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資料整理

【2008.12.16 蘋果日報專案組】

牛郎特訓班在報紙刊登徵陪看、伴遊廣告，強調年齡面貌不拘。

警方提醒

「牛郎訓練班詐騙」是近七、八年出現的新興詐騙型態，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曾陽晴說，竹科這些長年在電腦前及實驗室工作的科技人，在詐騙集團眼中，「根本是群待宰的羔羊！」

「牛郎是邊做邊學」

曾陽晴分析：「科技人休假少、很少親近異性又單純，對社會的現實狀況幾乎脫節。」所以詐騙集團相準科技人社會經驗不成熟弱點，誆牛郎是「財色兼收」的行業，讓科技人以為真有「付一些金錢，就可以工作輕鬆又親近女性」，藉此施展詐術榨乾竹科男。
刑事警察局預防科組長吳榮楷直指：「貪財又想佔女人便宜，才會上當受騙！」他說，騙徒算準好吃懶做又想賺錢的男子吃軟飯心理，「就算發現上當，受害者礙於自尊心只能吃悶虧。」
對於風雲會館牛郎騙術，台北牛郎店經理強森斥說：「牛郎都是邊做邊學，哪需要上特訓班？什麼牛郎四寶跟十誡，根本沒聽過。」他說目前台北牛郎店已是陪跳舞的卡拉ＯＫ舞場，「沒舞技、沒手腕、沒熟客指名的新人，想短期致富根本不可能。」

【2009.01.05  蘋果日報專案組】

處處陷阱

電話交友中心暗藏春色，而援交妹看上警方難以釣魚，以此為據點營業，也有牛郎組成的「小白臉詐騙集團」在此找尋寂寞人妻大削一票，還有對男色有意的男同志及第三性也參加攪和，簡陋破舊的包廂內上演男女情慾攻防戲碼。

男同志叩應挑逗

《蘋果》女記者曾試撥進電話交友中心，發現這些來店的中年男子表面上都說想「單純結交女友」，但普遍想「追求戀愛感覺」，並期待「碰到如狼似虎慾女一夜情」，就算是援交的，因有聊天過，感覺也比較不「職業化」。

不過，想嘗到電愛、一夜情甜頭的男客也可能敗興而歸，有男客曾吃過仙人跳詐騙悶虧，但忘不了一夜情刺激，食髓知味所以一再光顧。另外男記者曾接到有男同志叩應挑逗：「你被男生吹過嗎？保證讓你很舒服，我還可以穿性感薄紗給你看唷！」另外也有不少酒店、阿公店小姐及按摩女叩應攬客。

不僅叩應女心態不純，警方也曾查獲牛郎以電話交友中心為據點，化身一般客人削富婆情事，以俊俏外表及花言巧語詐騙富婆，或偷取客人現金、信用卡。專案組

【2009.02.18  蘋果日報 綜合報導】

林一方罵施明德是（圖）政治牛郎，法官判賠一百萬元。資料照片

 
因製作非常光碟聲名大噪的林一方，三年前罵倒扁紅衫軍總指揮施明德是「政治牛郎」，被施求償二千三百萬元。一審認定牛郎等同男妓，有污衊的意思，判林要賠施六百萬元，並在十家報社登報道歉。林不服上訴，但高等法院昨仍判林敗訴，惟考量雙方財力，改判賠一百萬元，並在《蘋果》等四報登報道歉。全案仍可上訴。

認林一方污衊

對此，施明德昨表示：「尊重法院判決，但台灣社會對人格不太在乎，法庭對妨害名譽的判決多是輕判，無法遏止歪風。」而林一方聯絡不上，不知其回應。
高院法官還特別根據教育部編纂的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解釋牛郎是「指從事色情陪酒的男子」，用語源自一九六九年美國電影《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該片情節描述牛郎為男妓的故事，後來成為男妓代稱，與妓女同有貶低、污衊之意，因此認定林一方嚴重妨害施明德名譽。
林一方是二○○六年八月十二日高舉「228紀念碑不容『政治牛郎』污衊」看板，在二二八公園抗議施明德，並罵施是政治牛郎，而遭施控告公然侮辱罪並求償。

【2009.11.04  蘋果日報 專案組╱高雄報導】

假名媛
牛郎詐騙集團找來小珍扮名媛與牛郎在紅茶店或咖啡館會面，她穿著邋遢上衣踩著白色涼鞋，實在看不出貴氣。

有牛郎詐騙集團登報設下連環計，坑殺自以為帥氣的失業男子，騙徒吹噓先交一萬八千元拍寫真，再拿出近七萬多元包紅包疏通警察、旅館小弟，就可運用學回來的「親、舔、挑、逗、碰」技巧跟富婆３Ｐ，還有錢賺，曾應徵上當的David出面踢爆這場騙局。

惡劣手段
《蘋果》直擊，該可惡的詐騙集團成員共三男一女，都以機車接送上當的牛郎，在平價茶坊、咖啡廳與詐騙集團僱來的「假名媛」見面，可憐笨牛郎投資數萬元，但被安排與假名媛聊天，僅賺回數百元。

遊說拍照

騙徒遊說應徵的David當牛郎，但須先花1萬8千元拍攝寫真供富婆選秀。David提供

 
「客人都是醫師娘」

投訴人David向《蘋果》表示，他循《自由時報》「徵男兼職，現做現領」小廣告，至高雄市民生一路亞洲商務中心六樓應徵牛郎，公司除了他外還有近二十名牛郎，幹部吹噓：「我們客人都是醫師娘、律師娘，還有錢花不完的貴婦。」每小時可賺一千元，公司抽三百元，經理阿俊還說：「我以前天天陪客人３Ｐ！」讓David頗為心動，但幹部要他花一萬八千元，「拍寫真集讓貴婦團選秀」，不過竟只是穿上蹩腳的夜市西裝，在窗簾前用傻瓜相機拍照。

接下來一周，David都被阿俊騎機車載他至泡沫紅茶店與女客聊天，但都被同兩名女子多次點檯聊天，這周他共被買五小時賺了三千五百元，但扣掉公司代墊費，僅實拿五百元。

茶坊約會
馬伕會以機車接送牛郎至咖啡店或茶坊與假名媛約會。

「沒紅包別想工作」

有一天老總對David說：「有富婆很哈你，想找你到旅館做（性交易）。」但得「包兩個三萬六千八百元的紅包，一個給警察，另一個給旅館。」老總解釋這樣警察臨檢會先通報，David起疑說：「我出不起這麼多。」但老總變臉說：「沒準備紅包就別想工作！」
「還沒賺錢就要我拿快十萬元出去？」覺得古怪的David向另名牛郎Andy攀談，發現交了紅包的Andy的女客與點自己檯的是同一人，他問Andy是否已經回本，Andy說：「哪有那麼快？」David這才驚覺是騙局。

