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对异性恋婚姻体制的批判

第一节、 自由恋爱的“假面具”
一、醉翁之意不在酒
二、女子到底还是一件玩物

第二节、可怕的结婚
一、变相的包办婚姻
二、镇日作家庭的牛马
三、搁浅的人们
四、家事分工的问题

五四时期的女儿们在女权的声浪中觉醒了，但就在“自由”、“解放”将她们从封建束缚解救出来的同时，又将她们抛入尚不属于她们的、异己的天地中[1]。这一群无路可走的女性觉醒者形象，表现了庐隐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怀疑和叛逆情绪[2]。

在五四运动后出现的第一代女作家中，庐隐和冰心、苏雪林等“闺秀派”女作家相较，具有更鲜明的叛逆精神及女权主义，被称为“拥护女权的健将”[3]，近代亦有人称她为“实实在在的、彻底的女性主义者”[4]，其“女性意识是五四女小说家最值得注意的”[5]。从她留下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一位高举女权旗帜，反抗父权、怀疑夫权、批判男权的女作家，正如近代几位学者曾指出的：

庐隐的好处是她的亲身经历和痛苦的体验使她深知中国女性的苦难，因此，她对女性的体察细微而又有一种大的概括力，她对后人，特别是对后来颇有自我意识的女性来讲，是极有吸引力的。[6]

作者所希冀的独立人格，以及对女人作为人的人生价值等等的思考，这些才是庐隐的真意，也是庐隐所有作品的主调。[7]

庐隐作品中的女权主义意识是其最主要的精神之一。她不但指出年轻男女在社会上的不平等，更指出婚姻为另外一种桎梏女性的制度，甚至暗示用女性间的同性恋或其他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她们的自主自立，她女权意识的激进程度，是有目共睹的。[8]

在中西思潮冲击交流、女权思潮蓬勃发展的五四时期，庐隐作为中国第一代的“新女性”、女作家及女权运动者，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占有特殊的说话位置。她对自由恋爱、异性婚姻的批判，充分暴露了‘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不彻底性和虚浮性[9]。

第一节、自由恋爱的“假面具”

一、醉翁之意不在酒

即使进步男性“听起来”像是同一条道上的，但其实不是。

我们跟所有其他女人的命运才是共同的。

                 ～～张娟芬〈LIKE  A  LESBIAN〉[10]

五四运动后，在大中城市中，各阶层妇女都受到影响，先后加入女权运动的行列，然而整体来说，参与女权运动的男性人数比女性来得多[11]，如庐隐在〈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中反映的：“当女权运动会成立的时候曾在北京女高师摄影，其中男子差不多要占三分之二，女子不过三分之一”[12]，一般人以为这是男性知识份子思想进步的表现，是不可多得的可喜现象，但庐隐却不以为然，她以锋利讽刺的笔调说：“这种情形实在使人惊异，岂是中国男子，特别宽宏大量吗？不与女子对敌，反与女子表十三分的同情，如果此情属实，女子也可以不必运动了。”[13]然而当时的女权运动不仅在人数上阳盛阴衰，连理论的倡导者、活动的领导者都是男性，如郭梦良在《晨报》发表〈“妇女解放”一国救急方法〉、提倡组织“女子成美会”，庐隐便撰文回应郭梦良的文章道：

为什么妇女本身的问题，要妇女以外的人来解决？妇女本身的苦痛，为什么妇女本身反不觉得呢？妇女也有头脑，也有四肢五官，为什么没有感觉？样样事情都要男子主使提携。这真不可思议了！

妇女解放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但是妇女解放的事实，大半都是失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妇女本身没有觉悟，所以经不起磨折，终至于失败。妇女本身没有觉悟，所以关系本身的问题，不能去解决。而想求那利害关系次一层的男子代为解决，这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14]

庐隐并非反对男子参与女权运动，而是对妇女缺乏觉悟的情形感到忧心[15]。当时大多数女子的教育程度不如男子，因此往往缺乏自信，即使在女权运动上，也依赖男性知识份子的主使提携，而没有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妇女问题，用自己的感觉去感受女性的处境与命运，用自己的四肢去从事妇女运动。妇女本身没有觉悟的话，无论口号喊得多么响亮，都不可能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因为妇女并没有把自己从男性附属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而男性再怎么同情女性，毕竟相对于女性是“利害关系次一层”[16]的，未必能了解女子切身的问题。更不幸的是，某些男子甚至假借参与女权运动来亲近、追求女性，根本不是真心诚意地想解决妇女问题，更不肖的甚至以“妇女解放”为名，行玩弄、欺骗女性之实。从庐隐的文本看来，当时藉着“妇女解放”这种时髦的口号或运动来追求异性的无聊男子并不算少，庐隐对此现象表达了相当的批判：“现在觉悟的男子，固然不少，然而迷梦不醒的，和那利用妇女解放‘冠冕堂皇’名目，施行阴险狡诈伎俩的也不少。”[17]“当他们站在一部份女子身后，赞助女权运动时，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18]

在《妇女杂志》曾有一位署名云青女士的女学生提到自己进入男女同学的学校不到两年，就收到两百多封情书，“满笺都是些‘一见消魂’‘社交公开’与‘恋爱自由’的轻蔑人格的肉麻话”，她忿忿不平地指责这些男学生“假借社交公开的美名，整天一味的打扰人。招待罢，则蹉跎光阴；不招待罢，则因为吃了闭门羹就老羞成怒，散布诬衊人格的谣言。”[19]五四时期假借社交公开、恋爱自由等名目，不顾对方交往的意愿、任意骚扰女性的无聊男子，的确大有人在。

庐隐〈歧路〉中的小王便是个典型的例子。小说中的女主角兰因本是名门闺秀，读女子中学时，被推举为妇女运动的代表，因此在妇女协会认识了小王，小王对她展开热烈的追求，并希望兰因与他同居，一起从事社会运动，当兰因因“顾虑到社会的习惯”[20]而犹疑不决时，小王便用打破礼教、妇女解放等冠冕堂皇的论调说服兰因：“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从前了，女人尝点恋爱的滋味，是很正常的事……我们彼此都是新青年，不应当再把那不自然的束缚来隔开我们，减低我们恋爱的热度！”[21]小王并引用当时社会主义“废除家庭”[22]的主张说：“婚姻制度早晚是要打破的，我们为什么那么愿意去做那法制下的傀儡呢？”[23]然而当兰因听信了子青的高调，离开家庭，和子青同居后不久，子青就移情别恋，将她抛弃了。兰因在无法谋生的情况下，受到老鸨的引诱，竟沦为暗娼。小说中借肃真之口，揭发了小王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男性女权运动者的假面具，并沉痛地呼吁大家在谈所谓“解放”时，态度应该更忠实些：

他一天到晚喊打破旧道德，自由恋爱，他再也不顾到别人的死活，只图自己开心，把一个好好的女青年，挤到陷坑里去。而我们还作梦似的，不清楚他自己的罪恶，提起来真叫人愤恨……同志们！我不怕你们怪，我觉得中国要想有光明的前途，大家的生活应当更忠实些，不然前途只有荆棘了！[24]

