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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孕母是一種商品嗎？
【文/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研究生 時國銘】
代理孕母所引起的許多道德爭議中，商品化是最受矚目的一項，因為這牽涉到人之為人的尊嚴，以及代理孕母在倫理尺度下是否得以立足的關鍵。依S. A. Ketchum的看法，一旦金錢的因素涉入，代理孕母就成為一種商業化的行為，由於侵犯了人性的尊嚴，因此在道德上不容存在。另一方面H. M. Malm則持相反的觀點，他提出服務論證，企圖解消金錢因素在這裡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從而為付費代母建立起一項道德理據。本文的目的在考察這二位倫理學者在這一議題上的對諍，並反省Malm所提出的服務論證的有效性。
一、買賣：嬰兒和女性身體
為了保障參與成員的權益，在容許代理孕母合法存在的國家，如美國，代理孕母通常都受到契約的約束。對於這種契約，Ketchum認為從嬰兒和代母二個角度，可以得到二種不同的解讀結果：嬰兒契約和代母契約。
嬰兒契約的直接含意就是嬰兒買賣（Ketchum, p72）。由於代母生產嬰兒，目的不在養育，而在獲取金錢，因此嬰兒在這裡形同商品，在交換中歸於出錢的一方，生產的一方則因而獲利。另外，伴隨嬰兒商品化出現的一個重大後果，是使法律上的親子關係從監護關係轉變為財產關係（Ketchum, p73），而且在這個重新詮釋的關係的基礎上，代理孕母行為中必要的監護權轉移似乎可以得到合理的承認。
代母契約則以代母的生殖能力為焦點，Ketchum直接把它解讀為代母生殖能力的租售條約（Ketchum, p73）。在這裡，代母把自己的身體當作繁殖的工具租售給他人，以換取金錢的回報，是明顯的商品化身體的行為。就另一方面說，代母租售身體的決定固然可以出於自願，然而在這種模式底下，代母卻無從規避因不平等而可能遭受的宰制和壓迫。
這樣解讀的代母現象在道德上是否允許成立呢？Ketchum提出了三種觀點作為他的評價的理論依據，這些觀點分別是：
康德的論證，立基於第二種表述的定然律令。依據這一論證，販賣人口是要遭到駁斥的，因為這種行為將人們視為工具而非目的，視為物件而非人格。效果論的反對，發自對後果的關懷，它關注傳統的親密關係一旦淪為商業活動，對被買賣的孩子和婦女、他們的家庭以及社會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上述二種論證的綜合，所關心的是保護代母和母子關係，使他們免於商業活動的潛在宰制。（Ketchum, p72）
康德以目的性表述的定然律令，指出人本身作為客觀目的是人性不容侵犯的尊嚴所在。在這裡，「目的」具有絕對的價值，一旦將人單純地視為工具，便是將人等同於物件，從而抹煞人性的尊嚴，因此決不可以把人只當作工具看待。依Ketchum，嬰兒契約和代母契約都觸犯了這項道德原則，因為它們宣稱對人具有某種權利上的要求，分別把嬰兒和女性身體等值於金錢，並轉化為市場交換中的商品，成為可供利用的物件。另外，根據義務論的觀點（Ketchum, p73），Ketchum認為把親子間的監護關係解釋為財產關係，儘管可以說明監護權的轉移，但卻違背了雙親對子女應有的義務原則。因此，在道德上，人們非但沒有權你人們非但沒有權利將人視為物件，同樣沒有權利把人當作自己的財產。
另外，依據效果論的觀點，一般贊成付費代母的論證多半訴諸不孕症夫婦一方的利益，論據或是基於個人自由，或是基於人性中渴求後代心理的滿足。Ketchum認為這種論證方式只是片面之見，不足以成立，因為所考量的相關效果並不周延。Ketchum並指出，一旦同時考慮到嬰兒、代母、代母家庭以及社會等各方面可能產生的後果，那麼問題將變得十分棘手，要做出一個周延的效果論主張其實並不容易。在這裡，Ketchum有意迴避這一難題，而只討論其中的一項重要議題：宰制。
就代母一說，代母從代母契約中固然可以獲取金錢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因不公平而遭受宰制和剝削，而且這種情況特別容易發生在經濟弱勢者身上。這種潛存的宰制其實是商業活動不可避免的要素，基於保護原則的要求，徹底的解決之道便是去除代母契約的商業性質，而這無異於否定了代母契約存在的有效性。
