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時候，我們寫文章，必須不斷地給自己喜歡的東西、自己認同的東西，加一個注？那是晚清才開始的。”

不久前，我們一個學生，受老師批評，說他的碩士論文跟我以前的一篇論文比較接近。那個學生辯解說，因為這段話我特別喜歡，而且我也很認同，已經內化為我自己的感覺了，寫作時自然而然就出來了。老師非常憤怒，說這是 “學術不端”，雖還沒到 “抄襲” 的地步，但也很嚴重。

按照現行規定，這學生確實不對，可在古代中國，這很正常。確實是這麼回事。古代中國，讀到喜歡的東西，不妨用自己的語言再表述一遍，甚至直接抄下來。

什麼時候，我們寫文章，必須不斷地給自己喜歡的東西、自己認同的東西，加一個注？那是晚清才開始的。所以，我談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做引文，或者說引文的出現，與整個學術表達的關系。

閱讀 20 世紀前後的著作，最直接的感受，很可能就是引語的內容變了，引語的方式也變了。仔細分析，你對別人的言論是怎麼處理的，怎樣引錄、如何銜接、能否駕馭，諸如此類，都關系重大。

我談一個掌故，大家馬上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幾十年後，馮友蘭回憶他早年在北京大學念書的時候，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剛出版。馮先生說讀這書，有一種震撼，為什麼？你以為是像蔡元培說的，簡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不是的。

馮先生說，最讓他震撼的，是以前我們寫文章都是孔子說什麼，然後一個箋，一個證，再加一個按。而且，為了體現孔子的話最重要，前人的箋證次之，最後才是我個人的小小意見，字體越來越小。胡適整個把它倒過來，最關鍵的，是我個人的想法，下面的證明文字，包括孔子的話，都是用來證實我的見解的。因此，我是大字，孔子是小字。

他說，這一下子把他們給震住了。在他看來，這體現了五四時代以個人為中心、以我為主的思想觀念。我們都知道，上下文之間，舊學新知之間，其實不只是互相論述，這其中的停頓、過渡，隱含了權力，隱含了慾望，也隱含了美感。

當然，我必須做一個小小的補正，馮先生的回憶不太準確。前面說的沒錯，以我為主，孔子的話，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可以自由引用；但字體其實是一樣的，沒有說真的把孔子給變小了。以前孔子字大，我們字小，五四時期改變了，都平等了，大概是當年這沖擊實在太大了，以至幾十年後追憶，就成了我字大、孔子字小。

晚清中國，面對 “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讀書人發現，知識紛至沓來，文本斑駁陸離，如何在自己的論述裡，恰如其分地安置他人的言語，這個工作，遠比明清時要困難得多。

為什麼這麼說？凡是做學問，都得引，不是現在才有的，以前也引。所以，“引經據典” 在傳統中國，在古漢語裡，是一個很重要的修辭方式。

今天我們看元代陳繹曾的《文說》，或者是明代高琦的《文章一貫》，他們提到各種各樣的引。但是這個 “引”，主要是引事、引典，而不是直接引語。所以，今天的引用，和過去的是不太一樣的。過去的引，主要是 “事”；現在的引，主要是 “言”。下面我主要討論這個問題。

引言分為幾種，一種是明引，註明出處；另一種，不註明出處，我們叫暗引；還有，屬於正面表彰的，我們說是正引；反面批駁的，則為反引；再有，完整的引用，是全引；轉述大意的， 我稱為略引。現在，我就把這三組六類的引用略為鋪排，看看現代中國學者是怎麼寫論文的。

先說明引和暗引。傳統中國讀書人，也在思考，也講知識的傳遞和創新，但並不刻意追求。所以，“含英咀華”“述而不作”，在傳統中國，是一種美德。那是因為，古人存在著虛擬的共同信仰，似乎讀書人要做的，就是准確表述往世先賢的思想觀念，並用來解決當下的困惑，這樣就行了，沒必要再推出自己的什麼奇談怪論。知識以及真理，都已經有了，我們的任務，是怎麼樣更好地去理解、融會貫通，並落實在實際行動中。

你會發現，傳統的中國文人，包括很多勤奮的學者，會用筆記的形式，“博采眾長”，把前人各種各樣的佳言妙語，全部抄在自己的書裡面。宋人洪邁，就是這樣撰寫《容齋隨筆》的。

