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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

在庐隐文本中,主角大多是女性,身旁总是围绕着一个或数个知心女友。“男人们过客般地闯入,但通常是失望或绝望而去。”[1]庐隐笔下的女性形象丰富而生动;相对的,男性形象从外型到灵魂却都显得苍白而虚弱。庐隐淡化男性形象,把他作为一种男性符号,这个符号是女性一切痛苦的根源。庐隐文本中的女人弃绝男性、趋向女性,她们怀疑且漠视男权世界中关于婚姻爱情的男性神话(曾有论者强烈地指出庐隐写出了“对异性世界的憎恨”[2]),对女友的爱恋远远胜过对男性的依恋之情[3]

庐隐的文本是女人的世界,也是女同性爱的世界。可惜的是,这个多采多姿的女同性爱的世界,随着庐隐的被人淡忘,也曾经被遗落在历史的角落。直到最近才零星地被忆起。而在异性恋主流的文化中,许多人以为五四时期的女同性爱不是正常的现象,所以总要为她们寻找、解释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过去对庐隐女同性爱文本的研究中,曾有不少论者运用心理学的分析,将庐隐文本中的“同性爱”视为心理上的“病态”、“畸型”、“变态”,即弗洛伊德所谓“性倒错”意义上的“同性恋”,论者俨然一位心理医师,对文本中女同性恋“患者”的病因、病况加以“诊断”分析,认为女性发生同性恋的原因是缺少与异性恋爱的机会及心理准备:

庐隐〈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与沅青之所以发生同性恋,是基于青年女子对于某种特殊情感的迫切要求,而此种情感,在异性那里却难以得到,……生理、心理的需要不能在常态下得到满足,便会以病态甚至变态的方式寻求发泄。[4]

“五四”初期曾经大肆标榜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但由于初期缺乏理性的启蒙并没有彻底地清除掉人们大脑中残留的封建伦理观,使得他们的自由恋爱成功之后又重新被礼教的僵尸拉进了坟墓,一批知识女性为摆脱矛盾而产生了“精神恋爱”和“同性恋”的畸型婚恋心理。[5]

〈丽石的日记〉中,女主人公丽石受“五四”思想的洗礼,试图保持独立的自我,渴望真正的爱情而不得,又从朋友的婚姻中看到了失望和无聊,便产生变态心理,走进了同性恋的死胡同,最后抑郁而死。[6]

异性恋情或婚姻的介入可能会使女同性恋患者迸发难以治愈的心病

〈丽石的日记〉就以细腻的感情描写了丽石和沅青之间纯洁又奇特的恋情。……可是,这种病态的性心理和性冲动最终还是被异性的情爱和婚姻所瓦解,所轰毁,于是又造成了一部分女性的人生痛苦。[7]

另一方面,这种疾病也可能因异性的恋情或婚姻而得以“矫正”,获得救赎,这正印证了弗洛伊德曾指出的“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常和同性缔结伤感的伴侣。无疑抵制此种性对象之永久倒错的最强大力量来自异性性征相互间的吸引力”[8]

凭着性别意识,庐隐构建了一个女儿国,筑起一道性别防线,来抵御异性的侵入,保持与异性的隔绝状态,以同性间的友谊维系这女儿国的存在。由于对异性的拒斥,便走向另一极端——同性的相恋。……同性的女儿国是难久维持,因为它违背自然规律,除友谊外,女性更需要爱情,所以,女儿国无形解体。……庐隐的女主人公们开始热烈地追求异性恋。性爱从变态走向常态,这是一个进步。[9]

有些论者则指出五四时期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女性对异性婚恋的失望,使女性对同性产生爱恋,或藉着女女关系逃避异性婚恋,杨剑龙曾说〈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之所以“珍重与女友沅青的情感”,是因为“厌倦于异性的纠缠”[10]王德威认为庐隐部分作品中的女性同性恋主题是一种“探触”,而且是源于女性对男性主导世界的一种反感:“男性主导的世界既是如此荒芜凉薄,女性之间感情牵引成了重要寄托。这样的同性关系或鲜见肉体爱欲表现,但其缠绵曲折处,绝不在男女间的罗曼史之下。”[11]史书美和奉仁英都认为庐隐文本中的女同性爱是应付异性婚姻制度的压迫的一种策略[12]李玲认为庐隐文本中的女同性爱是“由于异性交往的相对匮乏和同性交往的相对自由,再加上对女性事业及婚姻难以两全的恐惧,有一部份女性的青春冲动就可能指向同性伙伴。”[13]