在小说〈流星〉中，庐隐生动地描写了轩哥这个看似一本正经、实则滑稽可笑的人物。当他尚未卷入“自由恋爱”的漩涡时，他满脑子“干为父，坤为母”、“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25]的封建观念，对“男女平等”的论调嗤之以鼻。但当他爱上阿娟时，却希望女性抛开礼教的束缚，回应他热情的追求，因此话锋一转，竟然变得“很觉得‘恋爱自由’四个字，有无上的价值。”[26]阿娟因此看出人性的自私，既无奈又讽刺地说：“什么不时髦，和思想陈旧都是不自然的假面具，等他自己需要时髦时，便要重整旗鼓另开张了！”[27]庐隐在此揭露某些男性主张妇女解放时，真正的动机并非为了女性的权益，而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蓝田的忏悔录〉中的蓝田是一个“醉心妇女运动的人”，却被一般人视为“喜欢胡闹的女子”[28]，何仁表面上很支持她的理想，意气充溢地说“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能力，帮助有志无力的女子”[29]，却在与蓝田订婚后与别的女子结婚，让蓝田成为人们嬉笑怒骂的对象，“成了新旧所不容的堕落人了”[30]。当初他支持妇运，只是为了接近蓝田、欺骗她的感情。在〈新的遮拦〉[31]中，庐隐更揭发了出某些男性女权运动者支持、鼓励女性参加会议，并不是真的想要听取女性的意见和需求，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庐隐以讽刺又不失诙谐的笔调描绘出那些男青年往日开会时，总是“等不得主席宣布开会，他们已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急着要走”[32]；自从有女性加入后，却“仿佛这会场的四围，充满了吸力，使他们恋恋不舍离去。”[33]表面上，他们对这些新女性非常尊敬，称赞她们是“有觉悟的女子”[34]；私底下，却对她们指指点点，苛刻地批评道：“那是一个最时髦的女学生，最喜欢出风头……我们送她一个极恰当的绰号——女政客——她的朋友至少在两打以上，要是我绝不和这种人来往。”[35]他们自以为是女权的支持者，却只因为女性积极地参与活动、擅于社交，就如此嘲笑鄙视，实际上根本没有了解女权的真谛。

〈灰色的路程〉中，庐隐以超现实的手法想像了一个“恋爱国”，顾名思义，这个国度主张妇女解放、自由恋爱、社交公开，然而在这个“恋爱国”的大学殿堂中，某个男教员却在课堂上如此宣讲他对爱情、对女性的看法：

你们知道女性的怯弱，她们怕人说她生得丑，更怕人说她们年岁大，她们处处表现出要被男性所有，和爱护的痕迹。这种习惯在西方更甚，……譬如在宴会里，某青年若称赞某女子美丽，那女子必觉十分得意和感激，……根据她们这些弱点，男性对于她们的爱，正仿佛爱一件东西似的，……而东西的爱往往因为爱的人多而增加它们的价值。也正同于两个男性，争一个女性，便觉得这个女性更可爱。这并不是真爱女性，不过是要战胜其他的男性罢了。所以不惜决斗，不惜用种种手段去笼络……[36]

课堂上三十几个男学生听了老师的话，都微笑着点头称是。美国学者赛姬薇恪(Eve Kosofsky Sedgwick)在其经典名作《Between Men》中，曾指出在父系社会中，女性已被物化，成为支撑父系社会存在的支柱。女性是促使男人拥有权势、父权社会更具权威的媒介，男女两性的关系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其象征意义则在于男性间的互动。因此，她认为所谓的男女两性关系的深层结构是一种男/女/男的三角关系，任何一种男女关系的终极目标都在于巩固男性之间的同性社交欲望(homosocial desire)[37]；两个以上的男性在争取一个女性时，与其说是真爱女性，不如说是男性之间的竞赛。〈灰色的路程〉中所揭露的男性观点正与赛姬薇恪的分析遥相呼应。这些男性虽然接受了新式教育，虽然很赞同妇女解放、自由恋爱、社交公开，却没有真正的尊重女性的人格，他们把女性视为弱者，视为他们与其他男性一争长短的“一件东西”、一种“战利品”，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女权支持者。

在另一篇小说〈雨夜〉中，少年军官千方百计地想让他所单恋的女子——侠影留在他下榻的旅店中过夜，结果求爱不成，便故意以激将法讥笑侠影“你原来是一个旧道德的女子，你的心恰似古井不波呵！”[38]像这样以鼓励女子接受“新道德”的幌子、遂己私欲的无聊男子，实在比一般的好色之徒更令人不齿。但侠影并未被少年军官似是而非的谬论迷惑，她明白地说明自己“是个受过新教育的女子，从来就没有这种迂腐的传统思想。不过你要知道，一种超物质的灵的认识，是比一切威权厉害呢。换句话说，就是我的直觉认为你的爱我，是我所不愿意领受的”[39]，这番话明白地告诉男人，所谓的妇女解放、打破旧道德，并不表示女子“开放地”接受男子的求爱，就是“性”或“精神”解放了，能够自己决定要不要领受这份爱，才是女性情欲真正的解放与“自主”。她揭示出不仅片面的贞操观等旧道德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自由恋爱”这一现代的爱情观也被利用、蜕变为男子欺骗、诱惑女子的幌子，而失去了它本来包含的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的精神内涵[40]。

虽然庐隐呼吁女性出面领导、参与妇女运动，但她也发现热心妇女运动的女性承受了比男性女权运动者更大的压力，男性女权运动者被赋予人道的光环，女性女权运动者却被给予异样的眼光，被讥笑为爱出风头的政客，甚至被造谣毁谤，怀疑她们为妇女运动争取到的金钱援助，是出卖色相的结果，庐隐在小说中不只一次地为这种恶劣不公的现象发出不平之鸣，除了上述〈新的遮拦〉、〈蓝田的忏悔录〉中的女性女权运动者被讥笑为“女政客”、“喜欢胡闹的女子”以外，〈何处是归程〉中的姑姑，也因为“在北京为妇女运动奔走”，而被“赠了一个准政客的刻薄名词”，从她吐露的这段心声，可以看出早期女性参与妇女运动的艰辛：

因为运动宪法修改委员，给我们相当的援助，更不知受了多少嘲笑。末了到底被人造了许多谣言，什么和某人订婚了，最残忍的竟有人说我要给某人作姨太太，并且不止侮辱我一个。他们在酒酣耳热的时候，从他们喷唾沫的口角上，往往流露出轻薄的微笑，跟着，他们必定要求一个结论道：“这些女子都是拿着妇女运动作招牌，借题出风头。”……你想我怎么受？[41]

其实当时一般人对女性女权运动者的侧目，正是因为在男性化的女权运动中女性尚属稀有，且运动内容大多只是体现男性的期望，并未撼动男权文化[42]，使男性蔑视女性的旧观念仍普遍存在，极力鼓吹妇女解放的罗家伦，亦曾经指出男性主导女权运动的局限性：“男子自己现在还有种种思想的束缚，知识的束缚，社会的束缚，生活的束缚，自己都解放不了，还配为人家解放吗？”[43]所以庐隐深刻地警觉到女权运动“女性化”的必要，因为唯有自己能了解自己切肤的问题与需求，正如庐隐在〈“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中所呼吁的：“妇女解放问题，一定要妇女本身解决”，“我们要想尊重自己的人格，断不可事事盲从他人。”[44]庐隐不仅针砭了当时妇运的时弊，更试图呼唤出一个对抗男权的女性同盟。无论女权的声浪如何高涨，“她”在“他”面前始终是“第二性”，只有“她”可能是“她”在争取女权、对抗男权的运动中真正的同志。

二、 女子到底还是一件玩物

    她是一个女人，从很小开始就想成为更自由、以自己为主体的、完整的人， 那是她的心声，却为社会所不容。

                                 ～～Radicalesbians〈女人认同女人〉[45]

    庐隐在〈中国妇女的运动问题〉中分析欧美妇女运动“第一不可缺的原动力，便是天赋人权的学说之影响”[46]。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启蒙时代”，西方各国启蒙思想家开始挑战封建社会的暴君制度，他们一方面反对“君权神授”，一方面思考“人类的权利”，因而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学说。

