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礫
…換句話說…－我們或可稱之為客廳社會主義－（那是）一種社會主義理想的賣弄，而其實現對於這些淺涉者反是最不可忍受之事。
－Georg Simmel, 1902年針對「社會民主」運動的評論。
台灣的政治其實已經難以分析，因為所有嚴肅分析的可能都正在迅速消退。僅存者唯可能是最簡單的定理和政治理念中最表層的強調－一再強調－。我們已經陷入一種符號不協調的焦慮，所有政治符號皆以失去其以往的－包括台灣歷史上的，以及理念上曾存在的－一切意指。此等意指的竄亂導致無可避免的集體失憶－失語症候。在這種集體焦慮得到解決之前，我不相信任何可沈積、可辯證、或可思考之事會取得社會廣泛的認知，積極地說，這些事物的傳述在根本上就不可能。我僅可能以一種筆記的形式，對一些最表層的事物進行描寫，並希望能依此對這種意指錯亂的現象有所提示。
媒體╱對抗：超越的侷限
如今在台灣的政治裡，可稱為同一的政治對抗意識，似乎僅剩下反對媒體的意識。然而當我們將媒體視為語自身的對立面站在同一立場時，卻刻意遺忘這個作為觀點支柱的政治立場並非同一。另一方面，在無法（或有必要不去）遺忘的同時，便拽引渾沌不明的「人民意向」以為己助。
單就對抗的意識而言，今年總統大選之後，未解決的不僅是兩群人民的對立，同時也是超越此等對立之企圖的空幻。而空幻的符號永遠是政治宣傳者的利器。更重要的是，任何一種政治宣傳皆可經由此種空幻符號的重複召喚而獲取合法性；在長久批評國民黨執政論述中的「國家安定」、「三合一敵人」、「台獨亡國論」之後，如今可有人問：什麼是「維護台灣主權獨立」？什麼是逐漸抬頭的「台灣意識」？什麼又是張俊雄所稱的「台灣人民的悲願」？
一個在「八掌溪事件」之後成立的網站「與媒體對抗」，可以提供一個檢視的標準。
對於站內主要的發言者們，媒體的過錯在於宣傳了錯誤的政治認同意識。透過一種嚴厲而隨制的標準，媒抗不斷地檢視（完全由媒體餵食的）時刻發生的社會現象，在提供一種類似於最基層糾察隊員的功能時，同時也企圖定義其持有的政治意識（本土化≠去中國化、台灣意識＝主流民意…）。在過程中，許多發言者將特定人物、機構與現象錨定為自身（＝本土意識＝台灣主流民意）的敵對者（「泛統」、「泛藍」、「中國的」、「台北的」、「菁英的」），而宣稱那些看似其敵對者的敵對立場者（「獨派」、「泛綠」、「台灣人的」、「本土的」、「人民的」）將被置於其言論的長期監督之下。這個行動，以其政治言論的政治性與壓制性，自然無法達成任何看似超越性的政治目標，而僅在每篇文章中，證成了一切政治意識的宣示、表白、見證、攻訐、言論檢查等等行為的合法性。譬如在對於中研院士在反軍購運動中提出的「認識危機、消弭災難」一文的回應串中，站上的一位板主是這麼說的：
問題是在於「正義」嗎？我必需很遺憾的說，並不是。
什麼更有智慧的作法、什麼根本的解決之道、什麼不同的出路，全是狗屁！
因為這些人所真的關切的，從不是台灣人的權益，也不是所謂的「正義」，而是他們與中國之間難以抹滅的情感認同。
問題的徵結正在於這些人的國家認同上，不然他們的「正義」不會有雙重標準，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大加撻伐，卻又對於中國武力犯台的行為視而不見，甚至要求台灣放棄抵抗乖乖的接受中國統治。
－與媒體對抗「１１位院士的練習題」討論串大叢仔 2004/9/25 發言
當評論只剩下單一標準的言論分級檢查制度，而任何語言符指又必須任由檢查者填充其意涵，這些言論如何能稱為支持民主的言論，而只需稍作演進，難道不是連民主的意義都告掏空，而任由其解釋嗎？