牛郎寡言
記者直擊這些半吊子的牛郎多木訥寡言，不是低頭閱報就是發呆傻笑。

一個下午連騙兩男

日前《蘋果》記者直擊阿俊騎機車載著平頭胖矮男至咖啡館與一名女子幽會，她穿著邋遢上衣踩著人字拖，實在看不出貴氣，經David指認，她就是與詐騙集團合作的「假名媛」小珍，小珍歪頭裝可愛，但拙於辭令的平頭男竟低頭翻報打發時間，兩人會面一小時許平頭男由阿俊載回公司領聊天費，但小珍仍坐在原位。
果然不久後，另名馬伕以機車載來眼鏡男，進店後就在平頭男坐過同一桌子及座椅與小珍聊天，兩人似是話不投機，約半小時後由馬伕載走，小珍隨後到櫃檯埋單離開。
律師林明龍表示，該牛郎詐騙集團行徑恐違反《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記者直擊牛郎詐騙集團十分寒酸，成員不但神情兇狠、穿著邋遢，連執業的ＫＴＶ或招待所都沒有，接送牛郎至茶坊與假名媛約會也僅以機車代步。

女人下海情非得已，男人賣身齷齪無恥？

傳統女性主義論述和妓權運動在賣淫這個議題上始終口徑不一，論戰不斷，一方面必須維護女性對自己身體的主控權與工作權，一方面不可能支持讓女性身體商品化的性工作，成了標準的兩難命題；但這樣的論爭並未強調「性自主」，反而讓我們提到性工作者，總是聯想到受父權社會剝削，備受現實生活壓迫的女性，因為無可奈何才出賣自己的身體和尊嚴，反而忽略了自願選擇的可能性 ；同時，由於女性性工作者容易和人口販賣、社會福利等議題扯上關係，使戰局更形複雜，在此不多著墨，但國內外都有許多專書研究可供參考。

與女性性工作者相較，男性性工作者決定從業的社會與心理因素的複雜度也不遑多讓，但若以現有的學術研究或傳媒報導的質與量來看，都顯示此一議題尚未受到充份的關注；特別是在兩岸三地，華人社群對男性性工作者的觀感和評價更為兩極：有人覺得他們的工作有吃有喝還有女人可玩，坐領比科技新貴還高的月薪讓人豔羨眼紅；也有人指著他們鼻子大罵齷齪無恥不長進，吃軟飯丟盡『男子漢大丈夫』的臉。相反的，調查顯示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女性性工作者的容忍和接受度都較高，除了同情憐憫生活困境「逼良為娼」的不得已，也適度合理化資本主義社會裡「笑貧不笑娼」的態度，甚或認可賦予女性性工作者對紓解精力過剩的單身男子及鰥寡孤獨廢疾者無處發洩的欲望，維持社會治安的正面『功能』；然而，同一批受訪者卻對男性從業者語多鄙夷，覺得他們這些「愛情騙子」騙財騙色，引誘女人不安於室誤入歧途、導致道德淪喪家庭破碎，恨不能除之而後快 ；同時也以關懷擔憂的口吻包裝對『良家婦女』墮落為性產業消費者（而非僅僅為情非得已的從業者）的焦慮，如《中時晚報》的標題「等愛的女人易受騙 為情郎一夜花百萬 還有人盜用公款入獄」（焦點新聞 2003/12/26）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實此類新聞在報章雜誌上屢見不鮮，都意在警喻女性不要從事性消費，以免「受騙上當」、「賠上身心」，這些危險論述在否定了女性情欲自主能動性（agency）的同時，也對應徵牛郎卻受詐騙集團榨乾積蓄的受害人毫不同情，如《蘋果日報》的新聞就曾直接引用警方的評語：「貪財又想吃軟飯才會受騙」（2008/12/16）做為標題，一句抹煞所有背後的故事，不但忽略經濟社會及環境的因素如何影響個人的決定，更不曾深思這種現象反映了什麼樣社會面向和思想轉向。

雖然八大行業從古至今都是人性的『必要之惡』，怎麼掃蕩也不可能根除，我們的執法人員還是對於性產業特別嚴格，毫不寬待。直到現在，網路上只要出現包養、援交等只要和性交易沾上一點邊的字樣，就可能引來警方釣魚誘捕，陷人入罪的懲罰；種種反應都顯示了目前主流當權的意識形態無法容忍『非常態性』的性行為，認為不在所謂愛情加持過的異性戀、單一伴侶及婚姻關係內發生的性行為都不合情合理，甚至不合法，需要公權力的介入，特別是同志性愛、女客嫖男妓這種威脅父權中心、挑戰男性消費女性色情霸權的『異常性行為』更該受到公眾道德標準審查或國家律法懲處（不管從事性交易的雙方是否已成年，在台灣通常都會依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來開罰）。

同在亞洲，日本的男公關店（ホストクラブ host club）卻是號稱特色風俗業的合法生意，主要以賣酒抽成，店內不會直接提供性交易，所以不但可以上街拉客（女性從業者反而受到禁止），也大方設立網站、部落格等宣傳來增加知名度；特別是自2006年起，由動漫畫改編，演繹日本夜生活的日劇蔚為風潮後，這個原本還屬於半地下的性產業搖身一變為傳播媒體的新寵，商家更抓緊機會廣為宣傳，光是在新宿歌舞伎町就有至少二百多家的公關店樹立大型看板招牌，高掛店內當紅的公關照片，排名時時變動，競爭頗為激烈，榜上有名的紅牌不但聲勢直追偶像明星，收入可也不遑多讓；近幾年更流行起由頭牌牛郎組團，搶攻藝能界，還成功登上單曲榜冠軍的佳績 。至於許多知名的女星富商名流為捧紅公關一擲千金的報導早就不算新聞，連當紅明星都大膽聲稱曾經考慮成為牛郎，絲毫不引以為恥。

與日本相比，港台三地對男公關、牛郎等的看法仍對充滿蔑視，稱呼人家牛郎是貶低、汙衊之意，幾年前施明德被「非常光碟」製作人林一方以「政治牛郎」相稱一案，一審法庭不但判賠600萬還要登10報道歉，可說是歷來妨害名譽精神慰撫金最高的紀錄，充份顯示社會對「牛郎」的不齒。

近來各大報對某男模出身知名男星的私生子身世大加著墨，一再引用他自述曾經受誘惑差點當牛郎的過往，幸得母親開導，出道後才沒有什麼不堪或「賺不該賺的錢」的醜聞被挖出來，現在終於「靠自己」換來寫真集一出就大賣20萬本，吸金1億的風光。

出賣臉蛋高貴，販賣身體下流？／ 出售思想有理，販賣情感有罪？

從以上種種傳媒對牛郎的再現，研究訪談及公眾輿論，可以充份感受到我們當前社會對男性性工作者的污名非議，認定「吃軟飯」是可恥行為，不是憑「自己」的本事賺錢；但究竟，明星與牛郎是否真如雲泥之差，前者就該高高捧在雲端，後者只能是地上污泥任人踐踏？

或者，其實只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一線之隔，偶像明星與紅牌牛郎也有某種程度的類似，都善用自身外在條件的優勢，發揮個人魅力，搭配宣傳包裝，迎合粉絲的喜好甚至不為人知的性幻想，以成就自己的一番事業？許多偶像明星之所以能擁有廣大粉絲的瘋狂愛相隨，難道不是因為他們營造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夢中情人」形象，甚至為此必須犧牲自己的感情生活（或者更準確的說，是讓情人地下化，犧牲另一半的生活），好維持單身的假象，吸引粉絲持續消費。其實，名模展示身材臉蛋、明星秀出歌喉舞藝、演員以逼真演技模擬角色、營造幻覺，難道不也算販售幻想與情感的寄託慰藉嗎？

