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孕母」貪瞋癡眾生的角力場
【文/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 釋昭慧】
一、「緣起」—檢視「代理孕母」的起點
本來，對於任何倫理議題，要探索其佛教觀點，最好「教證」與「理證」具足。也就是說：一方面要有經典的根據，另一方面要依佛法的正理而加以辨明，這樣的闡述，才算是最為完整的。但是，「代理孕母」這種生殖科技下的倫理議題，不像「安樂死」或「墮胎」，可以在經典中尋找與「殺」相關的資料；要從教典中找到「佛陀對代理孕母的看法」是不可能的。所以本文擬從「理證」著手，以佛法的基本原理所推演出的重要倫理原則檢視「代理孕母」的相關問題。
佛法不同世間一般宗教的核心原理，用最簡要的詞彙表達，就是「緣起」（梵pratitya-samutpada；巴paticca-samuppada）。「緣起」的界nt FACE=”新細明體” LANG=”ZH-TW”>）。「緣起」的界說是：「現象界的一切都只是關係性的存在」，也因此，一切眾生依「同為關係性存在」的本質而平等不二，貧富貴賤的差別是會因條件關係的改變而改變的，那不是生命「先驗」性的差別。也因此，佛教是「眾生平等」論者。
再者，這些關係，重重無盡，所以要追索所謂「現象根源」的形上學答案，是無意義的。因此在宗教學上，佛教被歸類為「無神論」。既然是無神論，當然就不會堅持人類為本的「生命神聖論」，不會堅持「生命唯有神能創造，人造即為僭越」的觀點。然則以佛法檢視「代理孕母」科技，不是用形上學的角度，來責備生殖科技的「僭越造物主」，而是依於「緣起」法則，及其法則所導出的倫理精神─ ─「護生」（註一），看其過程及後果，是否有違「護生」的精神？所帶來的新倫理關係，是否會不可避免地給相關人等帶來實際上的傷害與困窘，而有違「眾生平等」的精神？
二、「後有愛」—生育的渴望
每一個眾生都有強烈的自我愛，由自我的愛執，產生了使生命存續的強烈意欲。這種意欲，有時是極微細的，下意識的或潛意識的，雖不必然經常表現，卻非常堅固而熾烈。就是死亡之後，也會有再生的意欲，佛法名之為「後有愛」（punar-bhava-trsna）；眾生的生死相續由此而來。「後有愛」的變相表現方式，是永生天國或種族繁衍的願望；前者是宗教欲求，後者是世俗欲求。以後者而言：人都希望自家自族的繁衍延續；不獨人類，即使動物界，也有這種繁衍延續的欲求。低等圭衍延續的欲求。低等有情的繁衍，有時未必有父母子女同在的關係，所以雖有種族延續的事實，但都任由本能行事，常缺乏明確的種族意識。人類的不同在於：幼弱時期很長，須賴家庭父母的撫養；生存的需要複雜，須賴同族類的保護與互助，所以種族延續的意欲，也就特別強烈，而且由本能的層次，提昇到文化的層次。
「性」本不必然伴隨著婚姻，「生育」的責任歸屬與「幼兒」的血統認證，才是人類婚姻制度的濫觴。然而在過往，除了少數母系社會之外，懷孕產子的一方女性，由於生理上的弱點，而不得不接受「維持父系純粹血統」的婚姻制度，從而接受單面的「貞節」規範。在那個婦女被軟硬兼施以要求「從一而終」，男子卻可以三妻四妾的時代，生育變成婦女生理性與社會性的雙重苦難，婦女不但得忍受懷孕的不適與妊娠的陣痛，而且可能因難產而死亡，也可能僅因其不能產子甚至只是不能生男孩以承繼祖先的煙火，就被片面宣告終止婚姻關係，或得忍受男子與其他女子合法或非法的性關係。《浮生六記》中主動為丈夫覓妾的芸娘，就是父權社會典型的「賢妻」。
三、隱性的「男方血統純粹論」
那樣的年頭，不會有所謂「代理孕母」的需要，講白一些，「代理孕母」的科技之所以發展出來，就是因為女權意識高漲之後，法律不得不強制規範平等保障兩性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否則倘若一如過往，只要「討小老婆」就能解決問題，斷不會發展出如此大費周章，而且承擔太多變數的生殖科技。