關於這個宰制論證，Ketchum 接受M. Radin 的看法，承認它不足以作為反對代母契約的充分論據（Ketchum, p74Ketchum, p74）。依Radin，宰制論證的弱點在於它錯認了問題的關鍵，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商業活動蘊含的宰制可能性，而在於使契約具有誘惑力的實際處境。一旦從實際的觀點加以考察，一種兩難式便足以削弱宰制論證的力量：如果取消代母契約的合法性，由於剝奪了賺錢的機會，會使許多婦女的收入減少，而出現不公平的情況；如果不能取消代母契約的合法性，由於宰制和剝削，這些婦女便無法得到應有的保護，結果仍是不公平。儘管如此，Ketchum認為宰制論證還是有它的用處：可以用來駁斥支持代母契約的自願論證。
基於這些道德上的理由，Ketchum的結論是：付費代理孕母應予禁止。
二、服務論證：付費的補償式解釋
對於Ketchum的觀點，Malm表示贊同，但也表示反對。他使用三段論的方式，將Ketchum的主要論證重構為從（1）和（22）的前提推導出（3）的結論：
（1）將人（含嬰兒）視為買賣的物件，在道德上是錯誤的。
（2）付費代母協定將人視為買賣的物件。
（3）因此，付費代母協定在道德上可加以駁斥。（Malm, p79）
Malm對第一個前提沒有異議，但他認為Ketchum並沒有證成第二個前提，也就是說「在Ketchum的討論中所缺少的，是把付費代母協定和人格的商品化連結起來的論證」（Malm, p79），因此Ketchum的主張便出現裂痕。然而Malm有什麼理由這樣批評呢？他的依據是：對付費代母協定的詮釋並非只有嬰兒契約和代母契約兩種，這裡的費用也可以解釋為對代母的服務的補償，一旦這一解釋能夠成立，付費代母協定就不再是商品化人格的行為，從而在道德上有可能得到承認。
這就是Malm的批評策略。他明白商品化論證的強度，因此刻意迴避，轉而把討論焦點集中到付費代母協定的解讀可能性上。換句話說，付費的補償式解釋，亦即服務論證，能否有效地證立，是他的批評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對這一論證的處理，Malm主要採取對照區分的方式。他首先舉出「割草機例子」來說明：
假設你擁有一架割草機，如果我想要為我家的草地除草，那麼我可以：
（1）付給你費用，然後我使用你的割草機來除草，在這裡我是向你租用你的割草機；或者（2）付給你費用，請你使用你的割草機來為我除草，在這裡我付費給你，是因為你的服務。（ Malm, p80）
Malm進一步解釋：在前者的情況，我對你的割草機取得了使用權，而在後者的情況，我並不因而對你的割草機擁有任何權利，頂多只能要求你履行應盡的責任。
依據這個例子所建立的區分模式，Malm試圖說明付費代母協定的解讀可能性。他承認Ketchum的代母契約解釋的有效性，諸如人格商品化、宣稱對代母身體擁有權利等意含，都可以透過割草機例子的第一種情況得到理解。然而這一解釋並非（除了嬰兒契約之外）唯一的可能，因為割草機例子的第二種情況也同樣有效。依據後者，金錢在代母協定中的角色就不再是用來買賣身體，而只是對代母的懷孕服務的補償，用來回報代母在懷孕期間付出的心力、遭受的限制和可能承擔的風險。經過這一解讀，付費代母協定中可能帶出的貶抑人性的含意便得到了清除。
因此，KetchumKetchum的代母契約詮釋固然可以成立，卻並不妨礙服務論證的有效性，於是付費代母協定也可以不是一種抹煞人性尊嚴的行為。在這一前提下，付費代母協定就有可能取得道德的許可證。
三、服務論證真的可以成立嗎？
在Malm的解釋下，服務論證和Ketchum所證明的商品論證似乎可以並行不悖；如此一來，勢必會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有鑑於付費代母協定可能帶來重大惡果的人，絕不會放棄援引商品論證作為反對的依據，而那些可以從中獲利的人，同樣不會錯過從服務論證尋找護身符的機會。這二種解釋實際上卻互相平行，結果誰也無法為難誰。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服務論證真的可以成立嗎？
由於生兒育女的特殊性，懷孕生殖和一般的身體勞動之間的差異，Ketchum認為具有重大的道德意義，他說：
我們可以有許多理據來區別販賣生殖力和出賣勞力的差異。保守主義反對將生殖商品化的理由，或是由於這一行為擾亂了家庭關係，或是由於有許多人類行為是不應當販售的。康德式觀點則會論證存有某些和人性息息相關的行為，一旦這些行為染上商業活動的色彩，就等於不把人當作目的看待（或不把人當人看）。（Ketchum, p73）
因此，出賣勞力並沒有道德上的問題，但出賣生殖力則不被允許。
關於這個議題，Ketchum所提供的論證其實有不夠充分的嫌疑，至少不足以說服Malm（Malm, p81, 82）。但這不是重點，因為即使後退一步，承認這一區分確實有道德上的根據，也不過是對代母契約有效，對服務論證卻是不相干的，理由是：依據服務的觀點，不論補償勞力或生殖力都不會出現商品化的結果。Malm的服務論證在這裡的確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然而，如果換一個角度，從服務/目的、過程/結果的立場來考察，或許我們會得到截然不同的評價。