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敲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的人权学说及女权思想传入中国，“女权运动”被视为“广义的人权运动”[47]，甚至就等于人权运动[48]，是“天赋人权”的“同理可证”。在中国的封建家庭中，女性隶属于男性，被当作某种可以买卖、使用、赏玩、舍弃的物品，她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经济权、参政权、教育权，没有基本人权、更遑论女权。对此，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男女平权的主张：“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授天权一也。”[49]梁启超说：“男女中分，人数之半，受生于天，受爱于父母，匪有异矣”[50]，康有为亦说：“男女天生，其聪明睿哲同，其性情气质同，其德义嗜欲同”，“以公理言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51]著名的反封建女侠秋瑾在〈勉女权〉一诗中说：“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52]从“男女天生”、“天赋人权”到“天赋‘女’权”的三段论证，是戊戌以降女权思想的理论基础。

然而，戊戌变法时期的女权运动多半以男性为主导，以“强国健种”为主要目的，当时女人所得到的权力：如女子参政、女子教育、妇女团体、废缠足等，是男人基于国族的考量愿意释放给女人的。大多数的妇女——尤其是广大的劳动妇女，并没有真正的“人”的觉醒。即使到了五四时期，参与女权运动、甚至站在领导位置的的仍以男性为多，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男知识份子，表面上提倡女权，实际上却未必尊重女性。而且大多数没有觉醒、或无法摆脱命运的劳动妇女，仍然处在“奴隶”的、甚至“非人”的处境。

其实，“人权”未必等同于“女权”，“人”的觉醒未必等于“女人”的觉醒，“人权运动”也未必等于“女权运动”。西蒙．波娃在分析“男人”、“女人”及“人”的概念时曾说：“两性关系和两种电极不尽相同，因为男人既相当于阳性又相当于中性，人们通常用‘男人’(man)这个词泛指一般的人。而女人只相当于阴性，他为这个有限的尺度所限定，并不也相当于中性。”[53]她并且干脆直接了当地说：“人就是指男性”[54]。在中国，“人”这个符号的意义亦必然指涉或包含男人，却未必指涉或包含女人[55]，梁启超在〈人权与女权〉中，将女权运动定义为“广义的人权运动”[56]，便表示“狭义的人权运动”是不包括“女权运动”的；也就是说，“狭义的人”并不包括“女人”。所以，女权运动不能附属于人权运动，而必须有其独立性。庐隐对此虽然没有明确的厘清，但是在小说〈一幕〉[57]中描述了一个“注重人道”却奴视女性的男教育家，显然她并不相信所谓的——尤其是男人心目中的——“人道”主义和女权主义能够划上等号。

庐隐的人/女权思想虽然前有所承，然而处在同为女人的性别位置，庐隐对女人长久以来“所处的地位，是在人类线之下”[58]的不公现象，显然倾注了了比梁、康诸公更深切的关怀、更直接的愤慨及更切身的感触，以致她的人/女权思想，往往是以充满火药味的“女性愤怒”[59]表现出来。在〈中国妇女的运动问题〉中，她形容这种非人的女性处境是“阴湿卑贱的地狱”[60]，她并揣摩男性的自大心理，用她那直率大胆的笔调，挑衅地再现了男人蔑视女性的话语：“你们这一群弱者，究竟有什么能力？你们除了作男子发泄兽欲的工具，和制造新生命的机器外，没有更体面可作的事了。”[61]

诸如此类义愤填膺、赤裸裸地揭示女人被“物化”的句子，在她的小说中亦屡见不鲜。如〈一幕〉描写一个“装模做样”、“虚伪极点”、“很觉得自己是时代的伟人”[62]的男教育家徐伟先生，“他提倡男女平权，他主张男女同学，他更注重人道”[63]，然而讽刺的是，当他贫寒无闻时，夫人与他同甘共苦，感情很融洽，后来发达成名了，他就嫌她“乡下气”，“有了汽车，谁还愿意坐马车呢？”[64]而在头发花白以后，娶了一个妙龄女郎作妾，把四十多岁的糟糠之妻打发到另外的房子里。文中旧夫人的悲哀的控诉，正是中国数千年来妇女的悲哀：“男人看待妻子，仿佛是一副行头，阔了就要换行头，那从前替他作尽奴隶而得的报酬，就是我现在的样子，……正如一副不用的马鞍，扔在厩房里，没有人理会它呢！”[65]两位女学生见了师母被弃的不幸，不禁发出“女人不是货物呵！怎能爱取就取，不爱就弃了？”以及“制礼的是周公，不是周婆呵！”[66]的不平之鸣，明白指控了父权制下男人所制定的礼法，是如何把女人降格到“物”的位置，“取舍”之际，端看其是否具有“利用价值”。在〈秦教授的失败〉中，秦教授的父亲明明已经有了好几个太太，为了骗取良家妇女为婚，甚至骗人说老婆已经死了。被遗弃的原配不但被当作“非人”，甚至被当作不存在的“死人”。庐隐借小说中原配的控诉痛批男人的自私及对女人的漠视：“世界上就是你们男人是王，我们作女人的应当永沈地狱，对不对？”[67]在散文〈玫瑰的刺〉中，万先生已经结过婚，还托庐隐为他作媒，时常对女人品头论足，甚至和朋友张先生为菡小姐争风吃醋，他们不检讨自己的失态，却把罪过怪到女人头上：“女人究竟是祸水，为了一个女人，可以亡国，可以破家，当然也可以毁了彼此间的友谊！”[68]庐隐语带嘲讽地提醒这班喜欢拈花惹草、认为“女性天生是占在被爱的地位上”的男人说：“从古到今女子只是个玩物，等于装饰品一类的东西……不过你们要注意在周公制礼作乐之前，男女确是平等的呢！”[69]

庐隐《象牙戒指》中张沁珠和曹长空的爱情故事，正是庐隐的挚友石评梅与高君宇的交往过程。小说中沁珠坚持独身主义、拒绝曹君的追求，让曹君深为情苦、甚至病重身亡，论者曾批评沁珠的独身主义太过“固执”[70]，但就文本来看，沁珠对曹君的拒绝是出于“少女的尊严和自傲”[71]，曹君追求她时已经娶妻，还有一个女儿，虽然那是没有感情基础的旧式婚姻，但沁珠清醒地分析道：

这种男子对于爱更难靠得住。他们是骑着马找马的。如果找到比原来的那一人好，他就不妨拼命的追逐。如果实在追逐不到时，他们竟可以厚着脸皮仍旧回到他妻子的面前去。最可恨，他们是拿女子当一件货物，将女子比作一盏灯，竟公然宣说有了电灯就不要洋油灯了——究竟女子也应当有她的人格。她们究竟不是一盏灯一匹马之类呵！[72]

后来曹君和妻子离了婚，并写了封长信告诉沁珠，开头首句就说：“神龛不曾打扫干净，如何能希冀神的降临？”[73]将他正热烈追求的沁珠比喻为神，而八年来含辛茹苦为他奉养双亲、养大女儿的妻子却被视为尘埃之流了。这八年来曹君的女儿从未见过父亲的面，曹君从未尽到为父的责任，但是离婚时曹君却以“她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对于孩子的教育是不够资格的”[74]而坚持不肯将女儿的监护权归于母亲。前妻含恨忍悲地离去时，曹君虽有些怅惘，但想到再婚的可能性，“我被愧恨笼罩的心，立刻恢复到光明活泼的境地”[75]；接着这个“头脑不简单的男人”对于孩子的教育又作了什么呢？他只觉得“这件事情既已有了解决，我还在家作什么，我恨不得飞到你面前”[76]，就毫不犹豫地抛下幼女离开了。无怪乎沁珠看了这封信不但不打算和曹君结婚，反而更坚决地“抱定为了爱而独身的主义”[77]，因为前妻的悲剧让她觉得“为了我而破坏人家的姻缘，我太是罪人了”[78]，也让她怀疑男人在婚后是否仍能尊重女性的人格：“一个女孩子，她之所以值得人们追求崇拜的，正因是一个女孩子。假使嫁了人！就不啻一颗陨了的星，无光无热，谁要理她呢？”[79]甚至因此决定“永远不作任何人的妻”[80]。她的独身主义虽然在一般人看来有点固执，却不是毫无道理的。