那麼，為何要指責牛郎公關，瞧不起他們販賣身體，憑自己的本錢賺錢，卻崇拜名模明星，對他們公開展示的臉蛋身材著迷不已，卻對整個市場運作機制和意識型態視而不見？試想，若是沒有娛樂產業的打造吹捧，甚至整個社會觀感在這十數年來的劇變，名模明星是否可能享有今天的地位？畢竟，不過數十年前，從事演藝事業的相關人士不是被喚做「戲子」就是被當成「婊子」，同樣是被污名化的一群，甚至直到今日，也還有不少富商名流認為他們只要出了價，就可以找名模明星「一起吃個飯、喝個酒」；而事實上，演藝圈內，也確有不少人傳出伴遊、陪酒之類的「醜聞」，強化他們「有價」的印象。

不過，為什麼要把這些「對價服務」當成不堪的醜聞、大加撻伐呢？其實資本主義社會裡，早就是萬物皆可買，一切都有價：農人工人終日勞動、靠體力掙錢，文人商人出賣服務、絞盡腦力換取報酬；這麼說起來，各行各業誰不是在販賣自己身體的一部份？但是當「身體」成為直接消費的貨物，「情感」變成了交易的商品，特別是「性」這種既要『身體力行』又需『手腦並用』，察言觀色、善體人意，發揮最高服務敬業精神才做得下去的勞動，卻受到重重法律禁制與倫常規範禁忌，讓性產業始終見不得光。

特別是對男性性工作者，社會公論更是比對女性性工作者還嚴苛。其實大多數選擇投身性產業的男性性工作者，和女性一樣，都是我們這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裡的邊緣人物；畢竟，如果祖上積財、家裡有錢，誰不想隨心所欲，想做的時候才做愛做的事，何必勉強自己當一夜七次郎，還得包君滿意才能賺到皮肉辛苦錢。

雖然薪水高，但既傷身體，開銷也大，更何況這種『捨身取利』任君挑選的性工作，從業者不但要獨自承受工作壓力，也必須默默面對輿論所造成的社會壓力，每每自覺見不得人而隱瞞家人親友自己的工作，結果讓自己更形孤立，有不少人因此以賭博、酗酒吸毒的方式來排遣壓力，如果不幸搞壞身體，不光是血汗錢付諸流水，往後想轉行謀生更是難上加難。從吳翠松對台灣的〈酒店男公關之研究〉、方剛以深圳男公關為題的專書《男公關：男性氣質研究》及身為牛郎店老闆的蘇坤輝訪談業內所寫的《舞男聖典》裡的明察暗訪，都讓我們窺見男性性工作者心中的矛盾和掙扎，不管口中聲稱自己多麼熱愛這份工作，大多數人卻還是不願告知親友們，或者會特別強調自己不在意「世俗的眼光」，也有不少人提到也許還完債或存夠錢之後，自己一定會找份『正當的工作』，或找個『好女人』結婚過『正常的生活』。

正當性工作？工作的正當性？

究竟什麼是正當的工作？正常的生活？為什麼工作不只為了賺錢過生活，還得要社會認可，公眾批准其『正當性』？追根究柢，這種見不得人的焦慮與對『正當正常』的渴望，絕大部份應該是來自社會對『男子漢』的期待與壓力，以及傳統上對「性」既神聖又污穢雙面一體的想像：一方面把「性／愛」視為一體，把性交行為神聖化，藉此鞏固做為現代文明基礎的一夫一妻（或稱單偶制monogamy）異性戀關係；一方面把「性工作」污名化、罪惡化，讓性消費與性產業不但成為法律上的犯罪行為，更扣上違背倫理、敗壞道德的大帽子，好排除所有不受控制、在規範之外，易導致社會結構崩解的『異常行為』。因此，在幾乎萬事萬物皆可買賣的當今社會裡，「性／愛」反而成了最後的精神堡壘，情感不能交易，該是無價無償的自願付出，否則就是『欺騙』。 這麼說起來，櫃檯服務生的親切笑容、保險從業人員的耐心解說、老師課堂上的諄諄善誘、醫護人員半夜輪值急救病患的付出，是否都不該支付薪水，否則就是『虛情假意』？

我們可以無視偶像明星大肆拋售『夢中情人』的假象，可以讓外籍及大陸新娘的進口仲介合法化，更把許多人以浪漫晚餐、昂貴禮物企圖換取另一個人的愛情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早先的「父母之命、媒灼之言」難道不是常常得看嫁妝聘禮的大小厚薄來決定雙方的『誠意』？到了現代，所謂「美女／名模／明星嫁入豪門」、「富家女不嫌窮小子下嫁成就美話」之類的報導，每每成為夢幻的『成功故事』，是八卦傳媒的最愛；但為何當有人公開販售性／愛的時候，大家卻難以容忍？似乎標價不明的批發賣淫，以身體換取長期飯票（或名分、性／愛）的交易是社會大眾默許接受的，但對象期限不固定的零售賣淫，就是否定了愛情無價、玷污了婚姻的聖壇？是因為性產業太明目張膽戳破一對一關係『相看兩不厭、生死永不渝』的虛幻？但難道沒有了這些性工作者，劈腿外遇打野食、一夜情露水姻緣等『背叛』情事就不會發生了嗎？

再說，假如消費者為單身男性或女性，不必背上擔心破壞家庭、違反婚誓的『罪名』時，為什麼我們還要以法律開罰、祭出道德審判呢？是因為性器官比其他身體部位神聖不可侵犯，不宜當作謀生工具，或是只宜一次賣斷供給特定人士使用，不該公開販售或以次計費？究竟，我們是以什麼立場和心態打壓性工作者，甚至歧視這些不偷不搶，勞心勞力賺錢的少爺、牛郎、哥仔、MB (Money Boy)呢？

1.「性工作的正當性必須在有不可抗拒因素下（例如為了維生、勤儉持家），符合好女人的形象。當從事色情行業是為了消費滿足自我需求，而不是有不可抗拒的理由時，受訪者抱持的態度往往偏向「負面」，似乎將從業當事人視為「不良」影響其他年輕人的類型：並且認定是社會家庭「問題化」的結果，不再用一種同理、同情的態度看待她們 」〈性工作與性消費的「性別」意涵：質性訪談民眾對“牛郎/小姐”vs.“男客/女客”的態度分析〉　張家銘、彭莉惠

2.〈性工作與性消費的「性別」意涵：質性訪談民眾對“牛郎/小姐”vs.“男客/女客”的態度分析〉　張家銘 彭莉惠

3.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規定：「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4.《七部落 東洋風》明星牛郎（中國時報 E7/人間副刊 2007/08/22）
5.黑木瞳撇老公女兒 泡鴨店7小時（蘋果日報2008年01月19日）
6.福山雅治急印鈔 想當牛郎輕鬆賺 (蘋果日報 2008年12月02日)
7.耍寶唐澤壽明 不是明星就當牛郎 （自由時報3月26日）
8.中國時報 C3/大台北綜合 2008/05/13
9.言承旭坦然面對非婚生子傳言 閃掉牛郎人生(2010年04月05日蘋果日報) ; 寫真書吸金近億 言承旭好強 只為讓母驕傲 未否認是非婚子 小時被看不起 (中國時報D2/娛樂新聞 2010/04/05)