Malm在建立服務論證時，舉出了幾個例子，如割草、雇用司機和動外科手術等，他運用這些例子來類比地說明可以將代母行為中的金錢看作對服務的一種補償。這一看法原本無可非議，但是如果把它當作一個完整的論據，則搆果把它當作一個完整的論據，則會出現嚴重的破綻。Malm的錯誤在於他只就服務的過程即片面地做下定論，而沒有把結果因素納入考量。這一論證上的錯誤，可以用這個問題形式來表示：付出的費用真的只是為了服務嗎？
以買衣服為例。當我們付出金錢購買衣服時，表面上看這是金錢和衣服商品間的交換，實際上卻不只如此，因為衣服的價格實質上已經包含了生產成本和其他的附加成本，我們付錢所購得的，除了衣服產品之外，其實還包括製造產品的過程。
割草的例子也是同樣的情況。雖然我們可以說付出的金錢是為了答謝對方勞力的服務，但這不是事情的全部。我們請對方來除草的用意，一般來說並不在單純地欣賞他除草時的英姿，而是希望他把雜草清除乾淨，也就是說，我們付費不只在回報他的服務，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完成了勞動的結果。
經過這二個例子的對照說明，可以知道我們付出費用並不單在交換商品，或只是回報對方的服務，而是包括了過程和結果二個方面。在購衣的例子上，衣服是金錢交換的直接對象，或許因為是關注的焦點，而使人容易忽略生產的過程；割草的例子正好相反，由於結果是一種狀態，反而容易被模糊了焦點，而將注意力放在過程上。在這裡，過程和結果都是事件中不可或缺的環節，任何單獨立基於其中一方的論證都是不完整的片面之見。
因此，服務論證的破綻顯而易見。人們委託代理孕母的目的，並不在懷孕本身，而是在懷孕的結果，付出的費用表面上是用來交換嬰兒，實質上卻同時包含了對代母的服務的回報。換句話說，的回報。換句話說，服務論證原來只是嬰兒契約論證中的一部份。
Malm批評Ketchum的代母契約論證的用意，是希望透過服務論證，解除付費代母協定的商品化評價，乍看之下彷彿一舉成功；但是細究起來，服務論證原來只是嬰兒契約論證中的一個環節。落實地說，Malm竟是使用Ketchum的嬰兒契約論證來攻擊他的代母契約論證，其中的虛妄和不契自不待言。在這個脈絡底下，畢竟付費代母協定的商品論證仍然經得起考驗。
參考書目：
Alpern, K. D. ed The Ethics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Gold, S. J. ed. Moral Controversies. (Wads- 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Ketchum, S. A. Selling babies and selling bodies. In Moral Controversies.p70-p78.
Malm, H. M. Commodification or compensation: A reply to Ketchum. In Moral Controversies. p78-p83.
資料來源: http://www.ncu.edu.tw/~phi/NRAE/newsletter/no5/11.html
血緣模糊化的弔詭──談「代理孕母」
【文/鵝湖雜誌社社長 周博裕】
如果說「代理孕母」可以解決「人類不孕」的問題，那未免是錯看了問題。人間基本上存在著許多親情倫理的問題，但卻一直很難有替代的方案出現，這縱使科技進步到可以「複製人」亦無法去克服這些人間難題。
去年十月底台北聯合報有一篇報導︰某位一直大聲疾呼，推動「代理孕母」合法化的熱心知名女子，竟然為了爭奪所收養之四歲小孩的撫養權問題，而差一點和小孩生母，也是曾答應替他「代理孕母」的好友「反目成仇」。她們兩位原本是無話不談的好友，亦是小孩的生母及養母，也難免面臨親情的嚴重衝擊。而他們兩家也因此上了電視台節目，大談親情倫理。養父母為了避免養子與親生父母及其親人產生一些糾纏，而接受了所謂育兒專家的建議，切斷養子與親生家庭的一切聯繫，他們如此狠心的處理，嚴格說來都不懂人類對親情的複雜性及其無窮無盡的要求不懂人類對親情的複雜性及其無窮無盡的要求，亦很難持平推動「代理孕母」事宜。主持人在結論中表示︰其實和所謂的「收養」比較起來，「代理孕母」只要透過法律的規範，反而沒有「血緣難題」。