〈雨夜〉[81]中描写了一个自以为很懂得女子心理的少年军官，他用半哄半骗的方式，邀请他所爱慕的侠影到他所下榻的旅店见面一叙，趁着下雨强留她过夜，甚至当面说出“对付女子非如此不可，她们是要人强迫才有趣味的”[82]这样无礼的话来，侠影对他并无好感，不愿委身于他，两人竟因此在两方丈的房间中绕着八仙桌，如耗子避猫般转来转去地捉迷藏起来。这个场景十分滑稽地再现出男女因为“性”而产生的对峙与争逐，女人在这种窘境中无可奈何地变成被追捕的猎物。虽然侠影终究以充满机智及勇气的态度摆脱了他的纠缠，但不禁“深深觉得女子的不幸，永远被人侮辱玩弄”，“她觉得一切的男人没有不蔑视女性的，但是面子上还能尊女性如皇后，骨子里是什么？不过玩具罢了。”[83]她并责备妄想蛮横地驯服女性的少年军官说：“你根本没把女子看成人，你希望你的爱人是一只依人的小鸟。”[84]

中国素有“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古训，五四时期的女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主要职业是小说老师及医院看护，社会其他行业不向女性开放，因此争取女性经济独立、就业机会均等也成为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口号。1921年起，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陆续出现了招收女职员的行业，主要有银行、商店、电话局、照相馆等[85]。然而社会大众对这少数走进职场的妇女，大多投以异样的眼光，对职业妇女的工作能力抱持怀疑或保留的态度，郭立诚曾回忆“当时社会对职业妇女都另眼相看，称她们为‘花瓶’”[86]，在庐隐一篇自传性质的小说〈归雁〉中，女主角纫菁到公事房担任编辑，却遭到男同事们“含恶意的注视”，仿佛在说：“你这么个女孩儿，也懂得编辑什么吗？”纫菁不禁悲愤地想：“本来在我们的社会里，女人永远只是女人，除了做人的玩具似的妻，和奴隶似的管家婆外，还配有其他的职业和地位吗？”[87]凡是“人”都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如果女人被认为没有追求自我实现的需要及资格，她实际上已被贬到次于人(男人)的地位了。

在〈花瓶时代〉中，庐隐更以讽刺辛辣的笔调，描述所谓的“妇女解放”后，妇女表面上脱离了奴隶阶级，实际上仍只被当作好看的“花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

这不能不感谢上苍，它竟大发慈悲，感动了这个世界上傲岸自尊的男人，高抬贵手，把妇女释放了，从奴隶阶级中解放了出来。现代的妇女，大可扬眉吐气的走着她们花瓶时代的红运，虽然花瓶，还只是件玩艺儿，不过比起从前被锁在大门以内作执畚帚，和泄欲制造孩子的机器，似乎多少差强人意吧！[88]

然而这种看似尊宠的地位及生活是随时可能破灭的，因为“花瓶”再怎么光鲜亮丽终究不是“人”，庐隐提醒“花瓶们”且慢趾高气扬，“说不定有一天，要被这些欣赏而鼓舞着你们的男人们，嫌你们中看不中吃，砰的一声把你们摔得粉碎呢！”[89]那么女性究竟要如何才能得到真正属于“人”的尊严呢？庐隐说：“你们要想自救，只有自己决心把这花瓶的时代毁灭，苦苦修行，再入轮回，得个人身，才有办法。而这种苦修全靠自我的觉醒。”[90]庐隐在此鼓励妇女们——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妇女——从被男人豢养、表面娇宠、实则毫无尊严及保障的“花瓶”生活中觉醒过来，靠自己的力量做个实实在在的人。

数千年来，在父权制的礼法下，中国的妇女一向不是“自由人”，女人的身体，在父权制的社会或家庭中，常常就等于“性”或“生产”。“奴隶”或“玩具”、“机器”、“花瓶”等“货物”……这一连串将女人“功能化”、“物化”的符码，试图唤醒妇女的觉悟，并要求世人正视女性身而为“人”、却未受到“人”的尊重及待遇的不合理现象。庐隐曾说“不被男子玩视和侮辱的女性，至今还不曾有过”[91]，而“女人没有脱离作机器和玩具的时代以前，女人永得不到幸福的”[92]；“在同一世界里同一人类中而分出高低不平的界限，人类还有幸福吗？”[93]她并疾呼道：“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了。”[94]

在男权文化依旧强势的情况下，女性无法在两性关系中摆脱性与权力的威胁与焦虑，她们的身心被摆在非人的、次等的、奴隶的位置，必须费尽力气地抗争、呐喊、挣扎，才可能被当作人、获得自由。〈飘泊的女儿〉中的畏如认为在男人眼中“女人到底还是一件玩物”[95]，〈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及沅青认为“和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96]，这都显示男女不平等的地位已经让觉醒的知识女性再也无法忍受，也使她们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男性神话抱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第二节、可怕的结婚

在〈丽石的日记〉中，丽石与沅青相互约定“那可怕的结婚，我一定要避免”[97]，异性婚姻让五四的知识女性觉得如此恐怖、避之唯恐不及，正揭示出五四时期社会给女性独立的开放程度、准备条件不够，以及男性角色调整的滞后性[98]。

一、变相的包办婚姻

五四时期反对包办婚姻的声浪虽高，但根据1920年的一项针对各师范、大学、中学学生的婚姻状况做的问卷调查显示，已结婚的学生由父母代定占了97%以上，已订婚的也有87%以上是由父母代定，未婚的学生有38％以上都表示愿意由父母代定[99]。新式学校中的学生尚且如此，就可以想见当时包办婚姻仍是多么普遍，无论在社会习惯、还是伦理观念上，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并未被婚姻自主的声浪所取代。

对五四时期女性知识份子来说，反封建、反礼教的自由思潮虽令她们大开眼界，然而自幼熟习的女教闺训却仍深深影响着她们，从庐隐自传中这段大学生活的回忆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自由恋爱”对当时一般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来说仍是非常惊世骇俗的，要她们完全捐弃昔日的道德观念并非易事：

我还记得，在我们每星期五的讲演会上，有一个同学，竟大胆的讲恋爱自由，她是一个圆面孔，身材丰腴的女孩儿，当她站在讲台上，把她的讲题写在黑板上时，有些人竟惊得吐舌头。而我却暗暗的佩服她，后来她讲了许多理论上的恋爱自由，又提出了许多西洋的事实来证明。大家有窃窃私议的，有脸上露出鄙夷的表示的，也有的竟发出咄咄的怪声的。而那位同学，雪白的脸上，涨起了红潮，她是咬牙在忍受群众的压迫呢。散会后，我独去安慰她，同情她，而且鼓励她勇敢前进。这样一来，我也被众人认为新人物，时时被冷嘲热骂，有几个更浅薄的同学，常常讥讽我。[100]

