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庐隐的出生年代，目前有三种说法：

(一)    根据《庐隐自传》扉页上写“民国二十三年五月殁于上海大华医院，享年三十七岁”；刘大杰亦说庐隐“今年三十七岁”，如此推算，庐隐生于1897年。(黄庐隐《庐隐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年6月15日； 刘大杰〈黄庐隐〉，《人间世》第5期，1934年6月5日，收入肖凤、孙可编《庐隐选集》，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页481~483)

(二)    〈庐隐难产丧生〉题目后面注明庐隐的生卒年为1898~1934年；庐隐的丈夫李唯建及女儿李瀛仙，推测庐隐出生于1898年较可靠；林政华采用此说。(〈庐隐难产丧生〉收入杨晋豪主编《二十三年度中国文艺年见第一部．二十三年度中国文坛巡阅》，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林政华〈庐隐生平事迹与作品系年考辨〉，《中国书目季刊》，1990年第24卷第2期，页71)

(三)    肖凤《庐隐传》根据程俊英1980年12月3日与肖凤的谈话，程俊英说：“我生于1901年，黄英比我大两岁，她生于1899年。”苏丽明依据程俊英的说法，及苏丽明与文学史料家秦贤次的讨论，考虑到虚岁与实岁的问题，且根据《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名册》中，记载庐隐为24岁，程俊英为22岁，认为庐隐应生于1899年。(肖凤《庐隐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82年；苏丽明〈庐隐及其小说研究〉，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页22)

此处采用的是第三种说法。

[2] 文学研究会1920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成立，由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圣陶)、周作人、许地山、郑振铎等十二人发起，庐隐是到会的唯一女性，编号为第十三号会员。见肖凤着《庐隐、李唯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12月)，页30。

[3] 吴丹青〈惊世骇俗才女情(代序)〉，张军、琼熙编《庐隐散文全集》(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年12月)，页4。胡颖峰亦分析冰心、庐隐等“这些最先掌握新文化的知识女性，势必成为最先觉醒的一群”；梁惠娟曾指出：“20世纪初，以冰心、庐隐、石评梅、苏雪林、谢冰莹为代表的一批女性散文家，摆脱传统枷锁，在觉醒的女性的位置上大胆言说女性心声”。(胡颖峰〈“五四”文化传统与女性写作〉，《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页16；梁惠娟〈女性散文主体意识的反思〉，《光明日报》，2001年9月19日)

[4] 刘大杰〈黄庐隐〉，肖凤、孙可编《庐隐选集》，页481。

[5] 周乐山〈悼庐隐女士〉，原载《时事新报》1934年5月15日。收入钱虹编《庐隐集外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5月)，页545。

[6] 十七岁时，庐隐不顾家人的反对与穷学生林鸿俊订婚，二十岁时又因个性不合而毅然解除了婚约。二十四岁与有妇之夫郭梦良结婚；以及三十四岁时以寡妇再嫁的方式与小她八岁的诗人李唯建结婚，这两次婚姻都是当时受人瞩目的新闻。刘大杰曾说庐隐第一次婚姻“这种独断独行的自信的态度，同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是有几分相像的。这种事体，现在看来是并不觉得稀奇，然而在当日的环境里，他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是新时代一种极大的力量。”庐隐与李唯建交往时，虽然在五四时期已经出现许多试图打破女子片面贞操观的论着，然而寡妇谈恋爱仍旧引起社会的议论，加上女方比男方大了八岁，更容易遭到众人的侧目与嘲笑，“庐隐的小情人”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在北京新闻界及文学圈内不胫而走，苏雪林曾说：“我也觉得她这种行为太出奇”，她并回忆她们的朋友舒婉荪和吴婉贞女士谈到庐隐的近况“而人异口同声地批评她太浪漫，并说她从前与使君有妇的郭君结婚已是大错特错；现在又与年龄相差甚远的李君恋爱，更不应该了。”在庐隐留下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舆论对她造成的压力：“世界上认识我的人现在都张着惊奇的眼在注视我，总以为我有不可思议的变化，各种浪漫的谣言常常加在我的身上，真够热闹了。”庐隐小说〈云萝姑娘〉中“凌弟”和“云姊”彼此相爱、却又受制于世俗眼光的“姊弟恋”，正是他们的写照。不过庐隐最后终于以“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而勇敢地抓住了自己的幸福，与李唯建热恋、结婚，并将两人往还的情书结集出版为《云鸥情书集》。陆华曾指出：“她和小她许多的所谓‘小丈夫’李唯建的结合，在当时本身就是最富震荡力、甚为意味深长的一件事”，是她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不畏世俗的突出表现。(以上参见刘大杰〈黄庐隐〉，林伟民编选《海滨故人庐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页98~99；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陈引驰、杨扬、傅杰编《文人画像——名人笔下的名人》，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月，页209~210；肖凤《庐隐、李唯建》，页126；王礼锡〈《云鸥情书集》．序〉，庐隐、李唯建合着《云鸥情书集》，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页5；陆华〈论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创作追求〉，《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10期，页39~40)

