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聊齋誌異》犬奸 ──看中國古代性文化形形色色的性變態
人類的性包括生理、心理、社會三維度。性的健康正常與否，都受這三種因素的影響，而在本質上都是一種文化現象。在某種社會文化背景的條件下，人們會認爲某種性行爲是正常的、允許的，在另一種社會文化背景的條件下，人們又會認爲這種性行爲是反常的、不允許的。對於那些被認爲是反常與不允許的性行爲中，有些被認爲是罪錯，如強姦、通姦，有些被認爲是變態。社會越是發展，這種區分就越是細緻、嚴格。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到秦、漢以後，封建社會形態得以確立，社會文化也開始繁榮與發展，對於性問題的觀察與分析也較前有顯著發展，對性變態的現象也開始有所記載，直至後世。從性變態的形形色色，也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性文化的一個側面。當然，衡量哪些性行爲是正常或反常、變態，各個時代、各個社會、各個民族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而我們只能以今天的眼光來觀察與總結過去。
例如上一節所述的同性戀，在漢與魏、晉之世，社會並不認爲多麽不正常；而時至今日，美國全國心理學會於1973年也通過一項決議，認爲同性戀是“非異常行爲”；至於那些有同性戀傳統的民族和地區，更認爲同性戀是正常的了。但是不管怎麽說，在古代中國占統治地位的看法，是以以下這些現象作爲性變態，而且記載在史書以及許多野史、筆記之中的。
戀獸癖
此處所說的“戀獸”，不同于一般居民的以養貓、養狗爲樂，以貓狗爲寵物，那只是以動物作爲一種精神寄託與安慰；戀魯癖是指與動物性交，人與獸交不能不說是怪誕。
但是，這種怪誕現象自古以來發生並非個別。它多見於和動物十分接近的人，如農民、牧人、飼養員等，而且這些人大都是缺乏通過其他途徑滿足性欲者。至於有些人可以有正常的性生活而還要去搞獸交，那麽其性變態的程度就更深了。
獸交的現象幾乎在各個朝代都有記載，而從漢時期記載就多了起來。清褚人獲《堅瓠續集》（卷一）引（文海披沙）說：“槃瓠之妻與狗交。漢廣川王裸宮人與羝羊交。靈帝於西園弄狗以配人。真寧一婦與羊交。沛縣磨婦與驢交。杜修妻薛氏與犬交。宋文帝時，吳興孟慧度婢與狗交。利州婦與虎交。宜黃袁氏女與蛇交。臨海鰥寡與魚交。章安史悝女與鵝交。突厥先人與狼交。衛羅國女配瑛與鳳交。陝右販婦與馬交。宋王氏婦與猴交。”
該書又引《耳談》說：“臨安有婦與狗奸。京師有婦與驢淫。荊楚婦人與狐交。”結語說：“乃知天下之大，何所不有？”其實，在現實生活中雖然怪事不少，但以上所述也肯定有虛訛成分。例如，“鳳”本是神話中的生物，“與鳳交”是不可能的。其他如與“蛇”交，“與魚交”也都有些“匪夷所思”了。其中，杜修妻與狗交一則，是根據唐李隱的《瀟湘錄》，不過《瀟湘錄》中杜修爲杜修己：“杜修己者，越人也，著醫術，其妻即趙州富人薛贇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室，欲齧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齧我。’犬即搖尾登起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略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姦淫無度……。”後薛氏終於被出，歸母家，而犬仍往來不置，其他下文便是一派神話了。
在歷史上，不論獸交情況如何，總是不恥於人的事。清人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或《槐西雜誌》（卷二）中的一段敍述，表現出當事人的心理狀態和一些社會評價，“烏魯木齊多狎邪，小樓深巷，方響時聞，自譙鼓初鳴，至寺鍾欲動，燈火恒熒熒也；冶蕩者唯所欲爲，官弗禁，亦弗能禁。有寧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風姿，資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爲北裏遊；惟畜牝豕十餘，飼極肥，濯極潔，日閉戶而遝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仆隸恒竊窺之，何弗覺也。忽其友乘醉戲詰，乃愧而投井死。迪化廳同知木金泰曰：‘非我親鞠是獄，雖司馬溫公以告我，我弗信也。’餘作是地雜詩，有曰：‘石破天驚事有無，從來好色勝登徒。何郎甘爲風情死，才信劉郎愛媚豬。’即詠是事。人之性癖有至於是者，乃知以理斷天下事，不盡其變；即以情斷天下事，亦不盡其變也。”紀昀的最後這幾句話，說明了一個道理：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是不能以一般的情理所能衡量的，獸交是如此，一切性變態都是如此。
