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庐隐文本中的女同性爱世界

第一节、海滨故人群
第二节、“假夫妻”与“闹朋友”
第三节、同性爱的纠纷
第四节、“类T”与“类婆”
第五节、“独身主义”与“同性爱的新婚嫁”
第六节、女性的精神同盟

 庐隐的文本是女人的世界，也是女同性爱的世界。是对男权文化的否定，也是对异性恋文化的逾越。在她笔下，我们看到五四第一代的女权运动者是如何声嘶力竭地喊出抗议之声，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女性在缺乏任何关于女同性恋的文化资源、理论支持下，她们自然而然地因着同为女人的声气相投，以及共同的命运及处境而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女校的校园和寝室中，处处是如胶似漆的“假夫妻”；大都会的单身女子公寓中，住着一对对“因同性爱故，不愿求偶于异性”的独身女性；至于婚后的女性，她们或是经常与青春期的女伴聚首，怀念“处女时的幽趣”，甚至懊悔“为什么要结婚”；或是和社区的主妇们组织亲密的小团体，相濡以沫，形成一种足以弥补婚姻伤害的情感慰藉。

第一节、海滨故人群

这是一种独占式的友情，那种内在凝聚力将整个小圈结合起来， 以一种拟似帮派的情况存活着。然后有时也发展成一个只有两人的小圈。 在后面一种情况中，独占性的友情之中隐藏有情/欲窜流其间。

                                      ～～王蕙锳〈高中女校的过去进行式〉[1]

中国传统的女学皆在家中施行，直到清末戊戌维新时期，中国才自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2]，此后又设立了小学和初级师范两种女子学校[3]，但是并不普遍，大多数女子仍在家中受教，如〈海滨故人〉中的宗莹所回忆的“六七年前小姐式的生活，早晨睡到十一二点起床，看看不相干的闲书，作两首烂调的诗，满肚皮佳人才子的思想，三从四德的观念”[4]，“也不许进学校，只请了一位老学究，教我读《毛诗》、《左传》，闲时学作几首诗。”[5]庐隐自传中亦曾提到幼时在家由姨母教导“《女四书》一类的东西”[6]；庐隐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寒梅女士也曾撰文回忆道“当我五六岁的时候，乡下并没有什么女学校的设施。……后来革命成功，民国开始，各处女学校都慢慢地开设了。”[7]民国初年，增设女子中学和女子职业学校，此外还有许多私立女校和教会女学。当时一般大学未开女禁，女子大学仅有教会开设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福州华南女子大学和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三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喊出了“大学开放女禁”的口号，1919年4月北京女师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为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其后各大学、高校纷纷起而仿效，招收女学生[8]。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统计，1919年以前，政府设立的女子中学仅仅只有9所，学生622人；1922~1923年，除教会学校外，女子中学校有25所，学生增加到3249人[9]；1923年女学生占全体学生人数的6.31%，比1916~1917年的4.35%提高了两个百分点[10]。

随着新式女学的兴办，女学生从家中的闺塾走到了女校，这些学校大多清一色是女学生，即使是男女同学的学校，在校方的管理下，女生也很少和男生接触[11]。在这个新式的校园中，女学生们朝夕相处，或是组织女性团体，或是结交知心密友，读书、吃饭乃至睡觉都在一起，自然发生了同性爱，再加上当时女校中“崇拜同学”[12]及“闹朋友”[13]的风气盛行，使得“一对一对的假夫妻”“充满于学校园与寝室里”[14]，同性爱的盛况，可谓空前。当时晏始曾指出“学生同伴间的发生同性爱，几乎可说是各学校——无论是男学校或女学校——普遍的状态，凡是我们曾有过学校生活的人，大概都可以见到，并不祇是一校如此，其间祇有多少的差异罢了。”[15]慨士讨论同性爱时指出“据说这在女学生间是很多的”：

大概女子到中学校以上的年龄，性的本能正在盛旺的发育，这时候她们虽然并不意识的有性的要求，但是无意中要求同情的慰藉，和感到一种空泛的己身无所的悲哀。同性爱的起头也往往在这时。[16]

念秋也指出女同性爱的风气日甚和“女学勃兴”有关：

我国男女界别素严，向来没有做朋友的可能，女子幽居深闺，除掉亲族姊妹，绝无来往结交，所以女子同性的友爱也不显著。近来欧化渐深，男女社交公开，女学勃兴，女子同性间接触容易，友风日盛。[17]

在庐隐早期的作品中，那被概称为“海滨故人群”的女学生们之间的女女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不曾出现的。李玲在评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情谊时曾说：“中国古代，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在实际生活中是被否定的，在文学创作中是被隐匿的。这是因为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眼光中，没有男人介入的女性生活侧面是没有意义的。”[18]刘传霞亦在相同的脉络中，认为相互扶持的女性情谊是一种反抗男权性别歧视和压迫的女性联盟，男权社会一直压抑和贬抑女性情谊，是因为男性对这种“男性无法进入、无法操纵的女性情谊的力量的恐惧和不安”，直到庐隐的〈丽石的日记〉“女性情谊才以一种健康、自然的人类情感出现”[19]。诚如温蒂．拉森所指出的，在庐隐文本中再现的女女关系中，性别的意义、女人的身体位置改变了，女女的亲密关系有意无意地将男性排除在外，组成一个个紧密团结的女性同盟，她们渴望维持这种女女关系，对异性关系、家庭婚姻、血缘关系对女人设下的罗网充满了反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五四时期新式学校中女学生们自然发展出的新景象[20]，由于女女的亲密关系提高了女性独身或发生女同性爱的可能性，亦即脱逃了父权社会要求女性的“贤妻良母”角色，所以在当时遭到不少保守之士的侧目与争议，认为女学校中的友谊往往流于“热狂浮荡”甚至“很不健康”[21]，但庐隐显然不为这些保守言论所动，她不但逼真细腻地描绘出女人间的深厚情谊，而且将女人没有男人的生活描写为有益且自然的，甚至认为这种女女关系是可以取代男女关系的[22]。

“女学生”在中国是清末民初新式教育的女学校兴起后的一个新兴的女性族群[23]。庐隐小说中再现的女性心理及处境，能够深深打动女学生的心弦，是她生前广受喜爱的重要原因。庐隐跃登文坛后不久，创作重点就从茅盾所赞赏的社会问题小说转变了方向，开始书写爱情婚姻和个性解放的题材，淋漓尽致地表现个人主观的抒情，这时庐隐正就读于北京的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作的题材大多是她本人及身边好友真实的故事，这样充满个性的女性书写为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尤其是女学生，正如苏雪林评《海滨故人》[24]时所说：“所写多为学校生活，一般中学生，尤其中学女生读起来颇有亲切之感，所以此书当时颇为中学生所欢迎。”[25]苏雪林随政府播迁来台后回忆道：“她那《海滨故人》的短篇小说集，也曾获得当时女中学生狂热的爱好。于今大陆撤退来台年在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女性，很少没有读到这本书的，也很少不留下深刻印象的。”[26]

    在庐隐早期许多以女学生为主人公的作品中，呈现了五四时期新式学校中多采多姿、缠绵细腻的女同性爱。蔡玫姿〈发现女学生——五四时期通行文本女学生角色之呈现〉曾指出“观之流通文本里面，校园内的确开发出不少女子新关系轴，尤其环绕在同学群中的交往。”[27]惜秋曾分析当时女学生间交往的状况约有以下三种：

1.大方派  志同道合，日久交深，靠着理智的指导，得朋友的利益，不在形式上的交情，而在道义上的琢磨。

2.缠绵派  携手并肩，形影不离，大有同性爱的嫌疑。异级的往往频频通信，而不愿给旁人知道。

         3.波折派  可说是缠绵派的变相或更进一层，因为亲爱过分，责备太严，就往往为了小事故而抵触或不相谅解，堕入意气，吵嘴吵架，无奇不有。甚至泪未干，痛未止，早又和好了。这简直是感情朋友，在品学上毫无益处。[28]

    如惜秋所说，这种充满了爱欲、独占、嫉妒等情愫的同性爱，在女校中非常普遍。团体交往是女学生常见的交往方式，当时的杂志《礼拜六》中曾描述校中女子互结手帕盟：

同学女十之七，妇十之三均互结手帕盟。自十姊妹、二十姊妹至五六十不止。星期六即请假出，东家寻姐，西家寻妹。[29]

《妇女杂志》中有位名叫吴慧如的女学生认为女子的爱比男子的爱更令人心折：

女子的柔软柔软慈爱，是男子所不能及的，我们同学中的相互慰劳，相互劝勉，多出于至诚，使人心折，而且一举一动，总是大家共同的，笑谈着，歌唱着，免除了许多的疲劳。[30]

