[208] 廬隱〈海濱故人〉,廬隱《海濱故人》(台北:九儀出版社,1998),頁405570

[209] 廬隱《象牙戒指》,頁162

[210] 柳易江簡論廬隱的女性主義文學〉,《江西社會科學》,1993年第9期,頁44

[211] 朱潔〈新時期女性作家創作散論〉,《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1月,第32卷第1期,頁30

[212] 參見王一力〈論廬隱的《海濱故人》〉,《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1993年第5(46),頁53

[213] 崔淑琴說廬隱「在處理『戀愛問題』的小說時,當主人公得不到自由戀愛的婚姻時,她常常讓人物以『精神愛』來逃避愛的矛盾。在〈海濱故人〉中,她讓露沙和梓青的愛,披上了精神愛的面紗,使他們以這種愛來寄託他們的理想,以此來減少他們的痛苦。」柳易江認為「在〈海濱故人〉裡,傳達的就是作者以精神為核心的愛情觀念。」朱潔舉廬隱〈父親〉為例說:「在現實中並非合理的『理』的壓抑阻撓下,『情』實現只能寄希望於男女之間或同性之間的超越於情慾發洩需要之上的高尚純潔的精神戀愛。」(崔淑琴〈來自夏娃靈魂深處的呼喚——廬隱、張潔婚姻愛情小說之比較〉,《喀什師範學院學報》,1995年第16卷第1期,總第58期,頁85;柳易江簡論廬隱的女性主義文學〉,《江西社會科學》,1993年第9期,頁43;朱潔〈新時期女性作家創作散論〉,《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1月,第32卷第1期,頁29)

[214] 如尹雪曼說廬隱「描寫兩性間的愛,尤為大膽。」,盧君說:「『五四』時期,敢於坦承喊出性愛苦悶的多為男性作家,……女性作家在這方面往往欲語還休,廬隱可謂大膽的一個。」簡瑛瑛說:「和同時期女作家比較起來,廬隱的創作更是激情、大膽、獨樹一格」;盛英說廬隱「以對愛情的大膽追求,對人生悲劇的深切體味,出色地表現五四青年作為『人』的覺醒的心路」。(尹雪曼編《中華民國文藝史》,頁443;盧君《廬隱新傳——驚世駭俗才女情》,北京:新潮社,19968,頁137;簡瑛瑛《何處是女兒家》,頁22;盛英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特徵〉,《婦女研究論叢》,19942月,頁42)

[215] 19335月,國民黨秘密逮捕了在1931年加入共產黨的左翼女作家丁玲,傳聞她已遇難的時候(實則並未處死,於19368月釋放(見李立明《中國現代六百作家小傳》,香港:波文書局,197710月,頁1),廬隱發表丁玲之死〉的悼文,文中回憶了她與胡也頻、丁玲的友好往來,並嘆息:「不問丁玲的罪該不該死,只就她的天才而論,卻是中國文藝界一個大損失。」(廬隱丁玲之死〉,原載《時事新報青光副刊》,193372日,收入范橋 葉子編《廬隱散文》,頁433~434)

[216] 周華曾評論道:「莎菲在凌吉士的美貌和風雅面前的如癲如狂,似痴似醉的內心情熱是子君、露沙(廬隱〈海濱故人〉)、華(馮沅君〈隔絕〉)所不能比擬的。」(周華〈論丁玲早期創作中的新女性〉,《雲南師範大學學報》,199910月第31卷第4期,78)

[217] 錢虹〈廬隱和她的時代——寫在《廬隱集外集》的前面〉,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13

[218] 廬隱〈一個情婦的日記〉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皆是女性第一人稱的日記體小說,以女性私密的告白書寫女性情慾,內容、口吻處處可見相似之處,如:「我吻他無論什麼地方,我要使密吻如雨點般的落在他的頸子上,臉上,口角上。唉,我發狂了。」(廬隱〈一個情婦的日記〉,錢虹編《廬隱選集》上冊,頁450),與〈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我把他什麼細小處都審視遍了。我覺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什麼那嘴唇,那眉梢,那眼角,那指尖……多無意識!這並不是一個人所應須的,我著魔了」(丁玲《在黑暗中》,頁58)等語幾乎如出一轍。

