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對異性戀婚姻體制的批判

第一節、 自由戀愛的「假面具」
一、醉翁之意不在酒
二、女子到底還是一件玩物

第二節、可怕的結婚
一、變相的包辦婚姻
二、鎮日作家庭的牛馬
三、擱淺的人們
四、家事分工的問題

五四時期的女兒們在女權的聲浪中覺醒了，但就在「自由」、「解放」將她們從封建束縛解救出來的同時，又將她們拋入尚不屬於她們的、異己的天地中[1]。這一群無路可走的女性覺醒者形象，表現了廬隱對傳統女性角色的懷疑和叛逆情緒[2]。

在五四運動後出現的第一代女作家中，廬隱和冰心、蘇雪林等「閨秀派」女作家相較，具有更鮮明的叛逆精神及女權主義，被稱為「擁護女權的健將」[3]，近代亦有人稱她為「實實在在的、徹底的女性主義者」[4]，其「女性意識是五四女小說家最值得注意的」[5]。從她留下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她是一位高舉女權旗幟，反抗父權、懷疑夫權、批判男權的女作家，正如近代幾位學者曾指出的：

廬隱的好處是她的親身經歷和痛苦的體驗使她深知中國女性的苦難，因此，她對女性的體察細微而又有一種大的概括力，她對後人，特別是對後來頗有自我意識的女性來講，是極有吸引力的。[6]

作者所希冀的獨立人格，以及對女人作為人的人生價值等等的思考，這些才是廬隱的真意，也是廬隱所有作品的主調。[7]

廬隱作品中的女權主義意識是其最主要的精神之一。她不但指出年輕男女在社會上的不平等，更指出婚姻為另外一種桎梏女性的制度，甚至暗示用女性間的同性戀或其他組織的方式來實現她們的自主自立，她女權意識的激進程度，是有目共睹的。[8]

在中西思潮衝擊交流、女權思潮蓬勃發展的五四時期，廬隱作為中國第一代的「新女性」、女作家及女權運動者，在特殊的歷史情境中佔有特殊的說話位置。她對自由戀愛、異性婚姻的批判，充分暴露了『五四』婦女解放運動的不徹底性和虛浮性[9]。

第一節、自由戀愛的「假面具」

一、醉翁之意不在酒

即使進步男性「聽起來」像是同一條道上的，但其實不是。

我們跟所有其他女人的命運才是共同的。

                 ～～張娟芬〈LIKE  A  LESBIAN〉[10]

五四運動後，在大中城市中，各階層婦女都受到影響，先後加入女權運動的行列，然而整體來說，參與女權運動的男性人數比女性來得多[11]，如廬隱在〈中國的婦女運動問題〉中反映的：「當女權運動會成立的時候曾在北京女高師攝影，其中男子差不多要佔三分之二，女子不過三分之一」[12]，一般人以為這是男性知識份子思想進步的表現，是不可多得的可喜現象，但廬隱卻不以為然，她以鋒利諷刺的筆調說：「這種情形實在使人驚異，豈是中國男子，特別寬宏大量嗎？不與女子對敵，反與女子表十三分的同情，如果此情屬實，女子也可以不必運動了。」[13]然而當時的女權運動不僅在人數上陽盛陰衰，連理論的倡導者、活動的領導者都是男性，如郭夢良在《晨報》發表〈「婦女解放」一國救急方法〉、提倡組織「女子成美會」，廬隱便撰文回應郭夢良的文章道：

為什麼婦女本身的問題，要婦女以外的人來解決？婦女本身的苦痛，為什麼婦女本身反不覺得呢？婦女也有頭腦，也有四肢五官，為什麼沒有感覺？樣樣事情都要男子主使提攜。這真不可思議了！

婦女解放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但是婦女解放的事實，大半都是失敗，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婦女本身沒有覺悟，所以經不起磨折，終至於失敗。婦女本身沒有覺悟，所以關係本身的問題，不能去解決。而想求那利害關係次一層的男子代為解決，這也是失敗的一個原因。[14]

廬隱並非反對男子參與女權運動，而是對婦女缺乏覺悟的情形感到憂心[15]。當時大多數女子的教育程度不如男子，因此往往缺乏自信，即使在女權運動上，也依賴男性知識份子的主使提攜，而沒有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婦女問題，用自己的感覺去感受女性的處境與命運，用自己的四肢去從事婦女運動。婦女本身沒有覺悟的話，無論口號喊得多麼響亮，都不可能達到婦女解放的目的，因為婦女並沒有把自己從男性附屬的地位中解放出來。而男性再怎麼同情女性，畢竟相對於女性是「利害關係次一層」[16]的，未必能瞭解女子切身的問題。更不幸的是，某些男子甚至假借參與女權運動來親近、追求女性，根本不是真心誠意地想解決婦女問題，更不肖的甚至以「婦女解放」為名，行玩弄、欺騙女性之實。從廬隱的文字看來，當時藉著「婦女解放」這種時髦的口號或運動來追求異性的無聊男子並不算少，廬隱對此現象表達了相當的批判：「現在覺悟的男子，固然不少，然而迷夢不醒的，和那利用婦女解放『冠冕堂皇』名目，施行陰險狡詐伎倆的也不少。」[17]「當他們站在一部份女子身後，贊助女權運動時，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18]

在《婦女雜誌》曾有一位署名雲青女士的女學生提到自己進入男女同學的學校不到兩年，就收到兩百多封情書，「滿箋都是些『一見消魂』『社交公開』與『戀愛自由』的輕蔑人格的肉麻話」，她忿忿不平地指責這些男學生「假借社交公開的美名，整天一味的打擾人。招待罷，則蹉跎光陰；不招待罷，則因為喫了閉門羹就老羞成怒，散佈誣衊人格的謠言。」[19]五四時期假借社交公開、戀愛自由等名目，不顧對方交往的意願、任意騷擾女性的無聊男子，的確大有人在。

廬隱〈歧路〉中的小王便是個典型的例子。小說中的女主角蘭因本是名門閨秀，讀女子中學時，被推舉為婦女運動的代表，因此在婦女協會認識了小王，小王對她展開熱烈的追求，並希望蘭因與他同居，一起從事社會運動，當蘭因因「顧慮到社會的習慣」[20]而猶疑不決時，小王便用打破禮教、婦女解放等冠冕堂皇的論調說服蘭因：「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從前了，女人嘗點戀愛的滋味，是很正常的事……我們彼此都是新青年，不應當再把那不自然的束縛來隔開我們，減低我們戀愛的熱度！」[21]小王並引用當時社會主義「廢除家庭」[22]的主張說：「婚姻制度早晚是要打破的，我們為什麼那麼願意去做那法制下的傀儡呢？」[23]然而當蘭因聽信了子青的高調，離開家庭，和子青同居後不久，子青就移情別戀，將她拋棄了。蘭因在無法謀生的情況下，受到老鴇的引誘，竟淪為暗娼。小說中借肅真之口，揭發了小王這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男性女權運動者的假面具，並沈痛地呼籲大家在談所謂「解放」時，態度應該更忠實些：

他一天到晚喊打破舊道德，自由戀愛，他再也不顧到別人的死活，只圖自己開心，把一個好好的女青年，擠到陷坑裡去。而我們還作夢似的，不清楚他自己的罪惡，提起來真叫人憤恨……同志們！我不怕你們怪，我覺得中國要想有光明的前途，大家的生活應當更忠實些，不然前途只有荊棘了！[24]

在小說〈流星〉中，廬隱生動地描寫了軒哥這個看似一本正經、實則滑稽可笑的人物。當他尚未捲入「自由戀愛」的漩渦時，他滿腦子「乾為父，坤為母」、「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25]的封建觀念，對「男女平等」的論調嗤之以鼻。但當他愛上阿娟時，卻希望女性拋開禮教的束縛，回應他熱情的追求，因此話鋒一轉，竟然變得「很覺得『戀愛自由』四個字，有無上的價值。」[26]阿娟因此看出人性的自私，既無奈又諷刺地說：「什麼不時髦，和思想陳舊都是不自然的假面具，等他自己需要時髦時，便要重整旗鼓另開張了！」[27]廬隱在此揭露某些男性主張婦女解放時，真正的動機並非為了女性的權益，而是為了自己的私慾。