虽然旧观念、旧道德的势力仍是如此顽强，但是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新说已经在大学校园掀起了涟漪，自己选择婚恋对象的人性复归——这来自夏娃灵魂深处的呼唤，或多或少地在知识女性心中萌醒了。她们受到新思潮的吸引，但旧道德的规范形成一股强大的心理压力、心理障碍，阻遏着正当的情的奔放[101]。在这特殊的历史背景中，所谓的“智”是与“情”相对的传统封建的道德要求，而“情”则是“自由恋爱”的呼声中觉醒者的情感需求[102]。庐隐常用“情与智的争战”来形容五四青年的彷徨与挣扎：“我们一面受情感的支配，一面又受理智的压迫……”“在他们脆弱稚嫩的心里，横放着两件不相融洽的战器，——情与智——终日不住地争战……”[103]“感情与理智的势力，正在互相消长”[104]；一个是有着数千年历史难以撼动的封建势力——这股势力不仅是父权与舆论的压力，也包括了女性尚未摆脱传统观念束缚的自抑心理；一个是风起潮涌的解放思潮，及发自人性的感情需求；这两股强大的力量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无论选择“情”还是“智”，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知战胜了，就要沈于不得究竟的苦海，永劫难回！情战胜了，便要沉沦于情的苦海，也是永劫不回！”[105]

庐隐在〈象牙戒指〉中曾借小说人物素文之口说：“这个时期的青年男女很难找到平坦的道路，多半走的是新与旧互相冲突的叉道，自然免不了种种的苦闷与愁惨。”[106]如庐隐等接受新思潮的洗礼，对封建思想充满反抗意识，选择去“智”任“情”的女性，势必饱受父母的责难、社会的谤议，甚至连某些食古不化的女同学也会对她指指点点、“冷嘲热骂”、“常常讥讽”[107]。而顺从传统道德的女性，如〈海滨故人〉中被同学称为“薛宝钗”的云青，她和蔚然两情相悦，但父亲却嫌贫爱富，反对她与蔚然交往，在“父母之命”与“自由恋爱”之间，自谓“向来理智强于感情”[108]的云青选择做个传统意义上的孝女，“宁愿眼泪向里流，也绝不肯和父母说一句硬话”[109]：“云自幼即受礼教之薰染。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汨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110]，“若果我父母以为不应当……或者亲戚们有闲话，那我宁可自苦一辈子，报答他的情义”[111]。虽然她选择弃“情”从“智”，理性、温顺地听从了父亲的意旨，却无法真正“忘情”，因此深深自苦[112]。〈丽石的日记〉中的海兰，面对归生的追求，虽然心动，却因为当时未婚女子与男人交往仍是有违礼教的事，而以“我受名教的束缚太甚了……并且我不能听人们的非议”拒绝了归生，从“她这种似迎似拒的心理，看得出她智情激战的痕迹”[113]。

超稳定的封建文化传统及其心理积淀箝制着女性的生命意识，传统道德观及礼教就像一张无形而牢固的网，难以挣脱[114]。五四时代的知识女性，一方面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另一分面又残留着中国千年封建传统观念的阴影，再加上现实社会中依然浓重的封建传统思想氛围的压迫，使她们思想上时时面临新与旧的冲突，精神上常限于情与智的矛盾。这种主观追求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以及新旧交替时期某些知识女性半新半旧的心态，导致了她们思想上的苦闷和行动上的徘徊[115]。露沙(庐隐)式的“哲学病”困扰着许多觉醒了的五四女性，不敢纵情也不甘从智[116]，她们渴望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和理想，却又为环境、世俗所胁迫，不得不用合乎传统社会规范的理性来扑灭情感之火，放弃自己内心属意的对象，接受父母所安排的终身伴侣。由于情智始终难以相谐，找不到一条两全其美的出路，五四的女儿们甚至发出的“知识误我”的哀告：

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顾我，

苦闷的眼泪

永远不会从我心里流出来呵！[117]

西谚说“知识就是力量”，庐隐却在小说中大叹“知识误我”，在这个脉络中，“误我”的知识却又不是指“情智激战”中的“智”——旧道德观念，而是个性解放的新思想。这是因为在当时仍然强大的礼教及父权之下，即使据理力争，也未必能争取到自己选择终身伴侣的权利，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智识，反而成为苦恼的源头，庐隐的“海滨故人群”中几乎每个少女面对婚姻问题时，都发出了“知识误我”的感慨，宗莹是这个过渡期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她是个出身优渥的富家小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原本完全没有、有不可能醒觉到父权的压迫：“一天也不出门，什么是世界我也不知道，觉得除依赖父母过我无忧无虑的生活外，没有一点别的思想，那时在别人或者看我很可惜，甚至于觉得我很可怜，其实我自己倒一点不觉得。”[118]然而进了学校，受了新式教育后，“人生观完全变了。不容于亲戚，不容于父母。一天一天觉得自己孤独，什么悲愁，什么无聊，逐渐发明了。……岂不是知识误我吗？”[119]后来她父亲属意一个官僚和她结婚，她不愿意，却被父亲责备、施压，她不禁悲哀地说：

若果始终要为父母牺牲，我何必念书进学校。只过我六七年前小姐式的生活，早晨睡到十一二点起床，看看不相干的闲书，作两首烂调的诗，满肚皮佳人才子的思想，三从四德的观念，那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自然遵守，也没有什么苦恼了！现在既然进了学校，有了智识，叫我屈伏在这种顽固不化的威势下，怎么办得到！我牺牲一个人不要紧，其奈良心上过不去，你说难不难？[120]

听从父命放弃了爱情的云青，甚至怀疑自己当初是否应该求取知识：“若果知道越有知识，越与世界不相容，我就不当读书自苦了。”[121]表面上她依附了旧礼教，甚至抱怨新知识带来的困扰；但她却写了一篇小说，藉由虚构的小说人物的梦境，将“吃人的礼教”描写成“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戴着金碧辉煌的紫金冠。那金冠上有四个大字是‘礼教胜利’”，“许多青年男女的幸福，都被这戴紫金冠的魔鬼剥夺了！”[122]她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摆脱礼教的束缚，只能用笔间接地表达委婉的抗议。

这种变相的包办婚姻可说是五四家长面对“自由恋爱”思潮的一种普遍的应变措施：

一方面放自己的女儿出去读“洋学堂”，把她们改造成适应时代的摩登小姐，将来再由尊长替她们选择门当户对的“男朋友”，在家人的监视下交往交往，几个月之后就订婚结婚，可是这种父母选中的“男朋友”实际上还不是改装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已，在家长方面来说已然是很大的让步。[123]

二、镇日作家庭的牛马

在五四时期，许多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千辛万苦地反抗“父权”、反对包办婚姻；但是当新女性凭自己的意志选择了配偶、走进婚姻后，却又面临“夫权”的束缚。直到二０年代一般的社会观念及习惯，仍然认为“烧茶煮饭，养男育女，现在当作必要的家政，这些责任，是专属于女子的”[124]，许多新女性即使婚前有正当的职业，婚后却在丈夫的要求下将工作辞了[125]。所以在庐隐早期、中期的小说中，“已婚妇女”几乎就等于有志难伸的“家庭主妇”，而“职业妇女”几乎就等于未婚、丧夫、或是抱持“独身主义”的女性。当时大多数的男人在旧礼教、旧观念下，不但不赞成妻子就业，认为女人结婚后就该在家料理家务、生儿育女、侍奉丈夫，甚至以为他们握有丈夫的权柄，可以要求、指使妻子在家里做这做那。