更重要的是，在這個自認為「與媒體對抗」的網站上，對於其本行的媒體批評，一方面無法指出媒體中何種結構性的因素造成何種媒體亂象，另一方面卻又宣稱其言論所監督的是所有媒體，並將自身的超越性建立在「超越族群對立」的國族認同之上。這種將討論空間的限縮假稱為超越的說法，正是一切言論檢查制度中所具備壓迫性的起源之一。
消費╱永不耗竭：政治儀式民主化
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提起過往種種：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國會改選、政黨輪替、國民黨的威權體制等等。顯而易見，這成為民進黨在取得權力的過程中最大的合法性以及利益資產的來源。與其相關的政治後果，則無非是民進黨終於執政後，依然依循相同的模式獲取更大的利益；更有趣的是，其作為此手段基礎的受害者地位甚且不曾變更。我們知道，在對抗威權論述的過程中，其對抗者的彼此連結，與威權論述所依據的手法並無二致，其差別僅在於權力地位。
而這個手段必須透過不斷的，儀式性的提醒來完成。儀式有兩個作用：1. 如廣告般以資訊量的重複刺激來創造合法性；2. 以重複淡忘的形式反向提醒政治議題的優先性，將原本可能重要的議題或記憶排斥至最不重要的－亦即遺忘－的地位。這兩種作用彼此強化，構成民進黨對政治議題發言最基本的形成方案。由於對此等操作的嫻熟，記憶與遺忘的手段竟能確切地在同一句中同時保存並分離了歷史事件或政治理念中原本一體的不同層面。更進一步，針對不同事件而有特定的記憶與遺忘：譬如在宣示自身受到欺凌時，忘卻民進黨執掌行政的事實，而在面對多數在野的國會時，則忘卻自身在國會中曾宣稱的民主制衡原則；又譬如在國家意識一事上，既可能忘卻以往反對中華民國的立場，也可能同時忘卻自身同時是繼承其法統的事實。然而這種不確定性仍然無損其作為國家主義堅定擁護者的宣示（而忘卻以往自身與合作團體們如何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國家主義宣示）。當政府作為一個記憶以往事件，同時忘卻以往理念的政權，並倚靠以往在野時所堅持的極右派台灣民族主義價值，又忘卻自身的政權正當性仍然建立在其中「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基礎上；這樣的自我矛盾與錯亂作為既成而竟受到許多人支持的、因此在其支持者眼中逐步成為媒體上唯一合法的發言者時，台灣即進入一個新的階級森嚴的政治宣傳體制。
純粹法則：高格孚、曹長青與「民主╱台灣」
我必須提出例子來試圖證明台灣政治語言中的常態是符號的錯亂而非和諧。高格孚與曹長青提供了兩個很好的機會。高格孚在政治領域中的發言持續到今年總統大選之後，而他藉以為自身發言基礎的研究報告《風和日暖》則是以在李登輝執政時期做的調查成果為基礎。在書中，他認為台灣的本土化可以與「土著化」並稱，是「移入到台灣者」逐漸與台灣「土著」進行融合的過程。在過程中，他認為兩岸分治的事實造成「本土化」成為不可逆反的歷史潮流，而當外省人逐漸在事實上接受本土化的意識，但許多外省人政客、教授與文化人卻反對這樣的潮流，最後可能才是「害了外省人」的最大元兇。在當時，國民黨內主流與非主流的鬥爭是他最主要的政治觀點來源，相對地民進黨的言論並不成為其觀察對象。或許因為他忘卻了自己曾在書中提過本土化並非政客或政策的一時效果，而是整體文化發展的潮流云云，而無意間拋去了「本土化」的意涵；2004年，他在回國前的一篇社論中公開指出：