〈藍田的懺悔錄〉中的藍田是一個「醉心婦女運動的人」，卻被一般人視為「喜歡胡鬧的女子」[28]，何仁表面上很支援她的理想，意氣充溢地說「我們應當盡我們的能力，幫助有志無力的女子」[29]，卻在與藍田訂婚後與別的女子結婚，讓藍田成為人們嬉笑怒罵的對象，「成了新舊所不容的墮落人了」[30]。當初他支援婦運，只是為了接近藍田、欺騙她的感情。在〈新的遮攔〉[31]中，廬隱更揭發了出某些男性女權運動者支援、鼓勵女性參加會議，並不是真的想要聽取女性的意見和需求，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廬隱以諷刺又不失詼諧的筆調描繪出那些男青年往日開會時，總是「等不得主席宣佈開會，他們已露出不耐煩的神情，急著要走」[32]；自從有女性加入後，卻「彷彿這會場的四圍，充滿了吸力，使他們戀戀不捨離去。」[33]表面上，他們對這些新女性非常尊敬，稱讚她們是「有覺悟的女子」[34]；私底下，卻對她們指指點點，苛刻地批評道：「那是一個最時髦的女學生，最喜歡出風頭……我們送她一個極恰當的綽號——女政客——她的朋友至少在兩打以上，要是我絕不和這種人來往。」[35]他們自以為是女權的支持者，卻只因為女性積極地參與活動、擅於社交，就如此嘲笑鄙視，實際上根本沒有瞭解女權的真諦。

〈灰色的路程〉中，廬隱以超現實的手法想像了一個「戀愛國」，顧名思義，這個國度主張婦女解放、自由戀愛、社交公開，然而在這個「戀愛國」的大學殿堂中，某個男教員卻在課堂上如此宣講他對愛情、對女性的看法：

你們知道女性的怯弱，她們怕人說她生得醜，更怕人說她們年歲大，她們處處表現出要被男性所有，和愛護的痕跡。這種習慣在西方更甚，……譬如在宴會裡，某青年若稱讚某女子美麗，那女子必覺十分得意和感激，……根據她們這些弱點，男性對於她們的愛，正彷彿愛一件東西似的，……而東西的愛往往因為愛的人多而增加它們的價值。也正同於兩個男性，爭一個女性，便覺得這個女性更可愛。這並不是真愛女性，不過是要戰勝其他的男性罷了。所以不惜決鬥，不惜用種種手段去籠絡……[36]

課堂上三十幾個男學生聽了老師的話，都微笑著點頭稱是。美國學者賽姬薇恪(Eve Kosofsky Sedgwick)在其經典名作《Between Men》中，曾指出在父系社會中，女性已被物化，成為支撐父系社會存在的支柱。女性是促使男人擁有權勢、父權社會更具權威的媒介，男女兩性的關係其實只是一種表面現象，而其象徵意義則在於男性間的互動。因此，她認為所謂的男女兩性關係的深層結構是一種男/女/男的三角關係，任何一種男女關係的終極目標都在於鞏固男性之間的同性社交慾望(homosocial desire)[37]；兩個以上的男性在爭取一個女性時，與其說是真愛女性，不如說是男性之間的競賽。〈灰色的路程〉中所揭露的男性觀點正與賽姬薇恪的分析遙相呼應。這些男性雖然接受了新式教育，雖然很贊同婦女解放、自由戀愛、社交公開，卻沒有真正的尊重女性的人格，他們把女性視為弱者，視為他們與其他男性一爭長短的「一件東西」、一種「戰利品」，他們也不是真正的女權支持者。

在另一篇小說〈雨夜〉中，少年軍官千方百計地想讓他所單戀的女子——俠影留在他下榻的旅店中過夜，結果求愛不成，便故意以激將法譏笑俠影「你原來是一個舊道德的女子，妳的心恰似古井不波呵！」[38]像這樣以鼓勵女子接受「新道德」的幌子、遂己私慾的無聊男子，實在比一般的好色之徒更令人不齒。但俠影並未被少年軍官似是而非的謬論迷惑，她明白地說明自己「是個受過新教育的女子，從來就沒有這種迂腐的傳統思想。不過你要知道，一種超物質的靈的認識，是比一切威權厲害呢。換句話說，就是我的直覺認為你的愛我，是我所不願意領受的」[39]，這番話明白地告訴男人，所謂的婦女解放、打破舊道德，並不表示女子「開放地」接受男子的求愛，就是「性」或「精神」解放了，能夠自己決定要不要領受這份愛，才是女性情慾真正的解放與「自主」。她揭示出不僅片面的貞操觀等舊道德是男權文化對女性的壓制，「自由戀愛」這一現代的愛情觀也被利用、蛻變為男子欺騙、誘惑女子的幌子，而失去了它本來包含的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的精神內涵[40]。

雖然廬隱呼籲女性出面領導、參與婦女運動，但她也發現熱心婦女運動的女性承受了比男性女權運動者更大的壓力，男性女權運動者被賦予人道的光環，女性女權運動者卻被給予異樣的眼光，被譏笑為愛出風頭的政客，甚至被造謠毀謗，懷疑她們為婦女運動爭取到的金錢援助，是出賣色相的結果，廬隱在小說中不只一次地為這種惡劣不公的現象發出不平之鳴，除了上述〈新的遮攔〉、〈藍田的懺悔錄〉中的女性女權運動者被譏笑為「女政客」、「喜歡胡鬧的女子」以外，〈何處是歸程〉中的姑姑，也因為「在北京為婦女運動奔走」，而被「贈了一個準政客的刻薄名詞」，從她吐露的這段心聲，可以看出早期女性參與婦女運動的艱辛：

因為運動憲法修改委員，給我們相當的援助，更不知受了多少嘲笑。末了到底被人造了許多謠言，什麼和某人訂婚了，最殘忍的竟有人說我要給某人作姨太太，並且不止侮辱我一個。他們在酒酣耳熱的時候，從他們噴唾沫的口角上，往往流露出輕薄的微笑，跟著，他們必定要求一個結論道：「這些女子都是拿著婦女運動作招牌，借題出風頭。」……你想我怎麼受？[41]

其實當時一般人對女性女權運動者的側目，正是因為在男性化的女權運動中女性尚屬稀有，且運動內容大多隻是體現男性的期望，並未撼動男權文化[42]，使男性蔑視女性的舊觀念仍普遍存在，極力鼓吹婦女解放的羅家倫，亦曾經指出男性主導女權運動的侷限性：「男子自己現在還有種種思想的束縛，知識的束縛，社會的束縛，生活的束縛，自己都解放不了，還配為人家解放嗎？」[43]所以廬隱深刻地警覺到女權運動「女性化」的必要，因為唯有自己能瞭解自己切膚的問題與需求，正如廬隱在〈「女子成美會」希望於婦女〉中所呼籲的：「婦女解放問題，一定要婦女本身解決」，「我們要想尊重自己的人格，斷不可事事盲從他人。」[44]廬隱不僅針砭了當時婦運的時弊，更試圖呼喚出一個對抗男權的女性同盟。無論女權的聲浪如何高漲，「她」在「他」面前始終是「第二性」，只有「她」可能是「她」在爭取女權、對抗男權的運動中真正的同志。

二、 女子到底還是一件玩物

    她是一個女人，從很小開始就想成為更自由、以自己為主體的、完整的人， 那是她的心聲，卻為社會所不容。

                                 ～～Radicalesbians〈女人認同女人〉[45]

    廬隱在〈中國婦女的運動問題〉中分析歐美婦女運動「第一不可缺的原動力，便是天賦人權的學說之影響」[46]。在十八世紀中葉的「啟蒙時代」，西方各國啟蒙思想家開始挑戰封建社會的暴君制度，他們一方面反對「君權神授」，一方面思考「人類的權利」，因而提出了「天賦人權」的學說。