看似沒有「血緣難題」，其實應該說是模糊了問題。人類的血緣基本上是極為單純的一件事，但其間只要轉一個彎，都容易衍生出許多的問題，造物者要人類自然生出小孩。而無法自然生育者，人類用科技的方法，使他生出小孩，我不願說它是違反造物者的意旨。只是表面上它雖然解決了不孕的問題，實際上它卻模糊了人類的血緣問題。也許血緣問題本來就應該是一即是一，非即是非，不是就不是，其中絕不能有任何的夾雜，但若陷入一些夾雜，即容易衍生諸多的人倫問題。
同時倫理親情用「分析」的說法，與「實踐」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學說上有所謂「唯心論」與「唯物論」的說法，但實踐上就很難一刀切兩半的加以區分，實際上，人應該是心物合一。世界到底是心靈影響外物，或是外物影響心靈，嚴格說都很難說明白。
若說「代理孕母」是採精子與卵子在體外結合再移入母體的方式進行，那請問這個生出來的小孩，到底是不是屬於這個經由其子宮及產道所生出來之母親的子女，要不要叫「媽」，而她的先生是否願意接受扮演「爸」的角色。固然這個小孩可以有「兩個爸」、「兩個媽」。但這卻是在小孩健康漂亮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出現出來都要小孩的情形，但若這個小孩不健康不漂亮，甚至是殘廢或得小兒痲痹症則都沒人要，那他就是個沒有「爸媽」要的小孩。
同時「代理孕母」的兩對夫妻四人間，難免感情也會產生變化，既然都可以藉體外結合生小孩，誰敢結合生小孩，誰敢保證他們不會來個體內生小孩。所謂四人亦可溶為一體，表面上看來是感情的融合，但骨子裡卻存在許多難以解決的感情的問題、人倫的問題，亦難超越人類感情特有的獨占性。且其間若再加上一份財產繼承權問題，及一些人類的私心，那可以預見的將是一件人間的悲劇，存在其四人或相關的親人間，永遠難以揮去。而這也絕不是法律規範可以化解的人倫悲喜劇。
當然亦有表示「代理孕母」雙方可以採不接觸的方式進行，如此拿出精子及卵子的當事人及代理生出的孩子，代理者，永遠不知對方是誰？其間只有交易行為，人就如同母雞下蛋一般。表面上看來這好像化解「代理孕母」衍生出的一些問題，問題是，人是否可以如同母雞生蛋一般，懷胎十月是何等重大的事，育兒專家經常說要胎教，如果只是交易行為，那是否要進行胎教，若基於高品質的服務，實施了胎教，注入了母愛，且育兒其間要萬事謹慎小心，如此誰能說其倆間完全沒有建立任何感情，而只有交易行為，縱使這個交易行為高達百萬、千萬元台幣或美金，恐怕都很難避免代理的生母尋找孩子的行為，其間若找不到恐將是生母一輩子的痛。吾人以為代理孕母者很難自我否定這個孩子不是她的子女，因此只要很難否定即有親情。而親情的出現，當初的法律規範幾乎都很難加以約束。否則就是破壞人權。更何況其間又存在著兩個親情問題，那問題又更難化解。
同理，被生出來的小孩，誰有權對他掩飾真正的事實，又誰有權能阻攔孩子去探訪其所謂的生母。只要是母親就永遠是母親，其中若有人阻攔孩子的尋找，將會造成孩子一輩子的痛。同時也因血緣的模糊化，導致與其有關係的親人一生皆處在這個模糊的痛苦中。
吾人無意危言聳聽，但「代理孕母」是從一個圓滿不足的經驗轉接過度到另一個虛幻未明的經驗，看似解決人類的不孕問題，實際上卻可能製造出更多的人倫悲劇。人間事基本上都是朝簡單化、單純化前進的，其中絕沒有反走回血緣模糊化、複雜化的路途上來之道理。人間也絕不是「一個經驗代替另一個經驗」的經驗循環世界，同時亦不是要讓人一直問究竟這個世界是「那個經驗」最好、最完美的世界。這些道理在中國儒家的正名、名實相符論，與康德的批判哲學－虛實之辨中都已有清楚的釐清，本文也許僅是藉其理論做些簡單的提醒罷了。
人工孕母與現代醫學倫理
【文/台大醫學院社會醫學科 李宇宙】
前言
一九八六年，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代理孕母在一份合同上正式簽字，報酬為一萬美元，又開啟了一個生殖醫學倫理大論辯的紀元。我國行政院衛生署詹啟賢署長1997年上任不久即宣佈考慮代理孕母合法，並著手研議立法，也引發了國內各界學者專家討論的興趣。大概拜媒體之賜，生殖科技相關的生命倫理和醫學倫理問題得到如此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在此間大概是首遭。《應用倫理研究通訊》在第4期中特闢代理孕母專題進行探討，含跨多種專業領域觀點，並彙整各個角度的論證主張，對於政府主管部門、生殖醫學專業人士、以及一般民眾，相信極具參考價值。
針對代理孕母開放與否，在贊成和反對之間，雖然還包含程度丰母開放與否，在贊成和反對之間，雖然還包含程度不等的有條件贊成光譜的中間地帶，但是有條件贊成其實已經是贊成的一種形式。在各界人士的闡釋中，大概很難不表達自己的最終主張，這也是從個人倫理到社會倫理與制度倫理之間矛盾的重現。目前有關單位初擬的相關條件，需為先天性無子宮或子宮已切除者，而且精卵來源需為受術夫妻，才能考慮尋求代理孕母協助，代為擔負夫婦受精卵懷胎的過程，根本上已排除所有非不孕婦女及前述原因以外的不孕狀況，包括本身無卵子者。因此，相關倫理學與法學上的探討由此項統一命題出發，比較能夠集中而不至於失焦。本文將就醫學倫理學角度，探討醫療界在代理懷孕實施中相關的倫理學思索，以及可能遭逢的難題和困境，提供與大家參考。