比如〈海滨故人〉中的五个女性友伴——露沙、玲玉、云青、宗莹、莲裳，每逢假期，不是一块儿漫游海滨、歌舞谈心，就是“东家寻姐，西家寻妹”地到彼此家中拜访、留宿。五人中尤以露沙、玲玉、云青、宗莹四人相处得最为密切，在学校里下课时间，“总是四个人拉着手，轻歌快谈”[31]；或是“就躲在栉沐室里，那里有顶大的洋炉子，他们围炉而谈，毫无妨碍”[32]；连晚上在学校宿舍里，也要“把两张木床合并起来”，“四个人连床谈心”[33]，朝夕相处，如胶似漆，不忍片刻分离。《象牙戒指》中的杜大姊、小张、小李三个女学生非常要好，常常彼此梳头、搔痒、笑闹，就像情侣间亲昵的打情骂俏[34]。沁珠、素文、淑芳、秀贞四人，也总是一块儿上课、吃饭、谈心，其中沁珠和素文尤其要好，晚上常睡在同一张床上谈天[35]。五四时期女校宿舍中女学生们感情好时往往同榻而眠，谢冰莹的散文〈同性爱的纠纷〉[36]，以及杨振声〈她为什么发疯了〉[37]、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38]、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39]等小说中都有女学生同床而睡的情节。简锳锳在分析〈海滨故人〉中的同性情谊时认为“书中几个女学生在深夜忙着把两张宿舍单人木板床合并，预备偷渡女友彻夜谈心共眠的具体意象最足以说明文本中女性社区的形成与情感的随机交织、流动。”[40]

“海滨故人群”相互关怀、彼此交心，虽然她们在肉体关系上仅止于“在手上吻了一吻”[41]，但在感情上彼此依恋、患得患失、情话绵绵、而且需要爱情保证，为对方情意的浓密或冷淡又哭又笑，小说中最多情的人物玲玉便曾说：“同性的爱和异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42]有一回宗莹和露沙在聊天，玲玉似笑似恼地怪她们“不理人家”，宗莹便说：“来！来！……我顶爱你！”玲玉就坐在宗莹旁边，将头靠在她胸前说：“你真爱我吗？……真的吗？”宗莹回应道：“怎么不真？”还在她手上吻了一吻。玲玉又怪露沙不爱她，露沙却答道：“自爱还来不及，说得爱人家吗？”玲玉的眼圈便红了，后来露沙说：“我纵无情，但对于你总是爱的”，玲玉“虽是哈哈地笑，眼泪却随着笑声滚了下来”。正好云青过来，玲玉就拉着她说“还是你好，你永远爱我！”[43]这段动人的描述，将这四个女性之间的情谊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团体中有一成员因事远游，其他成员往往思念殷切，怅然若失，如露沙离开北京到上海时，云青写信道：“离愁别恨，思之痛，言之更痛，露沙！千丝万缕，从何诉说？……同堂相见，问及露沙，上海去也。局外人以不胜为吾四人憾，况身受者乎？”[44]〈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离开KY等三个好友到日本旅游时，四人皆难过得潸然泪下、离情依依、凄楚至极，亚侠叹道：“咳！KY，这不过是小别，便这样难堪！以后的事情，可以设想吗？”[45]旅行过了好几天，亚侠仍对密友们思念不已：“前夜，那所灰色墙的精致小房子里的四个人，握着手谈着天何等的快乐？现在我是离你们，一秒比一秒远了！唉！为什么别离竟这样苦呵！”[46]

庐隐在学期间，和许多女学生一样喜欢组织情感投契的小团体，中学时就读女子师范学校，和五个年龄相近的女生是形影不离的好友，她们在历史课听到老师讲述明朝天启6年魏忠贤迫害六君子的故事，就自命为“六君子”。[47]1919年女高师的学生们在五四运动中积极参与抗议行动，庐隐虽是在事后才以旁听生入学，但亦很快地投入到学生运动中，并与当时学生运动的灵魂人物：学生自治会主席王世锳、文艺研究会干事陈定秀及程俊英成为好友，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四公子”自命，庐隐被封为孟尝君，这个绰号迅速传遍了全校[48]；〈海滨故人〉中的露沙系庐隐自指，云青、玲玉、宗莹则分别是王世锳、陈定秀及程俊英[49]。小说中“宗莹”的本尊——程俊英曾这样形容她们四个少女亲密的情谊：

我们四人无论是上课、自修、寝食、外出，都形影不离。又自制一套衣裙，上面是浅灰布的罩衫，下面是黑绸裙，裙的中间横镶一道二寸宽的彩色缎花边。每逢假日，便穿它到中央公园或北海、陶然亭等地去玩。不仅班上的同学叫我们为“四公子”，就连他校的人也这样称呼我们。[50]

她们以相同的衣裙，作为团体精神的象征，类似班服、系服的作用，让世人一眼便可辨识出她们是同属于一个感情要好的群体。

第二节、“假夫妻”与“闹朋友”

女性之间的同性爱有时是三五好友组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女性群体，有时则是“一对一”的。〈海滨故人〉中描写了兰香、孤云两个女朋友间的亲密的情谊：

她们两人最要好，但也最爱打架。她们好的时候，手挽着手，头偎着头，低低地谈笑。或商量两个人作一样衣服，用什么样花边，或者作一样的鞋，打一样的别针，使无论什么人一见她们，就知道她们是顶要好的朋友。有时预算星期六回家，谁到谁家去，她们说到快意的时候，竟手舞足蹈，合唱起来。[51]

这种在穿着打扮上刻意求“同”的情形，在〈丽石的日记〉中亦可看见，丽石和沅青亦喜欢穿着同样的衣服，并感觉到：“人们看见我们一样的衣裙，联袂着由公园的马路上走过，如何的注目呵！”[52]女友们穿着相同的“情人装”，是女性向世人宣告她们深厚的同性爱的一种方式。

《妇女杂志》上曾有一位名叫孙薆丝的作者，回忆学生时代的一对相当恩爱的女学生：

她俩总是这样形影不离似的，上课下课的时候，手挽着手，在绵芊的草坪上慢慢地走着，在人丛里轻婉地谈着；有时或是我倚在你怀里，或是你枕在我的臂上，唇儿相吻着，仿佛都沉醉在甜美的情梦里，同学都看惯这样缠绵绻缱的情态，她们也自然不觉缅腼了。[53]

孙薆丝并说“这样的故事正多着呢”[54]，五四女校中卿卿我我的同性爱既然不少，同学们也都见怪不怪了。

一对一的女同性爱大多是情投意合、自然形成的，如惜秋指出当时女学生的结交“久相与处，同气相应，本无用其手段”[55]，谢冰莹曾回忆道：

“同性爱”这个名词，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应用。只是非常奇怪，大家一对对地交起朋友来，而且行坐不离，起初由相识而相爱，由相爱而结婚了。（她们同睡在一床的时候，就叫做结婚。）[56]

当时女校中盛行“崇拜同学”的风气，有才华、风头健的女学生常成为同学倾慕的对象[57]，如石评梅便曾在散文中表述她对“侠”的“心折”：

我和侠坐在床沿上谈话。她是我最佩服的女英雄，她曾游遍江南山水，她曾经过多少困苦；尤其令人心折的是她那娇嫩的玉腕，能飞剑取马上的头颅！我望着她那英姿潇洒的丰神，听她由上古谈到现今，由欧洲谈到亚洲。[58]

柯兴《风流才女——石评梅传》中曾这样想像石评梅对庐隐的“爱慕”：

看着庐隐大吃大嚼，评梅那双深邃柔情的眼睛，放射出一种少女爱慕的神彩。她一向赞叹庐隐纵横挥斥的才气，淋漓慷慨的性格，巾幅英雄的气魄。但是，她想不明白，庐隐一个江南女儿，在她身上如何造就的是燕赵之士慷慨悲歌的气质？尧舜千钟，孔子百斛，卢植一石酒。眼下古亭里的一瓶玫瑰酒，庐隐一人喝了一半多！在评梅看来，庐隐性情刚烈，而她自己却是柔弱稚嫩。[59]

如果不同班不同级的女同学间心中倾慕，却没有适当交往机会，根据惜秋的回忆，有以下两种结交的方式：

(1)自投——譬如高级生甲看了低级生乙窈窕可爱，没正当接近的机会，就不自然的自投(通信或谈话)。

(2)介绍——主爱者对于被爱者有所流露，好事的人就替她们撮合。[60]

