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飲品：咖啡如何創造出反抗的文化
【2015.07.28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by 黃邪】
一，咖啡作為「Drug(癮品)」
戴維。考特萊特(David T. Courtwright )在他的著作《上癮五百年》 中，嚐試把英文 “Drug” 定義為一個中性的概念﹕「癮品」，也就是泛指所有可致成癮或可改變人精神狀態的物質，由強性的(Hard Drugs)鴉片、大麻、可卡因、安非他命、酒精，到弱性的(Soft Drugs)如煙草、可可、茶、咖啡甚至糖，皆在此列。
《上癮五百年》中譯版書影
它們均曾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或因其對人體的刺激性，或因其背後強大的政治經濟利益，戴維．考特萊特稱之為精神刺激革命。眾多癮品之中，以咖啡、酒精、煙草使用最廣，對人類文明及社會結構影響最深，故被稱為癮品的「大三宗」，當中又以咖啡為首。
咖啡獨特的刺激作用使其有別於酒精、大麻、可卡因等可致幻藥物而廣為人接受，特別是因教義所限而禁酒的穆斯林。咖啡的交易、製作及消費模式催生了咖啡館的出現。
最早的咖啡館出現於十六世紀的中東，然後在穆斯林世界迅速傳播，並於十七世紀傳入歐洲的英國及法國。德國學者、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哈伯馬斯認為，咖啡館在歐洲的出現，特別在英國，為訊息傳播及公共政治討論提供了最佳的舞台，從而形成了特定的「公共空間」成為對抗專制統治及孕育現代議會民主及自由思想的搖籃。
「據說，歷史上最嚴重的暴亂在展開他們邪惡的罪行之前都得先呷口咖啡(history’s greatest rebels were said to have imbibed coffee before committing their heinous crimes)」學者 Steve Pincus 如是說。
在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內，嚐試把公共空間定義為不受任何權力制約，開放予公眾自由參與並進行討論的特定空間。這樣的空間具有三項關鍵特質：
一，開放，它公開予公眾自由參與。
二，平等，不論社會地位出身，公侯將相，販夫走卒，在這裡皆可平等地交流。
三，包容，這個空間容許所有參與者就著所有不同的背景、價值和信仰的議題進行討論。
它的概念原形源自古希臘的公民大會，但真正意義的公共空間要到十七世紀，隨著符合現代意義的報紙，代議政制議會，以及咖啡館這些民間論壇的出現等等因素齊備才形成。在那之前的封建社會，消息是封閉的，因此不具備形成公共空間的條件。
然而，阿拉伯學者 Krrababa認為，早在十六世紀，咖啡館出現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公共空間及其反抗專制的文化己初步成型。蓋因一方面，咖啡館內的消費活動文化滿足了公共空間開放、平等和包容的三項基本屬性。與此同時，咖啡及咖啡館的魅力，在禁酒的穆斯林世界幾乎無可替代，巨大的需求形成的市場動力，令時人不惜以挑戰統治當局權威的方法，來滿足他們的需求。因此追溯咖啡館出現並傳播的歷史，便能理出咖啡館在反抗專制運動形成的角色及機制。
1685年一本教導人們如何飲用咖啡、中國茶與巧克力的書的插畫。
二，咖啡及咖啡館的起源
人類最早種植，同時也是當今最為廣泛種植的咖啡品種「Coffea arabica」，阿拉比卡種咖啡，最早源自阿比西尼亞(Abyssinia)，也就是今天的非洲埃塞俄比亞。最初是作宗教用途的，當地土著把它視為神聖的祭品獻予神靈。
咖啡在世界範圍的傳播，主要歸功於阿拉伯商人。據記載，咖啡最早約於1450年前後傳入阿拉伯世界。其時，阿拉伯人掌管著紅海及印度洋地區的貿易，是東西方貿易的橋樑。咖啡的傳入迅速在阿拉伯世界傳播，包括中東，鄂圖曼帝國及其後的歐洲。
學者指出，葉門的蘇非教徒(Sufi Muslims、穆斯林的分支)相信是最早飲用咖啡的阿拉伯人。他們重視咖啡能夠提神的刺激效應，認為飲用咖啡能夠讓他們更好地做好崇拜以及維持教徒間的關係。因此在完成參拜後，他們會不分男女，傳遞同一隻碗，飲用碗內的咖啡，以顯示彼此友誼，並成為一種儀式。
也就是說，與今人利用咖啡提神來提高生產力的經濟動機不同，當時的葉門人飲用咖啡是基於宗教及社交目的。再加上可蘭經禁酒，咖啡獨特的提神作用，就讓它成為酒精的最佳代替品，而被穆斯廣泛接受。結果，咖啡在十六世紀迅速地在開羅、大馬士革及鄂圖曼帝國中傳播，並成為他們日常宗教生活的一部分。
歷史學家指出，因為早期煮咖啡需要大量的大型器具，不便於流動，為了進行零售，便需要有一個地方進行定點銷售，這就導致了咖啡館(coffeehouse)的出現。據記載，最早的咖啡館應該是1555年，由兩個敍利亞商人在鄂圖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堡創建的，他們同時也是最早把咖啡由埃及及敍利亞引入鄂圖曼帝國的人。
咖啡商人的插圖【圖片來源：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22190802】
最初，作為咖啡豆的零售商，他們需要有個固定的地方，放置煮咖啡的器具，並且向他們潜在的顧客展示如何正確地製作這種新鮮的時興飲品。但當時的餐館對此一無所知，禁酒的穆斯林世界又沒有酒館(Tavern)，因此只能夠自立門戶，開出「咖啡館」這種新興場所，沒想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成為穆斯林世界無可替代的娛樂場所，並深遠地影響後世。
咖啡館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堡的出現，成為了蘇丹脚下，專制王權管轄範圍內的避難所，是穆斯林意想不到的「公共空間」及娛樂休閒場所。當時的咖啡館是只對男子開放的，在那個等級森嚴的封閉年代，不論社會地位、出身甚或職業的穆斯林男人，皆可在此相會。