鴨子、舞男、男伎、男公關、男傳播、男伴遊、三陪先生、按摩技師／SPA師傅……

五花八門、引人遐思的名稱，其實都是指從事性工作的男性，然而箇中巧妙個個不同，不僅有微妙的地方習語差異，也配合不同客源提供多元服務。

除了少數報導，現在極少人會直呼男性性工作者為「男妓」，比較通行的稱謂除了「鴨」和「舞男」，另有中性的稱謂在北方如「少爺」，南方或稱「仔」，而「男公關」、「男傳播」、「男伴遊」、「三陪先生」、「SPA師傅」則是在工商發達的都會區盛行，如深圳、上海、香港、台北等繁華的不夜城。至於古代的「男寵」、「面首」，就是今天俗稱的「二爺」、「小白臉」、「小狼狗」則是被包養專職伺候固定女客的，通常都是在外討生活之後「從良」的男性，不過和女性相較，願意接受包養的男性似乎不多且往往為時不久，更沒有像「二奶」可望『扶正』的機會和期待。

在台灣，「少爺」算是較為人熟悉的名稱，和歡場的「小姐」相對，原先只指在舞廳酒店的男服務生，並不參與陪酒坐檯出場等性服務，後來隨著時代改變，不少女客也會光顧酒店，「少爺」由純打雜的服務生漸漸演變為帶有「男公關」性質，當然不是所有「少爺」都提供陪酒出場的性服務，在一般的酒店場合內，「少爺」通常也只是靈機應便偶爾配合，討好客人賺取小費，但畢竟傳統性產業還是以小姐為主，並不會喧賓奪主搶生意。

不過，隨著這種商機的出現，專職服侍女客的「牛郎店」也相應而生，據報導，最早的牛郎店出現在民國六十四年，台北市林森北路的「綺蘭谷」（為「騎男谷」的諧音），其經營型態和酒店大致相同，只是由男人坐檯陪女人喝酒跳舞，不過一經媒體披露，立刻就遭臨檢強制關閉。而「牛郎」一詞是出自史上唯一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X級電影，Midnight Cowboy (1969)，台灣譯為《午夜牛郎》，劇情敘述一名美國牛仔（強．沃特飾），為擺脫貧寒生活來到繁華的不夜城紐約，想做男伎賺錢但諸事不順，不但被女人騙財騙色，也被瘸腿騙子（達斯汀．霍夫曼飾）唬弄差點成為同性戀皮條客的手下，不過最後兩人卻相互扶持的小人物悲情故事；當時因話題敏感，且出現同性性愛情節，在台遭到禁映，反使「牛郎」之名不逕而走。

民國七十一年，林森北路又重張豔幟，樹大招風，馬上又被警方強行關閉，當時引起大批記者現場報導，廣受傳媒重視，此後牛郎店在台灣往往就用這家店的店名「星期五餐廳」做為別稱，或俗稱「鴨店」，以「鴨」指稱男性性工作者，與俗稱「雞」的女性性工者正好相對，不過近年大陸內地也有不少店家改開「龍鳳店」，「雞」「鴨」共存，男女通吃。

至於哥仔（或稱哥哥仔）和MB (Money Boy) 則多半為男同志服務，前者為香港對從事性工作的男同志的暱稱，多半是輟學學生、逃家少年、中年失業人士，年齡從十七到六十三歲都有，近年來有專門的互助團體「午夜藍」，組織全港約一千五百名男性性工作者，和中國大陸的性工作者相比，較有發言權和人身保障。Money Boy則是中國大陸對年輕俊秀的男性性工作者的稱呼，推想是由泰國流行Go-Go Boy或西方所謂的Rent Boy（出租男孩）和Call Boy（應召男孩）衍生而來的名稱；MB本身的性取向和性別認同不一定為男同志，但服務的對象卻多半為男人，從有組織控管的集體賣淫到在同志酒吧流連或以互聯網跑單幫的個體戶都有，不少MB都善用網絡推銷自己，有人大膽刊登幾無遮掩的照片、引人遐想的影片以招徠生意，也有人藉由博客（blog）書寫MB日記，赤裸裸地剖析自身的情欲糾葛。MB的賣身原因和城鄉發展、貧富差距頗有關聯，他們多半是來自內地偏遠的農村，學歷不高，二十出頭的青年，隨著民工潮湧入沿海的城市打工，卻發現除了低收入的體力勞動幾乎沒有發展的機會，城市開銷大，不但自身生活難以為繼，也沒辦法寄錢回家，最後只好用最原始的本錢勞動掙錢，收入不穩，時高時低，也因此許多MB會願意讓較年長有錢的男人包養。

「按摩技師／SPA師傅」則是源自打著「治療性障礙專業按摩」或「個人工作室」等招牌的「個人護膚油壓」、「男師指壓」及「家庭俱樂部聯誼」的「額外加值服務」，從以前報紙上的分類廣告到現在透過網路仲介的方式，廣告用語較為曖昧模糊，是業者想出規避刑責、招攬生意的花招 ，一般工作室提供的性服務多半是手淫口交，若要求全套（插入式性交）必須另議價格，最早是以「外賣」服務女客或夫妻檔為大宗，不過近年來在同志圈內也頗為流行，常常可在同志論壇上看到推薦議論這些SPA師傅的身材臉蛋、服務態度甚至按摩的專業技巧，不是只有單純的性交易。

對少爺、牛郎、鴨子、舞男、男公關、男傳播、男伴遊、甚至號稱「陪聊、陪玩、陪睡」的三陪先生而言，女性才是他們的主要客源，不管服務的是存心報復丈夫出軌的人妻、愛好交際應酬的富婆名流、或者是經濟獨立敢玩敢做的熟女、好奇嚐鮮的OL上班族、芳心寂寞的歡場同業都好，他們所提供的就更不僅是單純的性交易了。吳翠松在針對台灣〈酒店男公關之研究〉裡提及，許多實際從業的受訪者都表示「性」本身不是一種直接交易的商品，反而是一種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易出手的絕招；一般而言，男公關店內傾向不提供場地進行直截了當的性交易，不讓女客『喝了再上、做了就走』，反而以「放長線」的方式，把真槍實彈的性行為當成一種看得到吃不著的餌，老於此道的公關會以眼神挑逗、言語調情，延長『曖昧期』，製造浪漫愛情的想像，才會讓客人願意持續不斷上門，而非僅是一次性消費。因此，很多受訪的從業者甚至會看不起隨便就以肉搏感情的同行，覺得輕易就把性當成工具的男公關沒有手腕，不但把自己『身價』搞低了，也容易搞壞身體，甚至很快被玩膩，最後落到『人財兩失』的下場。 實際上，也許是因為男性性能力天生的限制，不可能創下如《性女251》(The Annabel Chong Story)十小時和251人上床的驚人記錄 ，所以男性性工作者販賣的主力商品反而不是性行為本身，而是一種「感覺」 ，或者說，他們所販賣的是「情感、開心、慰藉、關心」 ，除了陪酒賣笑，男公關們最好也要能歌善舞、會喝敢玩，十八般技藝樣樣精通，不但口才要好，還要能曲意承歡，善體上意，讓前來消費的女客覺得備受尊寵，渲洩掉所有日常生活的不痛快，也算提供某種特別心理輔導諮商的服務。