“介绍”的方式当时称为“闹朋友”或“拖朋友”，对于女学校中的“闹朋友”的风气，庐隐曾回忆道：

有一件事，使我至今不能忘的，就是闹朋友，只要某人说某人一声好，旁边的同学，就大起其哄，把这两个人拖在一堆，算她们是好朋友，有许多人因为被别人起哄以后，竟不知不觉发生了同性爱，于是一对一对的假夫妻，便充满于学校园与寝室里了，我记得，我也曾被拖过一次，不过我竟以满不在乎的精神战胜她们，我很无拘束的和那位朋友谈话——不过我们所谈的，却不是她们所想像的那些私情密意，我们两个都是小说迷，所以我们谈论小说的故事，这竟使她们莫名其妙，只好扫兴而去了。[61]

受到爱慕的女同学，往往成为众人“闹朋友”、“拖朋友”的目标。谢冰莹曾回忆学生时代“在寝铃响了之后，一对对拖朋友的闹得一塌糊涂”是女学生们“干惯了的玩意儿”[62]，当时有一位不同班的姓陈的女学生对谢冰莹非常爱慕，因此便成为众人“拖朋友”的对象：

……除了大胆地在作文簿上写着想念我的诗词外，还对别人说我是如何如何可爱，这么一来，和她同班自然有了新的谈话材料，而且竟在一天晚上，来了几个像土匪绑票似的同学，将我拖到陈的房里去了。[63]

有位署名SY的女学生则回忆道，她曾经很佩服一个为人恬静、喜爱阅读的女同学，被同班同学知道了，便闹起“拖朋友”来，“到了晚间趁我俩都在自修室的时候，就约了几个帮手，把那位四川同学骗了来，坐在我的身旁，一面在旁边欢笑”[64]，可惜的是，那位四川同学经此一闹，往后见了SY便远远走避，SY在一年后回想起来，仍有不胜遗憾之情。

不仅彼此有好感、或单方面有好感的女学生会被众人大力撮合，连素来疏远的同学，也可能被“乱点鸳鸯谱”地凑在一起，而成功率竟也不小，如惜秋所说“本不相识，旁人戏言，弄假成真，忽生深刻的爱情”[65]；SY曾回忆道：

校中盛行一种拖朋友的风气，那便是把两个素来疏远的同学撮合在一起，使他俩互相爱好。譬如新来了一个同学，任谁和她多讲了几句话，或形迹上亲热些，那辈人便指她要和那新同学结朋友了，便时常横拉直扯地把两人拖在一处。可是奇怪，有时那两人竟会弄假成真，十二分投合的！我想或许像旧式婚姻一样，他们中也间有感情非常浓厚的，人造之爱，果也有变成自然的可能吧！[66]

在五四女校的校园里、寝室中，无论是“自然之爱”还是“人造之爱”，女学生间被称为“结婚”、“假夫妻”的同性爱，的确非常频繁、普遍。

第三节、同性爱的纠纷

在过去对庐隐女同性爱文本的评论中，有两种常见的解读方式，一是将其“病理化”，将“同性爱”视为心理上的疾病[67]；另一则是将其“浪漫化”，将其视为逃避男权文化、男性情欲的一种出路，由于预设了带给女人性威胁与性焦虑的必然是男性，所以女女关系便被想像成无性无欲的精神恋爱，而只有女人、没有男人的世界便被想像成无忧无虑的“乌托邦”；彭小妍曾分析〈海滨故人〉中青春期少女对同性的爱并不必然是女同性恋，并指出“陷入爱河(无论与一个已婚或单身男性)以及结婚(无论有没有爱情)带来残酷的现实。其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如何从青春期对同性的爱——不必然是女同性恋——转变为成熟的异性爱。对同性的爱，如果不是女同性恋，的确就免除了异性爱所可能带来的焦虑。”[68]孟悦、戴锦华则认为庐隐文本中建构的“同性之爱”及“姊妹之邦”是这样的：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情智相谐的是一种同性之爱。但这显然不是性倒错意义上的同性恋，而是存在于女儿们心中的理想国，一个剔除了男人与对男人的欲望(性威胁与性焦虑)的女儿国，一个建立在乌有之上的姊妹之邦。[69]

陈晓兰曾分析庐隐〈海滨故人〉中的少女们对同侪团体的依恋：

〈海滨故人〉表现了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天真愉快的少女王国，一个是与她们有着某种关系的外在的、成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爱情的悲剧和女人的悲哀，致使她们留恋着少女王国而惧怕成长。[70]

但从〈海滨故人〉，以及其他相关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同性爱显然并不那么“解脱”、那么不“焦虑”。同性爱中其实充满了误会、争执、冷战、和解，深陷于同性爱的五四女儿们，她们猜疑、嫉妒、患得患失甚至因爱生恨，对同性的爱恋充满了占有欲及焦虑感。

念秋曾说当时女学生的结交往往“形影不离，而一有第三者参入，就此决裂”[71]；当时有位署名蔼娜的女学生投稿《妇女杂志》“女学校日记”的征文，其中提到她与顾君原本情同姊妹，并到首饰店定做了一对别针，上刻两行小字：“海枯石烂，友谊不忘”，然而有一天顾君和另一个女同学魏君说了两次话，蔼娜就悲愤地说：“她爱我的心，已分与魏君了，我决定从此以后，不去近她，她已不是我的友了！”甚至“恨起顾君来了。”[72]谢冰莹〈同性爱的纠纷〉中，提到有一回她只不过和一个女同学说了几句话，“爱我的那个孙女士”便“倒了满地酸醋”，“以为我借故跑出寝室来到这里和一位新朋友谈情话”[73]；后来竟“渐渐对我怨恨起来，她说我的感情太不专一。”[74]在五四小说中，也有许多女同性爱发生感情纠纷的情节。丁玲〈暑假中〉的承淑、嘉锳本是同床共枕的一对“假夫妻”；但因嘉锳对承淑逐渐感到厌烦，使承淑在伤心难过之余接受了德珍的感情[75]。顾明道〈嫁后之嫁后〉中的女学生环珍原本与王瑞英友好，后来又转而与醒华友好，王瑞英心生怨恨，甚至“造蜚语以重伤”醒华[76]。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李文卿原本与郑秀岳相好，后来又有了新的友人，“郑秀岳于侦查出了这史丽娟便是李文卿的新的朋友之后，就天天只在设法如何的给她一个报复。”[77]〈海滨故人〉中也有相似的情节。玲玉原本和露沙很要好，有一回看到露沙与宗莹很亲密地说悄悄话，便气恼道：“世界上就你没有爱，一点都不爱人家”[78]，转而和云青相好。而露沙看到玲玉和宗莹又亲又搂、情话绵绵时，“冷冷地笑道：‘果然名不虚传，情迷碰到一起就有这么些做作！’”[79]显然也酸溜溜地饱含醋意。兰香和孤云“最要好，但也最爱打架。”[80]有一回兰馨(〈海滨故人〉中孤云的朋友有时叫“兰香”、有时作“兰馨”，不知是否实为一人)约了一个亲戚和孤云三人一块儿吃饭，由于兰馨和那位亲戚谈得太高兴了，使孤云感觉受到冷落，孤云便板起脸道：“我不耐烦老在这里坐着，我要回去了，你们在这里畅谈吧！”兰馨提议一起回去，孤云却说：“不必！你们谈得这么高兴，何必也回去？”[81]原本情感浓挚的女友闹情绪时，往往双方都不好过，如兰馨便为此彻夜失眠：“在我不过觉得朋友相好，就该全始全终……她一点也不肯体谅我，我想想真是痛心！……这一夜我简直不曾睡觉，想起来就觉伤心……我为她不知在精神受多少痛楚呢！”[82]

深陷于同性爱的女学生们，不仅“眼里容不下一粒砂子”，也无法容忍对方对自己些微的冷淡与疏忽，深怕对方对自己的情感有所变化，常常为了一件在旁人看来极微小的事情，就茶饭不思、无精打采、辗转难眠，如〈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和沅青是一对同性的恋人，对沅青来说，丽石是她“灵魂上的安慰”[83]；对丽石来说，“沅青是我的安慰者，也是我的鼓舞者，我不是为自己而生，我实在是为她而生呢！”[84]她们之间的感情，并不只是志同道合的相知相惜，更有着“昼思不得，辗转反侧”的强烈情愫，丽石只因为沅青的信迟了一天，便怀疑、忧虑她变心了：“由我们不断的通信和谈话看来，她大约不至于很残忍和无情吧！……不过，‘爱情是不能买预约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变幻不测的人类，谁能认定他们要走的路呢？”[85]后来丽石到学校听演讲时，不期然遇见沅青，心中的猜疑更深：“心想沅青既然没有病，为什么不来信呢？当时赌气也不去理她，草草把演讲听完，愁闷地回家去了；晚饭懒吃”，并感慨道：“情感的漩涡里，只是愁苦和忌恨罢了”[86]；她们为同性爱付出的心血、情感，并没有使她们解脱于异性爱可能带来的牵挂与焦虑。在为情所苦之余，丽石也曾试图以超然的空观寻求解脱，自谓“何如澄彻此心，求慰于不变的‘真如’呢……”[87]但当她第二天收到沅青的信时，便又立刻开朗起来，欢喜雀跃道：