庐隐〈云萝姑娘〉，原载《小说月报》，1929年1月10日第20卷第1号，收入庐隐《云萝姑娘》(台北：启明书局，1957年5月)，页62~75。由于台湾地区出版的庐隐作品或发表的相关论文，多半参考或译自大陆地区出版的书籍，从简体字转译为繁体字的过程中，时常出现讹误，如将〈云萝姑娘〉误植为〈云梦姑娘〉，如苏丽明〈庐隐及其小说研究〉，页56、124、127、131，以及卢启元、徐志超选评编辑《苏雪林、凌淑华、庐隐、冯沅君》中国新文学大师名作赏析26(台北：海风出版社，1992年3月)，页349，都将〈云萝姑娘〉误植为〈云梦姑娘〉，在此加以更正。

[7] 庐隐在1934年5月13日11点20分因难产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十四号病室，见肖凤《庐隐、李唯建》，页97。

[8] 王富仁〈现代文学研究展望〉，《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页56中说庐隐的小说虽然在现代文学研究者看来是很重要的作家作品，但“大多数读者也不再会主动去阅读”。

[9] 丁景唐指出：“庐隐之所以为今日的读者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的早逝。”沙汀亦说：“庐隐，无疑已经为多数中青年作家，爱好文学的青年读者所不知了！远比萧红陌生。因为庐隐是‘五四’运动时期涌现出来的女作家，又早已逝世。”(丁景唐〈庐隐选集．序〉，钱虹编《庐隐选集》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页1；沙汀〈庐隐传．题记〉，肖凤《庐隐传》，页1)

[10] 唐弢〈女作家黄庐隐〉，唐弢《晦庵书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页180。

[11] 丁景唐〈庐隐选集．序〉，钱虹编《庐隐选集》上册，页3。

[12] 茅盾认为：“我们读了庐隐的全部著作，总觉得她的题材的范围很仄狭。”李冯曾指出茅盾的说法“刻薄”：“庐隐一死，她名声衰败的速度就快得惊人。二十五天，茅盾作〈庐隐论〉。由于刘大杰在文坛的地位无法与这位巨擘相比，所以茅盾的发言也便显得更为全面、准确或刻薄了：‘……庐隐给我们看的(按：指颓唐的恋爱)，未免太多了，多到了使我们不能不厌倦。’几十年后，茅盾最后的这句话，成了适用更广的引喻。厌倦，这是一种贯穿了的情绪吗？手不免探向了底层那些孤零零的被遗忘者。”在茅盾之后，许多评论都附和茅盾的看法，认为庐隐作品题材的范围很仄狭，如：唐弢、严家炎、蔡登山……等。(茅盾〈庐隐论〉，写于1934年6月7日，原载《文学》，1934年7月第3卷第1号，署名未明。选入钱虹编《庐隐选集》上册，页2；〈庐隐之死〉，《收获》，1995年第1期，页180；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184~185；蔡登山〈人间花草太匆匆——悼庐隐〉，《幼狮文艺》，1998年2月第85卷第2期，页54)

[13] 郭志刚研究庐隐小说中的社会资讯，认为庐隐的小说并不局限在爱情，而是“更多揭示内心矛盾，以及一些社会性的题材”刘思谦则说：“说到庐隐，有一点应该先来辩解一下，那便是有人曾评说她创作“题材的范围很仄狭”。且不说以题材的范围的宽和窄来品评创作，本来就是个很皮相的、值得怀疑的标准，即使姑且按这个标准而论，庐隐的题材也很难说是狭窄的。早期的〈两个小学生〉、〈一封信〉、〈灵魂可以卖吗？〉等且不用说，就是到了后期，她大概也以为自己的狭仄，便勉为其难地去写一些他并不熟悉的或难以驾驭的题材。”黄桂元亦批判了传统批评中“依据以文学大师的评论、印象为文学史的结论性评断，以致于使一些确有创作实绩的女作家长期备受冷遇。”并认为庐隐后期的创作在题材范围上已经有所突破，并没有“停滞”：“庐隐和萧红后期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却视之为‘庐隐的停滞’和‘萧红的消沈’，委实令人匪夷所思。”