其實台灣的爭論是非常簡單的，我認為台灣的政治爭議最基本的基礎，不是省籍問題，也不是統獨爭論，就是中國意識及台灣意識的衝突！只要知道您的出發點（中國意識強、或台灣意識強），我們就可以預測您對台灣任何政策的態度，有好也有壞。從我的論點來看，如果我們回到最基本的區隔，喜歡台灣的、認同台灣的、愛台灣的人，不能反對公投，反對公投等於是反對台灣。這可能是主觀的想法，但我十分肯定。
在這段文字中，他顯然接受了民進黨對於愛台灣一詞的多樣任意連結，包括將認同問題簡化為中國╱台灣意識的分野，並依此來進行政治對立雙方的切割。在《風和日暖》中作者苦口婆心地說明外省人如何並不等同於毫無台灣認同的統派份子，其目的不就在於解析當時盛行的族群分野與政治意識中的排除成份嗎？如今他同樣堅持是意識而非族群的分界，卻忽略了兩個基本的問題：其一是在執政的民進黨、其支持者甚至以李登輝為言論中心的台聯所持的論述連結形式中（乃至於其後至今的政治宣示中），外省人（「外來政權」、「外省權貴階級」）的身分從未失去連結在「壓迫者」族群中的有效性；其二是對於某個政治事件的不同意見，總是必須連結上同一套論述連結中加以解釋。在這個政治操作中，其中任何概念都已被填入嶄新的意義。尤其對於民主政治而言最重要的「異見」問題，某些人（尤其是那些被指為外省人卻不知其然者）因此被根本奪去發言地位。高格孚之所以能做出上述結論，顯然是並未了解（或不曾強調）其中意義遭受轉換的現象。
曹長青的例子則更為明顯。他在今年的總統大選明白表態支持「綠營」，並堅決認為台灣的「藍營」是中共同路人，意圖結合共產黨反對台灣的民主政治。他在長期的專欄寫作中，明白地將「自由」和「共產」的對抗視為延續至今日的世界政治藍圖。這種忠誠的分野思惟，導致他在專欄中強烈地反對「左翼自由派的奴役」，並認為「西方左派是邪惡的同盟軍」：
…（民主黨）講來講去，無非是左派的傳統理念，要擴大稅收，擴大福利，擴大政府，要實行社會主義那樣的均貧富。而在對外政策上，則主要是攻擊布什政府武力鏟除薩達姆政權的伊拉克戰爭是個錯誤。
…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里為代表的西方左派卻認為，只要伊拉克沒有大眾毀滅性武器，美國就不應該武力倒薩，那裡的人民有沒有自由，是他們自己的事。七月四日克里還在《華盛頓郵報》撰文說，美國不應把戰略目標定為在伊拉克傳播民主自由的價值，而應該把目標定在維持那裡的穩定。布什強調自由，克里強調穩定，哪一個價值更有人性，更承擔人類的道德負責？
這是標準美式保守派的說詞，反對一切左派（其實在美國這個辭彙僅僅代表自由派）的「失敗」的理念，並以其為空泛的「自由」填充意義與價值。他遺忘了民進黨在政治鬥爭的過程中所持有的價值如何接近民主社會主義，相對地體現了在所謂「反恐」戰爭的輿論中民進黨自我遺忘的立場。令人遺憾地，在美國人民正為了「自由」意義的掏空受苦又同時默許對境內境外外國人的加壓立場時，曹長青站出來確立了「綠營」繼承其竄亂「自由」意涵的虛偽邏輯，並在許多不同的場合成為民進黨的重要辯士。這個明確背反民進黨過往理念的分野方式，之所以得與民進黨政權論述共構，一方面凸顯了民進黨在「獨立建國」與「社會正義」理念上的衝突，一方面則可代表在其執政後，兩種勢力如何此消彼長的現勢。
國家主義╱社會運動：兩種彼此背叛的活動
我們都熟知民進黨在取得政權之前，與社運團體在動員與論述上密切合作的歷史。直到今日，當時合作團體所持有的理念，仍然在民進黨的政治宣稱中佔有重要地位。張俊雄在民進黨十八週年黨慶的隔日社論中說：