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敲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西方的人權學說及女權思想傳入中國，「女權運動」被視為「廣義的人權運動」[47]，甚至就等於人權運動[48]，是「天賦人權」的「同理可證」。在中國的封建家庭中，女性隸屬於男性，被當作某種可以買賣、使用、賞玩、捨棄的物品，她們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沒有經濟權、參政權、教育權，沒有基本人權、更遑論女權。對此，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為代表的維新派，提出了男女平權的主張：「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體即有其權……男與女雖異形，其為天民而共授天權一也。」[49]梁啟超說：「男女中分，人數之半，受生於天，受愛於父母，匪有異矣」[50]，康有為亦說：「男女天生，其聰明睿哲同，其性情氣質同，其德義嗜慾同」，「以公理言之，女子當與男子一切同之。」[51]著名的反封建女俠秋瑾在〈勉女權〉一詩中說：「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後？」[52]從「男女天生」、「天賦人權」到「天賦『女』權」的三段論證，是戊戌以降女權思想的理論基礎。

然而，戊戌變法時期的女權運動多半以男性為主導，以「強國健種」為主要目的，當時女人所得到的權力：如女子參政、女子教育、婦女團體、廢纏足等，是男人基於國族的考量願意釋放給女人的。大多數的婦女——尤其是廣大的勞動婦女，並沒有真正的「人」的覺醒。即使到了五四時期，參與女權運動、甚至站在領導位置的的仍以男性為多，某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男知識份子，表面上提倡女權，實際上卻未必尊重女性。而且大多數沒有覺醒、或無法擺脫命運的勞動婦女，仍然處在「奴隸」的、甚至「非人」的處境。

其實，「人權」未必等同於「女權」，「人」的覺醒未必等於「女人」的覺醒，「人權運動」也未必等於「女權運動」。西蒙‧波娃在分析「男人」、「女人」及「人」的概念時曾說：「兩性關係和兩種電極不盡相同，因為男人既相當於陽性又相當於中性，人們通常用『男人』(man)這個詞泛指一般的人。而女人只相當於陰性，他為這個有限的尺度所限定，並不也相當於中性。」[53]她並且乾脆直接了當地說：「人就是指男性」[54]。在中國，「人」這個符號的意義亦必然指涉或包含男人，卻未必指涉或包含女人[55]，梁啟超在〈人權與女權〉中，將女權運動定義為「廣義的人權運動」[56]，便表示「狹義的人權運動」是不包括「女權運動」的；也就是說，「狹義的人」並不包括「女人」。所以，女權運動不能附屬於人權運動，而必須有其獨立性。廬隱對此雖然沒有明確的釐清，但是在小說〈一幕〉[57]中描述了一個「注重人道」卻奴視女性的男教育家，顯然她並不相信所謂的——尤其是男人心目中的——「人道」主義和女權主義能夠劃上等號。

廬隱的人/女權思想雖然前有所承，然而處在同為女人的性別位置，廬隱對女人長久以來「所處的地位，是在人類線之下」[58]的不公現象，顯然傾注了了比梁、康諸公更深切的關懷、更直接的憤慨及更切身的感觸，以致她的人/女權思想，往往是以充滿火藥味的「女性憤怒」[59]表現出來。在〈中國婦女的運動問題〉中，她形容這種非人的女性處境是「陰濕卑賤的地獄」[60]，她並揣摩男性的自大心理，用她那直率大膽的筆調，挑釁地再現了男人蔑視女性的話語：「妳們這一群弱者，究竟有什麼能力？妳們除了作男子發洩獸慾的工具，和製造新生命的機器外，沒有更體面可作的事了。」[61]

諸如此類義憤填膺、赤裸裸地揭示女人被「物化」的句子，在她的小說中亦屢見不鮮。如〈一幕〉描寫一個「裝模做樣」、「虛偽極點」、「很覺得自己是時代的偉人」[62]的男教育家徐偉先生，「他提倡男女平權，他主張男女同學，他更注重人道」[63]，然而諷刺的是，當他貧寒無聞時，夫人與他同甘共苦，感情很融洽，後來發達成名了，他就嫌她「鄉下氣」，「有了汽車，誰還願意坐馬車呢？」[64]而在頭髮花白以後，娶了一個妙齡女郎作妾，把四十多歲的糟糠之妻打發到另外的房子裡。文中舊夫人的悲哀的控訴，正是中國數千年來婦女的悲哀：「男人看待妻子，彷彿是一副行頭，闊了就要換行頭，那從前替他作盡奴隸而得的報酬，就是我現在的樣子，……正如一副不用的馬鞍，扔在廄房裡，沒有人理會它呢！」[65]兩位女學生見了師母被棄的不幸，不禁發出「女人不是貨物呵！怎能愛取就取，不愛就棄了？」以及「制禮的是周公，不是周婆呵！」[66]的不平之鳴，明白指控了父權制下男人所制定的禮法，是如何把女人降格到「物」的位置，「取捨」之際，端看其是否具有「利用價值」。在〈秦教授的失敗〉中，秦教授的父親明明已經有了好幾個太太，為了騙取良家婦女為婚，甚至騙人說老婆已經死了。被遺棄的原配不但被當作「非人」，甚至被當作不存在的「死人」。廬隱借小說中原配的控訴痛批男人的自私及對女人的漠視：「世界上就是你們男人是王，我們作女人的應當永沈地獄，對不對？」[67]在散文〈玫瑰的刺〉中，萬先生已經結過婚，還託廬隱為他作媒，時常對女人品頭論足，甚至和朋友張先生為菡小姐爭風吃醋，他們不檢討自己的失態，卻把罪過怪到女人頭上：「女人究竟是禍水，為了一個女人，可以亡國，可以破家，當然也可以毀了彼此間的友誼！」[68]廬隱語帶嘲諷地提醒這班喜歡拈花惹草、認為「女性天生是佔在被愛的地位上」的男人說：「從古到今女子只是個玩物，等於裝飾品一類的東西……不過你們要注意在周公制禮作樂之前，男女確是平等的呢！」[69]

廬隱《象牙戒指》中張沁珠和曹長空的愛情故事，正是廬隱的摯友石評梅與高君宇的交往過程。小說中沁珠堅持獨身主義、拒絕曹君的追求，讓曹君深為情苦、甚至病重身亡，論者曾批評沁珠的獨身主義太過「固執」[70]，但就文字來看，沁珠對曹君的拒絕是出於「少女的尊嚴和自傲」[71]，曹君追求她時已經娶妻，還有一個女兒，雖然那是沒有感情基礎的舊式婚姻，但沁珠清醒地分析道：

這種男子對於愛更難靠得住。他們是騎著馬找馬的。如果找到比原來的那一人好，他就不妨拚命的追逐。如果實在追逐不到時，他們竟可以厚著臉皮仍舊回到他妻子的面前去。最可恨，他們是拿女子當一件貨物，將女子比作一盞燈，竟公然宣說有了電燈就不要洋油燈了——究竟女子也應當有她的人格。她們究竟不是一盞燈一匹馬之類呵！[72]

後來曹君和妻子離了婚，並寫了封長信告訴沁珠，開頭首句就說：「神龕不曾打掃乾淨，如何能希冀神的降臨？」[73]將他正熱烈追求的沁珠比喻為神，而八年來含辛茹苦為他奉養雙親、養大女兒的妻子卻被視為塵埃之流了。這八年來曹君的女兒從未見過父親的面，曹君從未盡到為父的責任，但是離婚時曹君卻以「她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女人，對于孩子的教育是不夠資格的」[74]而堅持不肯將女兒的監護權歸於母親。前妻含恨忍悲地離去時，曹君雖有些悵惘，但想到再婚的可能性，「我被愧恨籠罩的心，立刻恢復到光明活潑的境地」[75]；接著這個「頭腦不簡單的男人」對於孩子的教育又作了什麼呢？他只覺得「這件事情既已有了解決，我還在家作什麼，我恨不得飛到你面前」[76]，就毫不猶豫地拋下幼女離開了。無怪乎沁珠看了這封信不但不打算和曹君結婚，反而更堅決地「抱定為了愛而獨身的主義」[77]，因為前妻的悲劇讓她覺得「為了我而破壞人家的姻緣，我太是罪人了」[78]，也讓她懷疑男人在婚後是否仍能尊重女性的人格：「一個女孩子，她之所以值得人們追求崇拜的，正因是一個女孩子。假使嫁了人！就不啻一顆隕了的星，無光無熱，誰要理她呢？」[79]甚至因此決定「永遠不作任何人的妻」[80]。她的獨身主義雖然在一般人看來有點固執，卻不是毫無道理的。