苏丽明则认为一般人认为庐隐小说题材范围狭窄是“因写爱情故事太出名所造成的偏差印象”，因为“庐隐小说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多集中于描写爱情故事的篇章上，久而久之，大家就以为她只描写爱情方面的题材，忽略了她其他题材方面的创作”。苏丽明并统计庐隐现存的短篇小说有八十篇，中长篇有五部，主题遍及感情、人生及人民困境，其中描写苦难时代人民困境的有三十二篇之多，并不只限于感情方面，可见所谓“范围仄狭”根本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解。王桂青则分析庐隐小说以外的创作体裁：散文，认为其内容不断演化，手法不断求新求变，情感丰富多彩，喜怒哀愁怨，五味俱全，因而下结论道：“关于庐隐散文的情感单一说，散文创作的停滞说，是难以令人认同的。”(郭志刚〈庐隐创作中的社会信息〉，郭志刚《中国现代小说论搞》，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392；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页41；黄桂元〈拓荒的工程探索的实绩——《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评介〉，《出版工作 图书评介》，1996年第2期，页59；苏丽明〈庐隐及其小说研究〉，页51、132；王桂青〈“灵海潮汐”多起伏——试论庐隐散文的感情世界和艺术世界〉，《洛阳大学学报》，1998年9月第13卷第3期，页46~49)

[14] 任一鸣曾说：“这里尤其需要澄清一种似乎较为普遍的偏见，即女性文学对女性命运之关注、对女性解放道路之求索，被认为是一种狭隘的题材，是囿于女性狭窄的天地。无论如何，对占人类人口二分之一的女性命运的关注，决不能视为‘小’题材、‘小’世界，这提法本身即是性别歧视在女性文学批评中的反映。”刘思谦亦指出题材本身无所谓价值高低，因为“人类生活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参加和维系的”，“任何女人的问题都和男人有关”，然而一般人却常以题材决定论来贬抑女性文学：“题材决定论实质是题材等级论，即等级制的公众/个人、集体/私人等二元对立模式。前者似乎是男性领地而后者似乎注定属于女性。庐隐、萧红等均因此而受到过非议。”在二元论的模式中，男性、公众、集体……等概念被认为相对甚至绝对地优于女性、个人、私人……等概念，因此庐隐、萧红等被认为偏重女性、个人的书写，就在“题材决定/等级论”中落入次等的等级。刘思谦对这种常识性的偏见提出辩驳，指出“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任一鸣《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6月，页21；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页90~101)

[15]乐铄虽承认庐隐的题材“无疑是狭窄的”，却认为这正能再现五四女性的处境，在她笔下爱情婚姻家庭的小世界里，“所讲述的故事最详尽也最接近五四女性经历的真实”，她们“所置身的环境其实逼仄，多只是空洞的许诺”，“她和她的少女少妇们能拥有的空间就是低矮狭窄的”，这种逼仄的处境并不是以所谓“广阔”的社会为背景的小说能再现出来的。(乐铄〈20年代妇女文学游戏态辩微〉，《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5月第30卷第3期，页104~108)

[16] 张秀亚认为：“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原不太注重人工的写作大纲与结构，而有意的改循‘人生’这部奇书的自然结构。忽略了结构，转而注重矛盾，以谋求小说中情节的进展，庐隐虽然写时用的仍是带点传统的笔法，但在安排方面显然具有此一特征。”(张秀亚〈关于庐隐〉，收入林海音编《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3月，页119~131)。

[17] 如茅盾、钱虹、苏雪林、司马长风、唐弢、严家炎、陈寿立、卢启元、徐志超等皆曾批评庐隐的小说结构散漫。(茅盾〈庐隐论〉，钱虹编《庐隐选集》上册，页7；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页356；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台北：骆驼出版社，1987年，页168；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页185；《中国文学大辞典7》台北：百川书局，1994年12月，页4658，其中对庐隐的简介由陈寿立执笔；卢启元、徐志超〈五四运动中的纤细清流——简论苏雪林、庐隐、凌淑华、冯沅君的创作〉，卢启元、徐志超选评编辑《苏雪林、凌淑华、庐隐、冯沅君》，页52)