其實，宋元以降筆記，經常互相抄，而且不註明出處。可無論當世，還是後代，一般都不會被斥為 “抄襲”。文論裡確實有一句話，叫 “忌剽竊”，可是請大家注意，“忌剽竊” 指的是詩和文；為了一句好詩的 “著作權”，甚至可以去殺人。反而是學術著作，包括考證性質的筆記，可以互相傳示，互相轉用，互相抄襲。

到了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裡，才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此，說了這麼一句話：“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 希望以後我們引別人的話時，註明出處， 且不要胡亂竄改。

後來，章學誠做了一個補充，這個補充很重要。他說，著作之體，引用古書，襲用成文，不標出處沒問題；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須標明出處。也就是說，說明道理，可以隨便引；但若鉤稽事實，那是不一樣的，誰最先考出來，你必須說清楚。這個區分，他後來加了補充說明，說為了省去大家的麻煩，希望自注出處。

為什麼這麼說？傳統中國人為了文章漂亮，不喜歡注出處。

大家假想，你我都是讀書人，我用的典故，你若不知道，那你就不配讀我的文章。所以，大家看到那些不知道的典故，除非是小人物，你敢去懷疑，如果覺得對方有來頭，不敢隨便追問他 “典出何處”。因為，看不懂，那是你的問題。

舉個例子，宋代的幾部筆記如《石林燕語》《老學庵筆記》《誠齋詩話》等，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梅堯臣做考官的時候，蘇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 卷子裡有這麼幾句話：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

這個說法，考官不知典出何處。梅堯臣跑去問歐陽修，也都不知道。等到揭榜了，問蘇東坡，請問您那個典到底是從何而來的？蘇東坡說：想當然爾，何必要有出處？

這是文人逸事，很好玩。一般情況下，不好隨便追問人家出處在哪兒，顯得自己特沒學問。你我都應該知道的，不知道，那是你的問題。所以，我不注。只是到了清代後期，才強調寫文章要註明出處。這個事情，到了章太炎、梁啟超和夏曾佑，也就是 1900 年以後，才比較正規起來。

即使這樣，中學和西學的書，加注的狀態不一樣。中學的著作，比如談論中國文學、中國哲學的，大體上，1901 年以後就逐漸這麼做了；西學的則沒有。

一個日本學者曾撰文，指責梁啟超 “抄襲”，因為他的文章裡面，有好多是日本人的說法。我承認梁啟超確實大大得益於日本人的著作，但我否定這就是 “抄襲”。因為，如果嚴格追究，晚清介紹西學的，絕大部分都有類似的問題。照這麼說，魯迅也是 “抄襲”，因為《摩羅詩力說》中的很多說法，都是有來源的。

早年介紹西學的，都是把當時讀到的著作轉譯，摘抄，或者重新組織起來。當然，到了 1980 年代以後，就不該再這樣了。今天做西學的，再這樣隨便抄人家的，或者以譯代著，在學界會受到嚴厲批評。

第二個我想談的是正引和反引。正面的引述和反面的引述， 效果有天壤之別，這點，不用多加論證。我只想提醒，引什麼？ 

不難發現，國學中的經典，在不同的時期，容易上下其手；至於西學，則始終被我們作為正面引述的對象。我們的學生寫論文， 引經據典，什麼哈貝馬斯、德裡達，多得很；再接下來引什麼？

古的到王國維、魯迅，今的則海外漢學家，包括鄭培凱先生的著作，張隆溪的我們也引。在座的，如果是大陸出來的，大概都會同意我的觀察：國人寫論文，不大引同輩學者的，更不引下一輩的研究成果。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表面上我們也有很多引文， 但要麼是老人，要麼是死去的，要麼就是遠在天邊。

最後一個問題，關於全引和略引。到底採用全引還是略引， 古人很有講究。宋人《論作文法》有雲：“經據不全兩，史據不全三。” 寫文章的時候，引經別超過兩句，引史不要超過三句。因為引文太多，文章會變得支離破碎。

這跟我們現在整段整段地引，效果很不一樣。整段整段引，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同一篇文章，糅合了三種不同文體，第一種白話，第二種文言，第三種歐化語 —— 自己翻譯的或者別人翻譯的。

你會發現，這樣的文章，讀起來很別扭，或者基本上沒法讀，只能看。這個時候，你就能理解古人為什麼對略引感興趣。這可能是不太尊重前人的 “知識產權”，另一方面也有文章美感方面的考慮。

如何既表達對前輩的敬意，同時完成自身學術建構，還保持文章的完整性，這不容易。這裡只是提出問題，沒有具體的答案。

(作者：陳平原)--文章來源：https://mp.weixin.qq.com/s/shdhsdOBBcIj4z43j8u_Vw