人生若无感情维系，活着究有何趣？春天的玫瑰花芽，不是亏了太阳的照拂，怎能露出娇艳的色泽？人类生活，若缺乏情感的点缀，便要常沦到干枯的境地了，昨天的芥蒂，好似秋天的浮云，一阵风洗净了。[88]

丽石这番心境的转折，和胡适的诗：“只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番细思量，宁愿相思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节、“类T”与“类婆”

“T婆”是台湾六０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名称，粗略的定义下，“T”指的是外表类似(异性恋)男性角色的“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而“婆”指的是相对于T的、“女性化的女同性恋者”[89]。据许多40岁以上的女同性恋者说，这两个名词是在六０年代一家Gay Bar‘圆桌’的老板取的[90]。此二性/别角色名称于1970年代方兴，被使用于台北等大都会与跨国性文化相交的场域，如：“中央酒店”这种西化的上流聚会场所、美军俱乐部、台北中山北路美军出入的酒吧以及Gay Bars等等，“T”是“tomboy”的缩写(早期盛行的名称为“TB”或“汤包”)；依循这个造词原则，“T”的老婆便被简称为“婆”[91]。在台湾的文学批评领域内，自九０年代中期起兴起对T、婆的讨论，如刘亮雅[92]、简家欣[93]、白瑞梅[94]、丁乃非、刘人鹏[95]等，都曾以T婆阅读解析文本。

虽然无论在五四时期、还是近现代，“T婆”都不是女同性恋相处唯一的模式，相反的，女同志间还有更多元的相处模式[96]，但是T婆的模式并非不存在，以T婆的模式来相处的伴侣也所在多有[97]。其实，在五四时期“T”、“婆”的符号尚未出现，庐隐文本中的女同性爱也不可能认同“T”或“婆”的标签，所以所谓的T婆阅读，并且要在古典文本里作T婆阅读，基本上是非常挑衅而在方法论上逾越常规的阅读。虽然五四文本中不可能有T婆这个范畴，但是根据庐隐文本中所再现的女女关系，的确可以读到两种不同的女人：“类T”及“类婆”，而不是两个相同的女人。所以，笔者认为五四新女性中两种不同的典型——“T性”与“婆性”的差异——是值得探讨的。

以T婆的概念阅读五四文本，并不是以为五四时期已经有“T”、“婆”的存在，也不是要以“T/婆”、“男/女”来框架五四新女性的同性爱，而是试图看见、读出两种不同的女同性爱主体——在异性恋文化中，她们是很难被看见、被读出的“罔两性弱势主体”[98]。刘人鹏曾指出T婆阅读“这当然不是说，亘古即有T婆扮演，而是，透过当今对T婆角色的认识，我们看见了某种次性别，以及性别再现的政治。”[99]“五四时期零星的一些女同作品，我们透过T婆范畴的政治魍魉[罔两][100]性重读，可以获得的是与标准两性常模的‘形影不离式’[101]阅读极不相同的、非宰制式的阅读/书写格局”[102]；T婆的范畴虽然不是阅读女同性爱的唯一方式，却是一个可行的进路，一种可能的“方便说”。

张娟芬在探讨T婆议题时曾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念，她说：“也许T婆不是一种角色，而是一种风格，包括装扮、举止、气质、态度等。……如果T婆是一种风格的话，我们便不必时时争辩这个人‘是’T、‘是’婆、‘是’不分。”[103]根据这个观念，以下以T婆范畴阅读五四文本中的女同性爱时，并不是指称她们在扮演T或婆的角色，而是试图读出她们身上的T风格或婆风格，以及在各具风格女同性爱主体之间——T婆、TT、婆婆、乃至数个T与数个婆之间——她们缠绵复杂的爱欲纠缠、交流以及纠葛。

从T婆的范畴来阅读〈丽石的日记〉，极端排斥男性恋情、性情较刚烈的丽石是较具T风格的“类T”，而性情较柔弱的沅青则是较具婆风格的“类婆”。沅青在家人和社会的压力下，答应和母执辈安排的相亲对象表兄结婚，还鼓励一位“男性特别显著的少年郦文”[104]追求丽石，这个与丽石的性别倾向及情欲对象背道而驰的追求者，却使丽石更加痛苦：“只恨上帝造人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分什么男和女，因此不知把这个安静的世界，搅乱到什么地步？”“我每作日记，写到沅青弃我，我便恨不得立刻与世长辞”[105]；最后终于心脏病发，抑郁而终。类T所受到的压迫不仅是异性恋体制的压迫，也包括了两性标准常模的压迫。因为她没有扮演标准女性，而且爱恋女人，既不合两性标准，也不合异性恋体制。“婆”“在女同文本中出现时，常常被怀疑是否为女同，是否为异性恋，或是否为双性恋”[106]，虽然爱T，却不像T那样排斥异性或“不够女人”，再加上异性恋机制提供了异性恋婚姻许多有利的条件，如：亲友的撮合、丰厚的妆奁等，而同性爱的婚姻却得不到任何支持，使类婆往往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接受异性恋。在一对一的女同性爱之间，异性的介入是一大挑战，因为异性——尤其是长辈认为门当户对的——恋情与婚姻相较于同性爱不仅是可以公开、而且是为社会大众所认可与祝福的，这使女性在与男性的情敌共同追求一位女性时，站在完全孤立无援的位置，可以说是一点也不公平的竞争；〈丽石的日记〉中明显地呈现了异性婚姻与女同性爱间的对峙拉锯，沅青与相亲的对象——表兄交往时，丽石在日记中写道：“不过半个月的工夫，沅青已被人夺去了，人类的生活，大约争夺是第一条件了！”[107]

在亲密团结的女性团体中，也有“类T”、“类婆”各自配对的情形，如丁玲〈暑假中〉[108]描写六个女教师承淑、嘉锳、德珍、春芝、玉子、娟娟，由于共同任教同住一处，相处亲密，其中承淑、嘉锳是同床共枕的一对，个性豪爽的嘉锳可说是较具T风格的“类T”、而顺从依赖的承淑可说是较具婆风格的“类婆”。〈海滨故人〉中也有相同的情节，被认为较“十分刚强”、“脾气很爽快”[109]的露沙和“理智比感情更强”[110]的云青，是文本中的较具T风格的类T；而玲玉“富于情感，而体格极瘦弱”[111]，宗莹“在她们里头，是最娇艳的一个”[112]，是文本中较具婆风格的的“类婆”。其中露沙和宗莹是特别要好的一对，露沙有时虽然觉得宗莹的思想“近俗”，但“觉得她人很温和，待人很好，时时的牺牲了自己的偏见，来附和她”[113]。玲玉和云青最要好，然而有时云青“不耐烦了，不能十分温慰玲玉，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泪；有时竟至放声痛哭了。”[114]于是，在过从甚密的女性盟友中，露沙与宗莹、云青与玲玉各自配成了更要好的一对。

在小说前半部的情节中，“类婆”(宗莹、玲玉)对“类T”(露沙、云青)的情感显然比“类T”对“类婆”更多情、更依恋、更绵密，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类婆”却比“类T”更早卷入异性恋情，甚至因此疏远了“类T”、疏远了曾经形影不离的女性团体。宗莹和师旭交往时，“露沙的态度，更见消沈了。终日闷闷不语”，“人们每提到宗莹，她便泪盈眼帘，凄楚万状！”[115]甚至因此“从失望的经验里，得到更孤僻的念头”[116]。虽然如此，露沙对宗莹的情意仍不曾稍褪。在宗莹结婚的前一天晚上，露沙在她家住下，宗莹自己绣了一对枕头，还有一点没有完工，“露沙本不喜欢作这种琐碎的事，但为了宗莹的缘故，努力替她绣了两个玫瑰花瓣。”[117]晚上两人同房睡觉，“其实各有各的心事，这一夜何曾睡得着”[118]，第二天早上，露沙“似醉非醉，似哭非哭的道：‘宗莹！从此大事定了！’说着泪涕交流”，宗莹亦“伏枕呜咽”。宗莹婚后，露沙更是“恹恹似病，饮食不进，闷闷睡了两天”[119]。