[18] 苏丽明指出：“无可讳言的，庐隐早期的小说语言有言过其情的情形，冗词赘句也多处可见”，“但这些只是初写白话文的力不从心，到了后期的作品，文笔已显得简洁圆熟，足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清丽凄婉的特色，因此，论析庐隐的小说语言绝不能以偏概全，须将早期的学步之作分别观之，才能对她做出公正的评价。”(苏丽明〈庐隐及其小说研究〉，页89。)这种说法虽然试图扭转一般人认为庐隐小说结构欠佳的普遍印象，但仍旧把她早期的作品视为“学步之作”，不能摆脱小说结构必须严谨的传统观念，对庐隐部分忽略结构的作品作重新的解读。

[19] 如王德威认为庐隐小说结构的“冗长枝蔓”正能展现与一般男性作家不同的风格；彭小妍认为庐隐〈海滨故人〉中无条理的叙述更能突显在无常易变的时光流逝中，唯一不变的是姊妹之邦的理想；简锳锳亦分析道：“历来评论庐隐作品者大多强调其悲苦、挣扎的一面，论其文章结构也视为‘散漫’或‘单调’，完全忽略了她在女性书写、同性情谊方面的特殊表现”，并就〈丽石的日记〉及〈海滨故人〉二文探讨其“与男性自传书写有别”的结构布局；桑梓兰亦针对茅盾〈庐隐论〉中所谓〈海滨故人〉“结构很杂乱”提出批评，认为庐隐在结构上的忽略正适足以再现女性群体中复杂的关系；许德、陈克兰、阎振宇等论者以“情绪结构”的视角分析，认为庐隐的小说结构散漫，这是作家以情绪为中心进行组材的结果；黄光传、顾琅川等论者亦认为庐隐笔下松散自由的布局、无序闪跳的组合更能表现小说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张毅蓉则将庐隐〈海滨故人〉中的复杂结构称为“重复的关系”，认为其打破了传统小说“私定终身后花园，小人拨乱在期间，落难公子大团圆，奉旨完婚大团圆”的公式化模式，而以重复的关系奏出了更为复杂的爱情悲欢曲。(王德威着《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年，页305；Peng Hsiao-yen(彭小妍),”The New Woman：May Fourth Women’s Struggle, Self-Liberation”,《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5年第6期，页281；简锳锳《何处是女儿家》，台北：联合文学，1998年，页21~28；桑梓兰(Sang,Tzelan Deborah),”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6,p160；许德〈论庐隐早期小说的审美意蕴〉，《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8月第28卷第3期，页427；陈克兰〈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审美特征〉，《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页60；阎振宇〈郁达夫与庐隐〉，《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页68；黄光传〈试论“非情节化”〉，《农垦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页13~14；顾琅川〈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0年3月第20卷第1期，页34；张毅蓉〈“原型意象”与《红楼梦》爱情故事的新“范式”〉，《东方论坛》，1999年第3期，页30。)

[20] 如黄英(本名钱德富，又名钱杏邨，笔名阿英、阮无名等)、贺玉波、邹午蓉、王一力、钱虹毛尖、朱晓江……等都对庐隐作品中的悲观色彩有所批评。(黄英编《现代中国女作家》，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页85；贺玉波〈庐隐女士及其作品〉，贺玉波《中国现代女作家》，上海：复兴书局，1936年，页47；贺玉波〈庐隐女士及其作品(节选)〉，钱谷融主编、王晓明选编《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页235；邹午蓉〈两部描写早期共产党人爱情生活的小说——《韦护》与《象牙戒指》比较〉，《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页184；王一力〈论庐隐的《海滨故人》〉，《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5期(总46期)，页55；钱虹〈庐隐和她的时代——写在《庐隐集外集》的前面〉，钱虹编《庐隐集外集》，页23；毛尖〈张爱玲与女性写作〉，《作品》文学月刊，1996年第2期，总376期，页79；朱晓江〈问题小说、人生派与浪漫抒情派小说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9月，页35)

林政华〈庐隐生平事迹考辨〉中谓黄英编《现代中国女作家》即为本名黄英的庐隐1926年“在大夏大学附中担任女子指导员，后任讲师，讲授中国新文学及中国女作家等课程。在此期间的讲义，后来编成《现代中国女作家》一书出版”，有误；依钱虹编《庐隐选集》下册，页462，《现代中国女作家》的作者黄英即阿英，并非庐隐。究其对庐隐的评论，亦不可能是庐隐本人所作。