戀獸和變性或雙性也很有關係：如明人隆慶二年奏牘中有：“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而明、清人筆記如郎瑛《七修類稿》及嘉靖王濟的《詢堂手錄》也記有公猿變母猿的事。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對狐狸精的描寫，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活的現實：
舊傳：狸有兩體，其年久者能變幻惑人。遇男則牝，遇婦則牡。今京師有此妖，或一家中內外皆爲所蠱。各自喜爲佳遇，然實同此獸也。狐與狸又各一種，而世多混稱之。
戀獸和最有代表性的性的岐變現象──戀物癖也有關係。當然，戀物成癖者古今中外甚多，多數並不與性有關，但對有些現象如果不從性心理的角度來看，恐怕很難以解釋。而且，在性心理變態的諸現象中，戀物癖最爲複雜，這是因爲“物”的範圍實在太廣了；同時，還有正戀物癖和反戀物癖之分，從表面上看，方向似乎截然相反，但其根源則往往是相同的。戀物癖者所戀之物，往往和人體有一定的關係，如履戀、足戀、發戀、屎尿戀、爪甲戀、瘡痂戀等等，在這些方面，真是無奇不有。（戀物癖的範圍應該是很廣的。在西方性科學中所謂“物戀”原先只適用於衣履一類的物件，但是1888年法國的皮納出版了《實驗心理研究錄》一書，被認爲是典範作品，皮納在這本書中提出全部性的選擇是一個物戀的現象，他說，“正常的戀愛是一套複雜的物戀現象的結果。”）戀物中對於動物皮毛的愛戀則屬於戀獸。
戀獸還可能連動物飲過的酒也喝。如《晉書》第四十九卷《孚本傳》說：“孚性好屐，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王士楨在《池北偶談》卷九裏認爲這是典午人不顧名教的流弊的一大表示。其實，這類癖習自有其心理的根據，以至於性心理的根據。阮孚的遺傳似乎不太健全，他的父親阮咸‘任達不拘”，氣不過北阮的盛曬衣服，自己（屬南阮）也把大布犢鼻用竹竿張起來。他‘耽酒浮虛”，連豬群嘗過的酒也能喝。他“縱情越禮”，和姑母家的胡婢有性交關係，即使在居喪時也不自裁節，阮孚就是這胡婢生的，其母系的血緣雖不可知，但是如以情理推論，大概也不會太好。
戀獸還可能和屎尿戀結合。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中記載六朝名僧寶志“好用小便濯發，俗僧暗有譏笑者，志亦知衆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酒食豬肚。志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爲食盛糞袋？’譏者懼而慚服。”其實，以尿洗頭和食豬腸、豬肚，原是兩回事，食豬腸、豬肚是要把它洗乾淨的，正如食施糞肥而長大的蔬菜也要洗乾淨一樣，以尿洗頭不能不認爲是一種怪。至於“譏者懼而慚服”，“懼”名僧之怒則有之，“慚服”則可能未必了。
屎尿都是人體或動物的排泄物，而有人竟嗜之成癖。再推而廣之，凡屬以身上分泌、排泄以至於脫落的東西做飲食品的奇癖，都可以從性變態的方面覓取解釋。如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十一）載：“李楝之好服人精。”又載“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趙輝這個人是明太祖最幼女寶慶公主的丈夫，家本豪富，姬妾多至百餘人，在明初曆事六朝，享受淫侈生活60多年。又載元“知福建院權長輿嗜人爪甲。”
關於爲什麽會發生性變態的現象，是今日性科學界仍在不斷研究的一個問題。大致有先天遺傳、後天習得、暫時發泄或因好奇愛變的心理尋求一些性刺激等原因。中國古代文獻中敍述性變態的例子並不算少，但對其原因從無學理上的探討。然而，如果我們以目前性科學界流行的一些觀點來分析，似乎也大體類似。例如，前面所述的那個有履戀癖的阮孚，似乎有先天遺傳的影響。清袁枚《隨園詩話》載性變態者春江公子詩，說：“人各有性情，樹各有枝葉，與爲無鹽夫，寧作子都妾”，所持的也是先天之說。但是，後天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患反戀物癖的那個見蘿蔔而厭畏的鄧生，很可能是由於幼年時受了什麽惡性的心理刺激，這種事例肯定很多，但由於資料不足，我們現在還難以分析。清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裏說，“凡女子淫佚，發乎情欲之自然；孌童則本無是心，皆幼而受給，或勢劫利餌耳”，這也可以說是後天之說。至於那些屍奸、獸奸者，大都智力愚昧、低下，又長期壓抑性欲，因而以這種變態途徑尋求宣泄。至於同性戀及施虐狂等性變態較多較早地出現在宮廷和貴族階層之間，這和他們生活極端淫佚，心靈空虛，追求新奇刺激，玩女人玩膩了就玩男人，性交不夠味就施虐大有關係。看來，性變態總的說來和政治無關，但它既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它也在某一側面打上了剝削、壓迫的烙印，當然不排除其他方面還有許多複雜的原因。中國古代對這些變態現象還有“因果輪回”、“事皆前定”之說，當然這就沒有什麽科學根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