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性遭遇艾滋殺手–安全套的生與死
【摘自：新周刊 19日11:43 文/朱坤】
1984年1月4日，美國，一覺醒來的人們發現他們正身處一個安全套的海洋之中——收音機、電視機、報紙和雜誌上到處是鋪天蓋地的安全套廣告，“尊重自己，保護自己”成爲當時美國社會最有名的口號。
1987年，東南亞，當世界衛生組織官員警告印度和泰國政府要提防艾滋病時，印度官員嘲笑說：“在西方發生的事決不會在印度發生。”泰國人說：“我們泰國人是免疫的。”
2000年6月，中國武漢，剛剛樹起的推廣安全套的廣告牌22小時之內被拆除。某政府顧問說，如果在青年中推廣使用安全套，就等於發放性執照、放棄性道德。他認爲，貞操是防止艾滋病的最好方式。
現在呢？
在美國，1979年只有8%的人使用安全套，並且是爲了預防性病，到了1989年，這個比例躍升爲26%。1983年以前，舊金山的同性戀人群中每年的感染率都在20%-30%之間，1984年開始每年的感染率都在1%左右。死亡率同樣逐年降低，1998年死於艾滋病者有17048人，比1997年還減少20%。
在泰國，2001年，每60人中即有一人感染艾滋病。艾滋病已超越意外事故、心臟病和癌症，成爲泰國人的頭號殺手。
中國呢？
有專家測算目前中國實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數已經超過60萬，若以現在每年約30%的速度增長，到2010年，全國HIV陽性感染者將達到1000萬。
安全套的生與死
“解決問題途徑公認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推廣安全套。”世界衛生組織駐中國防止艾滋病專案官員趙鵬飛甚至認爲情況比官方公佈的數位還要嚴峻。
但這一點在中國遇到了難題。這一點，傑士邦(中國)衛生用品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學海無疑感受最深，自1998年10月起，傑士邦的一系列旨在預防艾滋的公車、戶外與電視廣告接連引起爭議，爭議的結果是被禁。
被禁的根據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1989年10月13日下發的工商廣字1989第284號文件(《關於嚴禁刊播有關性生活産品廣告的規定》)中的一則內容：一些有關性生活産品的廣告向社會宣傳，有悖於我國的社會習俗和道德觀念。因此，無論這類産品是否允許生産，在廣告宣傳上都應當嚴格禁止。
“安全套已經成爲一種生活用品，我希望未來的人買它就像買瓶洗髮水沐浴露一樣平常。”這是王學海的理想。在學界看來，安全套不僅承載避孕功能，更承載保護功能——被保護物件就是人的生命。
1999年3月，武漢，當地高校首家性保健用品商店在武漢工業大學宿舍區內開張，某男生的反映是，我父母如果知道校園裏有安全套出售，肯定會擔心我的安全的。另一位華中師大中文系96級一準備考研的女生不知安全套爲何物，某7個人的女生宿舍，3人不知安全套是男用還是女用。
“推廣安全套就像使用安全帶，當然並不是鼓勵你去超車去違反交通規則。”衛生部艾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行爲幹預室主任吳尊友這樣評價安全套在現代社會的作用，“不僅更負責任，而且更文明，更現代。”
2001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蘇州，在看到了街頭有免費派發安全套的活動之後，一位當地婦女撥打了110，報警。
對於是否傷害傳統倫理道德的指責聲，王學海只用一句話回應：“是人的生命還是所謂倫理道德更重要？”
2000年7月，南非斯威士蘭，爲制止艾滋病蔓延，當地政府強行禁止例如禁止10歲及以上的女學生穿超短裙，這些女學生被指責用短裙子勾引她們的老師，官方聲稱：“我們必須提醒學生們注意她們的衣飾信號，因爲所有的問題都是由此開始的。”
2000年初，北京，由中國保健科技學會性醫藥保健專業委員會和中國人口學會生殖保健分會聯合主辦的安全套廣告問題座談會上，衆多專家廠商發言之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廣告監管司司長屈建民最後發言說，法律總是落後於實踐的，法律總要經過充分研究後才能修改，1989年的通知已經過去12年，確實需要修改，但也要經過科學論證後，才能改。
常駐中國的趙鵬飛發現了在中國辦事的規律，“領導支援，工作就能做好，現在中央領導大力支持，很好，更關鍵的是各省市自治區政府首腦只要能認清問題嚴重性，問題就好解決。”他建議各地的科普與衛生人員多花些時間，一次不行就兩次，兩次不行就三次。
2001年下半年，北京，王學海碰見了屈建民秘書，他就問：“你們研究好了嗎》”秘書回答：現在很忙，還沒時間想這個問題呢。
歷史上類似安全套這樣有違傳統的爭議還有很多：比如清末民國時的剪辮子，放天足和女生上大學。事實證明中國並沒有亡——但這次爭議是以生命爲代價。
傑士邦曾經在東莞一家歌舞廳派發安全套，第二天這家歌舞廳遭查封，理由是，有安全套這種東西的地方，肯定不是好地方。
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推廣安全套運動也並非一帆風順——當時保守的共和黨議員曾經認爲艾滋病患者都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結果部分預防艾滋病的圖片和文字不能公開展示——延宕的結果是多達數十萬的無知人群感染HIV而不自知。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無知，因爲它能持續不斷製造死亡。制度上的突破也許容易，即使再漫長。更不可預期的是普通民衆對安全套的接受程度——這一點可能最終決定安全套在中國的生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