回顧十八年來民進黨所走過的路，雖然辛苦曲折，但是，我們始終沒有放棄進步的價值。我們所提出的台灣認同、環保理念、性別平等、族群多元、老農年金、勞退制度等等主張，哪一項不是引領台灣社會向前走的重要目標？哪一項不是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
但是在今天，除去老農年金（究竟是何理念？）與台灣認同（在不斷地變質與惡性連結之後如今與一個幻想中的國家主義並存）之外，這些理念已經一個接一個地受到相關社運團體的質疑（僅需提示：環保：蘇花高；性別：同志檢查；族群：外籍勞工╱新娘；勞退制度：請見苦勞網連結）。再看看包括泛紫聯盟、族群平等聯盟、民主行動聯盟、非戰家園、全國教師會、農民大遊行…這些在民進黨執政時出現的社會運動及其團體，何以一再受到上述惡性連結的抹消？從抹消論述的內容而言，自然是屬於族群分野、黨派分際、執政與在野乃至民族主義對抗的基本模式；而從其論述的政治效果而言，則證明民進黨政權在執政後如何選擇（以往曾強烈批判的）虛幻的國家意識卻企圖抹消以往社會正義的信念。
社會運動團體不再與以往的盟友為伍，國家主義也將碎裂以往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合流的幻夢。
無公民的國度，與無運動的社會
民進黨除了推動多元文化政策之外，也要以「公民意識」超越「省籍意識」，並完成這一典範移轉的任務，建構一個「族群多元、國家一體」的台灣命運共同體。
－民進黨〈「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新聞稿〉
如果公民意識可能取代省籍意識，而前者確實是後者在歷史上的下一步，代表著「國家一體」的新時代意義，那麼，我們或許會問：一體的公民，究竟是什麼樣貌？
我們確實疑問著公民權的闕如，但那顯然是在全然不同的脈絡之下。我們質問，國家以什麼理由不停地剝奪各種異議人群的公民權，而不視其為公民國家內具有基本人權的公民？從何時起，國家開始有權理直氣壯地質問公民意識的闕如，進而將其當成某種政治運動的目標所在？這便是當前國家主義中公民意義的錯亂。時至今日，執政的民進黨期待人人「成為公民」，卻沒有發現自己已經開始執掌國家。國家對人民自我要求成為公民的述說，就如此避開了人民對國家應如何對待公民的質疑，進而站在反對公民的國家主義一方。
進一步而言，在人民逐漸向著公民的「變成」中，在新國家主義的幻想程序裡，其過程是否包含著執政當局為了完成新國家而執行的一切手段：包括對待移民新娘╱勞工的監禁手段、包括重新從（資本主義、或資本家代理人的）國家角度思考勞工、包括以單調的中產階級意識整肅性╱別、包括以美麗的休閒建設替代環保思惟、包括指稱政治對手，乃至於前述所有運動者為新國家的敵人，必須從意識上予以清除以完成總體動員的新「公民意識」？人民生來便受賦予國籍，若國家宣稱某些人民不是公民，並設定政治議程以及確認將來「變成」新公民的潔淨，豈非在國家主權範圍內，蓄意製造出各種不潔淨的「非公民」？哪個國家有權宣稱其人民並非其公民，甚且給予這些非公民以嚴厲的檢查與整肅？
更重要的是，所有訴求與國家有關的社會運動訴求者，但若在這個檢查制度中失去作為公民的身分，則國家整肅手段的正當性就將宣判其死刑，國家既無能回應其訴求，便將從根源處刨斷其一切合法性，如此確認一個新公民意義的形成。在最後的圖像中，國家與其揀選和訓練的公民終將站在一起，撇開障礙，完成夢想，向一個不知所終的未來新國家繼續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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