〈雨夜〉[81]中描寫了一個自以為很懂得女子心理的少年軍官，他用半哄半騙的方式，邀請他所愛慕的俠影到他所下榻的旅店見面一敘，趁著下雨強留她過夜，甚至當面說出「對付女子非如此不可，她們是要人強迫才有趣味的」[82]這樣無禮的話來，俠影對他並無好感，不願委身於他，兩人竟因此在兩方丈的房間中繞著八仙桌，如耗子避貓般轉來轉去地捉迷藏起來。這個場景十分滑稽地再現出男女因為「性」而產生的對峙與爭逐，女人在這種窘境中無可奈何地變成被追捕的獵物。雖然俠影終究以充滿機智及勇氣的態度擺脫了他的糾纏，但不禁「深深覺得女子的不幸，永遠被人侮辱玩弄」，「她覺得一切的男人沒有不蔑視女性的，但是面子上還能尊女性如皇后，骨子裡是什麼？不過玩具罷了。」[83]她並責備妄想蠻橫地馴服女性的少年軍官說：「你根本沒把女子看成人，你希望你的愛人是一隻依人的小鳥。」[84]

中國素有「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古訓，五四時期的女學生畢業後，所從事的主要職業是小說老師及醫院看護，社會其他行業不向女性開放，因此爭取女性經濟獨立、就業機會均等也成為當時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口號。1921年起，廣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陸續出現了招收女職員的行業，主要有銀行、商店、電話局、照相館等[85]。然而社會大眾對這少數走進職場的婦女，大多投以異樣的眼光，對職業婦女的工作能力抱持懷疑或保留的態度，郭立誠曾回憶「當時社會對職業婦女都另眼相看，稱她們為『花瓶』」[86]，在廬隱一篇自傳性質的小說〈歸雁〉中，女主角紉菁到公事房擔任編輯，卻遭到男同事們「含惡意的注視」，彷彿在說：「妳這麼個女孩兒，也懂得編輯什麼嗎？」紉菁不禁悲憤地想：「本來在我們的社會裡，女人永遠只是女人，除了做人的玩具似的妻，和奴隸似的管家婆外，還配有其他的職業和地位嗎？」[87]凡是「人」都有「自我實現」的需求，如果女人被認為沒有追求自我實現的需要及資格，她實際上已被貶到次於人(男人)的地位了。

在〈花瓶時代〉中，廬隱更以諷刺辛辣的筆調，描述所謂的「婦女解放」後，婦女表面上脫離了奴隸階級，實際上仍只被當作好看的「花瓶」，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尊重：

這不能不感謝上蒼，它竟大發慈悲，感動了這個世界上傲岸自尊的男人，高抬貴手，把婦女釋放了，從奴隸階級中解放了出來。現代的婦女，大可揚眉吐氣的走著她們花瓶時代的紅運，雖然花瓶，還只是件玩藝兒，不過比起從前被鎖在大門以內作執畚帚，和洩欲製造孩子的機器，似乎多少差強人意吧！[88]

然而這種看似尊寵的地位及生活是隨時可能破滅的，因為「花瓶」再怎麼光鮮亮麗終究不是「人」，廬隱提醒「花瓶們」且慢趾高氣揚，「說不定有一天，要被這些欣賞而鼓舞著你們的男人們，嫌你們中看不中吃，砰的一聲把你們摔得粉碎呢！」[89]那麼女性究竟要如何才能得到真正屬於「人」的尊嚴呢？廬隱說：「你們要想自救，只有自己決心把這花瓶的時代毀滅，苦苦修行，再入輪迴，得個人身，才有辦法。而這種苦修全靠自我的覺醒。」[90]廬隱在此鼓勵婦女們——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婦女——從被男人豢養、表面嬌寵、實則毫無尊嚴及保障的「花瓶」生活中覺醒過來，靠自己的力量做個實實在在的人。

數千年來，在父權制的禮法下，中國的婦女一向不是「自由人」，女人的身體，在父權制的社會或家庭中，常常就等於「性」或「生產」。「奴隸」或「玩具」、「機器」、「花瓶」等「貨物」……這一連串將女人「功能化」、「物化」的符碼，試圖喚醒婦女的覺悟，並要求世人正視女性身而為「人」、卻未受到「人」的尊重及待遇的不合理現象。廬隱曾說「不被男子玩視和侮辱的女性，至今還不曾有過」[91]，而「女人沒有脫離作機器和玩具的時代以前，女人永得不到幸福的」[92]；「在同一世界裡同一人類中而分出高低不平的界限，人類還有幸福嗎？」[93]她並疾呼道：「不僅僅作個女人，還要作人，這就是我唯一的口號了。」[94]

在男權文化依舊強勢的情況下，女性無法在兩性關係中擺脫性與權力的威脅與焦慮，她們的身心被擺在非人的、次等的、奴隸的位置，必須費盡力氣地抗爭、吶喊、掙扎，才可能被當作人、獲得自由。〈飄泊的女兒〉中的畏如認為在男人眼中「女人到底還是一件玩物」[95]，〈麗石的日記〉中的麗石及沅青認為「和異性的交接，總覺得不自由」[96]，這都顯示男女不平等的地位已經讓覺醒的知識女性再也無法忍受，也使她們對「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男性神話抱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

第二節、可怕的結婚

在〈麗石的日記〉中，麗石與沅青相互約定「那可怕的結婚，我一定要避免」[97]，異性婚姻讓五四的知識女性覺得如此恐怖、避之唯恐不及，正揭示出五四時期社會給女性獨立的開放程度、準備條件不夠，以及男性角色調整的滯後性[98]。

一、變相的包辦婚姻

五四時期反對包辦婚姻的聲浪雖高，但根據1920年的一項針對各師範、大學、中學學生的婚姻狀況做的問卷調查顯示，已結婚的學生由父母代定佔了97%以上，已訂婚的也有87%以上是由父母代定，未婚的學生有38％以上都表示願意由父母代定[99]。新式學校中的學生尚且如此，就可以想見當時包辦婚姻仍是多麼普遍，無論在社會習慣、還是倫理觀念上，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並未被婚姻自主的聲浪所取代。

對五四時期女性知識份子來說，反封建、反禮教的自由思潮雖令她們大開眼界，然而自幼熟習的女教閨訓卻仍深深影響著她們，從廬隱自傳中這段大學生活的回憶文字，我們可以看出「自由戀愛」對當時一般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家閨秀來說仍是非常驚世駭俗的，要她們完全捐棄昔日的道德觀念並非易事：

我還記得，在我們每星期五的講演會上，有一個同學，竟大膽的講戀愛自由，她是一個圓面孔，身材豐腴的女孩兒，當她站在講臺上，把她的講題寫在黑板上時，有些人竟驚得吐舌頭。而我卻暗暗的佩服她，後來她講了許多理論上的戀愛自由，又提出了許多西洋的事實來證明。大家有竊竊私議的，有臉上露出鄙夷的表示的，也有的竟發出咄咄的怪聲的。而那位同學，雪白的臉上，漲起了紅潮，她是咬牙在忍受群眾的壓迫呢。散會後，我獨去安慰她，同情她，而且鼓勵她勇敢前進。這樣一來，我也被眾人認為新人物，時時被冷嘲熱罵，有幾個更淺薄的同學，常常譏諷我。[100]