[219] 錢虹曾分析〈女人的心〉及〈一個情婦的日記〉中「素璞的離婚再嫁、美娟的『新的解放』」未受重視的原因是「可惜的是,她們來到文壇太遲了,遲到者難以引起滿堂的喝采,因為此時人們已經把注意力放到『革命文學』的新人身上。」(錢虹〈廬隱和她的時代——寫在《廬隱集外集》的前面〉,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18)

[220] 廬隱飄泊的女兒〉,廬隱《東京小品》(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頁123

[221] 同上,頁124

[222] 同上,頁125

[223] 胡淑雯〈異女出櫃〉,《婦女新知》,1995年第158期,頁14

[224] 宋曉萍〈女性情誼:空缺或敘事抑制〉,《文學評論》,1996年第3期,頁60

[225] 參見紀爾曼夫人著、仲雲譯〈一夫一婦制的趨勢〉,《婦女雜誌》,19251月第11卷第1號,頁88~93

[226] 廬隱〈藍田的懺悔錄〉,廬隱《廬隱選集》(台北:琥珀出版社,1968),頁101

[227] 同上。

[228] 同上。

[229] 同上。金文野認為〈藍田的懺悔錄〉「揭露貞操弊害,抨擊封建禮教」(金文野〈女權意識與中國現代女作家的創作追求〉,《中洲學刊》,20007月第4期,總第118期,頁115)

[230] 廬隱〈時代的犧牲者〉,錢虹編《廬隱選集》上冊,頁321

[231] 同上,頁319

[232] 同上,頁321

[233] 同上。

[234] 同上,頁322

[235] 廬隱〈藍田的懺悔錄〉,廬隱《廬隱選集》(台北:琥珀出版社,1968),頁102

[236] 廬隱〈時代的犧牲者〉,錢虹編《廬隱選集》上冊,頁324

[237] 廬隱〈藍田的懺悔錄〉,廬隱《廬隱選集》(台北:琥珀出版社,1968),頁102

[238] 同上,頁102~103

[239] 同上,頁103

[240] 廬隱〈時代的犧牲者〉,錢虹編《廬隱選集》上冊,頁324

[241] 同上,頁323

[242] 李玲青春女性的獨特情懷——「五四」女作家創作散論〉,《文學評論》,1998年第1,頁58

[243] 張娟芬指出:「『誰是同性戀?同性戀的定義為何?』無論本質論或建構論,大概都會不假思索的回答:『對同性有情慾的人。』柯采新卻大膽的說,錯了,同性戀應該定義為『踰越異性戀律法的人』。」(張娟芬〈尋找一種「很女同性戀」的東西〉,柯采新著、張娟芬譯《同女出走》,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720日,頁11)

[244] 廬隱〈東京小品〉,廬隱《東京小品》(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頁14

[245] 同上。

[246] 同上。

[247] 同上。

[248] 同上。

[249] 桑梓蘭(Sang,Tzelan Deborah),”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p169(筆者自譯).傅瑛在分析廬隱〈東京小品〉時說:「關注女性命運,探討女性前途始終是廬隱散文的創作主調。」「此時廬隱的目光不僅不再顧影自憐,而且已經跨出國門。」(傅英〈女高師散文創作論——兼談中國現代女性散文的發端〉,《淮北煤師院學報》,200011月第21卷第4期,頁15 )

[250] 廬隱〈東京小品〉,廬隱《東京小品》(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頁57

[251] 同上,頁15

[252] 同上,頁57

[253] 同上。

[254] 同上,頁16

[255] 桑梓蘭(Sang,Tzelan Deborah),”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p170:’we see gender supersede nationality’ (筆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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