其实,对异性的排斥、对同性的爱恋,孰因孰果,是很难加以区分的。以上这些解读,正可看出〈丽石的日记〉中沅青所感叹的:“同性的爱恋,终久不被社会的人认可”[14],不是被视为“性倒错”,是需要矫治的心理疾病;就是被视为逃避异性婚姻的手段,不是真正的同性爱恋。女同性爱在这其中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位置,而社会为她们安排的唯一归宿——异性婚姻,却没有带给她们所谓的幸福,反而使她们再次跌入男权文化的陷阱。五四的女儿义无反顾地冲出了封建的营垒,却发现前途一片茫然,“到哪里去呢?前面是茫茫大海,后面是荡荡大河,四面都是生疏的,冷酷的,没有一支渡船。”[15]“结婚也不好,不结婚也不好,岐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呵!”[16]被包围在“生疏”、“冷酷”、庞大的异性恋霸权和男权文化的双重宰制下,“何处是归程”成为庐隐文本中的五四女儿共同的心声,而且,“没有一支渡船”。

美丽的五四遗事,不是只有徐志摩与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还有丽石与沅青,畏如与星若,亚侠与KY,露沙与莲裳……她们的故事都非常美,非常真,足以感动我们,启示我们,在今天的女权运动或同志运动中,增添一股精神的力量。

过去许多论者都认为庐隐的作品范围仄狭、结构松散、思想悲观,姑且不论这些说法是否以偏概全,庐隐文本中的含蓄政治所营造的委娩情韵与特殊美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赏析的。

笔者才疏学浅,对庐隐文本中的女同性爱的分析讨论或有不足之处;况且同志论述的文学批评方兴,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有更适宜用来讨论五四女同性爱的理论工具出现。抛砖引玉,以俟来者。



[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页96[回本文]

[2] 常立霓〈庐隐的情爱世界——兼与郁达夫比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页184[回本文]

[3] 林丹娅〈一种叙事:关于异性爱与同性爱〉,《东南学术》,1998年第5期,页25中评析庐隐的作品“无不流露着对同性比异性更为爱恋的心理痕迹”。[回本文]

[4] 朱洁新文学初期女性作家创作散论〉,《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51月第32卷第1期,页30[回本文]

[5] 许德〈论庐隐早期小说的审美意蕴〉,《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8月第28卷第3期,页425[回本文]

[6] 李国英、刘志梅〈论庐隐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形象〉,《天中学刊》,19978月第12卷第4期,页32[回本文]

[7] 胡晓燕〈对女性意识的发掘和探寻——试论庐隐的女性小说〉,《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998月第20卷第4期,页91[回本文]

[8] 弗洛伊德(Freud)着、林克明译《性学三论  爱情心理学》(台北:志文出版社,19905),页116。译自弗洛伊德’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1920),’On the Universal Tendency to Debasement in the Sphere of Love’(1912)……等。[回本文]

[9] 游友基〈悲哀美:时代苦闷与女性苦闷的绝叫者庐隐〉,《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页83[回本文]

[10] 杨剑龙〈“上帝赐予了她悲观的份子”——论基督教与庐隐的小说创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页88[回本文]

[11] 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年,页305[回本文]

[12] 史书美认为庐隐的作品“指出婚姻为另外一种桎梏女性的制度,甚至暗示用女性间的同性恋或其他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她们的自主自立”(史书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自白小说〉,《当代》,1994年第95期,页123);奉仁英亦谓“同性恋爱对她[丽石]来说,是应付当时中国婚姻制度对自己压迫的一种策略。”(奉仁英〈庐隐的书信体和日记体小说的叙事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4期,页132)[回本文]

[13] 李玲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五四”女作家创作散论〉,《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页58[回本文]

[14] 庐隐〈丽石的日记〉,庐隐着、任海灯选编《丽石的日记》,页41[回本文]

[15] 庐隐〈彷徨〉,钱虹编《庐隐选集》上册,页203[回本文]

[16] 庐隐〈何处是归程〉,范玉吉编选《庐隐小说:何处是归程》,页11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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