同時，和一般的服務從業人員相同，男公關們也有業績壓力及同儕競爭的工作壓力，所以不但得手腕靈活，長袖善舞，與經理領班打好關係，爭取坐檯的機會；平常除了修飾儀容，鍛鍊身體，也得充實自己，才能言之有物，炒熱氣氛，迎合各式各樣上門消費的客人，並非外人想像的輕鬆愉快，『閉門房中做，錢從天上來』。特別是在「顧客至上」的服務業裡，雖不能說是男女角色互換那麼簡單，但權力不均的情形顯而易見；畢竟，如果不是紅牌首席，客人可無法任君挑選，房門關上後，上演的究竟是『浪漫愛情動作片』還是『災難冒險驚悚片』，這些埋頭苦幹的男人的內心戲恐怕是不足為外人道了。此外，即使是所謂下班時間，也要持續的追蹤聯絡，看電影陪逛街，在客人需要慰藉的時候，提供適時的關心，噓寒問暖，好抓緊她們的心，吸引回流消費，也可說是一種「售後服務」。

以上僅是概略的敘述，值得注意的是，其實男性性工作者的個別脈絡頗有差異，最明顯的就是城鄉區域的分別造就不同的應對進退和酒場文化，比如台灣的男公關自主性較高，如吳翠松的研究裡不少人在訪談裡表示自己可以不和女客發生關係，以維持長期利益；但從許多傳媒及研究顯示，身處大陸的男性性工作者，通常都家境困頓、學歷不高，在城市裡無法謀生才選擇從事性產業，入行後也比較沒有主動權，通常無法如台灣男公關一般實行 「放長線釣大魚」或「賣笑不賣身」之類的手腕。所以其實在討論男性性工作者的時候，不能輕易把各地的情形混為一談。

1.在發達國家，MB中大部分是GAY，但在中國，MB中只有30%甚至更少的一部分是GAY，其餘的70%是異性戀者。他們基本上是為了生計而去賣身，而能做這樣「生意」的男孩，往往是頗具「姿色」、身體發育相對比較健康的那部分，也就是性方面相對活躍的那部分，所以如果他們不懂得自我保護，他們也就極有可能成為「橋樑」，將性病特別是愛滋病在同性戀者和女性之間傳播。因為大部分的同性戀者最終被迫要走上異性婚姻的道路，而對於這部分人來說，如果有經濟能力，招MB是最簡單的洩慾途徑，而大多數的MB也有自己的女朋友。目前MB大部分是低文化層次的年輕人，而各大城市的同性戀酒吧中都有MB的身影。

2.油壓廣告暗示性 想太多？ 女警「釣」到按摩男 二審改判無罪 (中國時報 A11/社會綜合 2003/09/16)

3.專職的「小狼狗」阿湯表示：「女人要的是愛跟呵護，不是做愛時猛衝猛撞就可 以。」他還說：「紅牌牛郎是靠攻佔寂寞女人的心撈錢的，女人是重感覺的，太容易被吃（做愛）、被玩膩就削不到錢。」酒店掮客阿忠則說，去找牛郎的酒店小姐 或富婆只想發洩情緒，不完全為了性，「酒店小姐跟客人性交易有錢拿，怎可能找男人做愛還給他錢？」(2009/11/04蘋果日報)

4.《性女251》影片背景介紹

5.《舞男聖典》〈舞男入門五十二問〉第四十三問：女人到星期五餐廳，到底要性，還是要感情？答：「性愛和感情都要。不過女人在要這兩樣東西的前提之下，先要感覺。感覺對味的時候，感情就不一定需要，因為有些女人到星期五餐廳，她是拒絕感情的訴求再一次傷害她的靈魂。所以她可以把她的情慾，放在性愛上面，而不再需要一段感情。」

6.引文為吳翠松在其專門研究台灣〈酒店男公關之研究〉中提出的論點，頁109。

【2009.01.31 NOWnews】

許曉丹出生於1958年，臺灣省雲林人，畢業於東海大學歷史系。早年曾任中學教師、人體模特兒、畫家與服裝設計師等職。後來因為在舞蹈《迴旋夢裏的女人》表演中，全身裸露，被控以妨害風化罪，而驚動臺灣社會。而她最出名的一場選戰就是「奶頭與拳頭」的戰爭。

80年代，南臺灣曾經發生一場「乳頭與拳頭」的選舉戰爭。主角是許曉丹和吳德美兩位女性立委候選人。當時競選連任的吳德美，負面傳聞纏身；出身平民家庭的許曉丹在政壇雖是新人，卻是家喻戶曉的爭議性人物。許曉丹是臺灣第一位公開半裸讓畫家在背上彩繪的人體模特兒，前衛的作風引來正負兩極評價。不過許曉丹猛攻對手政治上的操守，自己則還抓住話題露了不少，暗示選民與其選有操守瑕疵的候選人，不如選一個只是穿得少一點的候選人，成功地轉移自己的缺點，雖然最後還是落選，不過還是讓對手飽受壓力。

1992年高雄市立委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許曉丹和吳德美捉對廝殺，許曉丹當時不惜當眾露出奶頭，證明自己的奶頭粉紅細嫩，絕對不是歷盡滄桑，又黑又粗。名震一時的「戰車」朱高正當時還是中華社會民主黨提名的一位年輕立委參選人，他當場消遣許曉丹，不過為了當選立法委員，當眾把自己的奶頭露出來獻寶，這不是無恥，而是不值得；沒必要為了一個小小的立委當眾把自己的奶頭露出來！許曉丹當時低頭不語，不過事後還是很大方地向朱高正握手。

【2006.07.27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身體如何成為商品消費和政治權力的運作場域，是當代女性主義的思想主題，如何檢視和呈現身體對外部權力的再現與回應，則是身體政治藝術的創意線索。法國社會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在《消費社會》一書中指出，消費領域表面上看來是混亂的，帶有個人的私人性和自主性，實際上，消費是一種約束、一種道德、一種制度、一種價值體系。身體與消費的關係，是一種以身體為對象而將特定的價值觀念凝結在消費行為的社會體系，身體是消費的買點，消費則是身體的鑄模。今日，身體已成為一種「符號的消費」，資本主義賦予女性身體「無底洞」的消費價值，但卻巧妙地將作為「資本交換」的色情身體和作為「欲望棲息」的自然身體區分開來，使身體和資本的界線讓人看起來模糊不清、不易察覺；女性則按照娛樂及享樂主義的效益原則來開發自己的身體，甚至依照男性的「窺視尺度」來建構自己的身體形態，使它作為價值符號（時尚符號和色情符號）而運作。
 