后来，玲玉也与男性剑卿坠入了情网，令云青不胜欷嘘，约露沙见面谈心，感叹道：

想想朋友真没交头，起初情感浓挚，真是相依为命，到了结果，一个一个都风吹云散了，回想往事，只恨多余！

从前玲玉老对我说：同性的爱和异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那时我曾反驳她这话不对，她还气得哭了，现在怎么样呢？[120]

露沙亦“心有戚戚焉”地慨叹道：

何止玲玉如此？就是宗莹最近还有信对我说：“十年以后同退隐于西子湖畔呢！”那一句是可能的话吗？如果都相信她们的话，我们的后路只有失望而自杀罢了！[121]

她们在月下谈到夜深更静，仍不想睡。这个五四时代的场景，和六０年代以后台湾的T吧中，因故与女友分手而“同病相怜”的T，在T吧诉苦的情景是有些相像的[122]。

在〈海滨故人〉中，结婚的场景都是凄凉悲惨、哀恸逾恒、甚至死气沉沉的；莲裳结婚时，露沙等人皆伤心得不能自持，“仿佛莲裳是胜利者的所有品，现在已被胜利者从她们手里夺去一般，从此以后，往事便都不堪回忆！海滨的连袂倩影，现在已少了一个。月夜的花魂不能再听见她们五个人一齐的歌声。”[123]异性婚姻对女性团体来说，代表的是成员的流失、团体的解散；对新女性来说，是步入“人世间的牢笼”[124]；在庐隐文本中，婚姻始终不是一件喜事，甚至可说是一场悲剧：

迎亲的军乐已经来了，

那种悲壮的声调，

更搅的人肝肠碎裂。

～～庐隐〈海滨故人〉[125]

    由于庐隐文本中发生同性爱的少女后来大多卷入异性爱情与婚姻之中，使某些论者对于将这种女女关系命名为同性恋持保留态度，对于孟悦、戴锦华的说法，桑梓兰曾评论道：

虽然孟悦和戴锦华作为观察敏锐的评论家确实认为庐隐作品(尤其是〈丽石的日记〉和〈海滨故人〉)中的女性情谊热情而浪漫，但他们对于将这种情谊命名为同性恋持保留态度。这是因为在逻辑上假设在性别取向的定义上肉体的性行为是不可缺少的。庐隐小说中的女女之爱在这个特殊的标准上有所缺乏，因为那些亲密的朋友并不——至少在文本表面上——耽溺于彼此的性幻象，更少有彼此间的性行为。庐隐小说中的女朋友们大多和男人订婚，和男人谈恋爱，而且最后和男人结婚。[126]

但是我们仔细对照文本，便会发现庐隐文本中的少女很少是出于自愿地和异性发生恋情、并走入婚姻，她们大多对男人的追求感到反感与恐惧，认为那是男人的“贪心”、“人类的利己心”，“他们要是欢喜什么东西，便要据那件东西为己有”，“竟要做成套子，把我束住！”[127]尤其对某些排斥异性的女性来说，异性的介入并不足以转移她对同性的爱恋，如丽石对少年郦文的追求，只感受到他“粗浮的举动”带给她“极强的苦痛”[128]，认为他“强要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是“最不道德的事实，含着极大的侮辱”[129]。根据这“难堪”的经验，丽石甚至以为女友沅青接受异性的爱情与婚姻未必是出于自愿，而哀叹“沅青何苦自陷？”[130]由此可以看出丽石对异性爱的极端排斥，她对女友的爱是不会因异性的介入而有所改变的。而〈飘泊的女儿〉中的畏如虽然走进异性婚姻，却是百般不愿、万般不甘的。异性的介入虽然可能打破女同性爱共同生活的理想，却不能说明“同性爱”只是少女青春期的异性恋关系的替代品。

第五节、“独身主义”与“同性爱的新婚嫁”

至少在我们的文化里，女人以女人为生活的中心，

已经同时破坏了异性恋的律法与父权的律法。

～～柯采新《同女出走》[131]

独身女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较为罕见的，原因在于古代生活中女人还很难以独身形态存在。独身女性的形象在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中才多了起来，而且主要出现于女性文学中[132]。五四时期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并不认为结婚就是幸福的保障与必然的归宿，总认为如果没有遇到志同道合、且能尊重女性的理想伴侣，倒不如终身从事职业，反而可以在经济上、行动上得着自由[133]。当时曾有人统计六十个女性中十三个有独身主义倾向[134]。曾有论者指出：“庐隐是五四文学中写小说量最大的女作家，她的被概称为‘海滨故人群’的一系列主人公，里面多是还未进入婚姻家庭的女大学生与女教师，其中很有几位是选取了独身的。”[135]如〈何处是归程〉中女主角沙侣的姑姑[136]，〈幽弦〉[137]中的倩娟，〈跳舞场归来〉[138]中的美樱，《象牙戒指》[139]中的沁珠，都是抱持独身主义的女性。〈胜利之后〉中的肖玉，在男女不平等的异性恋婚姻中感到味同嚼蜡，因此感慨地说：“还是独身主义好，我们都走错了路！”[140]

五四时期女性独身的现象有逐渐普遍的趋势，潘光旦曾指出“独身的人中间，以女子为多，在西洋如此，在中国似乎有同样的倾向。”[141]但是女性“拒绝”(或仅是“没有”)走进异性婚姻，在异性恋的文化中往往饱受关切、甚至责难，因为在异性恋文化建构的思考模式中，女人唯有与一个男人结合，生命才没有缺憾，也才能完成生儿育女的使命；当时报章杂志时有论者对独身主义提出反驳的意见[142]，并对女子独身的“问题”提出种种“解决”的办法[143]，也有论者义正严词地指出“独身倾向的危险”，如认为女人独身会导致精神异常和暴力倾向，促使男人犯罪，甚至造成人类数量减少、灭亡等[144]；更有甚者，认为独身是一种不正常的“病象”、“变态心理”；如陈东原认为某些“男性的女子”丝毫不感觉结婚有什么幸福，甚至不喜欢小孩，是一种个人的病象；而大多数女人以独身主义相号召是因为受了社会的束缚，则是社会的病象[145]；小江、应申、月心的文章中也都视独身为病态或变态[146]，1943年出版的《妇女杂志》曾以“老处女变态生活谈”来讨论女性不婚的问题[147]。庐隐在婚前曾经主张独身主义，“对于结婚，莫名其妙地憎恶与恐惧，当真的曾打算独身”[148]，丧夫后，亦打算从此“抱独身主义，孤云般自由自在！”[149]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色彩和传统“守寡”的观念是大相迳庭的；没想到庐隐所向往的独身却被一个男性友人当面严厉地批评道：“独身，是违反人们心理常态的，换句话说，就是变态心理。有的人，找不到如意的对象，借独身为名，来安慰自己。”[150]可见当时舆论对独身大多抱持负面的看法，甚至认为女人独身只是因为找不到理想的男人；但是在庐隐及其笔下的“海滨故人群”中，独身却是新女性们所向往、羡慕或选择的一种以个人主义、甚至女性主义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女性独身的原因很多，李宗武〈独身倾向的危险〉列出七点独身倾向的原因，其中第六点是“因同性爱之故，不愿求偶于异性”[151]；1933年出版的《谈女人》中列出四点女人独身的原因，其中第三点是“发生了同性爱”[152]。女性情谊的支持使女人觉得不婚比结婚更快乐，如丁丁便和三个女伴相约“不论如何不出嫁”：“我们女人出嫁真没意思，像我们这样多么开心呀！”，并彼此互称为独身主义的“同志”[153]；这些女“同志”往往希望共同生活、终身为伴，有位“静女士”曾投书给“某夫人信箱”道：

我就这二十余年的经验观察，世上的人心太险诈了，(我并没有谈过恋爱)，所以我想以后我绝对过着独身主义的生活，并且我还有位同学，她的主义也和我一样，我想我们将来在一起，生活一定很美满。[154]