[21] 如沈其茜〈一位曾被人们冷落了的女作家——庐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页40；乔以钢〈“五四”时代的“伤痕文学”——论女作家庐隐的创作〉，《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第6期，页63~57；殷慧编《庐隐：人生小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页5；张黎玲〈从庐隐作品看其创作心态〉，《学术探索》，1999年第4期(总第52期)，页88；赵学芳〈庐隐、萧红艺术风格比较论〉，《临沂师专学报》，1996年1月，页66、67；任一鸣《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页34；许志英、倪婷婷《五．四：人的文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页69、71；王润华〈五四小说人物的“狂”与“死”和反传统主题〉，收入《五四文学与文化变迁》（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页375；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页207；刘新生〈现代悲剧小说概述〉，《辽宁师专学报》，2000年4月第21卷第2期，页53、54；王云介〈强权下的微弱叹息——从中国文学史管窥女性独立意识〉，《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2卷第2期，页65；刘嘉桂〈外来影响与中国形态——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学海》，1998年4月，页106。这些论者主要认为庐隐小说中的悲剧成分是根据“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而进行创作的”(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页65)，张衍芸更据此指出“就社会意识和责任感的鲜明与强烈而言，庐隐无疑是五四女作家中最突出的。这正是庐隐的可贵之处”(张衍芸〈庐隐小说创作论〉，《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20卷，总第80期，页72)。他们较强调社会意义、而不从艺术风格的角度来赏析庐隐小说中的感伤色彩，王洪庚曾说：“庐隐的小说具有感伤派的特征，但我们并不认为庐隐追求这种艺术风格”(王洪庚〈庐隐与冰心早期小说创作比较〉，《山东社会科学》，1994年3月，页87~88)。

[22] 梁敏〈最后的浪漫——五四时期作家散论〉，《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1卷第6期，页22；苏丽明〈庐隐及其小说研究〉，页33；李欧梵〈五四运动与浪漫主义〉，原载《大学杂志》，1972年5月第54期，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辑  五四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页340；伍远吉〈论庐隐小说的主观抒情〉，《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凯里)，1992年1月，页43；刘华〈现代抒情小说的情绪美〉，《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页55；李少群〈穷究生命的底蕴——庐隐的悲观意识及其创作意义〉，《齐鲁学刊》，1998年第2期，页35；刘继保〈论感伤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7月第18卷第3期，页75~76；张忆〈“非表现”的表现——“五四”浪漫小说抒情风格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2期(总第128期)，页35；李标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小说〉，《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1月第1期，页47；宋剑华〈论二十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文学研究》，1999年第2期，页71；何春耕〈庐隐小说艺术氛围的审美特征〉，《柳州师专学报》，第13卷第1期，1998年3月，页13~16；皆认为她的表现手法来自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

[23] 如陈国恩〈社会革命与浪漫主义的调适〉，《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7月第4期，页61；吴丹青〈惊世骇俗才女情(代序)〉,张军、琼熙编《庐隐散文全集》，页4；游友基〈悲哀美：时代苦闷与女性苦闷的绝叫者庐隐〉，《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页83；皆将庐隐的“忧伤”、“怨诉”、“哀吟”、“悲哀”、“多情”、“敏感”等与所谓的“女性特质”(femininity)连结起来。

[24]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的年代说法不一，且有东西方之别，马新国认为“本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产生和发展，西方出现了以女权主义为宗旨的文学批评，到70~80年代，逐渐形成了女权批评流派。”任一鸣则说：“随着女性文学及其理论批评逐渐在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成为一支劲旅的世界潮流，九十年代的批评家以女性文学的批评角度，或对女性文学的批评做审慎的思辨，或对有影响的女作家的创作个性及作品做追踪式的述评”。(马新国〈评女权批评、新历史批评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特征与趋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页17；任一鸣《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6月，页19)。

[25] 易光指出近年来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批评的勃兴和繁荣“也使一些一度被忽视的严肃作品重新引起重视。冰心、庐隐、丁玲等二、三十年代作家和作品数量可观的再版”(易光〈女性书写与叙事文学(下)〉，《文艺评论》，1997年3月，页21)。钱虹《庐隐集外集》中，收录了许多庐隐从未结集出版过的小说、散文、杂论、诗歌、书信、祭文等，包括连《庐隐自传》都声称已经丢失了的1922年访日游记〈浮桑印影〉。朱文通发现了庐隐的四篇佚文：〈素心兰——夜的奇迹之一〉、〈病中〉、〈空虚——夜的奇迹之一〉、〈漠然——夜的奇迹之一〉〈庐隐佚文四篇〉(朱文通《河北学刊》，1996年4月，页70~73)。

[26] 李金荣曾批判道：“女性文学理所当然地受制于男性的文学世界，女性文学研究也就必然是以男性威权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用传统的或称‘男性中心意识’去评价女性的经验，将之统统斥为‘女性的狭隘与偏执’，致使许多展示妇女生活的作品难以获得公正的待遇”(李金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页92)。