作品：《救救我，漢娜》

如何以身體作為一個「反例」和「鐵證」，重新揭示女性身體的權力刻痕和性別侵略，是漢娜．威爾克中期創作的基本概念。1978年和1982年兩個系列的《救救我，漢娜》(So Help Me Hanah)，運用了後現代城市頹廢意象和商品政治的色調，來表現暴力、權力與性別在一種欲望空間（城市消費世界）的糾結狀態。作品的基本要素由一絲不掛的美女（只穿上一雙高跟鞋的漢娜．威爾克自己）、流水式的鋼琴音樂和手上的一把光槍(ray gun)所構成，背景看起來像是穢物滿地的巷道、雜物堆成的祭壇、破舊不堪的鐵梯。漢娜．威爾克以貧民陋巷中的髒亂布景來搭配一個情欲四射的女子，旨在表現女性「底層壓抑」(subaltern representation)的處境。「陋巷」與「女體」的強烈對比，透露女性在城市欲海中的「剩餘價值性」，性感的氾濫像似滿街掃之不盡的垃圾，而商業化和政治化的欲望再現，使女性變成一種「欲望光點」，閃爍著人們感官刺激的瞬間脈動。

一種既不搭調又不協調的人物綜合，音樂和話語的喃喃交錯，夾雜著既有規劃性的創意也有隨意性的行動表演，作品以一種「影像意識流」和「身體政治」的藝術手法，表現了女性「等待救援」的處境，也表現出漢娜．威爾克擅於運用姿態與神情來傳達文明衝突、性別侵略和身體感應之間扭擠式的張力。作品中的手槍是一個意像比較鮮明的物件，它是戰爭、權力與陽具的象徵，但漢娜．威爾克既擺出對槍的迷戀之態，又以「光射」來表達一種挑逗式的抵抗，使得「槍」的意義不僅限於暴力的範疇，而是擴展到一切隱形的壓迫、感官的放縱、商業的謀殺和政治恐怖主義。英語中的“shot”有「攝影」和「開槍」雙重意涵，它意味著商業剝削和欲望攻擊已使女性處於四面楚歌、惶惶終日的境地。
 
在隨著音樂的擺動中，漢娜．威爾克口中唸唸有詞，話語取材自政治家、詩人、批評家、哲學家、藝術家的知名短語，包括希特勒、喬伊斯、蘇珊．桑塔格等等，這是整個系列中最晦澀難懂的部分，像似在諷喻語言的權威和專制，又像似在進行意象的詮釋和轉喻。漢娜．威爾克時而像個在黑巷中討生活的煙花女子，從陰暗的階梯下樓，但只看到被光影遮蔽後性感的曲線和臀部，畫面呈現柵欄狀的切割，意味著沉淪與荒棄之感；時而像是躺在祭壇上的聖女，以肉體的獻祭為頹廢的文明奏起陰沉的輓歌；時而又像個女間諜，對這個世界充滿疑惑、不解和刺探；而那幅跪在馬桶和玻璃畫框上分別表現彎腰和後仰的姿態，則像是女性遭受文明攻擊而淪為欲望的囚徒。
 

作品：《內在維納斯》

儘管罹患癌症前的漢娜．威爾克因為過於漂亮，使得作品的革命意涵面臨一種反向的抵消，有批評家甚至認為，以一個性感十足的美女身體來表達女性的困厄處境，令人感到迷惑和失調，但是到了《內在維納斯系列》(Intra-Venus Series)展出之後，「女性噩運」(femme fatale)就不再是一種表演，更不是一種藝術藉口，而是漢娜．威爾克自己身體健康上的絕命災難。
 
在漢娜．威爾克被診斷出癌症之前，她的母親也已罹患乳癌，她為母親拍攝了兩百多張照片，據漢娜．威爾克自己所言，拍攝活動具有賦予被拍攝者重燃生命活力的治療作用，即使這種「觀看親人的痛苦」總是令人辛酸，但攝影活動能以「圖中人物」取代「病人」，使病人擺脫「患者」這個難以擺脫的、非人的「駐定身份」。不久，漢娜．威爾克自己也罹患癌症，但這不幸的遭遇並沒有使她灰心喪志，因為觀看死亡的逼進正是體驗生命意義最關鍵的位置，忠實記錄死亡在身體上的延展與成形，正是一種以最接近死亡的距離來感受死亡的體驗形式。儘管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中指出，「美化」是攝影機的經典功能，它容易漂淡我們對圖中事物的道德反感，但漢娜．威爾克卻反其道而行，在《內在維納斯系列》中，漢娜．威爾克既是自拍者、直觀者，也是旁觀者，在「觀視自己痛苦」中，漢娜．威爾克實現了她對「死亡藝術」最真實的再現。
 
漢娜．威爾克不惜向眾人和自己展示她躺在病床上憂鬱的眼神、平靜又無力的凝視、被癌細胞一步一步侵蝕腐壞的身體、因化學治療而導致的脫髮和禿頭、深陷而泛黑的瞳孔、插在胸口上的注射針管、臃腫而下垂的腹肉、染血的紗布、移動的便盆、裝置藥物的容器等等。漢娜．威爾克並不是在製造驚嚇或恐怖，而是在展示一個男性絕對不會喜歡但卻完全「屬於自己」的身體，一個有著真實生命的身體，一個有著現實處境和思想困惑的身體，一個有著從呱呱墜地、青春貌美、成熟老化、步向死亡之演化歷程的「生命體」。漢娜．威爾克用一個屬於自己的、不容代言的痛苦身體，向批評她一向以「暴露性感」作為藝術表達工具的人證明了，性感與暴露從就不是她的藝術藉口，她的藝術理念始終是：從女性的身體，通過對女性生命的真實體驗與表達，來重建女性的存在意義和價值。在圖片中，人們看到了曾經有如「現代維納斯」的漢娜．威爾克已經消瘦變形，死神的陰影像似佈滿天空的烏雲，逐漸闊展、遮蔽、吞滅原本明亮的大地。然而，沒有遺憾的生命，就像沒有色彩的畫作，曾經美好的回憶總是帶點感傷，在這油盡燈枯的生命盡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一個不願死去的藝術靈魂，一個對人生依然風塵無悔、戀戀不捨的藝術家，一種為女性而生、為女性而死的的倔強風格，一種從不放棄為之獻身的理念，以及在死神暴力下對生命重生的殷盼與渴望。（完）

【2006.07.20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女人是美麗的最大受害者，或者說，美麗是女性身體最大的禍源，這是漢娜．威爾克人體藝術的基本概念。因為在男性觀視邏輯之下，女性身體作為一種被觀賞並引起歡愉之感的物體，正是通過自己身體的「美麗化」、「驕娃化」、「甜心化」，而成為「去勢物」(disempowered object)。美麗─一種被男人看得舒適的審美標準，是男性統治最深刻的文化密碼，它不僅是資本主義經濟取之不盡的原始資產，更是一種迫使女性依據「他者欲望」而進行身體自虐的意志魔力。