人工孕母的醫學倫理及法律規範需求
從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在生命科學與醫學科學的發展經驗上看來，一項醫療科技的興起，無論其倫理學基礎如何脆弱，應用爭議何其多，結果仍然抵擋不住需求的潮流。我們可以說，在與醫療科技快速演進的競賽中，非但法律的制訂追趕不上，其應用倫理學的探討更是瞠乎其後。因此，將醫療科技實踐從專家文化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成為真正的公共領域，由其它專業乃至庶民社會集體的參與介入，也許是防患新醫療科技衍生不幸結果的最佳策略。
美國、英國、香港、台灣地區現行的相關人工生殖條例，在代理孕母償付方面的準則並未完全確立成熟。雖然各個具備該項生殖技術的國家均已禁止傾向商業性代母懷孕的有關安排，但是在監理的技術上不易進行。不同於精卵子捐贈的可以嚴格實施匿名制度，借腹生子的委託人和代理人雙方無可避免會有接觸的機會。由於妊娠期間頗長，隨者變數增多，兩者間的士，兩者間的互動會更形頻繁。無論是補償或者酬庸，交易過程的動態關係益形複雜。仲裁的執行、付費方式將是極大的挑戰；醫療團隊或醫院、甚至其他部門可能擔負的角色也會更艱鉅。設若不孕症治療的適當性（indication）可以確立，勢必再牽動健保給付的爭議，真不知伊於胡底。
現代醫學倫理學的處境
醫學的道德論證一向是醫療同儕間言談的焦點之一，從古代希臘的醫師誓詞到今天的醫學專業社群內部規範，原本即為醫學家自發形成的同業共識，作為組織內控的機制之一。醫學專業其實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社群，其道德行為除了有賴內部調控外，經常需要仰賴外部監控：至今沿用的醫師誓詞撰寫者希波克拉底，本業即為哲學家。西方中世紀的醫學，其實是在僧院的強力主控之下。但是現代醫學在經歷四百年的科學化以後，形成牢固的專業主義。由於社群權力的結構化，內部調控機能時時面臨喪失的危機；外部監控能量也在知識的對差下逐漸式微。
一般來說，日常醫療行為的倫理問題，在人類幾千年的醫學歷史中已經涵蓋於相關的教育訓練裡，較少顯現全面性的危機。一直到前此五十年，高科技興起後，新的倫理學難題才真正地浮現出來。輸卵管阻塞無法自然受孕的婦女，今天已經可以透過實驗室技術擁有嬰兒；無法排卵的女性也可以經由捐贈得到孩子。生殖科技已經發展到彷彿在幾年之內，赫胥黎預言的「美麗新世界」即將到臨。而在科技急速發展的同時，社會變遷也隨著翻轉了醫病雙方的權力關係，傳統父權式的臨床醫學已經不合時宜。女性主義者根本否定由父權體制醫學決定不孕婦文學決定不孕婦女「治療」方式的正當性；倫理學者和法學專家質疑醫學專業選擇生命發生與終結型式的判準資格；社會與國家部門開始檢視醫療科技應用的社會正義和國家經濟。今日醫學的倫理實踐其實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對於醫學專業而言，前現代醫學倫理學首要課題也許是尊師重道、專業的發展與內部的和諧。但是今天醫者最嚴格的問題卻是醫療決策與醫療行為的責任範疇。除了必須累積大量增加的醫學知識，熟習臨床技術外，現代的年輕醫師每日所學習的必須是：是否決定、如何決定或何時決定一項醫囑是為行善；逾越什麼界限時成為傷害？是否自始即將求助者或病人視為消費者，無限喪枉患者的自主權？或者是在具備何種條件時，必須將決策權讓渡於求助者為其最大利益？倘若得以超越病人自主權與醫者醫主權的矛盾辯證關係後，醫病共決的動態性與技術性倫理根據為何。
法律的可能性與必然性
臨床醫師們往往樂見於法律提供一項醫療行為的保障，尤其是在一般專業內部認可的常態下，一個得以令其不至於被告的底線。當然也樂於接受對於決策流程，諸如指導綱領或管理辦法等較完備的規約，但是卻不習慣於法律介入醫學倫理和醫療行為的監控。面對個別案例多樣複雜的處境，實際上臨床決策與道德判斷無法經由法律訂定，國家部門也習慣於對醫學和倫理學的論辯置身事外，但是法理學的專業觀點及公眾意見卻極為必要。
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在八○年代起，基於因應胚胎研究與人工生殖科技的快速發展，不得不從事立法的努力，雖然Warnock（1984）報告因故被延宕，但隨後的Surrogacy Arrangement Act（1985）旋即界定任何基於商業動機所做的人工代孕安排為有罪。在關於代理孕母的執行中，需要克服的難題包括：如何保護患者或被委託者，免於生殖技術濫用的傷害；民法有關母親合法角色的界定，尤其是以嬰兒為最大利益的考量等。這些立法需求如果無法積極因應，結果只會延伸更嚴重的法律問題，如美國就是典型的例子。