[27] 在八０年代末、九０年代以后出版的小说史及文学史上，如大陆地区杨义所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朱德发的《中国五四文学史》、及台湾地区由皮述民、邱燮友、马森、杨昌年合着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皆对庐隐的作品有较详细的分析及正面的评价，并不约而同地对其女性心理的刻画给予肯定，与过去的现代文学史中对庐隐忽略不提或“贬多褒少”的批评态度显然有所改变。另外，1996年的《中国现代四大才女散文全集》中，更将庐隐与石评梅、萧红、张爱玲并列为“四大才女”，且认为“四大才女中主要是庐隐、石评梅”，庐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显然正在重新定位中。(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页258；朱德发的《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页549~550；皮述民、邱燮友、马森、杨昌年合着《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台北：骆驼出版社，1997年8月，页172；吴丹青〈惊世骇俗才女情(代序)〉，张军、琼熙编《庐隐散文全集》，页2)

[28] 如柳易江分析庐隐的“女性主义小说”；王小春探讨庐隐对当时妇女运动的反省与批判；史书美认为“庐隐作品中的女权主义意识是其最主要的精神之一。”王丽英在探讨中国女性文学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关系时，对庐隐的〈海滨故人〉及〈曼丽〉作了简要的介绍；刘光宇、冬玲就庐隐〈前尘〉中妻子角色的迷惘讨论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董小玉指出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她们风格特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从妇女最深切的感受出发，表现了她们急于挣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大多数女作家的目光所仅仅盯住的多是与妇女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控诉包办婚姻，反抗传统道德规范，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个性解放，要求跳出家庭走向社会”；刘人鹏在探讨近代中国女权论述时，根据庐隐留下的数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时论，指出庐隐作为一个菁英女性知识份子，曾针对中国妇女运动的问题，“由女性立场指出不要轻信所谓男的‘女权主义者’，因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并指出庐隐批判了当时妇运“没有明显的压迫，而妇运的必要来自一种‘人人都有我羞独无’的外在性”。(柳易江〈简论庐隐的女性主义文学〉，《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9期，页41~44；王小春〈重读庐隐——论庐隐对“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反思〉，《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1月第1期，页91~97；史书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自白小说〉，《当代》，1994年第95期，页123；王丽英〈中国女性文学与妇女解放〉，《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9月第8卷第3期，页18~23；刘光宇、冬玲〈女性角色演变与中国妇女解放——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文化透视〉，《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总第169期，页12；董小玉〈现代女性文学三十年鸟瞰〉，《呼兰师专学报》，2000年7月第16卷第3期，页41；刘人鹏〈“西方美人”欲望里的“中国”与“二万万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国族与“妇女”〉，《清华学报》，2000年3月第1期新30卷，页44、46~47；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2月，页192、195~197)

[29] 黄庐隐《庐隐自传》，页129。

[30] 如张忆〈“非表现”的表现——“五四”浪漫小说抒情风格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2期(总第128期)，页35；杨剑龙〈“上帝赐予了她悲观的份子”——论基督教与庐隐的小说创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页88；钱虹〈庐隐和她的时代——写在《庐隐集外集》的前面〉，钱虹编《庐隐集外集》，页16。

[31] 钱虹〈庐隐和她的时代——写在《庐隐集外集》的前面〉，钱虹编《庐隐集外集》，页16；同样说法亦见于梁惠娟〈幸福的彼岸在哪里——论20世纪女性文学追寻理想爱情的心路历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7月第24卷第3期，页112。

[32] 李玲〈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五四”女作家创作散论〉，《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页58。

[33] 简锳锳〈何处是(女)儿家？试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同性情谊与书写〉，《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7年8月第5期，页146。

[34] 朱洁〈新文学初期女性作家创作散论〉，《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5年1月第32卷第1期，页30；许德〈论庐隐早期小说的审美意蕴〉，《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8月第28卷第3期，页425；李国英、刘志梅〈论庐隐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形象〉，《天中学刊》，1997年8月第12卷第4期，页32；胡晓燕〈对女性意识的发掘和探寻——试论庐隐的女性小说〉，《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99年8月第20卷第4期，页91；游友基〈悲哀美：时代苦闷与女性苦闷的绝叫者庐隐〉，《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页83。

[35] 孟悦、戴锦华认为庐隐文本中的女同性爱“显然不是性倒错意义上的同性恋，而是存在于女儿们心中的理想国”(孟悦、戴锦华合着《浮出历史地表》，页96)，在本论文第二章第三节(页23)有较详细的评述。