學者、士兵、商人、工匠或貧民，不分貴賤，只要一杯咖啡在手，便可以展開對話，甚或討論時政，甚或研讀經典，甚或學術討論，甚或詩歌創作，更甚至乎有棋牌，賭博、歌舞、妓女、吸食鴉片等前衛大膽、違反伊斯蘭教義或法律的地下活動進行。總之到了16世紀末，單單是伊斯坦堡城內，已有超過六百家咖啡館，時人對咖啡館的鐘愛可以用一首詩去形容﹕
The heart fancies neither coffee nor coffeehouse
讓人著迷的既非咖啡或咖啡館
The heart fancies companionship
讓人著迷的是人情
Coffee is an excuse
咖啡不過是個藉口
(筆者按﹕清一色全是男人，這人情真有點基情四溢~XD)
阿拉伯裔學者 Karababa指出，儘管哈伯馬斯認為，理想的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模型要到十八世紀才出現，但其實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咖啡館早已經具備公共空間的初型，因為它符合了開放，平等和包容的三項基本特質。
君士坦丁堡的咖啡館
首先，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咖啡館是相對開放的，所有男子皆可進入。而且是平等的，不論宗教，社會地位或職業，由學者到官員，禁衛兵到工匠，以至貧民皆可在這裡相遇及交流，這在那個等級森嚴的時代，是唯一的例外。它也是包容的，因為他們在裡面可以大膽的討論任何話題，由學術到詩歌，由宗教到國家時政。據史料記載，帝國的禁衛軍們，甚至在這裡批評時政、發泄不滿而且醞釀叛變去挑戰專制當局，因此而成為王權的一大威脅。
儘管哈伯馬斯認為「理性的主體」(rational subjects)，也就是資產階級，以及符合現代意義的自由媒體也同樣是公共空間形成的必要條件，因為只有他們才能理性地批判時政及當局，而鄂圖曼時代的咖啡館缺乏相關元素。但Karababa認為，當時的咖啡館內流行作為娛樂的時政諷刺戲劇表演，經典和學術的討論和批評，還有對宗教的討論，同樣可以成為具批判性的公共討論，也因此公共空間是存在的。
那麼咖啡館是怎樣醞釀反抗文化的呢？他認為是由消費者要求對咖啡館內進行活動的「自由選擇」(freedom of choice)的需求，與由專制當局所維持的傳統宗教價值及社會秩序，兩者形成的衝突所引致的。
首先，當時的咖啡館提供相當廣泛的娛樂及休閒活動﹕閱讀、詩歌、音樂、戲劇表演、賭博更甚至是妓女或吸食鴉片，巨大的需求誘使穆斯林男子投注時間在咖啡館，而不是清真寺。而男人們日夜在這裡聚集，討論時政，以致於批評專制當局的言論越發大膽。
高級的土耳其咖啡館裡還有噴泉
但另一方面，作為保守勢力的正統穆斯林及專制當局，均基於傳統教義去詮釋問題及確立秩序，在他們的理解之中，一個理想的穆斯林，應該是節儉卻勤勞地工作，以賺取家用並維持家庭，並且誠實、不容許貪婪的情況下累積財富，謹守伊斯蘭教義的。
因此，在咖啡館內的消費活動是浪費、不道德及違法的，他們花費大量時間在裡面遊手好閒，也是違反教義的，最終只會褻瀆神明。在裡面的大膽言論，更為視為對統治當局的挑戰，更是不能容忍。
因為對這種挑戰的憂慮，統治當局屢次試圖取締咖啡館，奈何作為消費者的需求太大，與咖啡館的利益是千絲萬縷，在開羅等地，咖啡更是通用貨幣，因此咖啡館是禁而不絶。禁制與反禁制的過程是一場持久的拉鋸戰，但基本上都是以專制當局失敗告終，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可算是自由市場的拉力戰勝了專制統治。
倫敦的第一間咖啡館是Jamaica Wine House，位於St Michael’s Alley，至今仍在營業
三，咖啡館在英國
咖啡在十七世紀時由一名土耳其商人引入英國，與葉門的蘇非穆斯林一樣，咖啡的提神作用頗受清教徒青睞。據載，第一家咖啡館出現於1650年的牛津郡，然後1652年出現於倫敦，從此大受歡迎。到十七世紀未，單單是倫敦己有超過3000家咖啡館。
這些咖啡館對公眾開放，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別及宗教。因此士紳貴族，平民商人皆混雜於此。基本上，在咖啡館內閱讀報紙或pamphlet(一種政治評論的小冊子，可視作政治評論雜誌的前身)或進行社交活動成為一時風尚。
為何咖啡館在英國如此受歡迎呢？原因之一是咖啡館內的消費便宜，與酒館(Alehouse)相比更有競爭力。客人只需花一兩便士在裡面點杯咖啡，便可以消磨一整天，與此相比，在酒館內就得一杯接一杯地灌下去，直至酩酊大醉。咖啡提神的效用又廣為清教徒接受，輕鬆的環境氛圍也成了商人政客聚脚議事的場所。
1668年的插畫，描繪男士們在咖啡館高談闊論的狀況
那麼咖啡館如何成為哈伯馬斯筆下的理想的公共空間模型呢？這里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時代背景。基本上，十七世紀的英國是個動盪的時期，是新舊勢力交錯，王權衰落，自由主義思想與新興資產階級崛起的時代。
自1625年查理一世執政後，引起的政教衝突，與議會權爭，解散國會的十一年暴政，到拒絶國會君主立憲、限制王權的要求，結果引發1642-1649年兩次英國內戰，查理一世戰敗成為首位被判刑並處死的英國君主，英國進入短暫的共和國時期。
及後克倫威爾崛起成為護國公，直到1658年去世，舊貴族及軍官趁勢反擊，復辟王政，迎查理二世返國重行君主政。查理二世在位期間，因要應付三次英荷戰爭的軍費開支，與議會再度發生衝突，引發政府實質性破產一年，金融動盪、政府威信掃地。