从庐隐的生平我们知道她在第一次婚姻中，深受这种不平等的夫妻关系所苦。庐隐结婚后不久就发现“理想中的结婚生活，和实际的结婚生活，完全相反”[126]。郭梦良任教于吴淞中国公学，后又去政治学院任教务长，每天早出晚归，而庐隐则扮演起“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角色。“伊原是天边野鹤；从来顽憨，那惯到厨下调羹弄汤？闲时只爱读《离骚》，吟诗词，到现在，拈笔在手，写不成三行两语，陡想起锅里的鸡子，熟了没有？”[127]她战胜了封建的“父门”，选择了自己的配偶，然而却被关进另一扇“夫门”，为了相夫教子、为了家庭琐事，无法充分发挥自己写作的志趣，这与她在女高师立下的“狡兔三窟”(教师、作家、家庭主妇) [128]的宏愿相去甚远。她在〈最后的命运〉、〈胜利之后〉、〈何处是归程〉等篇章中反映了对婚姻的失望，理想难伸的苦闷，以及对夫权委婉的质疑。有人曾分析道：“她与郭梦良的恋爱虽遭世俗非议，历经艰难，但她并不因此夸大自己的幸福满足，而是真实地将自己婚后落寞惆怅的心迹剖示给人们”，“她的真率坦诚，足以令人萌生敬意”[129]。

在庐隐早期及中期的小说中，充满了对婚姻的负面看法。在她看来，婚姻往往束缚了女性的发展，埋没了女性的才华，许多女人一旦陷入感情的漩涡，便心甘情愿地抛弃个人理想的追求，“把昔日所谈的求学著书的话，一概收起”[130]；即使是仍然怀有理想的女性，婚后在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的现实生活中，也无法再重拾昔日的志趣，婚前是“左边经，右边史，堆满桌上，看了这本，换那本，……只是孤意独行，丝毫不受人家的牵掣，也从来没有人来牵掣伊”，婚后却是“不知不觉背上许多重担，那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呵！”[131]“当初做学生的时代，十分好强，自从把身体捐入家庭，便弄得事事不如人了”[132]，“结婚以前的岁月，是希望的，也是极有生趣的，……而结婚后的岁月……只感得劳碌，烦躁”[133]；因而“觉得想望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134]，“结婚的意趣，不过平平如是”[135]，壮志雄心，都因此消磨殆尽，想起“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慨？”[136]然而如此奋斗争取到的却是发现“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137]“镇日作家庭的牛马，一点得不到自由飘逸的生活。这就是爱情买来的结果呵！”[138]爱情的胜利并未带来预想的幸福，相反的却带给她们的又一次女性独立意识的戕害[139]。她们悲哀地发现自己的丈夫和她结婚与其说是因为爱情，不如说“是为了家务的管理，和欲性的发泄而娶妻”[140]。想起婚前曾有男人如此嘲弄她们这些女大学生说：“女孩子何必读书？只要学学煮饭、保育婴儿就够了”[141]，当时曾为这种蔑视女性的论调忿忿不平，现在看来倒像是事实了！她们觉得婚姻生活“味同嚼腊”[142]，“譬如坑洼里的水，它永永不动，那也算是有了归宿，但是太无聊而浅薄了。”[143]“谁甘心仅仅为了结婚而牺牲其他的一切呢？”[144]她们哀叹“这就是最后的命运吗？”甚至后悔“当他求婚时，为什么不由得就答应他了呢？她深憾自己的情弱，易动！”[145]“怯弱的我只有悔恨我为什么要结婚呢？”[146]

中国旧式的婚姻对女性来说不仅是乏味、琐碎的，而且闭塞的。庐隐在〈胜利以后〉藉沁珠之口再现了中国家庭的实况：

中国的家庭，实足以消磨人们的志气。我觉得自入家庭以后，从前的朋友日渐稀少，目下来往的不是些应酬的朋友，便是些不相干的亲戚，不是勉强拉扯些应酬话，口不应心的来敷衍，就是打打牌，看看戏。什么高深的学理的谈论不必说，便是一个言志谈心的朋友也得不到……[147]

在庐隐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逼仄的的生存空间，是如何将一个原本徜徉在大学校园中、活泼、自主、充满抱负的少女，变得死板枯稿：“她本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可惜近来却憔悴了”[148]、“从前在学校时，仿佛是水上沙鸥，活泼清爽。今天却像笼里鹦鹉。毫无生气”[149]，她们不由得悲叹道：“现在中国的女子实在太可怜了！”[150]

这些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婚后却扮演着传统贤妻良母的角色，毫无一展所学的机会，她们在感伤自怜之余，也开始思考“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及社会习惯：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结婚，生子，作母亲，……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业志趣全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女人，……这原来就是女人的天职。但谁能死心塌地的相信女人是这么简单的动物呢？……整理家务，扶养孩子，哦！侍候丈夫，这些琐碎的事情真够销磨人了。社会事业——由于个人的意志所发生的活动，只好不提吧。[151]

……其实料理家务，也是一件事，且是结婚后的女子唯一的责任，照历来人的说法自然是如此。但是沁珠实在不甘心就是如此了结，只要想到女子不仅为整理家务而生，便不免要想到以后应当怎么办？[152]

她们一方面不相信“女人是这么简单的动物”、不相信“女子仅为整理家务而生”，一方面却又默认了“结婚，生子，作母亲，……就是女人的天职”、“料理家务”“是结婚后的女子唯一的责任”的传统观念；有时自觉“不能作一个只为别人生活的赘疣”[153]，有时又自解道“安分守己的作一个平凡的女人吧，贤妻良母也是很不错的”[154]；由于无法对夫权提出明确的反抗，她们被困在难以排解的矛盾困境中无法自拔。女性在争取婚恋自由的过程中，历经艰辛、付出代价，仍不免受困于“家庭”与“事业”的两难处境[155]。新式家庭对女性而言仍然是“人世间的牢笼”[156]，与封建家庭不同的只是她们有了自由选择牢笼的权利，“婚姻，那便是重新隐没，至少是半隐半没在历史地表之下。新女性的瞬间将消失，留下一段美丽的‘五四遗事’，一段美丽的‘前尘’。序幕之后，不是正剧，而是尾声。”[157]

以上引述的文本中少妇所表达的愤怒显然已不同于传统依附男性的闺怨，虽然仍无法对夫权提出直接的反抗，但已表达了委婉的质疑，发出了知识女性渴望摆脱依附与从属地位的呼声，跃跃欲试地流露出心灵深处的自主愿望与个性要求。她们在探询自身主体地位、追求理想生活方式的同时，体验到做女人的痛苦[158]。

三、搁浅的人们

中国妇女在数千年的父权制下，养成了依赖男人的“奴隶性”，当女权的号角吹响，某些妇女却没有决心、也没有勇气从依附的生活中走出来，做一个独立的、社会的人，以致成为女权思潮中“搁浅的人们”[159]、“时代的落伍者”[160]。这种来自妇女自身的惰性，和来自男权的传统封建势力相较，对女权运动的阻力并不较小。身为“一代逆女”的庐隐对这类安于现状、缺乏勇气与自觉的妇女，有时是抱着强烈的批判，也时则以同为女性的立场，给予设身处地的同情。在庐隐的作品中，妇女的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依附权势，过着寄生的享乐生活

西蒙．波娃曾说：“中产阶级女人之所以依恋她所受到的束缚，是因为她在依恋本阶级的特权。若是摆脱男人的束缚，她就必须为谋生而工作。她同工人阶级女人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她认为，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将意味着本阶级的灭亡。”[161]生活优裕的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妇女，对所谓“娜拉的出走”[162]往往兴趣缺缺，她们懒得为谋生而工作，宁可“坐仰父兄丈夫之鼻息”[163]，“做着傀儡家庭的主角”[164]。庐隐指出：“有一些懒散惯的妇女，她们拿拥护母权作挡箭牌，暗地里过着寄生的享乐生活。”[165]在小说〈搁浅的人们〉中，庐隐描写了一个年轻时怀有壮志的少女蔚文，嫁给一位名教授后，就把个人的理想抛到九霄云外，仗着丈夫的声望及高薪而骄矜自恃，“那种骄慢的气焰，真使人不敢正眼望一望”[166]。可是她们表面是尊贵的夫人，实际上却是男人的附属品，被当作“花瓶”供养着，一旦青春消逝，失去了男人的宠爱，遭到嫌弃、又无独立能力的“花瓶”就可能“砰的一声”被“摔得粉碎”[167]。庐隐警告这些“花瓶们”：