[36] 奉仁英认为“同性恋爱对她[丽石]来说，是应付当时中国婚姻制度对自己压迫的一种策略。”(奉仁英〈庐隐的书信体和日记体小说的叙事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4期，页132)相关的评论可见本论文第六章(页103)。

[37] 王德威认为庐隐部分作品中的女性同性恋主题是一种“探触”，而且是源于女性对男性主导世界的一种反感 (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年，页305)，在本论文第六章(页104)有较详细的评述。

[38] 彭小妍认为庐隐文本中的女同性爱不必然是女同性恋(Peng Hsiao-yen, ”The New Woman：May Fourth Women’s Struggle, Self-Liberation”,《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5年第6期，页281)，在本论文第二章第三节(页23)有较详细的评述。

[39] 简锳锳认为〈丽石的日记〉“直接描述并表达了女性同性间的爱恋与情欲以及性别换装的主题”，“和凌淑华、冯沅君的作品比较起来，庐隐的丽石可说是更明显、彻底的女同性恋者，在文本中直接表白她对女友沅青的爱恋及对异性的排斥”，并推崇庐隐的〈丽石的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中第一篇以女同性恋者角度正面呈现女同性恋、性别越界及批判传统异性恋婚姻的作品。”(简锳锳《何处是女儿家》，页22~23)

[40] 史书美认为庐隐的作品“指出婚姻为另外一种桎梏女性的制度，甚至暗示用女性间的同性恋或其他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她们的自主自立”(史书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自白小说〉，《当代》，1994年第95期，页123)，在本论文第六章(页104)有较详细的评述。

[41] 温蒂．拉森将这种在新式教育制度中出现的女女关系称为“女性情谊”(friendships among women)，并认为庐隐对这一题材的描绘，对抗了当时社会上对新女性间以深厚友谊代替异性婚姻而导致独身主义的反对声浪。(Larson, Wendy. ”Female Subjectivity and Gender Relations: The Early Stories of Lu Yin and Bing Xin.” 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Eds. Liu Kang and Xiaobing Ta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136~137)相关论述可见本论文第二章第一节(页16)。

[42] 桑梓兰对王德威、彭小妍、孟悦、戴锦华等人将庐隐所描述的“同性爱”定义为“女性情谊”的保留态度提出质疑，她认为虽然在庐隐的女女关系中肉体的性扮演是缺席的，却可以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看出文本中对女性肉体的渴望。(桑梓兰(Sang,Tzelan Deborah),”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p165、174)相关论述可见本论文第一章第四节(页28~29)。

[43] 刘人鹏曾指出：“目前所见对于女同文本的评论分析，主要的基调多是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的。”(刘人鹏〈寻找遗失的女同性恋与T婆文本〉，《诚品好读》，2000年11月第5期，页20)

[44]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92。

[45] 唐宁丽曾说：“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男性思想启蒙者指引的、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存在的，这一点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是由女性自觉发起的，有女性思想领袖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截然不同。”(唐宁丽〈试谈五四女性文学的双重文本〉，《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页88)

[46] 庐隐〈胜利以后〉，庐隐《庐隐选集》(台北：北星出版社，1957年)，页132。

[47] 庐隐〈今后妇女的出路〉，钱虹编《庐隐选集》上册，页29。。

[48] 王小春〈重读庐隐——论庐隐对“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反思〉，《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1月第1期，页95。

[49] 庐隐〈丽石的日记〉，庐隐着、任海灯选编《丽石的日记》，页41。

[50] 译自Larson, Wendy. ”Female Subjectivity and Gender Relations: The Early Stories of Lu Yin and Bing Xin.” 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Eds. Liu Kang and Xiaobing Ta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136~137(笔者自译)。

[51] 引用孟悦、戴锦华合着《浮出历史地表》(台北：时报文化，1993年)的书名。

[52] 在本论文第六章结论(页102~104)中有较详细的分析。

[53] 卡宾塔(Carpenter)原着、沈泽民译〈同性爱与教育〉，《教育杂志》，1923年8月第15卷第8号，页1~10。

[54] 中田香涯着、幼雄译〈男性的女子和女性的男子〉，《妇女杂志》，1922年2月第8卷第2号，页61~63。

[55] 赵景深〈同性恋爱小说的查禁〉，《小说月报》，1929年3月第20卷第3期，页611~612。

[56] 周作人〈关于捉同性爱〉，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广东：广州出版社，1995年)，页219。