1925年陈剑晨和黄亚中两位任职于中华女子储蓄银行的女性，“年性相近，旨趣相投”，而且“均是以社会事业为终身事务，所以对于婚姻问题是极消极的”，所以相约永远不婚，“以营谋共同生活”，并提倡同性爱的主义，以“同性爱的新婚嫁”为题登在报上[155]。同年《妇女杂志》的十周年纪念号中，有一位女学生王卓投书描述自己所想要的理想伴侣，是“不要家庭的组织，因为我是要把家庭化在大自然中的”[156]，这个想法和庐隐文本中曾描绘的“理想的生活”、“共同生活的乐趣”如出一辙。王卓并表示“男子有这样理想的人没有？假如找不着异性的，可否找一个同性的？”“我相信真爱，是不分同性异性的，并且我也有过同性爱。”[157]女学生们排斥僵化的家庭婚姻制度、向往更接近自然、更接近人性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一斑；尤其是有同性爱经验的女学生，更认为与同性女友远离尘嚣，在“桃花源”般的幽境中共同生活，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

根据庐隐的创作论，“理想生活”的构筑是作家对社会的重要使命之一，她曾说：

文学创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彻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的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有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们想像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岐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的悲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158]

庐隐的创作的确实践了她的理论，在她的文本中不但经常赤裸裸地呈现现实的丑恶，亦经常描摩理想生活的美丽蓝图：

我没有唐明皇遨游月宫的狂志，却有屈老先生行吟海滨之愿望，在我希冀中，只望于海滨辽阔之地，得一傍崖绕溪之区，建两三间茅庐，极自然之趣，朝看海雾幻形，暮听江涛低唱，我之所望已足，然而只此区区之望，而今仍在相思中，无计奈何！只得念念刘克庄的〈摸鱼儿〉：“叹采药名山读书精舍，此计何时就！”正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愿海滨精庐，化成无形幻梦，使我夜夜随之而游吧！[159]

清朗的天气，静悄的境地；水绕山环，一片芦苇为墙，与三五同志，放舟中流，畅谈细论；拿笙箫寄幽怀，人间天下，我不羡仙——[160]

从前，我曾做着理想生活的梦，我要找一个极了解我而极同情我的人，在一个美丽的乡村里过一种消闲单纯的生活，……[161]

我平生有一个理想，……我不爱一切的虚荣，我不希冀什么功名；我只愿意有一个真能了解我的人，在清幽绝尘的环境里，厮守着，发挥我们灵性中的智慧之光。……直到我死的时候，一直美丽的热情充塞着我的全人格，……[162]

庐隐心目中理想的生活，是纯朴自然、毫无人为造作的境界，在自传中曾说自己大学时代“喜欢读老庄的书，满心充满了出尘之想”[163]，庐隐素有隐居乡村的心愿，在〈房东〉中曾说：“我曾记得古人词有‘采药名山，读书精舍，此计何时就？’这是我从前一读一怅然，想望而不得的逸兴幽趣”[164]。而相偕隐居的理想对象，可以是“三五同志”，也可以是“一个极了解我而极同情我的人”、“一个真能了解我的人”，庐隐强调能够共筑地上乐园的是“合奏的双音”、“两个绝对相同的灵魂”[165]，而且不必然是异性，最重要的是心灵相契，在自传中曾以她那一贯天真坦率的笔调说：“我爱有神韵的男人和女人”[166]，又说：“不论同性或异性的，只要他能抓得住我的心灵，使我永远充实，那便是我一生的幸福了。”[167]

在庐隐文本中，女性第一人称对理想生活的描述往往都是只有女人、没有男人的世界。女校中三五成群、感情紧密的女性团体，往往希望一辈子都能如此自由快乐地相守到老，〈海滨故人〉露沙写给云青的信中对“理想生活”的描述是：

海边修一座精致的房子，我和宗莹开了对海的窗户，写伟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临海的村里，教那天真的孩子念书，晚上回来，便在海边的草地上吃饭，谈故事，多少快乐——[168]

一对一的女同性爱，在学校里被称为“结婚”了的“假夫妻”，出社会后也希望能像夫妻般白头偕老。在〈丽石的日记〉中，丽石和沅青谈到“将来共同生活的乐趣”，晚上便“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地作了一个“未来的快乐梦”：

在一道小溪的旁边，有一所很清雅的草屋，屋的前面，种着两棵大柳树，柳树根下，栓着一只小船，那时正是斜日横窗，白云封洞，我和沅青坐在这小船里，御着清波，渐渐地驶进芦苇丛里去。这时天上忽下起小雨来，我们被芦苇严严遮住，看不见雨形，只听见淅淅沥沥的雨声。过了好久时已入夜，我们忙忙把船开回，这时月光又从那薄薄凉云里露出来，照得碧水如翡翠砌成，沅青叫我到水晶宫里去游逛，我便当真跳下水，忽觉心里一惊，就醒了。[169]

庐隐所描绘的自然美景，是她对乡村一贯的向往与歌颂。沅青邀丽石逛水晶宫时，丽石毫不犹豫地跳下水，不仅流露出对情人毫无保留的信任，也可以看出丽石为了与沅青同息同游，为了心目中那美丽却无法“浮出地表”的“理想生活”，即使处境危险、有灭顶之虞，也心甘情愿地陷溺其中，在所不惜。

远离人世、隐居仙乡的心愿，往往是对主流文化、世俗规范有所不满的一种反应[170]。庐隐本身就是个不合时宜的、高唱“何处容楚狂”[171]的“畸侣先生”[172]，庐隐生前的好友王礼锡曾说“庐隐对这社会是不惯，社会对庐隐尤其是不惯”[173]。庐隐几次的恋爱与结婚，都曾惹人非议，深感人言可畏，因此更希望能摆脱世俗的干预及肤浅的目光，与知己相偕隐居、不问世事，曾想和石评梅“相依以终”[174]。在她的小说中，渴望归隐的人物多半有着不苟合世俗的边缘性格，或是不为世俗规范所容的恋情，〈海滨故人〉中的五个少女“都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所以她们就在一切同学的中间，筑起高垒来隔绝了。”[175]小说〈女人的心〉中，男主角纯士与有夫之妇素璞陷入热恋时，亦有“出尘之想”：“假使我能同素璞，到一个无人认识的乡村去，过幽闲的田园生活，厮守一辈子，那真是太理想，太自由的生活了。”[176]〈父亲〉中的男子爱上年轻的继母时，梦想与她住到离群索居的“孤岛”里：“在那孤岛里，只要努力盖两间小房子，种上些稻子和青菜，我们便可以生存了，——并且很美丽的生存。”[177]因为他们的关系是社会法律、道德、礼教所不允许的，所以他们想望的生活，只能建立在一个远离了人文化成的纯粹自然之境，也就是老庄思想中没有儒家礼教来扭曲人性的自然境界。丽石与沅青梦想隐居溪畔草屋，亦是为此。

庐隐及其好友石评梅也都是独身主义者[178]，两人也曾有一块儿生活终老的打算。庐隐在大学时认识了体育科的学妹石评梅，石评梅也很爱好文学、热爱写作，两人一见如故，大学毕业后仍时常通信，或在报章杂志上以文唱和，有人曾分析庐隐的散文中写得最多的是她与石评梅之间的友情[179]，在小说〈归雁〉中与女主角纫菁(即庐隐写照)“除了我没有人了解她，除了她也没有人了解我”[180]的女友星痕，即是以石评梅为模特儿塑造的人物。从她们往还的书信文字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她们感情的浓厚及心灵的契合，庐隐对石评梅说：“我们已心心相照了。波微！我似乎不必更向你述说什么。”[181]石评梅亦对庐隐说：“多少难以描画笔迹的心境你都替我说了，我不能再说什么了。一个人感到别人是自己的时候，这是多么不易得的而值得欣慰的事，然而，庐隐，我已经得到了。”[182]

庐隐丧夫后不久，石评梅的男友高君宇亦因病逝世，两人同病相怜[183]，又同在北京女师大附中教书，彼此扶持安慰，感情甚笃。她们时而在陶然亭放声痛哭，时而于公园高峰酣歌狂舞，庐隐还因此得到“浪漫女作家的头衔”[184]。庐隐在为石评梅写的〈祭献之辞〉中提到她曾想和石评梅“相依以终”[185]，这个心愿和〈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及沅青是有些相像的。不幸，石评梅却在二十七岁因脑膜炎去世，这件事对庐隐来说是很大的打击[186]，“但愿早点死去”[187]、“几次想到死”[188]，这个愿与知心女友同生共死的心态和〈猜疑〉中的“我”亦不谋而合。庐隐为石评梅写的悼诗〈哭评梅〉中的那句“可怜我悄悄摔碎灵之琴轸”[189]，可谓凄绝。王德威曾分析庐隐与石评梅的情谊说：

在真实生活中，庐隐与另一位女作家石评梅生死不渝的感情，无疑印证了她小说中的爱情观。庐的长篇《象牙戒指》即为悼石之作。庐隐的际遇及作品，原应为女性主义者大书特书的例子。但截至目前，我们并未听到太多的回响。[190]