立法的確能夠解決部份的應用倫理學爭議，卻無法處理終極的科技倫理問題。德國明令禁止胚胎研究，美國柯林頓政府嚴禁人類複製技術的開發，都是近年來生殖醫學倫理發展最壯烈的行動。人工代理懷孕技術的開發不同於前兩項生物科技，在八○年初即已經致於成熟的階段，以國內婦產科醫學的發達情形，在短時間內即可實施，其可能面臨的法律及倫理問題遠較前兩者為迫切。困境之一即是前述的終極倫理問題。舉例而言，如我國人工生殖指導綱領所宣稱，生兒育女士人類最基本的欲求與需要，但是否為絕對的欲求與需要？擁有子女的個人價值究竟為何？極需要嚴謹地從事道德論證。
如果擁有自己認定的子女是個人應有的權利，無論經由何種方式產生，只要法律認可、不對他人造成傷害、或者在取得過程中沒有過失，那麼社會與醫療界便有義務協助滿足其心願。對某些不孕症，如天生無子宮者，即為天生的弱勢和不平等命運的受害者，孕命運的受害者，代理懷孕的實施是社會所能給予的最低補償，方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當然這種弱勢有可能是因為男性為保障血統，遂行生殖欲望，霸權剝削所致；但也可以是女性保有自身權利的需求。持反對立場者一部份原因是憂心這項人工生殖，是否有朝一日會成為某些健康母親規避懷孕不便的氾濫。實際上截至目前為止，尋求代理懷孕的夫婦，全為不孕婦女中最絕望的一種，即先天無子宮、或子宮過早因病摘除者。
不孕症的倫理學難題
如果將考慮藉助人工孕母者限定於先天無子宮，或子宮切除者，也許對於倫理學的衝擊較小。但是若以不孕作為一種社會弱勢而言，在遭遇該不幸的婦女中，還有許多不孕與無子女狀態是基於其它身體疾病不適懷孕者，又是否同為代理孕母辦法的適合案例？適應條件可能是臨床專家一開始便需要面對的倫理問題。
就部份醫療社會學的觀點看來，不孕症如同許多其他身心疾病一樣，是被醫療化（medicalisation）的，某種社會控制的型式。在醫療化批評論述中，不孕症與其最終選擇方式之一的代理懷孕，正好落實了醫學父權專業或男權宰制的意涵。因此，不孕的問題和困擾不應該由臨床醫學解決，而是社會或性別的問題。但是從醫學觀點而言，不孕的原因是多重的，包括器官系統結構性的缺陷，到內分泌機能的障礙，乃至性心理反應的因素都可能扮演程度不等的角色。理想的醫療處置是根據現有的醫學知識與技術，鑑別釐清其真正原因，作成最佳臨床的決策建議和判斷。在臨床醫學的法則中，每一種決策都必須衡量它解決問題的有效程度和傷害的代價。自古以來醫學專業最大的倫理學要求是，不能容許醫療決策違反使求助者達到最佳利益、造成最少傷害、付出最少代價的基本原則。只有在遭遇無法克服的困難時，臨床判斷才能考慮次要選擇，而且必須在決策上與實踐過程中，不斷地進行自我評估或同儕評估。
在臨床實施代理孕母得取子女的過程中，生殖醫學專家事實上還面臨一些技術上如成功率高低的倫理問題。以試管嬰兒懷孕為例，一般一次經期成功率較高者也未達到百分之三、四十；低者甚至有百分之十以下者，為提高收受精卵植床成功率，有時施術者會給予孕母賀爾蒙處置等。因此，委託代理期間事實上不僅懷胎十月，而可能更漫長。另外還必須考慮，所懷胎兒健康變化可能對雙方造成的影響等，在一般懷孕生產中出現生產異常或基因疾病的發生率幾達百分之三，試管嬰兒和代理孕母的異常發生率究竟多高，至今也還沒有完整的數據。若有不幸的結果，對於雙方的衝擊不言可喻。醫療團隊的術前評估是否包括雙方的心理社會壓力反應、適應能力，以及預見防患可能的傷害等，都需要謹慎對待。
安排代理孕母的決策倫理
實施代理孕母最大的應用倫理學挑戰之一是，代理孕母和不孕者夫婦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紐澤西州最高法院雖然廢除Baby M.代母履行契約的業務，卻以孩子的最佳利益為考量，將他交於委託的夫婦。相較於美國，英國的代母契約為非強制性者，肯定孕母和胎兒間的倫理聯繫；但是同時也可能形成委託者與代理者雙方家庭的困擾和傷害。截至目前為止，絕大部份的歐洲國家尚未完成代理孕母規範立法的工作，上述難題是原因之一。
無論不孕婦女希望藉助人工生殖的正當性為何，都不可避免將代母的子宮和身體工具化或商品化。許多人更擔心這是一種在男權和醫學雙重的父權體制下，中產階級族群對弱勢（經濟上和種族上）婦女的剝削。懷孕過程對於孕者身心兩方面的確都是極大的壓力，若是所懷為自身所期待欲求的子女，自然較有足夠承受身心壓力的支持力量，可是嚴格來說，自行懷帶自身的基因後代，子宮與身體仍然是一種工具載體。反之若所懷為他人子女，而「懷胎十月」成為一種商品型態，或是以獲得高價為目的的工具理性行為，那麼最大的可能，便是不得不依循商品和市場的邏輯進行交易。