[57] 慨士〈同性爱和婚姻问题〉，《妇女杂志》，1925年5月第11卷第5号，页728。

[58] 晏始〈男女的隔离与同性爱〉，《妇女杂志》，1923年5月第9卷第5号，页15。

[59] 同上。

[60] 同上，页14。

[61] 慨士〈同性爱和婚姻问题〉，《妇女杂志》，1925年5月第11卷第5号，页727。

[62] 谢冰莹〈同性爱的纠纷〉，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页95~107。本论文参照的五四通行文本，以1917~1927年间的文本为主，谢冰莹此文虽发表于1936年，但所述乃十多年前作者中学时代的回忆，故本论文亦举此为解读五四女同性爱的一个文本。

[63] 王卓(读者投书)，《妇女杂志》，1925年11卷6号，页290~191。

[64] 古屋登代子着、薇生译〈同性爱在女子教育上的新意义〉，《妇女杂志》，1925年6月第11卷第6号，页1064~1069。

[65] 庐隐〈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范桥  叶子编《庐隐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6月)，页535。

[66] 庐隐〈丽石的日记〉：“于是我们从泛泛的友谊，变成同性的爱恋了。”(庐隐〈丽石的日记〉，庐隐着、任海灯选编《丽石的日记》，页37)

[67] 庐隐〈海滨故人〉：“同性的爱和异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庐隐〈海滨故人〉，庐隐《海滨故人》，台北：九仪出版社，1998年，页52)

[68] 刘大杰〈黄庐隐〉，钱虹编《庐隐集外集》，页550。

[69] 林贤修：“同性肌肤之亲在古希腊、幕府时代、晚明各有不同的诠释，简简单单‘同性恋’三个大字要想贴在这三个时代地点的人身上都不恰当，甚至同一张床上的两个当事人也不见得认知相同。”(林贤修〈译序．一个导读的尝试〉，Eric Marcus着、林贤修译《当代同性恋历史(一)》，台北：开心阳光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页13~14)

[70] 简锳锳《何处是女儿家》(台北：联合文学，1998年)，页22~23。

[71] 彭小研认为庐隐文本中的“这种同性爱相对于成熟的异性爱，并不必然是女同性恋。(笔者自译)”(Peng Hsiao-yen,”The New Woman：May Fourth Women’s Struggle, Self-Liberation”,《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5年第6期，页281)

[72] 孟悦、戴锦华合着《浮出历史地表》(台北：时报文化出版，1993年)，页96。

[73] 译自Larson, Wendy. 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108:’friendships among women that emerged from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另可参见刘人鹏：“Wendy Larson讨论过五四女作家庐隐〈丽石的日记〉，她认为，‘同性的爱恋’一方面是新式学校带出的女人与女人间的新关系，一方面在书写政治上也是女作家重新建构女人与女人间在亲属关系之外的新可能性。‘女同性恋’比较是被放在‘女性情谊’的想像里，而与‘女性情谊’既分别又不分别。”(刘人鹏〈寻找遗失的女同性恋与T婆文本〉，《诚品好读》，2000年11月第5期，页19)。刘传霞在论文中称庐隐〈丽石的日记〉中的“同性爱”为“女性情谊”(刘传霞〈姊妹之邦：一条艰难的女性自我救赎之路〉，《济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页11，原文将庐隐〈丽石的日记〉误植为〈露沙的日记〉)。

[74] 如：周华山、赵文宗、麦海珊、江建邦等的著作中皆称同性恋为“同性爱”。(周华山、赵文宗《“衣柜”性史——香港及英美同志运动》，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年；周华山《同志论》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年1月；周华山、麦海珊、江建邦《香港同志站出来》，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年1月)。

[75] 薛糖〈我们深深相爱，但绝不是“真正的”同性恋？〉，《妇女新知》，1994年9月1日第148期，页8。

[76] 《我们是女同性恋》（台北：业强出版社，1995年8月），页13。

[77] 庐隐〈“女子成美会”寄希望于妇女〉，原载《晨报副刊》，1920年2月19日；收入范桥  叶子编《庐隐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6月)，页402~404。

[78]关于庐隐文本中的女同性爱的研究方法，桑梓兰曾说：“我认为解读这个议题更丰富的一种方式，是回到庐隐自传性小说在那个时代讨论女人的‘同性恋爱’的文脉中，如此去了解她的作品中如何指涉女人的‘同性恋爱’，以及现在‘女同性恋’一词的意义是如何使用。(笔者自译)”(Sang,Tzelan Deborah,”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p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