过去常有论者认为庐隐文本中的女同性爱皆发生在青春期的少女，是由于她们较少接触异性、或对异性仍怀有恐惧，才产生类似同性恋的心理或行为，如：

“五四”时代，多数第一批冲出家庭牢笼的女性只是走到女子学校中，并没有立即走到一个男女可以完全自然交往的社会里，由于异性交往的相对匮乏和同性交往的相对自由，再加上对女性事业及婚姻难以两全的恐惧，有一部份女性的青春冲动就可能指向同性伙伴。[191]

〈海滨故人〉表现了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天真愉快的少女王国，一个是与她们有着某种关系的外在的、成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爱情的悲剧和女人的悲哀，致使她们留恋着少女王国而惧怕成长。[192]

但〈飘泊的女儿〉显然推翻了这个说法，小说中的星若和畏如并不再是青春期的少女，而是已经步入社会的成年女性，而且有过异性交往的经验；星若“是一个肌肉丰润的女郎”，个性较坚强乐观；而畏如“人材瘦弱”，个性较软弱悲观；“这正是两个相反的人型而她们发生了爱情，已经共同生活了五六年”[193]。她们在异性交往的过程中，发现在男人眼中“女人到底还是一件玩物”[194]，女人青春貌美时，男人热烈的追逐，只是想占有女人的身体；等到女人青春消逝，男人不但不理不睬，甚至冷嘲热讽[195]，她们因此更加珍惜彼此不因岁月而消褪的感情，彼此相爱，相濡以沫。她们之间的感情早已超过了青春期情窦初开的懵懂与冲动，而是有着多年基础的成熟的感情。

在二、三０年代，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乡背井外出就业、独身未婚的女子人数逐渐增加，她们为了相互扶持、也为了节省房租，往往共同租赁房屋，因此“同居”的女子不再遭到社会异样的眼光，也使女同性恋者有了共同生活的空间——虽然那仍是个非常边缘的位置。1995年台大女同性恋文化研究社出版的《我们是女同性恋》中指出“独自在外生活的选择是同志圈中极常见的一种”：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单身独居的女孩子同住是被允许，甚至鼓励的，因此，二个女孩子同住是一件司空见惯、比较不会被怀疑的事，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于女同志和家人也都是不错的一个状况，彼此对于这点上不需要有太清楚的解释，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是一种安全的策略。[196]

郑美里对台湾女同志的研究亦指出女同“在采取现身行动之前，家人能不能接受是女同志的主要考虑，……评估后认为家人很难接受，则为了避免婚姻压力和身份被揭露，多半会争取离家外住，与家人保持较疏离的关系。”[197]在五四时期其他的小说中，也有单身女性离家同居的身影。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中提到“小学堂的教习陈婉真同Miss Chu”“住在一块儿五、六年了”[198]，丁玲〈暑假中〉[199]描写六位单身女教师：承淑、嘉锳、德珍、春芝、玉子、娟娟，共同任教同住一处，往往“搂抱住女友，互相给予一些含情的不正经的眼光，呷昵的声音，做得来是没有一丝不同于一对新婚夫妇所做的。”[200]叶圣陶〈被忘却的〉中的女主角田女士也是一位老师，虽然已婚，但她的丈夫外遇经年不归，她和另一位单身女教师童女士，由学校安排同住一个房间，并产生了“超于朋友”的亲密关系[201]。上述文本以及庐隐的〈飘泊的女儿〉中的女同性爱，都是以单身、离家的方式，找到一个能与女友共同生活、又不至于正面抵触异性恋文化的“安全策略”。

许多论者谈庐隐文本中的同性爱，都特别强调她们的关系只限于“精神”，认为〈丽石的日记〉“是描写精神的，高洁的，同性的爱”，“丽石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子。尤其是她对于沅青同性的友爱，是最引起我们一种高尚的真纯的感想的”[202]；“〈丽石日记〉流出女子间同性恋(精神的)无望后的惆怅”[203]，“庐隐小说的恋爱模式为精神恋爱，……属于同性恋的丽石与沅青的爱，只限于精神方面的相互依恋。”[204]将庐隐笔下的女同性爱定位在“精神恋爱”，以与发展到肉体关系的女同性恋有所区别。其实在庐隐早、中期[205]的作品中，描写异性婚恋的文本同样“鲜见肉体爱欲表现”[206]，并鼓吹精神恋爱：“我是很重视精神生活的，只要有一个朋友，不论同性或异性的，只要他能抓得住我的心灵，使我永远充实，那便是我一生的幸福了。”[207]〈海滨故人〉中的露沙(庐隐自况)面对梓青的求婚亦一再声明“我生平主张精神生活”[208]，《象牙戒指》中的沁珠面对长空的追求亦主张“冰雪友谊”[209]；并不是在描写女同性爱时才特别强调精神、窄化肉体情欲的尺度。

庐隐笔下的精神恋爱，以及“相似于古希腊所崇尚的精神上而非肉体上的”“这种同性的爱”，曾被批评为保守落后，“就像一个在感情的苦难征程上踽踽独行的老妪，饱经沧桑后，就喋喋不休地向少女们提出忠告”，“以贞操的绳索来勒紧同性的妇女们”[210]；或是认为〈丽石的日记〉中的女同性爱“只是精神恋爱的另一种形式”，并不是“真正圆满的爱情”[211]。其实，正如王一力曾指出的：“这种狂热追求精神生活的思想是五四青年的一个普遍性的精神特征”，这是由于在五四运动的召唤下，青年们争取精神的自由，鄙视“重物质”的庸俗生活观，再加上保守封建的势力仍然强大，青年的理想在现实世界里难以实现，因而只能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保持高尚的精神生活[212]。如冯沅君〈旅行〉中为了自由的爱情而踏上旅程的一对恋人，在两人的座位中间，放上行李作为“界牌”，整个旅行中连手都未碰一下。庐隐〈海滨故人〉中的露沙及有妇之夫梓青，其恋情不为世人谅解，所以实行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213]。然而这种自由恋爱、个性解放、反礼教、反封建的态度，在五四初期的文本中已是非常“大胆”[214]了。

丁玲是庐隐的好友，也是庐隐敬重的一位女作家[215]，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一篇赤裸裸再现女性情欲的文本[216]。钱虹曾说庐隐早期“笔下的亚侠、露沙们还不敢像后来的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那样蔑视社会和传统，大胆追求灵与肉统一的精神自由”[217]。庐隐后期的作品〈飘泊的女儿〉、〈女人的心〉、〈一个情妇的日记〉等，在女性情欲的描写上都相当大胆，其中〈一个情妇的日记〉对女性情欲的大胆描写可与〈莎菲女士的日记〉媲美[218]，可惜却很少被注意、讨论[219]。〈飘泊的女儿〉在肉体情欲的描写上，比〈丽石的日记〉要露骨得多，小说一开始便是两个女人在清晨初醒的被窝里情话绵绵、如胶似漆的情状，“星若温柔的抚弄着畏如的丝发”[220]、“畏如对头俯在星若的胸前”[221]、“畏如搂住星若的腰”[222]……等亲昵细腻的动作，非常生动地描写出女同性爱间的肉体情欲。

第六节、女性的精神同盟

从恨女人，视女人为天敌，到认同女人，

进而透过组织与行动欲改变女人集体的处境，

“成为女性主义者”可以说是女人生命中最激越的蜕变，

有如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改变了一生。

                         ～～胡淑雯〈异女出柜〉[223]

一、我们同作了牺牲品了啊！——受害女性的精神同盟

在传统文学中，妻妾不是相安无事、共同服侍一个男子，就是将自己的嫉妒、痛苦迁怒于丈夫其他的女人(如其他的配偶、外遇对象等)，有时为了争宠夺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如宋晓萍曾指出的：“在男性历史(history——his  story)沉迷于编织‘英雄惜英雄’的男性情谊神话的同时，女性却一再地被书写为互相嫉妒和排斥的分裂群体”[224]。庐隐文本中塑造了受害女性的精神同盟，她们不但不因男性的朝秦暮楚而分裂，反而更加巩固地彼此扶持、依偎，并共同谴责男权，戳破了女性只为男性存在、没有女性情谊的神话。