在禁止代理孕母的安排可能成為商業行為（製造利潤）這一點來說，英國、香港及台灣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實際上，法律和倫理的判準極為困難。以英國為例，從1985年的法案實施以來迄1992年為止ANG=”ZH-TW”>年為止，並未發生任何一宗違法案例。即使清楚代理孕母收受委託者酬金，亦未被起訴，無證據顯示有人從中收受佣金、廣告招攬等行為。
酬金可能是商業交易的籌碼，但也被視為一種利他行為的報償。中國古代大戶家庭或民間盛行過，生母有基於其它因素或奶水不足者，雇用奶媽哺乳，同為某種類形的代母型態，奶媽亦多有與孩子建立維持親密關係者。雖然有別於體內懷胎，但某種互利的可能性有其連貫性。儘管如此，現代社會型態和都會生活方式，以及雙方階級落差，都可能阻絕這種互利可能性的發展。因此即使國家已經通過立法程序，在施行上仍然會遭遇許多障礙。以色列國會去年通過代理孕母立法，對於保護孕母有更進一層的，包括其身份必須為單身或離婚；容許孕母有終止契約的自由，並規範其要件；以及生產後未過繼前必須有社工人員的介入等，整個流程必須由一個公共的委員會監理。
我們嘗試從形式義務論和一元的實質義務論來檢視，代理孕母是違反自然法則的，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裡，等於違背了上帝的誡命，也違逆了自然的和諧。雖然就某些觀點來說是善意的，但在另外的情境裡則是不公平的，既然兩難，就不合於倫理規則。但是由多元義務論或目的論來說，擔任孕母既然是善意利他的，是解決不孕婦女的希望，因此只要能夠克服或補償孕母的傷害、辛苦及割捨小孩的痛苦，就未必不合於倫理要求。
結語
我們活在一個複雜多樣的社會，面對許多紛陳，而且通常是無法並存的價值和信念體系。這些價值觀和信念影響了社會大眾和個人對生殖科技的觀點。今天代理孕母杷。今天代理孕母的問題，已經不是法學上界定裁量對錯標準的問題；也不是要尋找倫理學上一致性的問題，而是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處於多樣化沒有共識的情況下，能夠有一個提供各種論據之間對話的場域。
醫學科學社群，如專科醫學會，和國家部門的主管當局有責任提供組織這樣的一個對話空間，即使是從單一不孕症案例，或單一議題進行研討，都有助於人工生殖科技所帶來的倫理學挑戰。對於醫療工作者而言，這些道德論證在臨床實踐上至少有幾個面相的應用價值：一是醫療團隊可賴以檢驗自身的意見，促使團隊內部互通相關資訊。其二是回顧評估臨床決策脈絡裡習慣性的道德論證，可避免因臨床處置，造成病人與相關人士更大的醫源性（iatragenic）傷害。第三則是藉此可以更進一步，為患者和代理人者先期建構一個支持性的環境。
香港應否全面禁止代母懷孕的道德探索
【文/香港城市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陳浩文 / 陶黎寶華】
一、引 言
本文目的是對香港政府在代母懷孕安排問題的的立場作一個道德評估。筆者認為政府應該禁止商業性代母懷孕以及與此有關的安排或宣傳，同時，不同意准許非商業性而有遺傳關係的體外受精代母懷孕（genetic in-vitro fertilization surrogacy，即精子和卵子來自委託夫婦，而受精過程在代母體外進行）。
國家不應禁止代理孕母的法哲學與憲法學根據
【文/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顏厥安】
對於因為生理的原因而無法懷孕生子的婦女，在生殖科技尚不發達的時代當然是愛莫能助。但是於今既然技術上已無問題，國家就不能隨意的禁止這些不幸婦女透過代理孕母的方式生養屬於自己的下一代。然而依據現行有效之「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在我國實施代理孕母卻是禁止的（註一）。我認為基於以下的幾點理由，國家不應也沒有權力來禁止代理孕母的施行：
翹首期盼代理孕母合法化─等待生命的轉捩點
【文/孫逸仙醫院藥劑科主任 陳昭姿】
面對不孕夫妻，除了必須終生無後，或是嘗試收養孩子，我們能不能為他們提供另一個更人道的選擇？
拒絕再受羞辱：我代表了一群苦命的不孕女人。長久以來，各位都只見到我一個人在說話，為什麼？最近，婦女新知基金會監事交大顧教授為文大談出借子宮與出借陰道論，將孕母與娼妓並論，再一次的羞辱了我們。身為所謂的女權主義捍衛者，她不但沒有伸出一隻救援的手，反而踢出了不屑的一腳。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如今娼妓都勇於上街頭表達心聲了，為什麼不孕的女人卻連室內的臺桌都站不出來呢？她們是不是無法再承受更多的羞辱呢？她們是不是拒絕再一次的揭露傷口示眾呢？