期間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輝格黨(Whigs) 與代表保王勢力的托利黨(Tories)形成的國會兩黨制初步成形。其後兩黨聯合，於1688年發動光榮革命罷黜國王詹姆士二世，擁立瑪麗二世與威廉三世共治英國，並於1689年通過《權利法案》，確立「議會至上」，限制王權、保障公民權利的原則，英國正式進入君主立憲制時代，成為近代第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而咖啡館正是在這個風雲變幻的時代出現於英國，並且扮演著獨一無二的角色，推動著自由思想與民權的發展。
哈伯馬斯認為，在封建統治時代，消息是封閉的，公眾無從得知，政治也因此而只限於於宮庭的密室政治，操弄於國王與貴族之間。
但自經歷內戰與復辟以後，王權衰落，王室名聲掃地，傳統封建貴族勢力瓦解，現代議會崛起，消息不再封閉，也因此越來越引起公眾的關注。而咖啡館就成了當時最理想的消息集散地。
首先，首份符合現代意義的報紙「政治日報(Political Journals)」在這個時代出現，由最初的每周出版，發展到半世紀後的每日出版。與此同時，刊載政治評論的小冊子也大行其道，而咖啡館就是它們主要的零售點和消費場所。
與歐洲大陸，例如當時的法國相比，英國政府對報紙的審查相對較弱。特別是光榮革命之後，王權與封建貴族的風光不再，以致1695年，政治審查正式被撤銷，使英國媒體享有當時歐洲獨一無二的言論自由。
哈伯馬斯認為這是建立公共空間往行公共政治討論的里程碑，意味著理性與自由的公共討論可透過報紙呈現於公眾面前，使之成為公共論壇。另外，隨著資本主義發展，現代模式的政府與議會政治興起，一個新興的階級「資產階級」也登上政治舞台，且成為「公眾(Public)」的主流，成為自由媒體的最大讀者群。
學者Brian Cowan指出，王朝復辟以後的英國，公眾對新聞有著巨大的需求，因此提供報紙予客人閱讀，便成了咖啡館招攬客人的手段。結果，學者、政客、官員、記者，紛紛聚集於咖啡館之中，閱讀報紙，討論時政，收集或發放情報。
咖啡館中的英國人【圖片來源： http://www.drinkingcup.net/wp-content/uploads/London-Coffee-House-LookAndLearn.jpg】
「一時之間，仿佛每個人都成了政治家」，時人如此記道。對此，哈伯馬斯深表認同，他認為報紙及各式小冊子成為咖啡館的重要組成部分， 並且是客人們主要的討論內容。自由派與保王派的官員、政客、學者們都各自有自己固定的咖啡館作為聚脚議事點，並形成情報網絡。而這些網絡基本上是由報紙來維持的。
一如鄂圖曼帝國，英國境內的咖啡館內熾熱的政治評論與批評，觸動了英國政府當局的神經。英王查理二世及詹姆士二世均試圖遏止咖啡館內的議政之風，但結果也一如鄂圖曼帝國的蘇丹，無功而回。對咖啡館及新聞的需求實在太大，已經日漸衰落的王權根本無法與自由市場的拉力相對抗。
※※※
參考資料：
1. Benjamin Nathans. Habermas’s “Public Sphere” in the Era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6, No. 3 (Spring, 1990), pp. 620-644. Duke University Press. Articl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86491
2. Zappiah, N. (2007). Coffeehouses and culture. Th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70(4), 671-677. Retrieved from: http://ezproxy.ecu.edu.au/login?url=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215265910?accountid=10675
3. Robert Darnton . An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y: News and the Media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105, No. 1 (Feb., 2000), pp. 1-3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 Articl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652433
4. Steven Topik. Coffee as a Social Drug. Cultural Critique, No. 71, Drugs in Motion: Mind- and Body-Altering Substances in the World’s Cultural Economy (Winter, 2009), pp. 81-106,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rticl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5475502
5. Phil Withington. Public Discourse, Corporate Citizenship,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112, No. 4 (Oct., 2007), pp. 1016-10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rticl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40008442