不能再妄想从男人们那里求乞恩惠，如果男人们的心胸，能如你们所想像的，伟大无私，那么，这世界上的一切幻梦，都将成为事实了！而且男人们的故示宽大，正足使你们毁灭，不要再装腔作势，搔首弄姿的在男人面前自命不凡吧！[168]

中产阶级以上妇女们表面上优渥舒适的生活，往往使人以为中国的妇女并未普遍受到劣等的待遇，当时便曾有人指出：“女子与男子是绝对平等的，不能较男子特别把女子认作神圣，也不能将女子与男子差别的认作神圣；……像现在中国有好多女子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事而生活，一切生活上的物质都受男子的供给，也可以说是男子认了女子是神圣的。”[169]其实，男人供养女人，未必是认女子为神圣，反而是认女子为没有谋生能力的、不独立的人。庐隐曾藉小说〈好丈夫〉中的女教员之口，直言新女性不应期望男人把她当“神仙”或“超人”供养，因为“女神”、“超人”都不是实实在在的“人”：

我们女人固然不愿作男人的奴隶，但同时也不希罕他们拿待超人的态度来待我们。干脆一句话，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大家同等作个人，过着人与人中间应有的互助生活。[170]

以上这段中学女教员的话充分反映了当时步入社会的新女性，不屑于男人的供养，追求个人经济独立与社会地位的决心。不过这毕竟是属于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职业妇女的心声，对生活富裕的资产阶级妇女而言，从依附男人的惰性中出走，并不是她们迫切的需要。

2.苟且度日，勉强维持不美满的婚姻

“天下一切含着眼泪委曲求全的女人，都只是没有勇气！”[171]这句话，道尽了庐隐对妇女惰性的同情与批判。在〈碧波〉中，庐隐描写一个女子碧波，虽是个受过新式教育的留学生，却有着“因循苟安的惰性”[172]，遵从父母之命和幼年订婚的男人，在没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结了婚。丈夫是“永远不知道感情是什么的冷涩的男人”[173]，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夫妻间思想趣味都合不来，先是经常起冲突，后来干脆形同陌路，碧波也曾考虑因性情不合提出离婚，但毕竟“被懒散所危害”，不愿“再击起些生命的波浪”，年纪轻轻就觉得“我已经三十多岁的人了，好歹再混一二十年也就要死的，何必再生什么枝节呢？……所以我也懒了，只算我不曾结婚，一个人东飘西荡地混日子，有时回来看看他，大家客客气气住几天，也还罢了！”[174]她先是因循苟且地听从父母的安排结了不想结的婚，然后又因循苟且地维持着不满的婚姻，如此得过且过地过着不快乐的生活，只因为没有勇气反抗、没有勇气改变。

在〈男人和女人〉[175]中，男人吃定了女人的惰性，甚至明目张胆地发生外遇。文中的太太虽然有时想到丈夫外遇的事实，觉得“这简直是侮辱，不对，这样子妥协下去，总是不对的。”“娜拉[176]的见解不错，抛弃这傀儡家庭，另找出路是真理！”[177]但是当她下定决心离家出走，丈夫搂着她求她饶恕时，她的心就软了，于是自解道：“娜拉究竟只是易卜生的理想人物呀！”[178]〈父亲〉中男主角的父亲明明已娶妻生子，却欺骗一个女子说他还是单身，那女子与他结婚后才发现自己的身份只是个不名誉的“小老婆”，在原配的羞辱下过着悲惨的生活，虽有人劝她离婚，她却认命地说：“我是女子，嫁给了他，什么都定了”[179]，“只怨自己命苦，不幸作了女子，被人欺弄到如此田地”[180]，女人的妥协、认命正使男人有恃无恐，也使男人永远不尊重女性的人格，庐隐感叹道：“男人就这样永远地获得成功，女人也就这样万劫不复地沉沦了！”[181]“妇女们往往因被男子玩弄，而受屈终身的，差不多全世界都是呢！”[182]

在散文〈东京小品〉中，庐隐生动地描写了女人的惰性如何纵容了男人的婚姻暴力。庐隐在日本度蜜月时，隔壁住了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妻，丈夫柯秦南是个具有暴力倾向的可恶男人，柯太太常常无缘无故被打得浑身瘀血，对庐隐哭诉道：“唉！我头一个小孩是怎么死的呵？就是因为在我怀孕八个月的时候，他把我打掉了的。现在我又怀孕两个月了，他又是这样将我毒打。”[183]这样狠毒的暴力行为，显然比个性不合、丈夫外遇更令人发指，所以庐隐极力地劝柯太太离婚：

你既是在国内受过相当的教育，自谋生计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你就应当为了你自身的幸福，和中国女权的前途，具绝大的勇气，和这恶魔的环境奋斗，干脆找个出路。

在现在的时代，一个受教育有自活能力的女人，再去忍受从前那种无可奈何的侮辱，那真太没出息了。我想你也不是没有思想的女人，纵使离婚又有什么关系？[184]

庐隐的话一度鼓舞了柯太太出走的勇气。但是李唯建听说了这件事后，却断言柯太太一定会与柯先生讲和。这篇散文透过庐隐夫妻对柯家夫妻婚姻生活的观看及讨论，以及两对夫妻对话及相处情形的双线结构，反映了一般男性对女性的偏见，也让两个一新一旧的女性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庐隐与李唯建关于柯家夫妻这个“公案”的讨论中，李唯建主张女人是没有独立性的：

女孩儿有什么胆量？有什么独立性？并且说实在的话，男人离婚再结婚还可以找到很好的女子，女人要是离婚再嫁可就难了！[185]

庐隐则不服气地说：

从前也许是这样，可是现在的时代不是从前的时代呵！纵使一辈子独身，也没有什么关系，总强似受这种的活罪。哼！我不瞒你说，要是我，宁愿给人家去当一个用人，却不甘心受他这种凌辱而求得一碗饭吃。[186]

从庐隐一生敢作敢当的事迹看来，我们可以肯定庐隐这段话是实在的。可是令庐隐感到愕然的是，柯太太却轻易地和柯先生讲和了。自认有“先见之明”的李唯建这时“含着胜利的笑”，得意洋洋地对庐隐说：“是不是女人没有独立性？她现在是让步了，也许将来更让一步，依旧含着苦痛生活下去呢！”[187]

女人的惰性不仅姑息了男人对女人的不尊重，也加深了男人认为“女人没有独立性”的偏见。庐隐曾感慨中国女子“一向被压服惯了，更兼之‘忍’是中国人的美德，有所谓‘百忍堂’等美名目，不喜生事——所谓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又是中国人的惯性”[188]，其实这种惰性并不能说是女人的天性，而是长久以来男权文化建构(一向被压服惯了……)的结果，即使在今天，仍有许多婚姻不幸、甚至受虐的妇女在这种惰性下含着眼泪委曲求全。这种惰性一方面值得批判，一方面也令人同情。庐隐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往往杂揉着既批判、又同情的情绪，有时严厉地指责道“那个怯弱的女人”[189]，有时又陪着她们掉泪，看着她们“那颓唐的神情，我又不忍再去撩拨她。”[190]