五四时期，西方女权主义、以及一夫一妻制[225]的婚姻爱情观传入中国，新女性们抱持着“爱情不能同时容第三者的信念”[226]，希望与伴侣建立平等的关系，不愿再死守片面的贞操观、容忍男人“狡兔三窟式的讲恋爱”[227]。然而，某些男子仍然朝三暮四、想享齐人之福，他们明知新女性不可能谅解这种行为，便用狡猾的手段欺诈拐骗，使女性受到更大的侮辱。如〈蓝田的忏悔录〉中的何仁和蓝田定婚后，又和另一个女人相恋。蓝田表示愿意成全他们，何仁却又哭又闹地发起誓来，使蓝田一直被蒙在鼓里、仍旧和他同居，“直到他们宣示结婚的头两天，他还住在我家里。唉！这是怎样的罪恶……”[228]事后蓝田因失贞而为社会所不容，而何仁却可堂而皇之地另结新欢、无人指责，这极端的不公平，正如蓝田所体悟的“本来男子们可以不讲贞操的，这是社会上予他们的特权。”[229]〈时代的牺牲者〉中的张道怀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欺诈小人”[230]，他与李秀贞育有一子，曾自谓“我们虽是由父母作主定的婚姻，然而我们的爱情是不在那自由恋爱之下。”[231]然而当他留学回国后，就觉得“昔日之黄脸婆，实偶不类”[232]，于是花言巧语地欺骗秀贞，说他在国外一时迷惑和外国的看护妇结了婚，如今被告重婚罪，希望秀贞签下离婚书，以洗清他的罪名；然后他再与那外国女人断绝关系，这张离婚书便可付之一炬。秀贞不疑有他地签了离婚书后，道怀却假装自己是个从未结婚的单身男子，对一位“家既富有，貌亦惊人，于弟前途，实有极大关系”[233]的林稚瑜女士大献殷勤。原来他的居心是“一面想娶个有钱的女人，一面又怕离婚受金钱上的损失。”[234]这样势利自私、谎话连篇的行径，实在令人不齿。

〈蓝田的忏悔录〉、〈时代的牺牲者〉中的女性，在发现自己被人欺弄时，并没有因此怨恨其他女人，而是自觉地与同受伤害的女性结成精神同盟，以同为女人的立场，将心比心、感同身受地彼此同情，相互慰藉；并把谴责的对象指向了男人轻视女性的态度。如〈蓝田的忏悔录〉中，何仁的新夫人在得知何仁与秀贞的关系后，亲自登门造访，握着她的手，诚恳地说明她在结婚以前并不知道何仁与蓝田的关系，她“忏悔误信不纯正的爱情，作了兽欲的牺牲”；她悲叹“我们同作了牺牲品了啊！”[235]〈时代的牺牲者〉中，李秀贞握着林稚瑜的手，诚挚地说：“张道怀这种欺诈势利的小人，我难道还护着他？……他真不配做林小姐的丈夫！”稚瑜长叹道：“张道怀他和先生十余年的夫妻，居然能下这样欺诈的狠心，那么他一向和我说什么高尚的志趣，和神圣的爱情，更是假的了。唉！我们是一样的不幸呵！”[236]

在庐隐文本中，受害女性彼此理解、惺惺相惜的精神同盟，足以温暖、滋润她们饱受男人轻侮的、受创的身心，并激发她们从小我的悲剧中超脱出来，更积极地为女权的未来奋斗。〈蓝田的忏悔录〉中的蓝田原本“身心交困”，“若不是耻为怯弱的人，应当早已自杀了。”[237]然而何夫人诚挚的表白，使她“又有了一个新希望”，“因为她的至诚，我立刻为世界上的妇女原谅，且为她们痛哭。因为不被男子玩视和侮辱的女性，至今还不曾有过。”[238]她不仅毫无芥蒂地和何夫人结成了精神上的盟友，还把目光投射到更广大的女性群体，她醒觉到在庞大的男权世界中，所有女性都处于不平等、被玩视的地位，她因此发下宏愿“与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妇女们开个新纪元”[239]。〈时代的牺牲者〉中的秀贞在被丈夫欺骗、离弃后，原本极为消沈，但稚瑜对她推心置腹、同病相怜的一番话，使她“仿佛已找到沙漠的伴旅了”[240]，并且觉得这件事“在我的生命史上，要算是最光荣的一页”[241]，这是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李玲曾说分析道：“受害女性之间相互同情则是女性人的意识完全觉醒之后的自觉行为，其中包含着对女性受男权奴役处境的明晰观照、包含着对女性作为人的尊严的共同维护。”[242]

受害女性的精神同盟不仅反抗了男权文化，也挑战了异性恋文化。异性恋关系使得女人将许多感情与精力“投资”在男人身上，甚至认同男人，造成女人与女人之间的相互竞争、攻击、敌对。而庐隐文本中的女性却与所谓“情敌”结为“盟友”，彼此因相同的命运与共识而强烈地认同彼此，背离了原本所依附或认同的男人，也就是从男人身上“撤资”，女人与女人站在同一阵线，捍卫女性尊严、谴责男权文化。这不仅对男权文化来说是一种颠覆，对“异性恋律法”来说也是一种“逾越”[243]。

二、与世界全女性握手——超越国族的精神同盟

民国初年日本对中国的蛮横侵压，使庐隐“对日本人从来没有好感”[244]，1930年庐隐与李唯建东渡日本结婚，一路上看尽了日本男人“尖酸刻薄的行为”、“欺侮人的神气”、“夜郎自大的气概”[245]，庐隐对日本人的反感，有时是带着国家主义的优越感，如批评日本人“无处不表现岛国细民的小气”[246]，暗示了身为泱泱大国的中国人的骄傲；有时却又带着弱国的自卑感，如对于日本人轻视中国人的态度，感慨道“自然也由于我国人太不争气的缘故”[247]。在国族的纠纷、历史的恩怨下，当时中国人——包括庐隐——对日本人的反感甚至敌意，这种分不清是出于自大还是自卑的复杂心理，实在可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但是庐隐在看日本女人时，与她看日本男人的心态显然有所不同，日本男人带给她的是“愤慨”，而日本女人带给她的却是“伤心”：

那些日本女人呢，个个对于男人低首下心，柔顺如一只小绵羊。这虽然惹不起我们对她们的愤慨，却使我们有些伤心，“世界上最没有个性的女性呵，你们为什么情愿做男子的奴隶和傀儡呢？”我不禁大声的喊着，可惜她们不懂我的话，大约以为我是个疯子吧。[248]

无疑地，庐隐对“日本女人的柔顺”的批评带着国家主义的优越感，称日本女人为“世界上最没有个性的女性”暗示了中国女人比较“有个性”，比较不甘愿做男子的奴隶和傀儡。不过，和对待日本男人的态度不同的是，此时庐隐已强烈地意识到日本女人与她同样身为女人的立场，“她对她们做为女人的社会地位的关心优先于国族敌对的情感。”[249]

到东京住了几个礼拜后，作为一个蜜月期间年轻的家庭主妇，庐隐和邻居太太们的情谊更使她“忘记了国籍，以及一切的不和谐”[250]。的确所谓的国族仇恨绝大部分是男权斗争下的产物，而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化中，女人都分享着相似的命运与处境，如：必须承担料理家务的责任。就在这种情形下，女人间无私诚挚的友谊便自然而然的发展起来了。邻居的胖太太每天做饭时间都亲切地问庐隐需要什么，有一回看到庐隐煮饭时用白包袱权作围裙扎在身上，便立刻找出一件以前穿过、现在已穿不下的白围裙送她[251]。齐藤太太常常帮庐隐提水，有一回庐隐不小心把饭煮焦了，齐藤太太闻到味道立刻赶来帮忙[252]。虽然刚开始她们因语言的隔阂而无法深谈，但这些充满温情的关怀与动作，已使她们跨越语言与国界的障碍，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后来她们更是彼此教、学日本话及中国话，“就在这种情形下，大家渐渐也能各抒所怀了”[253]，于是，丈夫、孩子、年轻时的韵事等，都成了她们下午茶时间聊天的话题。此时庐隐再想起过去对日本人的种种偏见，甚至懊悔起来：“我深自忏悔，我知道世界上的人类除了一部分为利欲所沉溺的以外，都有着丰富的同情和纯洁的友谊，人类的大部分毕竟是可爱的呵！”[254]从庐隐的文本看来，上文所谓的“人类的大部分”大半指的是“可爱的女人”。

虽然刚开始庐隐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中国的知识份子，面对日本人——包括日本女人——总是充满了批判的意味，但是落实到实际生活后，在女人共同的工作与话题中，女人之间的同情和友爱便超越一切，在她们之间毫无隔阂地滋长了。国族的纷争——绝大部分可说是男人的战争——在和谐无私的女性情谊中已变得无关紧要了。诚如桑梓兰曾指出的，在〈东京小品〉庐隐与日本太太们之间的关系中，“我们看到性别代替了国族[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