6. John Crawford, History of Coffee,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 Vol. 15, No. 1 (Apr., 1852), pp. 50-58, Wiley for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 Articl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338310
7. Siva Vaidhyanathan, The Anarchist in the Coffee House: A Brief Consideration of Local Culture, the Free Culture Movement, and Prospects for a Global Public Sphere,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 Vol. 70, No. 2, Cultural Environmentalism @ 10 (Spring, 2007), pp. 205-210, Duk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Articl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7592187
8. Emİnegül Karababa and Gülİz Ger, Early Modern Ottoman Coffeehouse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sumer Subjec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 Vol. 37, No. 5 (February 2011), pp. 737-76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rticl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0.1086/656422
9. Brian Cowan, The Rise of the Coffeehouse Reconsidere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 Vol. 47, No. 1 (Mar., 2004), pp. 21-4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rticl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4091544
10. Brian Cowan, Mr. Spectator and the Coffeehouse Public Spher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37, No. 3, Critical Networks (Spring, 2004), pp. 345-366,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ponsor: American Society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ASECS). Articl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5098064
11. Steve Pincus, “Coffee Politicians Does Create”: Coffeehouses and Restoration Political Cultur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 Vol. 67, No. 4 (Dec., 1995), pp. 807-834,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rticl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124756
12. Gwendolyn Collaco, The Ottoman Coffeehouse: All the Charms and Dangers of Commonality in the 16th-17th century, Academia.edu, Retrieved from: http://www.academia.edu/1123874/The_Ottoman_Coffeehouse_All_the_Charms_and_Dangers_of_Commonality_in_the_16th-17th_Century
13. David T. Courtwright(2001), Forces of Habit: 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ngl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4. Jurgen Habermas(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Great Britain, Polity Press.
15. Peter Clark(1983), The English Alehouse: a Social History 1200-183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ew York, Longman Inc.
資料來源：http://gushi.tw/archives/11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