雖然舊觀念、舊道德的勢力仍是如此頑強，但是個性解放、自由戀愛的新說已經在大學校園掀起了漣漪，自己選擇婚戀對象的人性復歸——這來自夏娃靈魂深處的呼喚，或多或少地在知識女性心中萌醒了。她們受到新思潮的吸引，但舊道德的規範形成一股強大的心理壓力、心理障礙，阻遏著正當的情的奔放[101]。在這特殊的歷史背景中，所謂的「智」是與「情」相對的傳統封建的道德要求，而「情」則是「自由戀愛」的呼聲中覺醒者的情感需求[102]。廬隱常用「情與智的爭戰」來形容五四青年的徬徨與掙扎：「我們一面受情感的支配，一面又受理智的壓迫……」「在他們脆弱稚嫩的心裡，橫放著兩件不相融洽的戰器，——情與智——終日不住地爭戰……」[103]「感情與理智的勢力，正在互相消長」[104]；一個是有著數千年歷史難以撼動的封建勢力——這股勢力不僅是父權與輿論的壓力，也包括了女性尚未擺脫傳統觀念束縛的自抑心理；一個是風起潮湧的解放思潮，及發自人性的感情需求；這兩股強大的力量形成強烈的矛盾衝突，而無論選擇「情」還是「智」，都要付出相當的代價：「知戰勝了，就要沈於不得究竟的苦海，永劫難回！情戰勝了，便要沈淪於情的苦海，也是永劫不回！」[105]

廬隱在〈象牙戒指〉中曾借小說人物素文之口說：「這個時期的青年男女很難找到平坦的道路，多半走的是新與舊互相衝突的叉道，自然免不了種種的苦悶與愁慘。」[106]如廬隱等接受新思潮的洗禮，對封建思想充滿反抗意識，選擇去「智」任「情」的女性，勢必飽受父母的責難、社會的謗議，甚至連某些食古不化的女同學也會對她指指點點、「冷嘲熱罵」、「常常譏諷」[107]。而順從傳統道德的女性，如〈海濱故人〉中被同學稱為「薛寶釵」的雲青，她和蔚然兩情相悅，但父親卻嫌貧愛富，反對她與蔚然交往，在「父母之命」與「自由戀愛」之間，自謂「向來理智強於感情」[108]的雲青選擇做個傳統意義上的孝女，「寧願眼淚向裡流，也絕不肯和父母說一句硬話」[109]：「雲自幼即受禮教之薰染。及長已成習慣，縱新文化之狂浪，汨沒吾頂，亦難洗前此之遺毒」[110]，「若果我父母以為不應當……或者親戚們有閒話，那我寧可自苦一輩子，報答他的情義」[111]。雖然她選擇棄「情」從「智」，理性、溫順地聽從了父親的意旨，卻無法真正「忘情」，因此深深自苦[112]。〈麗石的日記〉中的海蘭，面對歸生的追求，雖然心動，卻因為當時未婚女子與男人交往仍是有違禮教的事，而以「我受名教的束縛太甚了……並且我不能聽人們的非議」拒絕了歸生，從「她這種似迎似拒的心理，看得出她智情激戰的痕跡」[113]。

超穩定的封建文化傳統及其心理積澱箝制著女性的生命意識，傳統道德觀及禮教就像一張無形而牢固的網，難以掙脫[114]。五四時代的知識女性，一方面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啟蒙，另一分面又殘留著中國千年封建傳統觀唸的陰影，再加上現實社會中依然濃重的封建傳統思想氛圍的壓迫，使她們思想上時時面臨新與舊的衝突，精神上常限於情與智的矛盾。這種主觀追求與客觀現實的矛盾，以及新舊交替時期某些知識女性半新半舊的心態，導致了她們思想上的苦悶和行動上的徘徊[115]。露沙(廬隱)式的「哲學病」困擾著許多覺醒了的五四女性，不敢縱情也不甘從智[116]，她們渴望忠實於自己的感情和理想，卻又為環境、世俗所脅迫，不得不用合乎傳統社會規範的理性來撲滅情感之火，放棄自己內心屬意的對象，接受父母所安排的終身伴侶。由於情智始終難以相諧，找不到一條兩全其美的出路，五四的女兒們甚至發出的「知識誤我」的哀告：

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顧我，

苦悶的眼淚

永遠不會從我心裡流出來呵！[117]

西諺說「知識就是力量」，廬隱卻在小說中大嘆「知識誤我」，在這個脈絡中，「誤我」的知識卻又不是指「情智激戰」中的「智」——舊道德觀念，而是個性解放的新思想。這是因為在當時仍然強大的禮教及父權之下，即使據理力爭，也未必能爭取到自己選擇終身伴侶的權利，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新智識，反而成為苦惱的源頭，廬隱的「海濱故人群」中幾乎每個少女面對婚姻問題時，都發出了「知識誤我」的感慨，宗瑩是這個過渡期中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她是個出身優渥的富家小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原本完全沒有、有不可能醒覺到父權的壓迫：「一天也不出門，什麼是世界我也不知道，覺得除依賴父母過我無憂無慮的生活外，沒有一點別的思想，那時在別人或者看我很可惜，甚至於覺得我很可憐，其實我自己倒一點不覺得。」[118]然而進了學校，受了新式教育後，「人生觀完全變了。不容於親戚，不容於父母。一天一天覺得自己孤獨，什麼悲愁，什麼無聊，逐漸發明瞭。……豈不是知識誤我嗎？」[119]後來她父親屬意一個官僚和她結婚，她不願意，卻被父親責備、施壓，她不禁悲哀地說：

若果始終要為父母犧牲，我何必念書進學校。只過我六七年前小姐式的生活，早晨睡到十一二點起床，看看不相干的閒書，作兩首爛調的詩，滿肚皮佳人才子的思想，三從四德的觀念，那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自然遵守，也沒有什麼苦惱了！現在既然進了學校，有了智識，叫我屈伏在這種頑固不化的威勢下，怎麼辦得到！我犧牲一個人不要緊，其奈良心上過不去，你說難不難？[120]

聽從父命放棄了愛情的雲青，甚至懷疑自己當初是否應該求取知識：「若果知道越有知識，越與世界不相容，我就不當讀書自苦了。」[121]表面上她依附了舊禮教，甚至抱怨新知識帶來的困擾；但她卻寫了一篇小說，藉由虛構的小說人物的夢境，將「吃人的禮教」描寫成「一個青面獠牙的惡鬼，戴著金碧輝煌的紫金冠。那金冠上有四個大字是『禮教勝利』」，「許多青年男女的幸福，都被這戴紫金冠的魔鬼剝奪了！」[122]她在現實生活中無法擺脫禮教的束縛，只能用筆間接地表達委婉的抗議。

這種變相的包辦婚姻可說是五四家長面對「自由戀愛」思潮的一種普遍的應變措施：

一方面放自己的女兒出去讀「洋學堂」，把她們改造成適應時代的摩登小姐，將來再由尊長替她們選擇門當戶對的「男朋友」，在家人的監視下交往交往，幾個月之後就訂婚結婚，可是這種父母選中的「男朋友」實際上還不是改裝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已，在家長方面來說已然是很大的讓步。[123]

二、鎮日作家庭的牛馬

在五四時期，許多受過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千辛萬苦地反抗「父權」、反對包辦婚姻；但是當新女性憑自己的意志選擇了配偶、走進婚姻後，卻又面臨「夫權」的束縛。直到二０年代一般的社會觀念及習慣，仍然認為「燒茶煮飯，養男育女，現在當作必要的家政，這些責任，是專屬于女子的」[124]，許多新女性即使婚前有正當的職業，婚後卻在丈夫的要求下將工作辭了[125]。所以在廬隱早期、中期的小說中，「已婚婦女」幾乎就等於有志難伸的「家庭主婦」，而「職業婦女」幾乎就等於未婚、喪夫、或是抱持「獨身主義」的女性。當時大多數的男人在舊禮教、舊觀念下，不但不贊成妻子就業，認為女人結婚後就該在家料理家務、生兒育女、侍奉丈夫，甚至以為他們握有丈夫的權柄，可以要求、指使妻子在家裡做這做那。