作品：《超級T─藝術》

漢娜．威爾克對於「封面女郎」(cover girls)和「美女畫報」(pin-ups)表現了諷刺性的反感。在當代的性感文化中，女性窮盡身體的撫媚、性感和挑逗，散發各種「性誘惑」(sexual allure)，實際上是不斷為男性編製「美麗符碼」的愚蠢行為。通過這種結構化與定型的美麗符碼，女性的身體在現實世界中消失了，女性的身體被幻想化、抽象化和意淫化，女性身體的實存性和感受性被排除殆盡，只能以一種「肉身」(flesh)，存在於海報、畫像、圖表裏，以一種「影像」(image)被販售、被私藏，成為男性的視覺寵物，成為釘死在牆上的一堆「掛肉」。
 
1974年的《超級T-藝術》(Super-T-Art)表現的就是這種解構美麗符碼的理念。“T”字是指“Target”的意思，暗指女性身體已成為一切欲望攻擊的目標。漢娜．威爾克把「肢體性感」和「情緒暴露」兩種表演方式對立起來，以「痛感」取代「性感」，並以失調化、非對稱的方式，表達了在美麗符碼的規訓下，女性的身體與靈魂被(二重)撕裂、被(虛實)隔離的狀態。漢娜．威爾克用一條白紗布，在自己的身體部位上「一掀一蓋」，將自己化妝成基督和維納斯的模樣，以悲傷與抑鬱的神情，表演連續性的煽情姿勢，使自己既成為誘惑的物體又是嘲弄的對象。白紗「掀合」的動作，象徵著男性「窺視欲」的開啟和閉合，意味著男性欲望的韻律與燥動，一方面既象徵身體的卸裝和拆解，一方面又耶揄人們的窺視欲望，耶蘇的造型則在仿擬女性受難的形像，象徵一種為「商品宗教」進行救贖的願望。
 
作品旨在對抗「美女畫報」(pin-ups)的「魔法魅力」(apotropaic charm)。“pin-ups”是指掛在牆上的美女圖像，畫中盡是性感誘人的女性或電影明星，通常擺滿在美國大型超市的結賬出口處。畫報其實就是掛在牆上的意淫物，它使許多女人認定，所謂美麗就必須是那副「騷首弄姿」的模樣。通過作品，漢娜．威爾克表現了被美麗符碼所排除的女性身體的多樣性與曲折性，藉此打破通俗畫報中虛假造作的「美女圖像學」，回復女性身體的真實屬性。

漢娜．威爾克的表演方式被稱為「自戀式的自拍」(narcissistic self-portrait)，但這裏所謂「自戀」，類似於「概念主義」(conceptualism)所倡導的社會批判模式，目的是對女性「自我取悅」─以最大限度滿足異性的歡愉而使自己感到快樂─的反諷。資本主義社會將「美麗產業」和「性感經濟」成功地轉化為女性「自我取悅」的心理認同，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對女性身體最大的「象徵性統治」。實際上，女性自我取悅的機制是男性欲望的「替代機制」，因此，所謂「美麗產業」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取悅男性的欲望產業。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在《美學的意識形態》中指出，對肉體重要性的重新發現，是當代激進思想所取得最可貴的貢獻，他們從「身體」上找到資本主義真正的秘密所在。伊格爾頓將身體的觀念與國家、階級矛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聯繫起來，並從身體出發重新審視傳統意義下的政治主題。伊格爾頓指出在資本主義之下，「美學─審美活動」如何巧妙地將權力(消費性控制)融解在個體主觀的「審美內在化」過程中，注入到女性「自我性感化」的心理自治中。這個過程將外部規範內建在個人自我指涉的關係中，建立了一種「主觀快樂感」和「社會法律秩序」之間合作無間、默契十足的一致性與同一性。這種「感性自律」取代了「法治他律」的自我管理模式─女性必須性感(並且只有身體的性感)才能成為真正的女性，正是男性社會通過「美麗迷思」和「身體消費」而達到全面統治的活力所在。

作品：《求救，明星化物體》

1975年的《求救，明星化物體系列》(S.O.S. Starification Object Series)，在表現女性身體被侵略、被傷害的意象。漢娜．威爾克先把口香糖發送給觀眾，然後再將咀嚼過的口香糖收集起來，將這些口香糖捏製成一個一個的「女性陰部」，再將這些橡膠陰部黏貼在自己身上，或以鐵絲串起訂在一幅畫紙上。「口香糖」是一個具有精神分析意涵的「轉喻物」，若以口香糖對照於「口腔期」，其意涵就是用來再現一種「原始欲力」的滿足。在實體上，口香糖是一種非食用性、消遣性的零食，初嚼時氣味鮮美，久嚼之後就淡而無味。漢娜．威爾克正是運用咀嚼口香糖─從「取鮮」、「咬嚼」、「淡味」、「吐啐」的過程，來隱喻女性身體的命運。一如人們將「食之無味」的口香糖吐棄在地一樣，將嚼過之後的口香糖黏貼在身上，像似疤痕佈滿了全身，使漢娜．威爾克在視覺上像個沾滿蟲蠅的「痲瘋病人」，而黏在身體上的口香糖經過風乾之後，既黏又硬，又難以去除，漢娜．威爾克就是藉此隱喻女性內在的傷痕既不容易顯示，又是難以拔除。
 
藝術評論家萊斯里．迪克(Leslie Dick)在一篇評論中指出，作品的篇名是以一個求救信號 “S.O.S”和“star/scar”的諧音組合而成，而“starification”則是一個自創的名詞。“starification”在字義上雖有「名星化」的涵意，但它實際上來自拉丁語 “scarifare”，意指「刮開」(scratch open)，而它的希臘字源是 “skariphasthai”，意指「勾勒」或「描繪」（註1）。綜合來說，作品的題旨就是「女性傷痕的身體書寫」，而作品本身作為一種求救信號，旨在呼籲人們對女性內在心路和精神命運的關切。

作為一部性別表演的藝術實踐，《求救，明星化物體系列》旨在表明女性身體建構的內在缺陷，以及來自文化體制對女性身體自主的外部壓制。法國女性主義者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指出，性別就是境遇中的身體，這意味著理解女性的身體處境才能真正理解女性的性別待遇。美國女性主義者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亦指出，所有關於性別的一切都是表演性的，這意味著女性身體既是被塑造的，也是可重建的。漢娜．威爾克致力於女性身體處境的悲劇性反思，揭露出社會性別本身是一種難以置喙的制度暴力，揭露出性別化的「召喚結構」(interpellation)對女性身體的侵蝕和斲傷，在此意義上，漢娜．威爾克的作品為當代女性主義作了最生動的注解。（待續）

【2006.07.13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為什麼女性一定要嬌豔欲滴、千姿百媚以供男性愉快的觀賞？為什麼「男看女」總是大呼小叫而「女觀男」卻要偷偷摸摸？為什麼女性的「形象與體態」(image & figure)非要裝置成男性歡愉視角下的情欲獵物？為什麼女性內在的秘密、隱痛、疾病與死亡，始終進入不了人類的視野？為什麼同樣是人類的女性只能「假可愛」卻不宜「真難看」？

女人非要讓男人看得舒服？

女性身體，一直是人類藝術史千年不廢的材料，是文藝創作和藝術審美不朽的主題。但即使女性身體始終是藝術創作和觀視的對象，但並不表示女性的身體─女性的欲望、健康、成長、社會遭遇、異性侵害、生老病死等等─受到應有的重視。女性身體實際上是藝術、商品、政治和男性歡愉的「異化體」，是男性自我價值發燒與膨脹的媒介物。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女性主義的高漲，女性解放最終被歸結於身體解放，於是，解構「男性觀視倫理」乃成為當代女性主義藝術實踐的核心使命。