「代理孕母」的倫理省思
【文/臺北醫學院醫研所所長 江漢聲】
當現代生殖醫學科技進步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像有人在網路上捐精、捐卵、有人從外國引進精蟲銀行、也有人為死刑犯求情希望能為他留種；同樣地，製作無頭人或者是複製人──再再顯示現代科技的進展可以使人來滿足一己私慾或少數人的利益，而可能種下社會秩序大亂甚至人類覆亡的一個肇因，就一般人的需求來說，能有自己的後代或享受懷孕做母親的樂趣是基本的人權，然而鑽法律的漏洞使社會道德形成一道缺口甚至決堤的情況比比皆是。有人認為捐精、捐卵是相當神聖的義舉，他們卻沒有想到有多少人是抱持「神聖」的心態，如果不加以規範很容易產生後代亂倫，而且近親通婚會造成劣質遺傳的不幸後果；此外，傳染病無法管制也不是當初接受捐贈的人所能想像的。
代理懷孕︰女性及醫療社會學觀 代理懷孕︰女性及醫療社會學觀
【文/國防醫學院人文暨社會科學科教授 劉仲冬】
新任衛生署長詹啟賢上任以後，積極推展新政，其中相當受到社會矚目的項目之一就是代理孕母合法化，他認為︰因應醫學科技的發展，我國應當立法規範代理懷孕。又說︰「國外已經有二十幾年的經驗，可以作為借鏡」。實際的情形是︰一、國外的代理懷孕并沒有合法；二、所謂的國外經驗，與我們想立法規範的情形大不相同。國外代理孕母合法開放的大約只有美國的幾個州，其他大多數西歐國家、澳洲（Spallone 1989: 171）、日本等，都是禁止的。
國外經驗中最常見的代理孕母狀況是︰由代理孕母提供卵子、以人工受孕方式懷胎的代孕。而我國近日打算開放的是︰委託人夫婦提供精、卵，經由試管嬰兒方式受精後植入第三者子宮內的代孕。兩者情況不同，可茲借鏡的不多。至於為什麼我們所關心的與國外的不同？國外的情況如何？旱我們所關心的與國外的不同？國外的情況如何？我們的情況又如何？以下將分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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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督宗教觀點看代理孕母的問題
【文/文藻外語專科學校 尉遲淦】
就傳統社會而言，父母與子女關係的形成，不是婚生，就是非婚生，不是親生，就是收養。不過，自從七○年代末期有了代理孕母以後（註一），問題就變得更複雜。因為，以往的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比較單純，並沒有上述兩者之外的第三者。現在的代理孕母，則為出租子宮的第三者。她使血緣（基因）父母、妊娠父母與社會父母三種關係明顯分開，表示遺傳不等於生育，生育不等於養育，各有各的獨立性。當然，這種分離全得力於當代人工生殖技術（非自然生殖技術）（註二）的成熟。不過，這作法卻為傳統的自然生殖倫理觀帶來嚴重的衝擊。因為，「人類已經掌握了製造嬰兒的技術，生殖過程可以與婚姻、家庭相脫離。」（註三）這種分離生殖過程與婚姻、家庭關係的作法，自然引起代表西方傳統自然生殖倫理觀的基督宗教的強烈反應。但是，這樣的反應強度並非整個基督宗教陶。但是，這樣的反應強度並非整個基督宗教都是一致的。一般而言，基督教的反應較不強烈，天主教的反應較強烈（註四）。前者缺乏一致的意見，後者則有一致的論點。因此，對於代理孕母的問題，我們便以天主教的論點做為主要論述的重點。
從佛教觀點看代理孕母的問題
【文/文藻外語專科學校 尉遲淦】
對於重視生命傳承的中國人而言，就像孟子在離婁篇上所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註一）的論斷一樣，認為沒有後代是一件無法對歷代列祖列宗交代的事，簡直就是絕子絕孫的罪人。因此，為了避免成為千古的罪人，家庭中的夫婦只好用盡可能的方法傳宗接代。過去，由於生殖科技的不發達，因而產生不少家庭的悲劇。自從七○年代末期有了代理孕母之後（註二），拜生殖科技之賜，不孕不再成為家庭悲劇發生的藉口之一。問題是，代理孕母雖然解決不孕的問題，卻又衍生家庭結構改變與商業行為發生的問題（註三）因此，在面對此一新生的問題，我們除了從現代觀點加以反省外，還有必要從傳統文化（儒、釋、道）汲取解決的資糧。因為，傳統文化表面上雖已退居幕後，但在實質上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所以，為了尋求化解問題的可能性，我們試著從佛教的觀點看代理孕母的問題。以下分解消問題與積極面對兩方面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