從廬隱的生平我們知道她在第一次婚姻中，深受這種不平等的夫妻關係所苦。廬隱結婚後不久就發現「理想中的結婚生活，和實際的結婚生活，完全相反」[126]。郭夢良任教於吳淞中國公學，後又去政治學院任教務長，每天早出晚歸，而廬隱則扮演起「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角色。「伊原是天邊野鶴；從來頑憨，那慣到廚下調羹弄湯？閒時只愛讀《離騷》，吟詩詞，到現在，拈筆在手，寫不成三行兩語，陡想起鍋裡的雞子，熟了沒有？」[127]她戰勝了封建的「父門」，選擇了自己的配偶，然而卻被關進另一扇「夫門」，為了相夫教子、為了家庭瑣事，無法充分發揮自己寫作的志趣，這與她在女高師立下的「狡兔三窟」(教師、作家、家庭主婦) [128]的宏願相去甚遠。她在〈最後的命運〉、〈勝利之後〉、〈何處是歸程〉等篇章中反映了對婚姻的失望，理想難伸的苦悶，以及對夫權委婉的質疑。有人曾分析道：「她與郭夢良的戀愛雖遭世俗非議，歷經艱難，但她並不因此誇大自己的幸福滿足，而是真實地將自己婚後落寞惆悵的心跡剖示給人們」，「她的真率坦誠，足以令人萌生敬意」[129]。

在廬隱早期及中期的小說中，充滿了對婚姻的負面看法。在她看來，婚姻往往束縛了女性的發展，埋沒了女性的才華，許多女人一旦陷入感情的漩渦，便心甘情願地拋棄個人理想的追求，「把昔日所談的求學著書的話，一概收起」[130]；即使是仍然懷有理想的女性，婚後在柴米油鹽、生兒育女的現實生活中，也無法再重拾昔日的志趣，婚前是「左邊經，右邊史，堆滿桌上，看了這本，換那本，……只是孤意獨行，絲毫不受人家的牽掣，也從來沒有人來牽掣伊」，婚後卻是「不知不覺背上許多重擔，那得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呵！」[131]「當初做學生的時代，十分好強，自從把身體捐入家庭，便弄得事事不如人了」[132]，「結婚以前的歲月，是希望的，也是極有生趣的，……而結婚後的歲月……只感得勞碌，煩躁」[133]；因而「覺得想望結婚的樂趣，實在要比結婚實現的高得多」[134]，「結婚的意趣，不過平平如是」[135]，壯志雄心，都因此消磨殆盡，想起「當我們和家庭奮鬥，一定要為愛情犧牲一切的時候，是何等氣慨？」[136]然而如此奮鬥爭取到的卻是發現「勝利以後原來依舊是苦的多樂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137]「鎮日作家庭的牛馬，一點得不到自由飄逸的生活。這就是愛情買來的結果呵！」[138]愛情的勝利並未帶來預想的幸福，相反的卻帶給她們的又一次女性獨立意識的戕害[139]。她們悲哀地發現自己的丈夫和她結婚與其說是因為愛情，不如說「是為了家務的管理，和欲性的發洩而娶妻」[140]。想起婚前曾有男人如此嘲弄她們這些女大學生說：「女孩子何必讀書？只要學學煮飯、保育嬰兒就夠了」[141]，當時曾為這種蔑視女性的論調忿忿不平，現在看來倒像是事實了！她們覺得婚姻生活「味同嚼臘」[142]，「譬如坑洼裡的水，它永永不動，那也算是有了歸宿，但是太無聊而淺薄了。」[143]「誰甘心僅僅為了結婚而犧牲其他的一切呢？」[144]她們哀嘆「這就是最後的命運嗎？」甚至後悔「當他求婚時，為什麼不由得就答應他了呢？她深憾自己的情弱，易動！」[145]「怯弱的我只有悔恨我為什麼要結婚呢？」[146]

中國舊式的婚姻對女性來說不僅是乏味、瑣碎的，而且閉塞的。廬隱在〈勝利以後〉藉沁珠之口再現了中國家庭的實況：

中國的家庭，實足以消磨人們的志氣。我覺得自入家庭以後，從前的朋友日漸稀少，目下來往的不是些應酬的朋友，便是些不相干的親戚，不是勉強拉扯些應酬話，口不應心的來敷衍，就是打打牌，看看戲。什麼高深的學理的談論不必說，便是一個言志談心的朋友也得不到……[147]

在廬隱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逼仄的的生存空間，是如何將一個原本徜徉在大學校園中、活潑、自主、充滿抱負的少女，變得死板枯稿：「她本是一個活潑的女孩，可惜近來卻憔悴了」[148]、「從前在學校時，彷彿是水上沙鷗，活潑清爽。今天卻像籠裡鸚鵡。毫無生氣」[149]，她們不由得悲嘆道：「現在中國的女子實在太可憐了！」[150]

這些曾經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婚後卻扮演著傳統賢妻良母的角色，毫無一展所學的機會，她們在感傷自憐之餘，也開始思考「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及社會習慣：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結婚，生子，作母親，……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業志趣全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陳跡……女人，……這原來就是女人的天職。但誰能死心塌地的相信女人是這麼簡單的動物呢？……整理家務，扶養孩子，哦！侍候丈夫，這些瑣碎的事情真夠銷磨人了。社會事業——由於個人的意志所發生的活動，只好不提吧。[151]

……其實料理家務，也是一件事，且是結婚後的女子唯一的責任，照歷來人的說法自然是如此。但是沁珠實在不甘心就是如此了結，只要想到女子不僅為整理家務而生，便不免要想到以後應當怎麼辦？[152]

她們一方面不相信「女人是這麼簡單的動物」、不相信「女子僅為整理家務而生」，一方面卻又默認了「結婚，生子，作母親，……就是女人的天職」、「料理家務」「是結婚後的女子唯一的責任」的傳統觀念；有時自覺「不能作一個只為別人生活的贅疣」[153]，有時又自解道「安分守己的作一個平凡的女人吧，賢妻良母也是很不錯的」[154]；由於無法對夫權提出明確的反抗，她們被困在難以排解的矛盾困境中無法自拔。女性在爭取婚戀自由的過程中，歷經艱辛、付出代價，仍不免受困於「家庭」與「事業」的兩難處境[155]。新式家庭對女性而言仍然是「人世間的牢籠」[156]，與封建家庭不同的只是她們有了自由選擇牢籠的權利，「婚姻，那便是重新隱沒，至少是半隱半沒在歷史地表之下。新女性的瞬間將消失，留下一段美麗的『五四遺事』，一段美麗的『前塵』。序幕之後，不是正劇，而是尾聲。」[157]

以上引述的文字中少婦所表達的憤怒顯然已不同於傳統依附男性的閨怨，雖然仍無法對夫權提出直接的反抗，但已表達了委婉的質疑，發出了知識女性渴望擺脫依附與從屬地位的呼聲，躍躍欲試地流露出心靈深處的自主願望與個性要求。她們在探詢自身主體地位、追求理想生活方式的同時，體驗到做女人的痛苦[158]。

三、擱淺的人們

中國婦女在數千年的父權制下，養成了依賴男人的「奴隸性」，當女權的號角吹響，某些婦女卻沒有決心、也沒有勇氣從依附的生活中走出來，做一個獨立的、社會的人，以致成為女權思潮中「擱淺的人們」[159]、「時代的落伍者」[160]。這種來自婦女自身的惰性，和來自男權的傳統封建勢力相較，對女權運動的阻力並不較小。身為「一代逆女」的廬隱對這類安於現狀、缺乏勇氣與自覺的婦女，有時是抱著強烈的批判，也時則以同為女性的立場，給予設身處地的同情。在廬隱的作品中，婦女的惰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依附權勢，過著寄生的享樂生活

西蒙‧波娃曾說：「中產階級女人之所以依戀她所受到的束縛，是因為她在依戀本階級的特權。若是擺脫男人的束縛，她就必須為謀生而工作。她同工人階級女人沒有任何利益可言，她認為，資產階級婦女的解放將意味著本階級的滅亡。」[161]生活優裕的中產階級、資產階級婦女，對所謂「娜拉的出走」[162]往往興趣缺缺，她們懶得為謀生而工作，寧可「坐仰父兄丈夫之鼻息」[163]，「做著傀儡家庭的主角」[164]。廬隱指出：「有一些懶散慣的婦女，她們拿擁護母權作擋箭牌，暗地裡過著寄生的享樂生活。」[165]在小說〈擱淺的人們〉中，廬隱描寫了一個年輕時懷有壯志的少女蔚文，嫁給一位名教授後，就把個人的理想拋到九霄雲外，仗著丈夫的聲望及高薪而驕矜自恃，「那種驕慢的氣焰，真使人不敢正眼望一望」[166]。可是她們表面是尊貴的夫人，實際上卻是男人的附屬品，被當作「花瓶」供養著，一旦青春消逝，失去了男人的寵愛，遭到嫌棄、又無獨立能力的「花瓶」就可能「砰的一聲」被「摔得粉碎」[167]。廬隱警告這些「花瓶們」：