四、家事分工的问题

由于庐隐在1922年到1924年间写了许多反映家庭妇女心理苦闷、却毫无出路的小说，曾有论者认为庐隐对夫权的反抗不够彻底，而认为“庐隐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期知识女性这种徘徊于‘父门’和‘夫门’之间的矛盾、彷徨、痛苦的心理”，“但庐隐不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者，她没能为‘五四’女儿们找到一条彻底解放自己的路”[191]，这是一般只熟悉庐隐早、中期作品所造成的误解。其实庐隐在1927年〈妇女的平民教育〉，已经用非常明确、决绝的态度对这种不合理的“绝大的夫权”提出了抗议：

大多数的妇女，只顾到家庭的生活，尤以中国妇女为甚。她们受了旧礼教的束缚，“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及“男治外，女治内”的种种说法的限制，妇女简直脱离社会关系，仿佛社会种种活动，是专为男子而设。妇女除了狭窄的家庭领域外，便没有她们活动的余地。因此妇女唯一的生活，就是料理琐碎干燥的家事，和作生育儿女的机械，侍奉丈夫的忠仆。男子们又以他们绝大的夫权和经济的实力来奴使她们。因此，妇女的生活，永远是悲惨的、无兴趣的，甚至是无意义的。[192]

由于男人“绝大的夫权”往往是和“经济的实力”连结在一起，所以庐隐极力主张已婚妇女就业，获得经济的独立，如此才能与丈夫站在同等的地位，理直气壮地提出“家事分工”的要求。在1936年、庐隐过世后才出版的《东京小品》中，有一篇〈今后妇女的出路〉，文中庐隐明明白白地指出“我以为家庭是男女共同组织成的，对于家庭的经济，固然应当男女分担；对于家庭的事务，也应当男女共负”[193]，这个说法显然已完全摆脱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古训。然而在客观的现实上，要男人摆脱成见料理家事、抚育儿女并不容易，当时大部分的男人仍然“就长着一张嘴，叫这个喊那个，从来不见他动动手，并且有的时候仆人们答应慢了他还要大发脾气”[194]，迫于现实，庐隐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为职业妇女想出另一个“补救的方法”：

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性近于家事，而妥当的保姆，替我们整理家务，保育子女，在她们也是一种职业，不害她们的人格独立，经济独立，个性发展，种种方面，这所谓之两不相害而且相成。[195]

这虽是一个权宜的办法，但显然已正面挑战了夫权。这时庐隐已完全不再相信“男治外女治内”的古训[196]，女人是独立的个体，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丈夫不再拥有要求妻子辞去工作、待在家里做家事的权力。但是从庐隐的小说〈补袜子〉看来，当时某些男人显然还没有醒悟到时代的变迁，还以为自己仍然有着指责妻子没做好家事的权力。小说中的丈夫子韵和妻子路侠都是教师，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双薪家庭”，可是子韵偶然发现衣橱里一双破袜子，就大发脾气，指责路侠“对于管家太不行了”，甚至扬言“不如去住旅馆”[197]；且看第一代的女权健将是如何振振有词地对她的丈夫进行“机会教育”：

别人的太太没有替老爷补袜子也许是太麻糊不管闲事了，至于我呢，每天和你一样的在外面教书做事，下午回来对于这些琐碎的事情真没精神问了。……天下事很难两全，你要是要我送你两双新袜子倒好办，如果要我替你补袜子那就办不到了。别说我一天到晚都忙着在外面工作，就是有些工夫，与其补那破袜子，我还不如写写文章呢。[198]

这是一个充满自信、迥异于传统女性的、崭新的女性形象，明白宣告了经济独立的她并没有替丈夫补袜子的义务。“女性专宜操持琐事的一点，到了现在的时代，是站不住了。”[199]她丈夫听了也自知理屈，但仍然郑重地说道：“补袜子的太太，和能经济独立的太太不可得兼，也算是一个妇女问题呢……”[200]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出在妇女身上，反而是出在男人没有觉悟到自己也应当分担家务。不过，路侠并没有继续和丈夫争执下去，只是回答道：“不错，是一个妇女问题。”[201]这个问题，就是她在小说〈灰色的路程〉中曾指出的：“时候还太早了，他们还不曾了解男人和女人在世界上的关系呢！”[202]

经济独立的时代新女性们，不但不再相信“出嫁从夫”的陈腔滥调，而且对于“好丈夫”的条件提出一番见解，在传统向来只有丈夫要求妻子“好合夫婿”的中国社会，“好丈夫”这一名词的出现，也标志着夫权的没落。在小说〈好丈夫〉中，庐隐描述了一群女教员午休时间在办公室闲聊道“他们男人聚在一起，总喜欢议论某人的太太怎样，什么样的女人才算好太太，这一些议论简直太不平，现在该我们议论他们了”[203]，她们主张组织一个“女权运动的别动队”——“丈夫研究会”，根据她们的讨论研究，好丈夫不但应该帮忙照顾小孩、做家事[204]，而且应该给予妻子精神的慰藉，尊重妻子的人格及自由：

从前的男人，只要会赚钱养家便算是好丈夫，现在事情确不是那样简单了。比如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能经济独立，如果我们的丈夫只能每月给我们一些家用的钱，别的一概不问，我们能满意吗？……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好丈夫，给予他妻子精神上的慰藉要多过物资……所谓精神上的慰藉，就是他要看重妻的人格，尊重妻应有的自由。许多男子把妻当作一件货物看待，就是爱到心头上供养，也只像是供养一朵鲜花；对于这鲜花只有爱怜，而没有尊敬。……那末这种据高临下所施与妻的恩惠，我是最恨的，我不结婚则已，不然这就是结婚的唯一的条件……[205]

显然经济独立、又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已经不再能忍受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只有爱怜、没有尊敬的夫妻关系了。在〈玫瑰的刺〉中一个读过中学的女子，在叔父的安排下，嫁了一个“人人说好的夫婿”，爱护她就像怜惜“一只驯柔的小鸟”，可是她一点也不觉得幸福，反而觉得“他给了我很大的苦头吃”，因为“他忽视了我独立的人格。我穿一件衣服，甚至走一步路都要受他的干涉和保护”[206]，最后她毅然与他离婚去念大学，虽然必须自谋生计，有时仅以蕃薯充饥，却心甘情愿。可见当时的新女性不但反对传统妇女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也不再希罕男人将她当鲜花、小鸟般供养爱护，女人是人，是有她自己的爱恶和是非观的人，而不是依附男性、任男人摆弄的盆栽或宠物。理想丈夫的首要条件是看待妻子为“同他相等势力的一个独立的人”[207]。

可是〈好丈夫〉中所谓的“好丈夫”，毕竟仍存在于论述中，在现实生活中，一般的丈夫却是：“做惯了主人，动不动便想发他主人的脾气”[208]、“平常和朋友谈起话来，总说些叫人生气的话……譬如女人总是女人，无论怎么聪明漂亮，但总不过是供男人的享受和刺激……”[209]、“最喜欢拈花惹柳地瞎闹，一个妻子永远不能满足他，因此便有许多秘密行动”[210]……

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已不再满足于“男治外女治内”的婚姻，也无法忍受传统大男人对妻子“只能爱不能敬”的态度，可是理想中的“好丈夫”少之又少，许多家庭主妇在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饱受精神甚至肉体的虐待与煎熬，却又没有勇气走出家庭，含悲忍辱地苟且度日；而职业妇女既要工作、又要兼顾家事，压力相当沉重；看在未婚女子的眼中，自然使她们对异性婚姻充满了恐惧，望之却步。对产生同性爱的新女性来说，这使她们更不愿意为了配合社会的习惯而屈就“可怕的结婚”，并试图在异性恋婚制之外另寻一种更理想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同性爱的新婚嫁”：与同性的伴侣共渡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