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工作者的傲慢
【2004.11.29 自由時報 文/鄭智仁（媒體工作者）
拜讀聯合報梁靜于記者回應「媒體暴力下脆弱的生命」一文（自由廣場，十一月二十七日），驚覺媒體工作者的傲慢，莫過於此，世界的改變，絕非一篇報導即可完成，更可怕的是，多數媒體工作者對這種傲慢經常毫無所悉，甚至自詡道德崇高，一筆論天下，卻忘了筆下的主角在報導後每一天所要面臨的生活掙扎與困境，這些都不是記者能幫得上忙的，也不應該用一句「報導後也許會引來更多關懷，讓你走出孤獨」來掩飾自己的文字粗暴與無知。
筆者在過去的工作經驗中曾與社會福利團體有過不少接觸，以個案來呈現社會制度或社會結構的匱乏甚至歧視，幾乎就是我最主要的工作內容；當時每次訪問當事人，下筆時都是以化名的方式來處理，這已成了同業間不成文的專業法則；即使當事人積極想曝光，若涉及性侵害或家暴事件，更不可貿然照登，因為這已構成違法行為。
記得有次訪問智障團體新聞，使用的照片還得小心挑選，避免以正面呈現讓人足以辨識當事人的身分，但聯合報竟然未警覺到性別少數者的身分，將當事人的全照及基本資料曝光，對當事人來說，社會壓力形成之始，也是媒體斷人生死之故。
梁記者表明的立場主要為：
第一、秉持關懷弱勢的心態，絕無惡意炒作新聞；第二、一開始她也表明記者身分，絕無偷窺之實；第三、包括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謝臥龍及受訪的變性慾Ａ教授都沒人告訴她這樣的新聞要如何處理，包括「Ａ教授所要承受的環境壓力是我事先沒有去認真思考的，少數性別的脆弱也非我這個沒有時常接觸過『他們』的記者所能想像」。
以上立場，或許並非單一個案，可能是多數的媒體工作者抱持的心態，簡單來說，梁記者在撇清之餘，似乎也把新聞專業全丟到腦後去了。
質性研究與新聞報導的工作性質差別為何？如果真如梁記者所言，性質不同，但目的相同，「都是希望能為弱勢團體爭取、維護權益」，那行為粗暴，就可以掩飾目的的正當性嗎？質性研究的方法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同理心」，但又不忘站在專業立場進行分析；如果記者連「少數」身分可能面臨到的社會壓力都無法料想到，又如何事先去判斷哪種身分為弱勢團體？何者需要外界關注呢？如果記者連處理新聞的專業都需要別人「提醒」，那和任何一位可以提筆著文的人有何差別呢？
既要關懷弱勢，又對當事人無法感同身受，就造成封建餘孽的「清官心態」，亦即我是幫人民做事，是為人民好，所以你不應該指責我，即使人民已經因此活在水深火熱的環境中；媒體工作者覺得我在做好事，至於之後你的生活怎麼過，會不會遭遇異樣的眼光，就不是我能負責的了！當事人訴說了一個半小時，梁記者卻無法理解Ａ教授可能面臨的處境，甚至還撇清責任怪罪別人沒有提醒，是否也太天真了，並且也缺乏新聞專業最重要的敏感性？
其實，這種心態不僅只出現在媒體工作者的身上，就連專業的助人工作者都可能會不自覺地形成專業傲慢，真正需要被幫助的人，可能因此被淹沒在一堆表格與計劃中，卻喪失了當事人的主體性。
法國《年鑑學派》靈魂人物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曾論及：「戰爭不是一個純粹由個人活動所支配的舞台」，個人英雄主義之下仍有待考察的社會、經濟與文明，綜合來看才是完整的歷史觀；如果媒體工作者仍認為世界可藉由一篇報導而改變，卻忽略每天日常生活所累積的生命經驗絕非如此單純，或許可以想想：同志運動在國內起碼有十年以上歷史，但歧視同志的新聞報導仍不斷出現，也就是說，單純善意並不足以築成一座城堡，唯一的方法就是尊重當事人、完整傾聽他╱她的生命歷程才有辦法共創和諧、多元的社會，由上而下的權力流動才有被倒轉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