2005年，一個以「內心狂喊：當代藝術中女性健康的視覺化」(Inside Out Loud: Visualizing Women’s Health in Contemporary Art)的展覽，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的華盛頓大學展出。以「性別表演」(gender performance)和「女性噩運」(femme fatale)為主旨，已故的美國女性主義行動藝術家，當代身體藝術杰出的貢獻者漢娜．威爾克(Hannah Wilke, 1940-1993)，再度引起人們的重視，特別是漢娜．威爾克晚年以攝影鏡頭忠實記錄母親和自己遭受癌症侵蝕而腐朽的身體，至今仍令人驚愕與同情。

漢娜．威爾克和另一位英國藝術家喬．史班斯(Jo Spence, 1934-1992)並列為20世紀中期兩位知名的女性主義攝影家，兩人的表現形式雖不相同，但藝術理念相當一致。「女性主義攝影」(The Feminist Photography)並不是指一般由女性專業人士所從事的攝影活動和作品，而是一種以「女性視角」為基點，以極端個人化、反主流化和現實介入性的態度，以女性自己的肢體、欲望、想像和情感出發，來審視和評價自身與外在世界關係的藝術活動。女性攝影是一種女性「自我再現」(self-representation)的行動藝術，她們質疑「女性只有赤身露體才能進入展覽室和博物館」的律則，反對女性必須讓男人「看起來很舒服才能成為『藝術品』」的偏見。強調攝影的生命不是「按下快門」的男人（攝影師），而是鏡頭下表演的女人（被攝影者）。「女性主義攝影」的基本思想是，女性一直是男性欲望之「暴力再現」(violent representation)的產物，女性必須重新定義，並且是自我定義，而這個定義權，在歷史上始終操縱在男性的手上。

解構男性意淫邏輯

漢娜．威爾克1940年生於紐約，早年在費城的「泰勒美術學院」(Tyler School of Art)學習雕塑和美術，1961年獲得藝術學士學位，畢業後在紐約曼哈頓的「視覺藝術學院」(School of Visual Arts)教授雕塑，1993年因癌症病逝於紐約。漢娜．的威爾克作品既難以歸類定型，也難以通俗和市場化，儘管她的作品受到「抽象表現主義」、「極簡主義」和「概念主義」的影響，但隨著後期作品的特殊化，其作品越來越難以劃入某種特定的「人體藝術」的類別，相反的，她的作品甚至可以反向定位在「反/身體唯美」的範疇。在美國，主流地位的藝術機構向來羞於展示漢娜的作品，但她的作品卻在巴黎和北歐地區大放異彩。

1970年代，漢娜．威爾克以製作「動畫表演」(videotape of performance)開始成名，但也爭議四起。一開始，漢娜．威爾克以展示女性之「性」(sex)和「性欲」(sexuality)為題材，創作的領域不出「情色身體」(eroticism of body)的範圍。但很快地，漢娜．威爾克發覺了女性身體在男性視覺領域中的「受役性」(enslavement)和「俘擄性」(captivity)，體認到這種不能使女性在自己的身體展示中獲得歡愉的身體藝術，不過是一種「他愉性」(enjoyment for the “Others”)的表演。在威爾克看來，一部人體藝術史不過是依據男性欲望而打造出來的「身體觀賞史」，一種以男性為審美主體、滿足男性視覺淫欲的窺視產業。人體美學是一種很狐疑、很弔詭的「他者藝術」，在應該運用什麼樣的藝術思維來形塑女性身體美感的問題上，女性是很少能夠「自我置喙」的，反而被一種根深蒂固的男性欲望所規範。漢娜．威爾克堅持，藝術不是男性的慰勞品，於是漢娜．威爾克從裸露女性身體來「展示」美感，轉向「展示」男性對女性身體裸露的觀視形式，而體驗男性窺視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讓自己成為被窺視者」，在男性的「視姦」與「意淫」中體驗男性的欲望形式，並以干擾、攪亂、阻斷、解構男性觀視結構的方式，來重現女性身體的本質。於是，漢娜．威爾克開始以自己的身體作為媒介，以她自創和獨特的身體表演來展現那種由男性眼中發出的、對女性身體的壓迫和詛咒。

作品：《姿態》

1974年，片長35分30秒的動畫《姿態》(gesture)，以身體形態和表情不正規、不尋常的變化，通過身體語言和文化欲望之間最直接的連結，來解構人們對身體的觀視習性與認知結構。《姿態》的創作理念是建立在對傳統審美意義上「美麗」(beauty)概念的辯證反思，也就是一方面賦予身體各種潛在的變異能量，突顯並豐富身體本身所隱含的複雜的文化承受力，一方面通過視覺反效果和認知反差，來干擾、破壞、解構「身體之美」的定型概念。在《姿態》中，漢娜．威爾克直面鏡頭，擠眉弄眼，以各種重覆特寫和連續動作，或者讓兩眼凹凸變形、用力搓柔臉部、拉扯皮膚，或者裂嘴吐舌、痛苦微笑。漢娜．威爾克把身體當作一種雕塑原料，一方面藉以諷喻人類任意變造身體形貌的意志暴力，一方面又把身體「流體化」和「綿體化」，改變身體的物理屬性成為具有「意志媒介性」的文化身體，一則藉以拆除女性身體固化的定性符號，一則表現女性身體在文化占用(cultural imposition)下的脆弱性。顯然，在早期的作品中，漢娜就試圖放棄「藝術譁眾/身體取寵」的觀念，嘗試將身體的「不舒適」(ill-at-ease)和藝術的「唯美感」(estheticism)對立起來，打破傳統上將女性身體視為欲望獵物的文化桎梏。

作品：《哈囉，男孩》；《透過大玻璃》

1975年的《哈囉．男孩》(Hello, Boys)，漢娜．威爾克以一座大型魚缸為舞台(語境)，在鏡面背後，赤身露體的伴隨搖滾音樂表演色情舞蹈。漢娜結合表演者和被觀賞者的雙重身份，以「美人魚」為藝術隱喻，以色情舞蹈為視覺召喚，藉以表現女性被補捉、被畜養、被玩賞的本質。作品取意「欲望觀賞」為主題，旨在諷喻傳統上把女性視為「欲望美人魚」的男性凝視(male gaze)。魚缸在反諷傳統上被定義為「悠游自在」的意象，但實際上魚缸一如「欲缸」，它是男性欲望的集水器，是女性身體的牢籠。在魚缸中，女性以男性的「欲望儲水」而被豢養著，女性自以為自由自在、衣食無愁，但實際上成了男性賞心悅目的觀賞物。相同理念的作品還有1976年的《透過大玻璃》(Through the Large Glass)，漢納在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的名作《大玻璃》(The Large Glass)背後表演，作品再現了歷史中女性身體如何被色欲化，女性裸體如何被大眾化、商業化的歷程，徹底揭露了女性身體淪為男性欲望消費與商業交易的本質。（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