不能再妄想從男人們那裡求乞恩惠，如果男人們的心胸，能如你們所想像的，偉大無私，那麼，這世界上的一切幻夢，都將成為事實了！而且男人們的故示寬大，正足使你們毀滅，不要再裝腔作勢，搔首弄姿的在男人面前自命不凡吧！[168]

中產階級以上婦女們表面上優渥舒適的生活，往往使人以為中國的婦女並未普遍受到劣等的待遇，當時便曾有人指出：「女子與男子是絕對平等的，不能較男子特別把女子認作神聖，也不能將女子與男子差別的認作神聖；……像現在中國有好多女子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事而生活，一切生活上的物質都受男子的供給，也可以說是男子認了女子是神聖的。」[169]其實，男人供養女人，未必是認女子為神聖，反而是認女子為沒有謀生能力的、不獨立的人。廬隱曾藉小說〈好丈夫〉中的女教員之口，直言新女性不應期望男人把她當「神仙」或「超人」供養，因為「女神」、「超人」都不是實實在在的「人」：

我們女人固然不願作男人的奴隸，但同時也不希罕他們拿待超人的態度來待我們。乾脆一句話，我們所要求的只是大家同等作個人，過著人與人中間應有的互助生活。[170]

以上這段中學女教員的話充分反映了當時步入社會的新女性，不屑於男人的供養，追求個人經濟獨立與社會地位的決心。不過這畢竟是屬於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職業婦女的心聲，對生活富裕的資產階級婦女而言，從依附男人的惰性中出走，並不是她們迫切的需要。

2.茍且度日，勉強維持不美滿的婚姻

「天下一切含著眼淚委曲求全的女人，都只是沒有勇氣！」[171]這句話，道盡了廬隱對婦女惰性的同情與批判。在〈碧波〉中，廬隱描寫一個女子碧波，雖是個受過新式教育的留學生，卻有著「因循茍安的惰性」[172]，遵從父母之命和幼年訂婚的男人，在沒有感情基礎的情況下結了婚。丈夫是「永遠不知道感情是什麼的冷澀的男人」[173]，婚後生活並不幸福，夫妻間思想趣味都合不來，先是經常起衝突，後來乾脆形同陌路，碧波也曾考慮因性情不合提出離婚，但畢竟「被懶散所危害」，不願「再擊起些生命的波浪」，年紀輕輕就覺得「我已經三十多歲的人了，好歹再混一二十年也就要死的，何必再生什麼枝節呢？……所以我也懶了，只算我不曾結婚，一個人東飄西蕩地混日子，有時回來看看他，大家客客氣氣住幾天，也還罷了！」[174]她先是因循茍且地聽從父母的安排結了不想結的婚，然後又因循茍且地維持著不滿的婚姻，如此得過且過地過著不快樂的生活，只因為沒有勇氣反抗、沒有勇氣改變。

在〈男人和女人〉[175]中，男人吃定了女人的惰性，甚至明目張膽地發生外遇。文中的太太雖然有時想到丈夫外遇的事實，覺得「這簡直是侮辱，不對，這樣子妥協下去，總是不對的。」「娜拉[176]的見解不錯，拋棄這傀儡家庭，另找出路是真理！」[177]但是當她下定決心離家出走，丈夫摟著她求她饒恕時，她的心就軟了，於是自解道：「娜拉究竟只是易卜生的理想人物呀！」[178]〈父親〉中男主角的父親明明已娶妻生子，卻欺騙一個女子說他還是單身，那女子與他結婚後才發現自己的身份只是個不名譽的「小老婆」，在原配的羞辱下過著悲慘的生活，雖有人勸她離婚，她卻認命地說：「我是女子，嫁給了他，什麼都定了」[179]，「只怨自己命苦，不幸作了女子，被人欺弄到如此田地」[180]，女人的妥協、認命正使男人有恃無恐，也使男人永遠不尊重女性的人格，廬隱感嘆道：「男人就這樣永遠地獲得成功，女人也就這樣萬劫不復地沈淪了！」[181]「婦女們往往因被男子玩弄，而受屈終身的，差不多全世界都是呢！」[182]

在散文〈東京小品〉中，廬隱生動地描寫了女人的惰性如何縱容了男人的婚姻暴力。廬隱在日本度蜜月時，隔壁住了一對來自中國的夫妻，丈夫柯秦南是個具有暴力傾向的可惡男人，柯太太常常無緣無故被打得渾身瘀血，對廬隱哭訴道：「唉！我頭一個小孩是怎麼死的呵？就是因為在我懷孕八個月的時候，他把我打掉了的。現在我又懷孕兩個月了，他又是這樣將我毒打。」[183]這樣狠毒的暴力行為，顯然比個性不合、丈夫外遇更令人髮指，所以廬隱極力地勸柯太太離婚：

你既是在國內受過相當的教育，自謀生計當然也不是絕對不可能，你就應當為了你自身的幸福，和中國女權的前途，具絕大的勇氣，和這惡魔的環境奮鬥，乾脆找個出路。

在現在的時代，一個受教育有自活能力的女人，再去忍受從前那種無可奈何的侮辱，那真太沒出息了。我想你也不是沒有思想的女人，縱使離婚又有什麼關係？[184]

廬隱的話一度鼓舞了柯太太出走的勇氣。但是李唯建聽說了這件事後，卻斷言柯太太一定會與柯先生講和。這篇散文透過廬隱夫妻對柯家夫妻婚姻生活的觀看及討論，以及兩對夫妻對話及相處情形的雙線結構，反映了一般男性對女性的偏見，也讓兩個一新一舊的女性形成強烈的對比。在廬隱與李唯建關於柯家夫妻這個「公案」的討論中，李唯建主張女人是沒有獨立性的：

女孩兒有什麼膽量？有什麼獨立性？並且說實在的話，男人離婚再結婚還可以找到很好的女子，女人要是離婚再嫁可就難了！[185]

廬隱則不服氣地說：

從前也許是這樣，可是現在的時代不是從前的時代呵！縱使一輩子獨身，也沒有什麼關係，總強似受這種的活罪。哼！我不瞞你說，要是我，寧願給人家去當一個用人，卻不甘心受他這種凌辱而求得一碗飯吃。[186]

從廬隱一生敢作敢當的事蹟看來，我們可以肯定廬隱這段話是實在的。可是令廬隱感到愕然的是，柯太太卻輕易地和柯先生講和了。自認有「先見之明」的李唯建這時「含著勝利的笑」，得意洋洋地對廬隱說：「是不是女人沒有獨立性？她現在是讓步了，也許將來更讓一步，依舊含著苦痛生活下去呢！」[187]

女人的惰性不僅姑息了男人對女人的不尊重，也加深了男人認為「女人沒有獨立性」的偏見。廬隱曾感慨中國女子「一向被壓服慣了，更兼之『忍』是中國人的美德，有所謂『百忍堂』等美名目，不喜生事——所謂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又是中國人的慣性」[188]，其實這種惰性並不能說是女人的天性，而是長久以來男權文化建構(一向被壓服慣了……)的結果，即使在今天，仍有許多婚姻不幸、甚至受虐的婦女在這種惰性下含著眼淚委曲求全。這種惰性一方面值得批判，一方面也令人同情。廬隱在處理這類題材時，往往雜揉著既批判、又同情的情緒，有時嚴厲地指責道「那個怯弱的女人」[189]，有時又陪著她們掉淚，看著她們「那頹唐的神情，我又不忍再去撩撥她。」[190]