於是，不論是本能的「後有愛」所產生強烈的「延續後代」之意欲，還是文化性的，男方家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父權意識形態，都使得意圖「生養己所從出的後代」之市場需求，成為生殖科技突飛猛進的利基。突飛猛進的利基。「代理孕母」一方面讓男人更沒有冠冕堂皇的「外遇」理由，而提供「一夫一妻制」以更大的保障；但是另一方面，誠如林芳玫教授所言：「新科技是舊傳統的幫凶」，誰是精子父親的合法配偶，誰就是合法母親，另一個女人，不是「代孕者」，就是「捐卵者」，換句話說，女人一如傳統婚姻中的角色，是被工具化了的「生育容器或零件」。透視這層問題時，「眾生平等論」的佛教，又豈能不站在女性主義的一方，譴責此一生殖科技背後所潛伏的父權意識？
然而人畢竟不是機器，人對幼兒所產生的感情，未必真是來自於血統，所謂「血濃於水」的感覺，往往是文化塑造出來的意識，就佛法來看，「後有愛」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己所從出」不是唯一的方式。鑑諸現實，養母愛子，也可以與生母不分軒輊，甚至猶有過之；母雞孵卵，孵出來的就算是鴨，牠也一樣可以「舐犢情深」。更何況，代理孕母與胎兒之間的臍帶相連，關係猶更密切於養母育子或雞孵卵！然則法律縱使可以明白規範嬰兒的歸屬，以杜絕日後的糾紛，又如何割斷孕母十月懷胎不知不覺對胎兒產生的感情？孩童成長以後，又如何面對自己同時擁有「卵子母親」與「子宮母親」的尷尬？兩個人（不孕症夫婦）的痛苦，是否會因「代理孕母」而擴大演變成四個人的痛苦？如果只為了減除自己的不孕之苦而增加他人（特別是無權選擇出生背景的嬰孩）的痛苦，依佛法而言，是當事人只顧「自利」而未能善盡「護生」責任的。
四、子宮商品化 女性苦難的加劇
再者，「代理孕母」術可說是在當事人的男女三方中，讓兩方女性承擔所有的痛苦。在受術過程中，必須齋過程中，必須藉由藥物，將提供卵子與提供子宮的兩人生理週期調整到一致，提供卵子的母親，要忍受分離卵子的危險─因為卵巢在體內，卵子必須用針管吸出來，這會有出血和感染，也存在導致絕育的危險。在代理孕母方面，受精卵植入子宮，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讓胎兒順利生出，這也要承受痛苦與風險，難產的機率並不是零，而漫長的懷胎期，更是要忍受種種的不便。
於是，代理孕母必須「無償」的規定，未免太苛，法律一旦通過，金錢交易勢不可免。生殖商業化之後，借子宮變成是替胎兒「租保溫箱」，身體的一部分既可作為「零件」以標價利用之，那麼任何商業性的器官移植又有何不可？以佛法的「緣起論」作邏輯推演，生命縱使不必然要說成是「神聖的」，但同為「關係性存在」的生命，卻是不分尊卑而一律平等的，因此也是無價的。器官商品化，自然會導致窮人、弱者的器官成為富人、強者所覬覦的零件；代理孕母的子宮租賃，縱使來自當事人的兩廂情願，但這是否也意味著生殖科技導致弱勢女性的苦難加劇呢？
五、「精簡多產」—殺生之惡
代理孕母的產兒是經體外受精的階段而成就的。體外受精突變的機率一定高過體內受精，然則面對畸形胎兒，是否要用人工流產術去除之？是誰有權利這麼決定？是精卵的提供者還是子宮的提供者？依佛法而言，胎生生命始於「羯羅藍」（kalala）位，亦即是在精卵結合的那一剎那；而移植受精卵時，能夠在子宮著床的只是少數，出生率大約為百分之二十五，這時醫生或研究人員不免會做性別篩檢、減胎等等操縱、傷害生命的行為，將一個或多個正在發育中的受精卵注射致命性的化學物質，以性的化學物質，以便能增加其他受精卵的存活機會，美其名為「精簡多產」，其實是在生命萌芽的階段予以人為扼殺。這在厲行「不殺生戒」的佛教來看，不得不視為道德之惡。
六、貪瞋癡眾生的角力場
由此看來，「代理孕母」之類生殖科技的發展，不宜純粹定位為「不孕夫婦誕生新生命的福音」，而是人類在「後有愛」的本能驅動與文化訓練中，以貪瞋癡互相角力的產物。在這場角力中，科技戰勝生命，父權意識的迂迴戰略成功，孕母與受精卵都成了「工具」或是「配件」。醫生否認自己扮演了「吹皺一池春水」的上帝，說是在「回應不孕症者的禱告」，卻只因「受精的雛兒不會禱告」而心安理得活活掐死他們。
追根究底，連「孩子非要是己所從出不可」的觀念，都是「無明」的表現，亦即是自我感的發展。那麼，佛法對於「代理孕母」，又豈能發出歡愉的讚歎呢？
註一：至於「緣起」論如何導出「護生」觀？詳見拙著《佛教倫理學》第二章，臺北：法界出版社，1995，頁6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