四、家事分工的問題

由於廬隱在1922年到1924年間寫了許多反映家庭婦女心理苦悶、卻毫無出路的小說，曾有論者認為廬隱對夫權的反抗不夠徹底，而認為「廬隱的小說真實地反映了『五四』時期知識女性這種徘徊於『父門』和『夫門』之間的矛盾、彷徨、痛苦的心理」，「但廬隱不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者，她沒能為『五四』女兒們找到一條徹底解放自己的路」[191]，這是一般只熟悉廬隱早、中期作品所造成的誤解。其實廬隱在1927年〈婦女的平民教育〉，已經用非常明確、決絕的態度對這種不合理的「絕大的夫權」提出了抗議：

大多數的婦女，只顧到家庭的生活，尤以中國婦女為甚。她們受了舊禮教的束縛，「外言不入于閫，內言不出于閫」及「男治外，女治內」的種種說法的限制，婦女簡直脫離社會關係，彷彿社會種種活動，是專為男子而設。婦女除了狹窄的家庭領域外，便沒有她們活動的餘地。因此婦女唯一的生活，就是料理瑣碎乾燥的家事，和作生育兒女的機械，侍奉丈夫的忠僕。男子們又以他們絕大的夫權和經濟的實力來奴使她們。因此，婦女的生活，永遠是悲慘的、無興趣的，甚至是無意義的。[192]

由於男人「絕大的夫權」往往是和「經濟的實力」連結在一起，所以廬隱極力主張已婚婦女就業，獲得經濟的獨立，如此才能與丈夫站在同等的地位，理直氣壯地提出「家事分工」的要求。在1936年、廬隱過世後才出版的《東京小品》中，有一篇〈今後婦女的出路〉，文中廬隱明明白白地指出「我以為家庭是男女共同組織成的，對於家庭的經濟，固然應當男女分擔；對於家庭的事務，也應當男女共負」[193]，這個說法顯然已完全擺脫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古訓。然而在客觀的現實上，要男人擺脫成見料理家事、撫育兒女並不容易，當時大部分的男人仍然「就長著一張嘴，叫這個喊那個，從來不見他動動手，並且有的時候僕人們答應慢了他還要大發脾氣」[194]，迫於現實，廬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為職業婦女想出另一個「補救的方法」：

如果我們能找到一個性近於家事，而妥當的保姆，替我們整理家務，保育子女，在她們也是一種職業，不害她們的人格獨立，經濟獨立，個性發展，種種方面，這所謂之兩不相害而且相成。[195]

這雖是一個權宜的辦法，但顯然已正面挑戰了夫權。這時廬隱已完全不再相信「男治外女治內」的古訓[196]，女人是獨立的個體，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人生，丈夫不再擁有要求妻子辭去工作、待在家裡做家事的權力。但是從廬隱的小說〈補襪子〉看來，當時某些男人顯然還沒有醒悟到時代的變遷，還以為自己仍然有著指責妻子沒做好家事的權力。小說中的丈夫子韻和妻子路俠都是教師，可說是名副其實的「雙薪家庭」，可是子韻偶然發現衣櫥裡一雙破襪子，就大發脾氣，指責路俠「對於管家太不行了」，甚至揚言「不如去住旅館」[197]；且看第一代的女權健將是如何振振有詞地對她的丈夫進行「機會教育」：

別人的太太沒有替老爺補襪子也許是太麻糊不管閒事了，至於我呢，每天和你一樣的在外面教書做事，下午回來對於這些瑣碎的事情真沒精神問了。……天下事很難兩全，你要是要我送你兩雙新襪子倒好辦，如果要我替你補襪子那就辦不到了。別說我一天到晚都忙著在外面工作，就是有些工夫，與其補那破襪子，我還不如寫寫文章呢。[198]

這是一個充滿自信、迥異於傳統女性的、嶄新的女性形象，明白宣告了經濟獨立的她並沒有替丈夫補襪子的義務。「女性專宜操持瑣事的一點，到了現在的時代，是站不住了。」[199]她丈夫聽了也自知理屈，但仍然鄭重地說道：「補襪子的太太，和能經濟獨立的太太不可得兼，也算是一個婦女問題呢……」[200]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是出在婦女身上，反而是出在男人沒有覺悟到自己也應當分擔家務。不過，路俠並沒有繼續和丈夫爭執下去，只是回答道：「不錯，是一個婦女問題。」[201]這個問題，就是她在小說〈灰色的路程〉中曾指出的：「時候還太早了，他們還不曾瞭解男人和女人在世界上的關係呢！」[202]

經濟獨立的時代新女性們，不但不再相信「出嫁從夫」的陳腔濫調，而且對於「好丈夫」的條件提出一番見解，在傳統向來只有丈夫要求妻子「好合夫婿」的中國社會，「好丈夫」這一名詞的出現，也標誌著夫權的沒落。在小說〈好丈夫〉中，廬隱描述了一群女教員午休時間在辦公室閒聊道「他們男人聚在一起，總喜歡議論某人的太太怎樣，什麼樣的女人才算好太太，這一些議論簡直太不平，現在該我們議論他們了」[203]，她們主張組織一個「女權運動的別動隊」——「丈夫研究會」，根據她們的討論研究，好丈夫不但應該幫忙照顧小孩、做家事[204]，而且應該給予妻子精神的慰藉，尊重妻子的人格及自由：

從前的男人，只要會賺錢養家便算是好丈夫，現在事情確不是那樣簡單了。比如我們在座的這些人，都能經濟獨立，如果我們的丈夫只能每月給我們一些家用的錢，別的一概不問，我們能滿意嗎？……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好丈夫，給予他妻子精神上的慰藉要多過物資……所謂精神上的慰藉，就是他要看重妻的人格，尊重妻應有的自由。許多男子把妻當作一件貨物看待，就是愛到心頭上供養，也只像是供養一朵鮮花；對于這鮮花只有愛憐，而沒有尊敬。……那末這種據高臨下所施與妻的恩惠，我是最恨的，我不結婚則已，不然這就是結婚的唯一的條件……[205]

顯然經濟獨立、又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已經不再能忍受只有物質、沒有精神、只有愛憐、沒有尊敬的夫妻關係了。在〈玫瑰的刺〉中一個讀過中學的女子，在叔父的安排下，嫁了一個「人人說好的夫婿」，愛護她就像憐惜「一隻馴柔的小鳥」，可是她一點也不覺得幸福，反而覺得「他給了我很大的苦頭吃」，因為「他忽視了我獨立的人格。我穿一件衣服，甚至走一步路都要受他的干涉和保護」[206]，最後她毅然與他離婚去念大學，雖然必須自謀生計，有時僅以蕃薯充飢，卻心甘情願。可見當時的新女性不但反對傳統婦女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也不再希罕男人將她當鮮花、小鳥般供養愛護，女人是人，是有她自己的愛惡和是非觀的人，而不是依附男性、任男人擺弄的盆栽或寵物。理想丈夫的首要條件是看待妻子為「同他相等勢力的一個獨立的人」[207]。

可是〈好丈夫〉中所謂的「好丈夫」，畢竟仍存在於論述中，在現實生活中，一般的丈夫卻是：「做慣了主人，動不動便想發他主人的脾氣」[208]、「平常和朋友談起話來，總說些叫人生氣的話……譬如女人總是女人，無論怎麼聰明漂亮，但總不過是供男人的享受和刺激……」[209]、「最喜歡拈花惹柳地瞎鬧，一個妻子永遠不能滿足他，因此便有許多秘密行動」[210]……

五四時期的新女性已不再滿足於「男治外女治內」的婚姻，也無法忍受傳統大男人對妻子「只能愛不能敬」的態度，可是理想中的「好丈夫」少之又少，許多家庭主婦在這種不平等的兩性關係中，飽受精神甚至肉體的虐待與煎熬，卻又沒有勇氣走出家庭，含悲忍辱地茍且度日；而職業婦女既要工作、又要兼顧家事，壓力相當沈重；看在未婚女子的眼中，自然使她們對異性婚姻充滿了恐懼，望之卻步。對產生同性愛的新女性來說，這使她們更不願意為了配合社會的習慣而屈就「可怕的結婚」，並試圖在異性戀婚制之外另尋一種更理想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同性愛的新婚嫁」：與同性的伴侶共渡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